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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主题再探
《長恨歌》
主題再探
趙振蘭
摘要:
對於《長恨歌》主題的定位,多年來是唐詩研究的熱點之一。
文章在評價各派觀點是非得失的基礎上,緊緊圍繞作品,就作品的思想藝術及思想內涵進行了分析,著重從“悲劇”與“怨恨”兩方面著手,從而感受那份以愛情毀滅愛情、以自己的成就絆倒自己的無奈的感傷:
這裏有唐明皇、楊貴妃、白居易、大唐千千萬萬子民的悲苦與怨恨,也有每一位讀者感到的在自然法則面前人永遠是悲劇的主角,以及對於美好事物難以久存的“綿綿長恨”,可以說是無人不悲,無人不恨,恨後更悲。
《長恨歌》就是一曲人世間的長恨悲歌。
關鍵字:
《長恨歌》主題悲劇感傷
一
寫成於唐憲宗元和元年的《長恨歌》,以其典型的悲劇品格和濃郁的抒情素質,為白居易贏得了身前身後名。
不朽傑作《長恨歌》,真可謂以“出世之才”寫“希代之事”①或者說是“以絕好題目,做絕好文章”。
②所以,它一問世就博得萬口竟傳、雅俗共賞的社會效果。
唐宣宗李枕《吊白居易》詩雲“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甚至連當時的歌兒舞女也以能“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而自高其價。
白居易長篇古體詩《長恨歌》研究的焦點在主題。
《長恨歌》主題是20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熱點之一,參與討論者之眾,論文之多,涉及之廣,各種觀點駁雜、分歧之大,甚為罕見。
大體說來,過去時代的詩論家,大抵以是否有益於“箴規”和“勸誡”為准的,也有在“敘豔情”與“存炯戒”之間持折中態度的,至於更廣大的讀者層,他們只是流連其情節的離奇曲折、可歌可泣,他們都為作品的巨大魅力所傾倒,但他們大都無暇(或無力)對作品的主題思想給予咀嚼和品評,做出明晰的理性判斷。
文學批評的發展,往往是同文學觀念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變革聯繫在一起的。
在本世紀的前半期,從1929年俞平伯“隱事說”③的提出,到1947年陳寅恪《〈長恨歌〉箋證》
的發表,對作品主題思想的探討雖甚有創獲,但總的看來,發表的文章不多,探討還有待於深入。
新中國成立後,關於《長恨歌》主題思想,先後形成了以下幾派觀點:
“隱事說”、諷喻說、愛情說、雙重及多重主題說、無主題說與泛主題說等。
造成對《長恨歌》主題的歧解,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除了它作為中國古代敘事詩的經典之作、蘊涵了極豐富的思想文化與藝術資訊之外,還有作品本身題材的特殊性、表現手法的獨特性、作者創作思想上的矛盾以及文學觀念和研究方法的局限等值得正視。
針對《長恨歌》主題討論中出現的迷誤與困惑,本文試圖在檢討各派觀點的是非得失基礎上,結合作品本身,對《長恨歌》主題作全方位的審視與多層次的把握,並以《長恨歌》作為典型的悲劇題材及悲劇意蘊,著重從“悲苦”與“怨恨”兩方面著手,從而把《長恨歌》的主題思想理解為是一曲因悲而恨、愈恨愈悲、悲中有恨、恨中含悲的人世長恨悲歌。
為此,我們須從檢討現有各派觀點的是非得失入手。
二
下麵,我們以各派觀點出現的時間為序,逐一的作一番檢討。
1,“隱事說”。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俞平伯發表其《〈長恨歌〉及〈長恨歌傳〉的傳疑》
一文,揭開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擯棄傳統,對《長恨歌》主題作大膽自由探索的序幕,提出了“隱事”的觀點。
但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周煦良發表《〈長恨歌〉的恨在哪里?
