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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森林火灾报道反思灾难新闻的社会责任解析

第8卷第2期

2009年6月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BeijingForestryUniversity（SocialSciences

Vol.8No.2Jun.2009

收稿日期:

2009-02-10

作者简介:

王金媛,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新闻传播学。

Email:

wangjinyuan050@vip.sina.com地址:

100871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从森林火灾报道反思灾难新闻的社会责任

王金媛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要:

灾难总是与人类社会生活相伴而行,难以避免,森林火灾就是其中之一。

体现在新闻传播领域中,森林火灾报道就成为了新闻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学界对这方面的关注还很不够。

因此,关注我国森林火灾新闻报道,剖析其固有的报道模式和理念以及存在问题,反思灾难新闻报道中的社会责任,十分迫切。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灾难新闻报道模式的基础上,阐释了我国森林火灾事件报道的范式,分析了其中存在的社会责任问题,提出了灾难新闻报道应满足公众知情权、指导公众、重视人文关怀。

关键词:

森林火灾报道;灾难新闻;知情权;人文关怀中图分类号:

S762;G206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16（2009-02-0090-05

ReflectionofSocialResponsibilityinDisasterΝewsReporting:

CaseStudyofForestryFireCoverage

WANGJin-yuan

（Schoo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PekingUniυersity,100871,P.R.China

Abstract:

Disasteriscloselyrelatedtohumanlife.Thedisasteritselfanditsinfluenceareofgreatnewsvalue.Sodisastereventcoverageplaysanimportantroleinnewscoverage,whileforestryfirecoveragebecomesoneimportantformofdisastercoverage.Thispaperintroducestheformsofdisasternewsreportingathomeandabroad,andthecoveragemodelsofdisasterevents.Inviewofthis,themediashouldguaranteethepublicwiththeright-to-know,thinkhighlyofhumanisticsolicitudeinthenewscoverage,andemphasizetheinstructionofforestryfirepreventiontogetherwiththegovernment.

Keywords:

forestryfirecoverage;disasternews;right-to-know;humanisticsolicitude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的发展,

作为人类自然灾难报道的一个重要方面,

森林火灾报道近来也频繁出现。

2009年2月中旬,中国福建、湖南、贵州、云南、四川发生数起森林火灾,造成5人死亡,过火面积近万亩。

从2009年2月7日开始,澳大利亚森林大火肆虐,已造成209人死亡,被称为“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

2009年2月22日,缅甸森林大火蔓延到中国境内。

中外媒体对2009年2月发生的多起森林火灾进行了系列报道。

这再次引起政府、媒体的关注,同时也促使学界对相关报道社会责任的跟进关注。

为此,本文以森林火灾报道为例,对灾难新闻报道的模式和媒体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进行梳理、阐发。

一、突发灾难事件的新闻报道

突发灾难一般指自然性灾难和社会性灾难。

自然性灾难包括地震、火灾、风灾、瘟疫等,这些也被称为天灾。

社会性灾难包括战争、政变、恐怖活动等,也可被称作人祸。

此外,还有空难、海难、矿难等。

这些灾难中既有人为因素,也有自然因素的影响。

对这些天灾人祸进行的报道,我们称之为灾难新闻。

此外,因黑白两种颜色通常象征不幸、悲哀或死亡,也有人把灾难新闻形象地称为“黑色新闻”和“白色新闻”[1]。

传统新闻学的新闻价值核心就是“反常”与“冲突”,因此,新闻界历来重视灾难报道。

媒体的责任

之一,也因此定位在“守望社会环境”。

普利策曾说

过: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守望者。

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

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2]新闻记者也因此守望和预警社会生活的

反常与失衡以及对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在国内外新闻实践中,

人们历来都把危机报道或者灾难报道列为重大突发事件报道。

正如美国新闻学教授比尔·伯尼博士所指出的:

“对新闻媒介来说,最有市场价值的是交通失事、水灾、火灾、地

震、谋杀、战争、行业纠纷以及死亡和伤害。

”[3]

灾难

新闻因此成为具有最高新闻价值的报道富矿,被视为现场采访的最高层次。

鉴于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以及公共信息平台的角色,

新闻界对天灾的处理一般都是迅速、及时、广泛地向社会通报。

西方新闻界对灾难事件的报道,

通常反应迅速、事实准确,能够充分展示灾难细节。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国内新闻媒体对我国灾难新闻的报道仍抱有很强的畏惧或暧昧心理。

