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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在中国著名抗战照片拍摄故事
卡帕在中国:
著名抗战照片拍摄故事
文|南无哀摘编自《东方照相记:
近代以来西方重要摄影家在中国》,三联书店2016年1月,本文经出版社授权转载,转载请联系原出处。
1卡帕与塔罗:
西班牙战场上的生死恋
罗伯特·卡帕(1913—1954,匈牙利裔美国人)与伊文斯(1898—1989)是1937年4月在采访西班牙内战时认识的。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伊文斯正应邀在美国讲学和拍摄,与海明威等美国知识界一些同情共和军的知名人士集资创立了“今日历史电影公司”(后改名为“当代历史电影公司”)。
而本身就有左翼倾向的卡帕也三次来西班牙采访,与伊文斯、海明威等人成为朋友,并因拍摄了《共和军战士之死》一举成名,被英国《图片邮报》誉为“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家”。
共和军女战士在巴塞罗那海边训练,1936年8月。
摄影:
格尔达·塔罗(GerdaTaro).InternationalCenterofPhotography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中旬,在巴黎的卡帕打电话给正在采访西班牙内战的女友格尔达·塔罗(1910—1938),说自己正在说服时代公司巴黎办事处主任罗氏蒙派自己去中国,为《时代的步伐》系列纪录片和新创办的《生活》(Life)杂志拍照,并邀请她一起前往中国。
塔罗很高兴地说自己愿意同去。
格尔达·塔罗(左)和罗伯特·卡帕在巴黎,1936年初。
摄影:
弗雷德·斯坦因(FredStein)7月25日,卡帕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罗氏蒙同意派他作为《生活》的摄影记者前往中国,他高兴地喝了一瓶威士忌;但同日传来的坏消息将他彻底击倒:
塔罗在战场上随共和军战士一起撤退时,被坦克撞伤,不治而死。
塔罗死后,卡帕“在独处中寻找安慰,喝很多酒,把自己锁在工作室里,一连两个星期不出来,吃得很少,完全被一种未亡人的内疚心理打垮了。
为什么是她?
为什么不是他?
”与卡帕交情深厚的海明威曾说:
“卡帕从来都没有从失去她的痛苦中恢复过来,这也许是他不想对其他任何女人做出任何承诺的根本原因。
”
2“保卫中国的战士”登上《生活》杂志封面
1938年1月21日,卡帕与约翰·费恩霍特(JohnFernhout)从法国马赛上船,前往中国。
这两位在船上非常闹,玩笑不断,这让严肃惯了的英国人很看不惯,说“他们俩的生活和灵魂是属于二等舱的”。
2月16日,卡帕和费恩霍特到达香港,伊文斯则从美国出发,经过檀香山到香港与他们会合。
在香港,他们与埃德加·斯诺一起拜访了宋庆龄女士,然后一起到达汉口。
此时,上海、南京已先后陷落,武汉成为中国抗战的指挥中心,也是各国记者的会聚之地,而与国外记者周旋的,正是有着美国教育背景、长于社交的中华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
卡帕是《生活》杂志的特派记者——宋美龄很清楚这本杂志的老板亨利·卢斯在美国的影响,并意识到这部片子完成后将在美国产生的重要影响。
因此她要亲自安排——也就是控制——摄制组的行程和拍摄内容,那些不能为蒋介石赢得支持的内容——特别是八路军、延安和毛泽东,绝不能让伊文斯们摄入镜头的。
宋美龄的重视极大地限制了伊文斯和卡帕的拍摄。
但聪明的卡帕没有浪费时间,他找一切借口走上街头,进入中国百姓的生活场景,记录了面对强敌,中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绝不屈服、战斗到底的民心和勇气。
1938年3月12日,武汉各界举行集会,纪念孙中山去世13周年,市民手举小旗在街头游行,士兵举手宣誓,表明坚决抗日的决心;民间机构募集旧衣服,在街头发给贫困孩子……卡帕还把学生演出街头剧宣传抗日的情景拍成一组图片故事,发表在1938年5月16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上;他拍摄的一名头戴钢盔、年龄只有十几岁的娃娃兵的特写照片,被用为该期《生活》杂志的封面,图片说明是:
“保卫中国的战士”——这张封面照片和这样的图片说明,不难让人联想到,《生活》杂志几个月前的封面照片正是一名年轻的日本兵。