》
一文,④又將“隱事”說重新提出。
然而,“隱事”說的首倡者俞平伯先生卻明確表示:
其舊說雖“似有所獲,以佐證不足,難以定論;”並指出:
“諷刺而用曲筆”,是此詩寫法上的特點。
“本意固是懲尤物,窒亂階,卻又不能揚家醜、顯國惡,故褒貶互用,美中有刺”。
可見,俞先生關於《長恨歌》主題的見解實近於諷喻說。
2,諷喻說。
詳細論證諷喻主題說較早且影響較大的文章,是1947年陳寅恪先生發表的《〈長恨歌〉箋證》。
1983年,周天先生又出版其《〈長恨歌〉箋證稿》一書,對諷喻主題說作了更為詳盡的補充論證。
其要點是:
以史證詩、《歌》
、《傳》的不可分離、以《上陽人》等諷喻詩來探討《長恨歌》的主題、結合作者的詩論和創作主張來探討《長恨歌》的主題。
方法的失誤往往導致學術研究的誤操作,諷喻主題說的主要不足大約正在這裏。
史是史,詩是詩,雖然二者在古代有時不易截然劃清界限,有些詩歌確實能補歷史之缺失,但二者又畢竟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兩種東西,一追求真,一追求美,因此,以史證詩不應是文學研究的方法,更不應該是主導的或其本質的方法;其次,作家的創作實踐與理論不是一成不變的,尤其是在封建社會。
再次,陳允吉先生《歌》《傳》一體之說問世後,提出相反意見者不在少數,其觀點還存在較大的可商榷的餘地。
而且,陳先生認為通行本《長恨歌傳》
為白居易所刪缺乏有力證據,其“懲尤物,窒亂階”能否代表白居易對李、楊故事的看法還是一個疑問。
3,愛情說。
愛情主題說的觀點,與諷喻說針鋒相對,大都強調把《歌》與《傳》分開,把“文學”同“歷史”加以區別,要求更多地著眼於作品的審美因素與藝術特點,從而分析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作者對題材的剪裁處理等方面表現出的藝術匠心,來探討《長恨歌》的主題。
馬茂元、王松齡《〈論長恨歌〉的主題思想》
⑤一文,史料考據與理論分析並重,全面而深入地展開了愛情說的一些主要論點。
在當前關於《長恨歌》主題的論爭中,愛情說在我國學術史界雖似略占上風,但遠未被“定於一尊”。
對它的非議與責難也是頗尖銳的。
“愛情說”只看到了現象,沒有看清本質,《長恨歌》表面是寫李楊愛情,
作者所要表達的感情也是以李、楊愛情故事為基礎的,但此說錯就錯在把現象當本質,其實詩歌中流露的那一份悲情,那一份怨情才是最主要的。
4,雙重及多重主題說。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關於《長恨歌》主題的論爭中,伴隨著諷喻主題說與愛情主題說的尖銳對立,出現了企圖融合兩派觀點以解決它們之間矛盾衝突的雙重主題說。
在當時,它曾是同諷喻說、愛情說鼎足而立的有影響的一派。
蹇長春提出三重主題說認為“一篇作品一個主題”的藝術教條長期禁錮著我們的頭腦,“單線直觀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限制和束縛著我們的視野和手腳”,應當“擯棄單一的主題說的僵化模式,分三個層次去把握《長恨歌》的悲劇意蘊:
即把李楊悲劇分別看作愛情悲劇、政治悲劇和時代悲劇,從而使愛情主題、政治諷喻主題和時代感傷主題各有所依託和附麗,居於不同層次的三重主題,構成一個有內在聯繫的統一整體”。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陳慧敏認為白居易“創作《長恨歌》這樣的長篇巨制,不大可能只是一種視角,而是多角度、多層次的審視並融入了種種複雜的情緒”“關於其多種主題的爭論,若非實在荒謬無稽,都可以在這部豐富的作品中找到不同程度的應證”“以前關於《長恨歌》主題的種種爭論,並不是絕對的互相排斥,他們都有某方面的依據和合理性,彼此之間可以互相融通,從而共同構建出《長恨歌》的多重意蘊”,也反對“追求一個定於一尊主題的解釋”。
⑥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雙重及多重主題是對前面幾類觀點的調和和折中。