因此,国内媒体对灾难事件的报道长期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范式,无论是报道动机、报道目的以及报道方式、方法等,还是在信息采集、信息处理、信息建构、信息重点、信息效果等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特色。

我们把其概括为以下5种模式:

1不报或者说默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我国的灾难新闻报道模式虽然大致呈现出一致性,但仍然有一定的阶段性特点。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新闻媒体对灾难事件曾采取不报道的方式。

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前比较常见,其背后所隐含的新闻媒体管理和新闻传播理念自然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媒体有时不仅对灾难本身不予报道,即使对相关的灾难预警信息也难予以报道,比如

2003年初期的公共卫生事件和2004年9月2日至5

日四川省的暴雨灾害。

2完成式报道。

所谓“完成式报道”,

就是在灾难事件解决后发布一个通告式的新闻。

通告式新闻是事后的,没有背景、没有过程、没有分析、没有细节的报道,属于简略性报道。

国内有相当数量的灾难事件报道属于这种通告式的新闻。

3授权发稿。

授权发稿一般由新华社统一进

行。

我国的部分法规条例一方面规定必须及时准确地公开信息,一方面却又顾及到事件的可能影响,对信息公开的范围、地点等作了诸多要求。

《国务院关于加强抗灾救灾管理工作的通知》（1997年1月18日颁布实施对灾害报道做出规定:

“重大灾情的报道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局部灾害一般只在当地报道。

报道因灾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情况,应以主管部门核实的统计数字为准。

凡公开报道要慎重,报道内容要按规定经有关部门审核。

”因此,新闻记者在平时应注意关于灾难信息传播和新闻报道的法规,以便在工作中既让广大受众有充分的知情权,

又严格遵循法律和法规。

4在报道中突出、

强化领导信息和救援信息,弱化灾难本身的信息和事故原因等。

在这种报道模式中,比较典型的是对灾难事件的信息进行人为处理。

比如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报道,首发新闻是当年7月29日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的《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

当时传播最为迅速的广播媒体却在当日没有任何报道。

这反映了当时灾难报道的保密原则。

5选择某一个符合正面报道的角度进行报道。

除上述模式之外,还有正面报道角度模式,即从正面进行灾难报道。

比如1960年陕西平陆发生民工集体中毒事件,但1960年2月28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却是以《为了61个阶级弟兄》为题进行报道的。

该报道就是选取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正面报道角度,把整个突发事件写成了通讯。

以上是我国新闻界长期形成的灾难报道模式。

当然,在长期的发展中,上述模式也是不断变化的。

在改革开放后,新闻界对灾难的报道逐渐由不报、后报、通稿向及时报道、全面报道发展。

特别是在2003年之后,

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其中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灾难事件信息发布的相关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灾难新闻报道方式的演化。

当然,目前我国的灾难新闻报道模式依然需要不断改善,特别是新闻传播理念的转变。

上述灾难报道模式,虽然与新闻媒体主管部门的态度有关,更重要的是与新闻媒体的报道观念、报道方法有关。

新闻媒体灾难新闻报道的社会责任感有待加强。

二、森林火灾与突发灾难事件报道类型

从时效性角度来考虑,突发灾难事件报道一般可概括为以下3类:

灾难事件突发期报道、持续期报道、修复期报道。

1灾难事件突发期的报道。

在灾难突然发生

时,作为社会环境守望者的新闻记者应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快速行动,及时发布滚动报道。

这时的新闻报道形态一般为快讯加详讯,快速、简明地满足广大受众对灾难事件本身、导致原因的知情权。

比如,2009年2月13日,

国家林业局公布:

在12日8时至

13日8时,

全国共监测到林火热点615个。

福建、湖南、贵州等各地经核实林火222起,目前仍有88起在扑救。

记者从国家林业局获悉消息后,首先发布了《闽湘黔川滇发森林火灾湖南、贵州数起火灾致5人亡;全国监测到林火热点615个》的消息。

再比如

《江西吉安发生森林火灾》（《北京青年报》2008年12

月22日A14版、《云南省晋宁县发生森林火灾》（《北京晚报》2009年2月3日第19版以两百多字的短消息形式向受众发布了森林火灾信息。

这类森林火灾报道,

除了要告知受众火灾发生的地点、参加救火人数、扑救难度、目前过火面积和伤亡人员外,还要介绍初步查明的起火原因,如果原因尚未查明也要予以说明。

2灾难事件持续期的新闻报道。

灾难事件持续

期的新闻报道重点是救援行动,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的救援以及受灾群体的自救与互救。

因森林火灾扑救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持续期报道中还要进一步向受众通报扑救进程。

如2009年2月18日缅甸境内燃起大火,22日蔓延到了中国腾冲县境内。

媒体19日报道《云南森警1天扑救4起森林火灾》（《北京晚报》2009年2月19日第21版,23日做了后续报道

《缅甸森林大火蔓延中国境内云南腾冲火场火线长

6公里,

火情控制难度较大》（《新京报》2009年2月23日A19版。

后者介绍,

由于风力突变形成了飞火,原本被隔离在境外的林火突然侵入我国境内,云南保山市森林防火指挥部也组织人员对派赖河一线火场进行支援。

再如,新闻报道《鹰厦铁路威胁已经解除8火

点死灰复燃;一个月内禁止一切野外用火》、《27岁镇干部灭火时殉职组织群众撤离时遇难;曾在驻港部队服役》、《闽沙县林火全部扑灭火灾系当地群众乱扔烟头引起,肇事者已被控制》（《新京报》2009年

2月14日A16版、2009年2月15日A14版是前述

闽湘黔川滇森林火灾的后续报道。

“鹰厦铁路”一文提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农业生产用火在禁火期间必须经过防火办审批”。

这条管理措施的发布对其他地区的农业生产用火管理也有借鉴作用。

3灾难事件修复期的新闻报道。

在此阶段内的

报道一般是调查性、反思性的。

为了更好地防治自然灾害,媒体需要不断引导相关部门和公众及时反思,总结经验教训。

这是媒体社会环境监测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

比如,《新京报》2009年2月16日刊登的追踪报道《毕节森林大火5村民被拘当地警方称烧草皮灰秸秆引发火灾》,向读者揭示了2009年2月12日至13日贵州毕节森林大火的经验教训,

这场火灾造成2名村民死亡、3名村民受伤。

这场火灾的起因是当

地村民在春耕前烧草皮灰、秸秆。

这反映出当地村民淡薄的防火意识。

当地林业派出所已对5名火灾嫌疑人进行行政拘留,并立案调查。

再如,《福建43起森林火灾4人亡福建省森林防火指挥部下达为期一个月禁火令》（《新京报》2009年2月15日A14

版、《警方拘捕两名纵火嫌疑犯媒体建议将2月7日定为国家灾难日》（《文汇报》2009年2月13日第

4版等都是2009年2月份中外森林火灾的调查性

新闻报道。

2009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大火之后的思考》也是一篇有关澳大利亚森林大火的反思性报道,该文除介绍2月22日澳大利亚全国哀悼日的情况、公布首个被捕的纵火犯情况外,也对此次火灾中建筑材料不过关、干旱加剧的影响等进行了反思。

鉴于火灾的频发性,媒体也可对多年前的森林火灾进行反思性报道。

比如《大兴安岭火灾20年

祭:

漠河城浴火重生》（《北京日报》2007年5月15日第14、15版一文,追述了1987年5月6日我国大兴安岭地区发生的罕见的特大森林火灾。

这起火灾“令五万同胞流离失所、211人葬身火海,

五万余军民围剿25个昼夜方才扑灭”。

“大火烧过了100万公顷土地,焚毁了85万立方米木材”。

这场火灾是“建国以来毁林面积最大、伤亡人员最多、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4]。

这场大火的原因是林业工人违规操作割灌机和野外吸烟造成的。

这篇报道不但引导人们追忆了那场森林大火的惨烈,也再一次警示人们提高防火意识。

以上是本文对森林火灾报道时序类型的概括。

显然,上述类型不但反映了森林火灾新闻报道的大致范式,同样也折射出新闻媒体和相关从业人员在森林火灾报道不同阶段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