同时,卡帕拍摄的蒋介石的照片也不断在西方发表,从不同侧面强调了蒋介石在组织抗战中的核心地位,正符合宋美龄之意。
1938年5月16日,《生活》杂志的封面“保卫中国的战士”;该封面上的士兵系卡帕在汉口拍摄
3在台儿庄见证勇敢
卡帕能拍摄这场战役并不容易:
一开始,宋美龄并不同意他们奔赴台儿庄前线,卡帕和伊文斯动员了多名美国演员做说客,他们的请求才得到批准。
4月3日早晨,卡帕乘火车到徐州,这时台儿庄战役正进入决战阶段。
在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中,可以看到李宗仁斜着身子对着地图给伊文斯介绍战斗部署的情况,拍下这些镜头的正是卡帕。
4月4日,中国军队的反击战即将打响,但卡帕们却接到通知:
不许到步兵战斗的前沿拍摄,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有人能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卡帕只好留在后面拍摄炮兵阵地,他们拍摄了一个用高粱秸伪装起来的炮位,卡帕通过炮兵的瞄准镜,看到了四英里外的日军阵地。
为了让他们拍到战斗场面,陪同他们的军官命令炮手瞄准一个日军观察点,打了12发炮弹,将这个观察哨摧毁。
可惜的是距离太远,卡帕没能拍摄到日军观察哨被摧毁的瞬间。
陪同他们的一位将军虽然允许他们拍摄炮兵,却强调为了保密的原因,不允许他们拍摄大炮的特写镜头,这让卡帕很郁闷。
伊文斯写道:
“监察官许(音译)将军郑重其事地说,禁止拍摄大炮的特写镜头,而这简直毫无意义,因为那是一种德国火炮,是1933年制造的,谁都知道这种火炮。
”而从这位将军那里,卡帕也学会了一句中国话:
不要看。
由此可以想出,卡帕在台儿庄的拍摄像在汉口一样,受到许多限制。
4月7日晨,台儿庄战役结束。
虽然卡帕没能拍到中国军人与日军巷战肉搏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但他没有放过战后的场面和各种细节。
从指挥所进入台儿庄的路上,他拍摄了在台儿庄城头上站岗的中国士兵和士兵身边飘扬的军旗,城墙下阵亡的士兵,运送伤员的民工,倒毙在村边的平民,在炮火中被击伤或因过度惊吓而死去的马和鸡。
一名老妇在被炸得只剩下一盘石磨的院子里寻找最后一点可用之物;神庙的屋顶被炮火整个掀掉,椽子散落在神像周围……原先大运河边那个可经商、可水运、渔农兼作、房舍整洁的台儿庄,已是一片废墟。
他还拍摄了前来慰问士兵的学生,穿上缴获的日军军服和头盔,在残垣碎瓦中拍摄纪念照。
卡帕关于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大捷的报道,发表在1938年5月23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上;从编者为报道所写的按语,可以看出卡帕的照片正如这场战役的结果一样,使《生活》杂志的老板亨利·卢斯——一位出生于中国山东省的美国人——非常高兴。
“一次胜利使台儿庄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按语说,“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战役结束后,中国军队缴获了日军九辆坦克,伊文斯、卡帕和费恩霍特在缴获的坦克上拍了合影。
卡帕还坐在坦克上,手里捏着那台康泰克斯相机,用仰拍的角度拍了一张留念照,这张照片成为他最有名的工作照之一。
卡帕坐在俘获的日军坦克上,台儿庄,1938年4月。
摄影:
佚名
4遭遇“4·29武汉大空战”
1938年“4·29武汉大空战”,汉口市民在观望战况。
摄影:
罗伯特·卡帕(RobertCapa/Magnum/IC)4月29日,伊文斯带领费恩霍特去西安,为准备从那儿转道去延安做准备。
卡帕则在两天后去西安与他们会合。
这无意中晚出发的两天,使卡帕目击了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4·29武汉大空战”。
1938年,中国空军与日本空军在武汉上空进行了多次空战,其中尤以4月29日规模最大。
这里有一个背景:
抗战爆发后,由于空军损失殆尽,中国开始寻找外援,当时由于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美国不肯给予帮助。