因為除“隱事”說以外,一般都有言之確鑿的材料或文本依託,大都揭示了《長恨歌》這首本身十分複雜的長詩的某些思想因素或內容的某一側面。
雙重及多重主題說乾脆認為諸說都有片面性,不如兼收並蓄,並致力於探求形成雙重或多重主題的因素。
5,感傷說。
本來,白居易本人為其詩歌分類時曾明確把《長恨歌》歸入“感傷詩”一類,從“感傷”的角度探討作品的主題,本應是題中應有之義。
但感傷說作為一派獨立觀點介入《長恨歌》主題的論爭,卻是八十年代初才出現的。
發表的論文雖為數不多,但其思路和視角,卻令人耳目一新。
很可能成為全面解決《長恨歌》主題論爭的一個突破口。
1984年,王新霞發表了她的碩士論文《從時代色彩看〈長恨歌〉之主題》
,明確提出:
《長恨歌》是一首“感傷盛世衰亡的長詩”,是一曲感傷一去不復返的繁榮時代的“無盡的哀歌”。
“長恨的含義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詩歌中直接描寫的李楊愛情悲劇性結局的長恨,另一方面是作者借這個題材所要抒寫的哀傷盛世衰亡的長恨,前者是現象,後者才上一本質。
”
1985年,陳允吉發表《從〈歡喜國王緣〉變文看〈長恨歌〉之故事的構成》⑦一文,其主旨在於從變文中探討《長恨歌》的本事。
該文明確提出《長恨歌》是一首感傷詩,並對其感傷主題作了扼要的論述,這標誌著感傷主題說的正式提出。
此文關於《長恨歌》感傷主題的論述,標誌著《長恨歌》主題探討和論爭中,一派新的觀點的確立,這應看作讀一《長恨歌》主題內涵的深層次把握的一個突破性進展。
6,無主題說與泛主題說。
20世紀80年代中期,黃永年稱受陳寅恪“以史證詩”方法的啟發,對《長恨歌》試作全面探討,於是指出“像《長恨歌》這樣的作品在藝術上是十分成功的,思想上則說不上什麼。
”這是消極的結論。
作為無主題說的一個變例是泛主題說。
20世紀80年代後期,劉維治主張可以承認“不同時代”、“同一時代不同階層”,“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領略其魅力”,這樣“(主題)十分古老卻又日新月異、優秀作品的生命力也即在此”。
⑧劉維治強調接受者的主觀作用,認為各種理解都有合理性,而且對《長恨歌》的理解不同,《長恨歌》的主題也可以發生變化。
雙重、多重主題說與無主題、泛主題說,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基於愛情、諷喻,感傷等諸說難以調和而可能都有所不足而提出的解釋。
三
藝術上的真實非即歷史上的真實,藝術真實來源於生活真實又高於生活真實,歷史題材的文學作品雖取材於歷史,但也是現實生活的曲折反映,表現了作家此時此地的思想感情和對現實生活的認識與理解。
所以作家在處理歷史題材時,在不違背基本的歷史事實前提下,完全有取捨、改造、生髮的自由。
唐明皇的人生悲劇,具有典型的古希臘特色。
悲劇的最深隱的根源不在愛情本身,而在不合理的封建君主專制,問題的關鍵不在君主應不應該“遇傾城色”,而在如何對君主的權力行為進行有效的規範與制約。
李楊的愛情,本身是合理的,但“贏了情場,弛了綱場”,對國
家造成巨大災難的責任,該由誰負責呢?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六軍“不是如安祿山一樣的邪惡勢力,它代表著正義,是不容對抗、不容否定的力量。
李隆基正是在一方是所愛,一方是正義對峙的兩難境地才感到傷心蝕骨的“無奈何”的。
這裏沒有單純的善與惡的衝突,有的只是善與美的交鋒。
白居易讓美的血在堅不可催的善的面前的飛濺,逼迫讀者發出終極的追問:
為什麼“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是什麼力量在冥冥之中支派著他們的命運,是什麼東西把他們的愛情推入了悲劇的深淵。
伴隨著唐明皇的人生悲劇,楊貴妃的人生又何嘗不是一個悲劇呢?
