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凌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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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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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研究
杨凌示范区农业科技示范
推广模式研究
高翔 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目录
1研究背景1
1.1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历史回顾1
1.1.1发展现状1
1.1.2我国农业推广体制的特点3
1.1.3存在问题4
1.2立题依据8
1.2.1客观情况8
1.2.2现实需求8
1.2.3发展需要9
1.3研究必要性9
1.3.1农业推广体制改革的需要9
1.3.2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10
1.3.3发挥杨凌科教优势的需要10
1.3.4坚持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方向的需要11
1.4研究意义11
2研究思路与方法12
2.1研究思路12
2.2研究方法13
3国外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推广模式与借鉴14
3.1国外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类型及例证14
3.1.1国外农业推广体制类型14
3.1.2国外农业推广体制例证15
3.2国外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类型18
3.2.1一般推广方式18
3.2.2培训和访问推广方式18
3.2.3大学推广模式19
3.2.4产品专业化推广方式19
3.2.5参与推广方式19
3.2.6农作系统开发推广方式20
3.2.7费用共担方式20
3.2.8项目推广方式20
3.3国外农业科技推广的资金来源21
3.4国外农业推广体制对我国及杨凌的借鉴22
3.4.1加大政府对农业科技推广的支持力度22
3.4.2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22
3.4.3发挥科教单位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作用23
3.4.4建立以国家投入为主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23
4杨凌农业科技示范推广能力分析25
4.1杨凌科技推广优势分析25
4.1.1区位优势明显25
4.1.2农科教结合紧密25
4.1.3学校与示范区高度融合26
4.1.4示范网络健全26
4.1.5示范基地特色鲜明26
4.2杨凌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类型27
4.2.1政府支持型27
4.2.2大学示范型27
4.2.3企业带动型28
4.2.4协会组织型28
4.3杨凌科技推广模式典例分析29
4.3.1农业专家大院29
4.3.2杨凌“金坤模式”35
4.3.3农村经济合作组织36
4.3.4专家大院、杨凌金坤模式、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模式分析39
5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的创建41
5.1基本思路41
5.2模式框架42
5.3主要任务42
5.4拟建方案44
5.4.1总体目标44
5.4.2实施内容45
5.4.3推广方式46
5.5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47
5.5.1管理体制47
5.5.2运行机制47
5.5.3经费保障机制48
5.6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的特点49
5.6.1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49
5.6.2加快了信息交流和知识更新50
5.6.3加强了与市场的结合50
5.6.4提高了科技成果转化速度50
5.6.5补充和完善了现有推广体系50
6建议51
6.1加强校区合作,为推广模式创建提供组织保障51
6.2建立坚实的农业科技创新基础,为推广模式创建提供技术保障51
6.3建立以国家投入为主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为推广模式创建提供经费保障51
6.4建立精干高效的科技推广队伍,为推广模式创建提供人才保障52
7结论52
附件54
杨凌示范区农业科技示范推广模式研究
(讨论稿)
1研究背景
1.1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历史回顾
1.1.1发展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业推广工作源远流长。
神农时期、秦汉时期、康熙时期、民国时期、建国后等不同时期,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推广方式、推广行为。
我国原始农业阶段的教稼相传开创于神农时代,兴起于尧舜时代的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逐步形成行政推广体制。
大约在3000年前的周代,就开始有了官办的劝农组织和官员,并且有了初步的分工。
周王朝时以教育、督导与行政管理、诏令相结合的教稼方式逐渐趋于稳定。
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述:
周代官制中主管农业的是“地官司徒”,其职责为“辩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
司徒下还设有“司稼”,分管谷类农作物;“遂人”,分管土地分类利用;“草人”,分管粪种、施肥;“稻人”,分管水泽地种谷;“场人”,分管瓜果、园艺。
秦、汉时期,由于农业发展的需要,开始从中央到地方设置劝农官的制度。
秦朝的“治粟内史”、汉朝的“大农令”都是朝廷管理农业生产和农业推广的官员;地方政府也设有名称不同的劝农官。
以后,这种官办的农业推广制度——劝农官制度,历代沿袭下来。
这种推广制度,提倡“教稼”、“课桑”、“劝导”和“督导”,既强调教育在农业推广中的作用,又用农业行政机构来推行劝农政策,体现了教育和行政措施相结合的农业推广特点。
典型的代表人物如汉代的赵过,推广“新田器”,改“缦田”(满地撒播)为“代田法”(宽幅条播、轮作),创造了试验、示范、培训和推广的成功经验。
清康熙时期,我国的农业试验示范已形成了一定的科学程序。