1937年8月2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提供飞机和飞行员,帮助中国军队重建了空军。
作为抗战的指挥中心,当时中国空军主力部署在武汉周围。
4月29日,正是日本天皇的生日,在日本是天长节,为向天皇献礼,下午两点三十分,也就是伊文斯的火车离站几个小时之后,日军12架战斗机护送36架轰炸机偷袭武汉三镇。
有趣的是,早在4月20日,中国军队在俘获的一名日军飞行员身上掌握了这一情报,做了充分准备。
中苏空军出动战机64架,在近30分钟的战斗中,共击落日机21架,击毙日军飞行人员50人、俘虏两人,中苏空军损失飞机12架,取得巨大胜利。
日军每次空袭后留下的大火、废墟和死亡是他拍摄的重点,一个著名画面是:
汉口空袭过后,一名妇女悲痛欲绝地把头深深埋在两膝之间,身后是被炸得只剩下几根木片的家—这已是卡帕在中国最常见到的景象。
8月,卡帕拍摄了日军对汉口的另一次空袭,报道发表在10月17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上,卡帕写下这样的图片说明:
“作为中国撤退政府的首府汉口,其贫民窟里火焰万丈,日军飞机轰炸后,到处滚滚浓烟……一名穿蓝衬衫的女苦力一脸悲伤,无望地守护着家中的杂物,而正午的汉口正在炽热的空气中燃烧。
”5月初,卡帕到西安与伊文斯会合,准备一起去延安。
到延安采访共产党和八路军,拍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是伊文斯此行的重要目的。
在从美国飞往檀香山的飞机上,他一直在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
伊文斯认为,在他的纪录片中,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和八路军的形象,那么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就不完整。
但宋美龄打来电报进行了阻拦。
当时国共正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从大局考虑,也劝阻了卡帕和伊文斯。
此行虽使伊文斯和周恩来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友谊,但与延安失之交臂却给卡帕留下了终身遗憾。
5一个“卐”字符
1938年6月28日早上9点30分,卡帕接到通知,邀请他和其他外国记者采访蒋介石主持的国民政府研究武汉会战的最高军事会议。
这是宋美龄策划的一次成功的媒体秀,因为蒋介石主持的最高军事会议一向不对媒体公开,所以这第一次公开就引起了记者们的巨大兴趣,结果便是卡帕拍摄的蒋介石主持军事会议讨论武汉会战的照片,再次作为中国抗战的重要新闻在西方抢了不少版面。
卡帕(左三)和伊文斯的摄制组在汉口街头,1938年
伊文斯摄制组在汉口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左一为卡帕,左二为费恩霍特,左三为伊文斯,左五为美国女演员路易斯·瑞娜,右二为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这次会议还有一个特殊之处:
它是1931年以来,蒋介石主持的第一次没有德国军事顾问参加的军事会议。
蒋介石掌权之后,与德国的关系十分密切。
在世界军事史上,德军是第一支设立总参谋部的军队,对提高军队的综合素质和作战能力起了重要作用。
1931年,蒋开始正式聘请德国军事顾问;抗战开始后,蒋身边的德国军事顾问多达三十余名,是当时即将展开的武汉会战的主要智囊。
各国输入中国的武器中,德国在品种和数量上都占第一位,大到坦克,小到子弹,细到电缆,几乎包括陆军武器装备的各方面,其总数约占全部输入军火的80%以上。
此举引起了日本的强烈抗议。
1938年初,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罗马和东京多次会谈,酝酿成立三国同盟。
4月,希特勒宣布停止对华军售,此后德国军事顾问回国提到了正式日程。
这些顾问中有四名是犹太人,当时由于希特勒的反犹政策,这四位犹太人曾试图留在中国,但最终未能如愿。
7月5日,汉口,德国军事顾问搭乘火车前往香港,黯然回国。
卡帕完整记录了这一场面,并突出了德国人乘坐的火车车厢顶部那十分惹眼的纳粹标志—“卐”字符(以免日军飞机误炸)。
通过这个符号,卡帕的照片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西方战场和东方战场联系起来,从中可看出当时东西方法西斯既勾结又斗争的一面。