三、森林火灾报道应担负起社会责任

与其他人类灾难新闻报道一样,新闻媒体和相关从业人员在森林火灾新闻报道中,

同样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

这种社会责任,不仅包括了火灾信息传播的责任,同时也包括了一种社会环境监测责任和引导责任。

本文把新闻媒体在森林火灾新闻报道中的社会责任概括为以下3个方面:

1森林火灾报道应满足公众知情权。

灾难事件

会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危害,因而总是特别受到人们的关注。

从新闻角度讲,报道受众关心的事情是媒体的责任,因此,在第一时间将灾难事实及时、准确、客观、真实地告知公众是媒体的重要任务。

通过报道灾难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过程,让人

们及时了解灾难事件发生的范围、程度、趋势,可以起到以正视听、避免谣言和政府公关危机出现的作用。

从森林火灾报道的角度来看,满足公众知情权可以使人们了解事实真相,及时躲避火灾行进路线和总结护林防火的经验教训。

2008年12月15日《新京报》登出了一则主题为

《两小学生引发森林大火》,

副题为《西藏林芝发生森林火灾,过火面积6公顷》的消息,在两百余字的新闻中仅介绍了由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发布的火灾发生地点、扑救过程、当地地形情况和参与扑救人数,其中最有新闻价值的火灾引发原因被一句“此次森林火灾因两名小学生野外用火引起”一笔代过。

野外用火有很多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记者应该很容易了解到引发火灾的具体细节,

却没有在文中写出,这种可以在日后加以防范的信息对读者是非常宝贵的,应该充分满足公众知情权。

与国内大多数森林火灾报道内容不够详尽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国外媒体在澳大利亚森林火灾的系列报道中就尽可能多地把已获得的信息传递给受众,使他们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火灾的最新情况。

例如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系列报道《山林大火逼近悉尼已有84人丧生,官方预计死亡人数将超过100人》、《澳警方誓言将严惩纵火犯死亡人数已达166人,估计总数将超过200人》、《“火龙”尚未完全被“擒”已确认大火中死亡人数为181人》

（《文汇报》2009年2月9日第7版、2月10日第6版、2月11日第7版呈现在人们眼前,使人们清楚地了解了这次山火的发展趋势和严重程度,引起人们的重视,也为后来的国际支援等工作做好准备。

2森林火灾的客观报道应加强对老百姓的防火

和灭火指导。

意识到新闻媒体对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视,国家林业局防火指挥部门也开始积极通过媒体对各地进行工作指导,如以下报道:

《温家宝做出重要批示要求认真吸取森林火灾教训加强森林防火工作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全面部署秋冬季森林防火工作》（《人民日报》2007年9月18日第1版、《今冬明春我省森林防火形势严峻省森林防火指挥部采取多项措施护林防火,

力争森林火灾受害率低于1%,

确保不发生重大森林火灾》（《云南科技报》2008年11月13日第1版、《森林防火挂钩“帽子”“票

子”和“面子”———关于河北农村基层森林防火的调研报告》（《中国绿色时报》2008年12月2日A2版、

《森林防火事业的里程碑———解读修订后的＜森林防

火条例＞》（《中国绿色时报》2008年12月17日第1版、《新华乡抓实森林防火工作》（《楚雄日报》2009年1月5日第2版、《市领导检查森林防火工作》

（《济南日报》2009年1月10日第2版。

国家林业局还定期在新闻发布会上进行有关森林防火工作的信息发布指导,如2009年2月11日举行了例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局长杜永胜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今年我们国家的森林火灾危险确实很大,

因为有许多省区持续干旱,防火形势非常严峻。

老百姓要提高防范意识,高火险的时候不在野外用火,

不在野外吸烟,对智障人员、儿童要严格管控,防止起火。

”

[5]

也有个别新闻报道表现出媒体对护林防火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

2009年2月19日晚的新闻联播第2分10秒播出的题为《各地加紧开展春管备

耕》的新闻中,

农业专家指导农民可以采用在田间烧麦草以进行低温下的麦苗管理。

在24分55秒播出了国家林业局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发出的高森林火险红色警报,说明因干旱导致的严峻防火形势,提醒各级防火部门务必严管野外火源。