1715年,清圣祖康熙将亲手选育的御稻良种赐给苏州织造李煦,令其在江南试种双季稻。
李煦经过八年时间,推广“御稻”,创造了一套比较科学、完整的试验、示范、繁育、推广过程。
1909年清政府制定了推广农林简章22条,规定设农事学堂、农村讲习所、农事试验场等。
辛亥革命后,1912年国家设立农林部,全国建立20多所试验农场,开展农业技术示范工作。
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公布了《农业推广规程》,并设立直辖试验区。
但由于战乱,民不聊生,农业推广工作发展缓慢。
我国农业推广工作真正受到政府重视,形成推广体系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高涨,给推广事业带来新的活力。
1952年,农业部制定了1953年《农业技术推广方案》,1955年颁布了《关于农业技术推广方案工作的指示》,使我国地方农业推广机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有了保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业推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性转变时期。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农业推广体系已全部建立起来。
1993年7月2日正式颁布《农业技术推广法》,标志着我国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走上了依法管理的轨道,农业推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纵观建国后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组织体制主要经历了四次变化:
第一次,1952—1954年,以县繁殖农场为中心,互助组为基础,劳模、技术员为骨干组成的技术推广网络组织体制。
第二次,1955—1965年,以区农技站为主体的组织体制。
第三次,1966—1978年,以“四级农科网”为主体的组织体制。
1969年湖南省华容县创办了县办农科所、公社办农科站、生产大队办农科队、生产队办农科组的试验,1972年得到农林部肯定,决定在全国推广。
“四级农科网”在我国农业推广方面到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四次,1979年以后,是以县农技中心为龙头,以乡、镇农技站为纽带的国家、省、地(市)、县(区)、乡五级农技推广组织体制。
我国目前的推广组织体制基本上是五级农技推广组织,如下图。
1.1.2我国农业推广体制的特点
我国现行的农业推广体制是以政府农业推广机构为主体的五级农业推广体制,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农业推广体制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1)政府直接领导下的农业推广。
政府除了制定有关农业推广发展政策外,还直接负责制定农业推广项目计划,并组织实施,对国家农业推广机构的人、财、物进行管理,国家财政是农业推广经费的主要来源和依靠。
(2)农业推广属狭义的农业技术推广。
一般是指通过试验、示范、培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等,把农业技术普及应用于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活动,注意实用技术的应用推广,忽视了农民整体文化素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3)组织管理上具有双重性。
各级农业推广机构既受同级农业行政部门的直接领导,同时又受上级推广机构的业务指导。
而且由于行政部门的直接领导权远大于推广机构上级的业务指导权,使得农技推广机构系统的组织领导功能较弱。
农技推广部门的工作较多的是围绕农业行政部门的工作来开展,为行政领导部门负责。
(4)以国家农业推广机构为主,多部门协作的农业推广。
在我国,乡以上农业广机构属国家推广机构。
该机构比较健全,推广人员多,是农业技术推广的主力军。
除此以外,科研、教学、科委、科协、生产资料和一些以服务为主的群众性组织也从事有关的农业推广工作。
因此,我国的推广也是一个多部门协作的农业推广。
1.1.3存在问题
我国现行的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是在20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产生的,为我国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这种农业推广体制的组织结构、运行方式皆是按计划经济的要求设计和运行的,在市场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弊端。
这种体制以政府农业推广机构为主体,实行垂直管理,能较好地执行国家农业总体发展计划。
但机制缺乏活力,机关行政作风过于浓厚,最突出的问题是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科研、教育、推广衔接不紧密。
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研、教育、推广严重脱节
农业科研创造知识,出成果;农业教育传授知识,出人才;农业推广应用知识,出效益。
三者互为因果,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在农业科技系统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只有把三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各自的作用。
目前,我国的农业推广与农业科研、农业教育部门分属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各自独立,自成体系,只有工作上的相互协作,没有机制上的内在联系,相互间协调困难,导致“三农”结合基本上还是低水平的、松散的、随意性的,削弱了教育、科研、推广三者相辅相成的整体功能。
(2)农业科技推广投资机制不健全,供给渠道单一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推广是国家出钱,农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进行研究与开发,农业企业、社会、农民无偿或低偿使用和受益。
这就使得投资渠道单一,总量不足。
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一路下滑:
1980年为0.27%,1985年为0.17%,1990年为0.12%,而世界银行建议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科研经费应占农业总产值的1%~2%,且推广经费应高于科研经费。