“宛轉娥眉馬前死”、“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
”她的悲劇在本質上是當時社會文化制度對女性的歧視與不公,馬嵬坡軍士嘩變使她成為統治者權利之爭的犧牲品,成了替罪養,一個普通的女性,在男權社會得到帝王的獨寵尤愛的也就擁有甚至超越了當時社會文化規定下女性的最高價值。
把廢鐘毀鼎的罪責加在一個女子身上,這無疑是個悲劇。
那種罪責楊貴妃承擔不起,封建社會的所有女性也同樣承擔不起。
“六軍”是拆散李楊的直接力量,站在“六軍”之後的千千萬萬大唐
子民,戰亂在人們心理上留下的創傷更是難以癒合,以致撫今惜古,憶古悼舊的情緒久久流露於唐人的筆端墨底。
如: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傷心不忍問老舊,複恐初從離亂說”(《憶昔二首》)。
杜工部的心情是極為悲痛沉重的。
“生分作死誓,揮淚連秋雲”,“城空雀鼠死,人去豺狼喧”,李商隱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韻》有力揭露了安史之亂對整個社會的巨大破壞和影響。
百年之業,毀於一旦。
昔日的繁華昌盛已成為人們夢中短暫的回憶,現實的蕭條景象卻是人們生活中長久的深重痛苦與難以掙脫的精神煉獄。
以創造燦爛輝煌的文化為自豪的唐人要經受安史之亂的沉重打擊,其心理上的痛苦程度是可以想見的。
這是國家悲劇,也是人民悲劇。
作為億萬人民當中一員的白居易,其自身有著更大的悲劇性。
從仕途上來說,他剛入仕途,具有遠大的理想與抱負,但開元盛世任人唯才的仕子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這就從心理上不可避免地對昔日的開元盛世有強烈而濃厚的追惜之情,以此來排遣自己心中的不快,面對自己的愛情也是如此,他在塑造理想愛情的同時,暗含了對自己愛情歷程的懷念、哀悼。
他把自己深埋於心的痛極之情滲入李楊身上終得以直接抒發,一吐為快,對自己行卻不得獨善的命運作以悲痛之極的哀悼。
由於歷史、時代的局限,白居易不可能在封建文化的圍城中超越封建思想的束縛,把個人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這就註定了他的悲劇人生。
千千萬萬的人民生活在火熱之中;仕途不順、才華難展、愛情不復的白居易,作為一代文人,其敏感的心倍加使他感到無限悲哀;楊貴妃
“資質豐豔,善歌舞,通律”“智算過人”⑧在某種程度上作為一個民族美麗女的代表,她的人生又何嘗不是悲劇呢?
就是高高在上的唐明皇,無論文治武功,古今帝王很少能一比,但他也逃脫不了冥冥之中“命運”的安排,從最高蜂重重地摔了下來,親自以愛情毀滅了愛情。
一代君王,在自然法則與歷史法則面前,顯得太微薄無力了,太無奈了。
面對無奈的人生、面對悲劇的人生,唐明皇把滿腔的怒怨化成“恨”,楊貴妃、白居易、以及廣大的人民,都以“恨”的形式化解心中的怒怨,以此來對造成自己悲劇人生的“罪魁禍首”進行控訴。
唐明皇“恨寇逼的慌”,恨陳玄禮“生逼身命驚惶喪”,恨自己“掩面悲傷,救不得月貌花龐”,恨沒有“將身去抵搪”,⑨以致“人間天上”天人兩隔,導致了他對楊妃的哀哀的相思之恨,伴隨著李隆基的餘生,成了綿綿長恨。
楊妃也恨,恨判軍打破了她的愛情與安樂夢,恨唐明皇作為堂堂一國之君,竟然不能救自己一命,恨自己不該進帝王之家,成了權力之爭的犧牲品,恨“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的情境猶在,而“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的誓願卻在“六軍”面前不堪一擊;恨“朝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的天人兩隔、永無相會之日。