如果编导能够发现这两条消息之间的联系,把第二条新闻提前,并且在第一条新闻中加几句话提醒农民在进行春耕时注意防火,

强调一下在未取得野外生产用火许可的情况下违规进行烧除杂灌杂草的行为属违规野外用火,并提醒各级政府在春耕时要加强森林防火教育与预防,就会起到更好的防火指导作用。

3森林火灾报道需要人文关怀。

人类在突如其

来的灾难之前是脆弱的,但是,在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刻,人类也同时会流露出本能的善良和勇气,在特定的情况下迸发出感人的行为。

新闻媒体在采写突发灾难事件报道时,如何进一步去挖掘灾难事件中所包含的美好、善良的主题,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爱等表达出来,让生者体会到人类的崇高与尊严感,唤醒人们的良知与道德,是至关重要的。

这种人文关怀在森林火灾报道中同样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火灾给个体造成的伤害十分惨烈,这种报道中的人文关怀更能体现出人情味,减轻公众的紧张情绪。

2009年2月7日澳大利亚森林火灾开始肆虐之

后,《环球时报》2009年2月13日刊登的独家新闻

《澳“救火英雄”赤膊上房灭火》描写了澳大利亚一名

43岁男子为保护躲在旅馆内的20多个孩子,抄起水管冲上房顶与烈火进行殊死搏斗,最后成功救下孩子们的英勇事迹,体现了人类面对天灾人祸坚强不屈的精神。

而《澳山火肆虐考拉也“求救”》（《新京报》2009年2月12日A26版这一动人故事给火灾中的澳洲人带来慰籍,人们用考拉的故事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报道援引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长约翰·布伦比的话:

维多利亚人化悲痛为力量,齐心协力共抗大火,这次经历将改

变许多人的命运。

此后,《纪念死者汲取教训重建家园澳举国哀悼火灾遇难者》（《文汇报》2009年2月23日第7版等报道引导人们抒发出压抑在心底的悲痛之情,不但要痛悼逝者,还要凝聚力量,再建美好家园。

在灾难发生后,媒体也应该参与到对灾民的救助活动中,

比如帮助灾民筹措善款、重建家园等。

媒体的这些行为,可以增强灾民的抗灾信心,对维护正常的社会体系运行起到重要作用。

四、结论与思考

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森林大火,不仅毁坏了大量的森林资源,恶化了生态环境,而且吞噬了许多无辜的生命,导致了惨重的财产损失,给后人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在全球气候变暖,自然资源日益匮乏的今天,保护森林资源,爱护生命财产,维护美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不仅是政府和森林保护人员的职责,同时也是新闻媒体和全社会的重要职责。

因此,在我国森林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的今天,防止和减少森林火灾,不仅需要政府、森林企业、消防部门的努力,同时也需要广大新闻媒体的积极协助,

需要媒体在森林火灾新闻报道中担负起社会道义责任。

政府、企业和消防部门全面、及时的监测,媒体的及时预报和报道,无疑是防止和减少、扑救林火灾害的最有效办法之一。

这也是为过去许多惨痛教训所证明了的。

比如,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燃烧了5天后林业部才知道。

之后,政府将数千万元“森防”经费中的绝大部分用在了建立预测预报系统上。

经过20年的努力,

我国已经建立起不逊于发达国家水平的卫星监测系统和“3S”森林防火系

统[6]。

卫星监测中心就设在国家林业局,东北、新疆、云南设有3个分中心。

过火面积一旦达到一平方公里左右,卫星就能感受到热源。

监测中心一个电话打过去,

有关地区就可以马上派人到指定的经纬度地区去看个究竟。

这为森林火灾的监测、预报提供了技术保障。

同时,作为社会守望者的新闻媒体可以被看作是对抗灾难事件的“软实力”,也应进一步加强他们对森林火灾报道的重视程度,应积极协助政府进行森林大火的灾前预防、灾中信息传递与受灾人群救治,

担负起防灾减灾的社会责任,并把人文关怀贯穿在报道的始终,以人为本,谱写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田中初.

当代中国灾难新闻研究———以新闻实践中的政治控制为视角[D].上海:

上海复旦大学,2005:

3.

[2]丹尼斯·布里安.

普利策传[M].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14.

[3]张威.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