目前我国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值不到0.25%,而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达到0.62%,低收入国家也达0.44%。
从推广经费占国内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看,世界上发达国家为5%,平均水平1%,我国目前仅占0.2%,差距相当大。
即使如此,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乡镇政府在机构改革中,还大幅度削减推广事业经费,即所谓的“抽血”、“断奶”,造成相当一部分基层农技推广组织出现“线断、网破、人散”的局面,农业推广投资减少的直接后果就是人才流失,农技人员从事推广时间减少,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受到较大的破坏。
(3)管理体系不顺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推广体制属于官办形式,这种推广体系有利于开展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科技成果项目的推广,符合我国国情。
但是,建国50年推广工作的实践证明,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方面。
主要体现在推广工作受政府机构变动的影响较大,官僚主义、行政干预现象时有发生,推广人员兼职与推广无关的事情,影响推广工作的开展。
目前,推广工作存在按专业分化的趋势。
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体系,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机构重复,力量分散,组织创新滞后。
虽然政府部门要求县以下农技推广各机构如技术推广、植保、土肥等机构结合起来统一领导,分工合作,但是,其内部仍存在“统”与“独”的矛盾,一些地方还很突出。
其结果是推广工作不能形成完整和谐态势。
各项技术难以综合用于生产。
不能形成强大的合力,推广效果大大折扣,人财物浪费不可避免。
乡镇农业科技推广单位受乡镇政府和县农业局的双重领导,工作中推广人员感到无所适从,很难专心致志从事本职工作。
更有甚者,一些乡镇领导从本单位利益出发,不顾大局,抽调农业推广人员做与本职工作无关的其它事务;或将农技推广单位的财产、场地强行征用,使推广工作无法进行。
(4)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
资源配置没有围绕国际公认的黄金分割率的比例,即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开发性研究为14:
24:
62进行资源的动态配置。
在发达国家,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产业化,投资的比例是1:
10:
100,而我国为1:
0.7:
100﹡,用于技术开发的资金明显不足,而技术开发则是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关键,我国农业科技开发投资也大抵如此。
此外,推广重点过分偏向农业产中技术指导,而产前、产后和加工技术指导薄弱。
(5)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30~40%,其中形成规模不到20%,而一些发达国家达到了70~80%。
受体制上的约束,一方面我国农业科研机构属于国家事业单位,在体制方面与农民没有必然联系,因此许多农业科研项目并不是农业发展所急需的,从文献中找研究课题的现象比较普遍。
另一方面,一家一户的农业无力支持科研人员研究农业急需的课题,也无力将最新农业科研成果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中。
(6)推广队伍不稳,知识结构老化
搞好农业科技推广,人才是关键。
由于推广人员工作艰苦,尤其基层工作人员待遇低,基本生活、工作条件差,难以保证维持正常生活,造成人心涣散,跳槽或改行现象时有发生。
基层推广人员知识结构相对专一、老化,缺少培训、进修、提高的机会,很难适应当今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对推广工作的要求。
有资料显示,到1997年底,我国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机构16.6万多个。
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定编人数75.3万名,实有在编人数69.8万名。
一般认为,推广人员年减员4%(自然减员和离开推广工作)较为合理,在农业发展较快的1988年前后,我国的推广人员年减员达8%,目前的形势更不容乐观。
以陕西省农技推广总站为例,1995年总数为25人,到1999年,已调离8人。
另据调查,在乡镇基层农技人员中,年龄在50岁以上,35岁以下的占82%,35到50岁的仅占18%,年龄结构的“断层”,导致了知识结构的“断层”。
而在这些人员中,大部分是属于产中服务型人才,缺乏综合性、多学科方面的知识,对许多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边缘学科更是缺乏了解,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1.2立题依据
1.2.1客观情况
我国现行的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产生的,其思维方式、组织结构、运行方式都是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设计和运行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在市场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和新的挑战,必须随着体制转轨而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创新。
1.2.2现实需求
农业发展新阶段,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科技成为农民增收的决定性因素,产业发展对科技的需要越来越突出,农民对科技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业推广体制已不适应新阶段农业发展的需要和新成果快速向广大农村传播的需要。
如何建立一种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促进农业科技入户,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成为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
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纲要》明确指出,建立推广队伍多元化、推广行为社会化、推广形式多样化的多元化推广体系是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1.2.3发展需要
