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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乐民之乐忧民之忧

孟子

人物生平

孟子的出生之时距孔子之死（公元前479年）大约百年左右，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

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

孟孙氏衰微后，有一支从鲁迁居到邹国，就是孟子的祖先。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孟子没有讲他的老师的姓名，却是说：

“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

”[2] 其受业于何人，自汉代以来颇有争议，一是认为师从子思，一是师从子上，一是师从子思之门人。

朱熹云：

“私，犹窃也。

淑，善也。

李氏以为方言是也。

人，谓子思之徒也。

”[3] 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

[4] 而且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子思的父亲孔鲤（孔子的儿子）生卒年，鲁缪公（鲁穆公）的在位时间进行推算，孟子受业于子思是难以成立的。

由此看来，孟子师从子思之门人较为妥贴。

关于孟子的父亲更加缺乏资料，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认为孟子“宿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

孟子幼年和孔子一样，在母亲的教育下成长，孟母教子的故事，史书上记载颇多，孟母的言传身教对孟子成为“亚圣”具有巨大的作用。

孟子对孔子备极尊崇，他在《公孙丑上》说：

“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曾经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前后有二十多年。

他游历列国的具体时间，已说不十分准确，只能依据《孟子》一书的记载，说明大体上的时间和情况。

政治主张，但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来尊重，而不是想实现他那一套政治理想。

孟子也看清楚了这一点，便准备回乡。

齐宣王派人告诉孟子：

“我欲中国（国都中）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

”[6] 这实际上是把孟子当作一块招牌，博得尊贤重士的名声。

孟子一生的经历，也很象孔子，过着长期的私人讲学的生活，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

随从的学生最盛的时候，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10] 。

他也是到处受到当权人物的款待。

他到了哪一国，都无所顾忌地批评国君，甚至责备得国君“顾左右而言他”[9] ，而他的政治主张却不被接受。

孟子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

他说：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乐的事。

[11] 孟子的弟子虽没有孔子那么多，但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

他的学说不符合他所周游的那些国家的需要。

于是就回到家乡与万章等人整理《经》、《书经》，阐发孔丘的思想学说，写成《孟子》一书，共七篇。

在他之后，出现了学者邹子等人。

孟子思想

《史记》说孟子有著述七篇传数世，《汉书·艺文志》说有十一篇。

东汉末赵岐说孟子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则十一篇当是在七篇外又加外书四篇。

赵岐认为外书四篇内容肤浅，与内篇不合，当是后人所作。

流传至今的《孟子》，即赵岐所说的内篇。

全书虽非孟子手笔，但为孟子弟子所记，皆为孟子言行无疑。

从书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论和思想：

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

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

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

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

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

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

”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

强调发展农业，体恤民众，关注民生，他在《寡人之于国也》中说：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13] 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

至于像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

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在价值观方面，他强调舍身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强调要以“礼义”来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能为优越的物质条件而放弃礼义，“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民本思想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

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

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

到南宋的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仁政学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

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

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说：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

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

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

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

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

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

孟子说：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

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

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仁，据孟子解释，就是“人心”。

怎样才算是仁呢？

根据《孟子》一书可以概括为：

第一、亲民。

孟子主张统治者要“与百姓同之”，“与民同乐”。

第二、用贤良。

“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

”（《滕文公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

”（《公孙丑》上）“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明其政刑。

”第三、尊人权。

孟子公开宣扬“民为贵”、“君为轻”的口号，提倡在一定的范围调和统治者和劳动人民的关系。

第四、同情心。

要求统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办法来治民。

认为这样做便能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从而达到“无敌于天下”。

第五、杀无道之者，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

孟子要求对一切残民以逞的暴君污吏进行严正的谴责，力图把现实的社会发展到“保民而王”的政治轨道上来。

孟子以“仁政”为根本的出发点，创立了一套以“井田”为模式的理想经济方案。

提倡“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等主张。

要求封建国家在征收赋税的同时，必须注意生产，发展生产，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样财政收入才有充足的来源。

这种思想，是应该肯定的。

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孟子还提出重农而不抑商理论，改进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这种经济观念在当时是进步的。

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对后世确立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的治国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及指导意义。

易子而教

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他们都把全民教育当作实行仁政的手段和目的。

一方面，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滕文公章句上）加强学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当政者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

”（离娄章句上）以榜样的力量，教化百姓。

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明人伦”，以建立一个“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章句上）的和谐融洽的有人伦秩序的理想社会。

孟子一贯以孔子的正统的继承者自居，他的教育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

他不仅授徒讲学，培养出了乐正子、公孙丑、万章等优秀的学生，还与弟子一起著书立说，著《孟子》七篇，留给后世。

犹如绵绵春雨，普降于漫漫的历史文化中。

对教育方法的改进，孟子很推崇“易子而教”的传统教育方法。

当他的得意门生公孙丑询问有的君子为何不亲自教育自己的儿子时，孟子回答道：

“势不行也。

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

继之以怒，则反夷矣。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

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离娄章句上）父子之间由于感情深厚，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往往不严，对于儿子的一些错误和毛病也因为溺爱和骄惯而放任，从而使正确的教育难以为继。