雖然處死了“罪魁禍首”的楊貴妃,但是億萬黎民的恨遠未結束。
他們恨戰亂帶來的背井離鄉、朝不保夕的生活;他們恨繁榮、美好的生活難以重來;他們恨天災、人禍不斷,理想生活可能永遠難以實現的
人生。
作為讀書人的白居易,他想的更多,他恨的自然也多。
他恨李楊不該“春從春遊夜專夜”的“馳了綱場”,既毀了整個國家,也毀了自己的愛情;他恨大唐帝國最理想、最繁盛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而中興卻永遠成了夢想;他恨自己家國淪喪、仕途不順,抱負難展;他恨黎民百姓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自己空有一腔熱血,但不被統治者採納;他也恨玄宗不能救貴妃而以此來哀悼自己的悲劇戀情。
四
《長恨歌》就是歌“長恨”,“長恨”是埋在詩裏的一顆牽動人新的種子。
而“恨”什麼,為什麼要“長恨”,詩人不是直接敘述、描寫出來,而是通過他筆下詩話的故事,一層一層的展示給讀者,任人民自己去揣摩,去回味,去感受。
詩中流露的悲劇意蘊,使讀者們以主人公之喜而喜,以主人公之悲而悲。
作品中流露的已不僅僅是大唐一代之悲,而是世世代代之悲,只要還有一位讀者,就能使這一人生的長恨悲歌繼續“傳唱”。
“一篇長恨有風情”。
也許白居易寫作前的本意是“懲尤物,窒亂階,以垂於將來者也”,但在行文途中,作者沒有發表見解,而是用故事本身來推動情節的發展,讓更為廣大的人們自己去評判,讓更真、更純、更美的心靈去體會那一份以愛情毀滅愛情、以自己的成就絆倒自己的無可奈何的感傷。
白居易作為眾多讀者中的一員,這與他當初的思想大相徑庭。
“一篇長恨有風情”是說“長恨歌具有風詩之情性”⑩也即具有“婉諷”的意味,這從“漢皇重色思傾國,禦宇多年求不
得”可以看出。
但是,越往後寫,越成了對李、楊愛情的讚頌、成了對李楊悲劇人生的同情,“一篇長恨有風情”,好像更多的具有風月之情的意味。
“仙、自然、酒、夢”是中國悲劇的四種主要消解因素,即將悲劇轉化為喜劇的大團圓模式的主要手段。
在“玄宗思念”及其後的“仙界尋找”情節中分別寫及“夢”和“仙”,但需要注意,《長恨歌》否定了消解的可能:
沒有寫出夢中人可以團圓、仙人可以重逢。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更以非同尋常的力度,對各種可能的圓滿結局加以相當明確的否定,而留給人們的只有遺憾,有只有那種無可奈何的感傷。
根據《長恨歌》全詩內容和情節的發展,可將全詩分為四個層次:
第有一層從“漢皇重色思傾國”至“盡日君王看不足”敘述了安史之亂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終於找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楊貴妃。
貴妃進宮後恃寵而嬌,不但自己“新承恩澤”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復渲染唐玄宗得貴妃後完全沉湎於歌舞酒色。
開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劇因素,又喚起和統領著全詩。
第二層從“漁陽鼙鼓動地來”至“回看血淚相和流”,寫安史之亂、玄宗逃難,被迫賜死貴妃,寫出了“長恨”的內因,上一悲劇故事的基礎。
詩人有意將因玄宗荒淫誤國所造成的安史之亂進行了淡化處理,對二人的生離死別則著意形容,讀者受到的是悲劇氣氛的感染而不是歷史的理性批判。
第三層從“黃埃散漫風蕭索”至“魂魄不曾來如夢”,描述了楊貴妃死後,唐玄宗在署中的寂寞悲傷,還都路上的追悔憶舊、行宮見月、夜雨聞鈴,是一片“傷心色”和“斷腸聲”。
長安收復回朝時,“不見玉顏空死處”。
回宮後,池苑依舊,物是人非,纏綿悱惻的相思之情,使人覺得盪氣迴腸。