杨凌是全国唯一的农业产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其主要任务是产业发展和科技示范。
进行科技推广体制创新是实现杨凌自身发展和完成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的内在要求,是实现杨凌示范区“二次创业”由“外力拉动型”向“自我发展型”转变的发展需要。
依托杨凌的科教优势,充分发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技、人才和信息资源优势,探索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是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方面的探索性工作,是对政府推广体系的一种必要补充和完善,是我国多元化推广体系的一种重要形式。
1.3研究必要性
1.3.1农业推广体制改革的需要
我国现行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
建国以来,它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设置按行政区划,任务靠政府下达,推广上“以产定销”,“供给”单一,手段落后,成本过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更不能满足农民经常性和多样化的技术“需求”,需要改革、补充和完善。
建立推广队伍多元化、推广行为社会化、推广形式多样化的多元化推广体系是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应的创新体制,形成富有活力的创新体系和激励创新的政策环境。
创建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是新时期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的重大实践,符合高校发展规律和现代农业发展的特点,是高校融入社会经济发展中心的战略选择,对推进全国农科教体制改革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1.3.2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
于2004年和2005年相继颁布了《关于促进农民增收若干政策意见》、《关于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是我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必须长期坚持的一个重大方针。
国内外实践证明,大学是知识、人才、信息的创新源和辐射源,对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建立了科研、教育、推广三位一体的合作推广体制,是世界上实行以大学为主体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成功典范。
充分发挥杨凌的科教资源优势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的建立,其目的是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发挥高等农业院校科技优势,走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办学之路,使大学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中心,为解决“三农”问题探索一种新的运行机制。
1.3.3发挥杨凌科教优势的需要
随着国家杨凌农业新技术示范区的建立、发展和功能的进一步完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的相继建立,以及机构改革,资源优化的进一步深入和国家多年的投资支持,杨凌科教力量雄厚、基础设施完善、研究手段先进,开展农业科技推广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三农”服务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如今的杨凌已具备显著的品牌优势、科技优势、人才优势和环境优势,正在成为驰名中外的“农科城”、“产业城”、“生态城”和“旅游城”,其科技创新能力、示范推广能力进一步凸现。
充分依托杨凌两所大学的科教资源优势,建立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既有利于大学的新技术、新成果迅速传播、示范和推广,也有利于大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推动产学研、农科教的结合。
1.3.4坚持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方向的需要
产学研结合是是一种经济与科技结合的最好形式,它有利于高校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是推进高校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有效途径。
自20世纪以来,产学研结合对经济、科技、教育和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日益明显,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高校的高度重视。
1906年,美国工程师赫尔曼·施奈德在辛辛那提大学提出“合作教育的概念”,形成了美国产学研结合最早的思想。
美国通过立法形成了以大学为主体的独特的农业合作推广体系,实现了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
日本强调大学的教育、学术研究必须和产业界的生产密切结合,并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推进产学研合作教育事业的发展。
我国产学研结合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
经过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建立“区域性的联合组织”、实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等阶段,现已形成了多样化的产学研结合模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全国农科教统筹改革的试点单位,坚持产学研紧密结合是党和国家赋予我校的战略任务。
200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对学校坚持产学研紧密结合,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寄予厚望。