所以，“父子之间不责善”，易子让别人来教育，既能从严要求，也能保持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伤害感情。

道德伦理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

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

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

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

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

孟子所说的“仁义”，是有阶级性的，是建筑在封建等级社会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他反对统治者对庶民的剥削，反对国与国和家与家的战争。

仁是一个古老的政治思想范畴。

《说文》解释仁字：

“仁亲也。

从人二。

”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含义也不断有所衍变。

孔子论仁，则给予了更多的充实和发挥。

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理想：

孔子在多种意义上运用仁的概念，反映了孔子学说的理论上还不够完整而严谨。

孟子也最重仁。

孟子对于孔子仁的思想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由此而生仁义礼智四德，其中心点是为仁。

还进一步论述仁义礼智四者的关系，第二，在关于仁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学说。

孟子以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梁惠王》上），还具体地提出了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具

体的仁政措施。

性善论

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的思想。

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

他说：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

圣人与我同类者。

”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

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法先王

法先王就是以先王的道德标准为规范。

推崇尧舜之道。

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法后王就是以后世君王的做法为规范，比较讲究实际，不泥古。

荀子虽然也是儒家代表人物，但它具有一定的法家思想。

在这一点上，比孔孟进步。

荀子所谓的“后王”既不同于其所谓“先王”，也异于孟子所谓的“先王”，学术界一般把荀子的历史思想概括为“法后王”，使之与孟子的“法先王”相对立。

其实，荀子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不仅“法后王”，而且也“法先王”，是后王先王并法重者。

“先王”观念的形成以历史人物为摹本，凝聚了历史人物的一切智慧和才能，不是在现实层次上而是在理想层次上进行的，这是理解荀子先王特点的关键所在。

荀子所谓“后王”，是对当时理想人君的理想化描述，在“后王”身上，凝聚了新时代发展的一切要求，“后王”成为礼法、王霸、义利……等品质的表征，荀子的“后王”与“先王”一样，也是在理想层次上而非现实层次上来表述的。

与先王相比，荀子更注重“后王”所表征的价值和意义，荀子汲取先秦诸子的合理成分，适应了社会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义利并重，王霸兼施，礼法兼尊等一系列主张，较之孔孟儒家，商韩法家，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而“后王”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正是义利、王霸，礼法等思想的综合体现，“法后王”象征着历史的进步，荀子正是通过“法后王”来阐明自己进步的历史观。

哲学思想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

他说：

“诚者，天之道也。

”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

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孟子的思想是复杂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义的成分居多：

《孟子》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认识论的见解，包含着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

在《孟子》中有云：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许多知能必须经历困难，经过挫折、失败，不断取得教训，受到锻炼，然后才能得之。

客观世界有其自己的规律，是人所不能违反的。

孟子明确地看到，一切事物发展和变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进程。

他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作为比喻：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

“今日病矣！

予助苗长矣！

”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

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公孙丑》）上）

认识论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

最重要的一环在于掌握客观规律。

孟子拿夏禹治水，根据水势就下、可导而不可遏的规律，来说明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须如此。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

肯定在进行教育时，必须采取因人而异的多种方法。

而且，对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发展。

认为教育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使学生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

孟子所倡导的学习方法和教育方法是中国古代教育学的结晶，对我们今天的学习和教育仍然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孟子的天道认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间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兴衰存亡、富贵穷达，均是由天命所定。

人对于天必须百依百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

他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对立面，否认人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

此外，孟子还非常重视修养。

在心性修养方面，孟子从“性善论”这一根本思想出发，认为实行“仁政”的最重要的动力，完全仰仗于君子大发“仁心”。

这种“良知”、“良能”，“操之所存，舍之所亡”，贵在一个“养”字。

孟子以子思的“思诚之道”为依据，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等观点，从而形成了一套含有主观唯心主义成分的思想体系。

性善论

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相对（梁启超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了教育的必要性）。

“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告子上》）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尽心上》）

孟子的性善论只说性善，南宋朱熹补充为“人之初，性本善”，明代王阳明继承并发展出“良知学说”，当代学者傅佩荣提出“性向善”。

孟子以“性善论”作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认为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的要求源于人的本性本心，有伦理学意义，同时“性善论”认为通过学习人人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君子，又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的教育意义。

《孟子》一书不仅是儒家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我国古代极富特色的散文专集。

其文气势充沛，感情洋溢，逻辑严密；既滔滔雄辩，又从容不迫。

用形象化的事物与语言，说明了复杂的道理。

对后世散文家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影响很大。

《鱼我所欲也》出自《孟子·告子上》，作者很可能是孟子。

《鱼我所欲也》是孟子以他的性善论为依据，对人的生死观进行深入讨论的一篇代表作。

强调“正义”比“生命”更重要，主张舍生取义。

孟子性善，自认为“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就应该保持善良的本性，加强平时的修养及教育，不做有悖礼仪的事。

孟子对这一思想，认为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修养的精华，影响深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