第四層從“臨虹道士鴻都客”至“此恨綿綿無絕期”,寫玄宗派方士覓楊貴妃之魂魄,重在表現楊妃的孤寂和對往日愛情生活的憂傷追憶。
詩人運用浪漫主義手法,上天入地,後終在虛無縹緲的仙山上讓貴妃以“玉容寂寞淚闌幹,梨花一枝春帶雨”的形象再現於仙境。
“情的喧囂已超脫了帝王妃子間的感情糾葛,而更多的帶有詩人的主觀的理想成分,並早以超出了歷史事實的範圍,將主觀願望與客觀現實的矛盾衝突表現無餘”。
結尾“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二句,是愛情的歎息與呼聲,是對於愛情受命運播弄、和愛情被政治倫理摧殘的痛惜。
通過“盡”對“天長地久”的否定,極度誇張的寫出了“恨”之永恆。
同時,又通過“此恨綿綿無絕期”,顯示了“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俚枝”之願望的虛妄,加深了李楊愛情的悲劇意義,增強了李楊悲劇愛情的感人力量。
愈是飽含淚水不懈追求與思戀,其分離就愈具有悲劇意義,使人從冥冥之中感受到的那一份無可奈何的心靈負荷就愈沉重,感傷的心
靈就愈豐富。
李楊永恆的分離與痛苦的思戀,把他們的悲劇放大了,使他們的愛情悲劇上升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長恨歌》通過李楊愛情故事的描寫,在追思唐明皇人生悲劇的過程中,作者想到自己的人生,在記述這個故事的過程中滲透進自己強烈的感情色彩,讓故事成為思想情感的載體和情緒宣洩的語言符號,使讀者們能夠在悲劇氣氛的感染中體會詩中流露的思想感情,使人們在
深深的理解了唐玄宗、楊貴妃的悲劇人生後,也能感受那一份在時代與歷史面前的無奈,從而使每個人感受到無限的感傷,在自然法則面前的渺小。
無論是開元盛世時的唐人,還是安史之亂後的大眾,這種無奈都存在。
但飽受安史之亂的人們更要面對流離失所的生活,又要懷念往昔大唐盛世的情景,理想生活將不復存在,他們僅有的一點可憐的要求,也將隨著戰亂的煙塵而消失。
這無疑是更為可悲的。
悲劇的命運並沒有使具有高亢之氣的大唐子民想等待上天的安排,他們在掙扎、他們在怨恨,他們要以自己的怨恨化解自己的悲劇人生,但到最後,依然是更大的失望,是更悲的結局。
整個《長恨歌》被一個“悲”字所籠罩,整個《長恨歌》中感情又是恨字當頭,可以說是無人不悲,無人不恨,悲中有恨,恨中含悲,因悲而恨,愈恨愈悲。
《長恨歌》流淌著感傷的旋律,跳躍著怨恨的音符,縈繞於讀者耳中而“三日不絕於耳”的便是綿綿長恨:
有天下有情人終不能成為眷屬的千古遺恨;有人們在時代與自然法則面前無可奈何的慨歎之恨;更有那執著於功名利祿而忽視真、善、美的人性之恨。
整個《長恨歌》奏出的旋律,便是一曲綿綿的人生長恨悲歌。
【注釋】:
①陳鴻《長恨歌傳》
②白居易《與元九書》
③俞平伯《<長恨歌>及<長恨歌傳>的傳疑》
④周煦良《<長恨歌>的恨在哪里?
》
《晉陽學刊》1981年第6期
⑤馬茂元、王松齡《論<長恨歌>的主題思想》《上海師大學報》1983年第3期
⑥陳慧敏《李楊愛情的多重視覺與<長恨歌>的多重意蘊》《安徽師大學報》1998年第1期
⑦陳允吉《從<歡喜國王緣>變文看<長恨歌>故事的構成》《復旦學報》1985年第3期
⑧劉維治《關於<長恨歌>討論之我見》《遼寧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
⑨洪升《長生殿》
⑩周明《釋“一篇長恨有風情”》《南京大學學報》1984年第2期
【參考文獻】
[1]周相祿《<長恨歌>研究》[M]巴蜀書社2003年
[2]張中宇《白居易<長恨歌>研究》
[M]中華書局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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