6“汉口最后的留守人”
7月份的武汉,进入了一年中最难熬的酷暑季节。
但酷暑挡不住外国记者采访武汉会战的热情,当时聚集武汉的外国记者多达40名,除了上面提到的卡帕、伊文斯、斯蒂尔、伯萨德等人之外,还有报道过1927年大革命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刚刚访问过延安的史沫特莱,《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伦敦新闻纪事》记者阿特丽,她后来出版了《扬子前线》一书……采访之余,他们经常聚集在合众社设在路德教会的办公室里喝酒聊天、赌钱玩牌,并戏谑地自称“汉口最后的留守人”。
7月21日,伊文斯决定离开汉口前往广州,在那儿补充拍摄遭到严重轰炸的城市,然后取道香港回纽约。
就在他们离开汉口之前,没能去延安拍摄八路军的卡帕和伊文斯,造访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拍摄了周恩来主持的一次军事会议,卡帕拍摄到了他在中国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那张周恩来倚门而立的照片。
当时周恩来推门进来,他没有立即走到桌子边坐下,而是在反手将门带上时在门边略微停顿了一下,似乎心事重重,倚门而思。
卡帕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瞬间:
周恩来清瘦的面容,一脸的忧思,坚毅的眼神;这样的神态与门后贴着的马克思像和墙上写有“举国团结争取第三期抗战胜利!
”的条幅相映衬,有力地衬托出这位中共杰出领导人在国家存亡关头肩负促进国共合作的重任,以身赴难、忧国忧民的大境界,是一幅将时代精神完美融入人物形象的杰出作品。
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1938年
到广州后,为拍摄到日军飞机轰炸的情形,卡帕和伊文斯爬到当时广州最高的建筑—一座14层楼的楼顶,等待日军飞机的到来。
这样做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一般情况下,最高建筑往往是空袭的首要攻击目标。
但这次他们却在一个危险的时间站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日军已经选定这座最高建筑作为进入广州后的司令部所在地,专门通知日军飞行员轰炸时避开这座高楼。
广州的拍摄结束后,伊文斯和费恩霍特前往香港,从那儿回美国剪辑电影,而卡帕则重新回到汉口。
伊文斯可以回去了,因为他的电影拍完了;但卡帕知道自己的计划还远远没有完成:
他的中国之行一直缺少一个高潮—而现在,这个高潮似乎正在逼近。
卡帕就是卡帕。
他不仅生着一双西班牙猎狗般好使的眼睛,还有着超乎一般优秀记者的直觉。
就在他们离开汉口的次日,7月22日,中国军队与日军的武汉会战开始了。
卡帕像其他在武汉采访的外国记者一样,通过种种渠道对此有所了解。
他们预计,武汉会战将在9月份结束,武汉最迟将在9月底陷落。
如果能拍摄到武汉保卫战的最后一场战役,拍摄到武汉大撤退或日军攻克武汉的照片—当时的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大的新闻吗?
因此卡帕制订了自己的拍摄计划:
回到汉口,首先拍摄中日军队会战,然后去延安,然后再回到汉口拍摄中日军队的决战或国民政府汉口大撤退或日军进入武汉,然后去香港,从那儿返回巴黎。
事情虽然每每恰如卡帕所料,但武汉会战的进程却出其意料之外。
从7月下旬到整个9月,武汉会战在地面上处于拉锯状态,日军空袭又总是遭到中苏两国空军的无畏抗击,武汉在战火中巍然屹立。
而这时,西班牙战场却突生变故。
9月下旬,卡帕决定回西班牙采访共和军与佛朗哥军队的“悲情一战”,这才匆匆离开武汉,永远离开了中国。
1954年,卡帕应邀到日本,开始使用富士彩色胶卷;当年5月25日,他在越南战场随美军行动时触雷身亡,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就是彩照。
但遗憾的是,现在人们从《生活》上看到卡帕在中国拍摄的这四张彩照,却不知道它们保存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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