杨凌建立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目的在于探索科技与生产、科技与农民、科技与产业的结合点,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途径,是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的一项创新性工作。
1.4研究意义
2005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科技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根本措施。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是增强农业科技含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
杨凌是全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辖区拥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两所大学,一流的农科实验环境,多层次的科研人才梯队,权威的农科专家群体,领先的农业科研水平,使其以“农科城”闻名于世,是世界上少有的农业科技力量、科研成果和农业高科技产业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肩负着为解决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三农”问题和为全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做出示范的历史重任。
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教优势,凭借杨凌示范区搭建的科技示范、推广平台,集成杨陵现有推广模式的优点,创建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是新时期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的重大实践,符合高校发展规律和现代农业发展的特点,是高校融入社会经济发展中心的战略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对促进科技入户,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能力,促进农村科技进步和经济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
2研究思路与方法
2.1研究思路
从我国农业推广组织体制的现状入手,分析了我国农业推广组织体制的特点和问题,提出改革和创新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的必要性。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分析了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知识密集,对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提出了高等农业院校是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的一支重要力量。
从杨凌示范区的地位、作用、优势和条件入手,分析了杨凌示范区科技示范推广能力,提出了依靠杨凌示范区平台,发挥杨凌科教优势,改革和创新农业推广机制、模式,为全国农业推广体制改革做出示范的重要作用。
借鉴美国、日本、英国、荷兰、泰国等国外农业推广体制的经验,通过重点调查、实例分析,总结、凝炼、提升“专家+公司+农户”、农业专家大院、“专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户”等多种杨凌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的优点,集成具有杨凌特色的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作为我国以政府推广机构为主体的推广体系的一种必要补充和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的一种重要形式。
2.2研究方法
(1)重点调查深入示范区内科教单位、涉农企业、政府农业科技主管部门、农村专业协会组织以及农户,通过召开小型座谈会、走访个别人员、翻阅档案资料和问卷调查等多种方法,广泛搜集信息和资料,做好基础性工作。
(2)实例分析重点对杨凌各有关单位近年来在科技推广方面创造的农业专家大院、金坤模式、“专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户”等推广模式的成功做法、经验进行分析和总结。
(3)凝炼提升以市场经济理论为指导,运用农业经济学、农业现代管理学、计划与规划学、心理学、行为学、组织学、传播学等原理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借鉴国外农业推广体制的成功经验,根据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的特点,结合杨陵现有农业科技推广形式的实际,采用综合分析和对比分析相结合,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剖析问题与提出对策相结合的方法,在调查、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凝炼出具有杨凌特色的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
3国外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推广模式与借鉴
3.1国外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类型及例证
3.1.1国外农业推广体制类型
农业推广体制是对农业推广工作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隶属关系、职责、管理方式以及工作内容等方面的总称。
农业推广体制,是农业推广的组织保证,能否建立一个适合本国国情和适应当地风俗习惯、自然条件的农业推广组织体制,对搞好农业推广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目前,世界上有关农业推广组织体制分类的方法很多,依据推广组织的隶属关系和工作基础将其分为6大类:
(1)以政府农业部门为基础的农业推广组织体制。
其机构隶属政府农业部门的直接领导,农业部下属的推广局和推广站(中心)负责组织、管理和实施全国的农业推广工作。
各级地方政府在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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