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福柯权力思想中的史观史识与史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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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福柯权力思想中的史观史识与史法
简析福柯权力思想中的史观、史识与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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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观既是史家著述的旨趣所在,也是史家归依的学统所属以及所开创的新方向所往。
大家之所以有大家气象,首先就在于他们的史观能立其大者,返本开新。
中国唐代史学名家刘知几提出史家应有“三长”:
史才、史学与史识。
清代思想家章学诚则提出史家不仅应该具备才、学、识,更应具备史德。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
德者何?
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
章学诚所说的“史德”,也正是本文所说的“史观”。
在福柯自称为“我的第一部著作”,也是其最著名的著作———《规训与惩罚》中,他这样表明自己的写作旨趣:
“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来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当前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
”那么,如何理解福柯所谓的“当前史”(thehistoryofthepresent)?
关于过去的历史与关于现在的历史究竟有何差别?
福柯的“当前史”与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又有何差别呢?
首先,福柯对历史的独特态度源自尼采对历史的犀利批判。
在尼采看来,历史对于人生无外乎三种基本的作用:
对行动者和有力者来说,历史如纪念碑式起着鼓舞的作用;对保存者与尊敬者来说,历史起着好古的作用;而对受难者与需要解放者来说,历史起着批判性的作用。
然而,历史的这三种作用对尼采所推崇的生命力量来说都是戕害性的。
且不说纪念的历史态度常常用死者打生者,减损了生命的勇气;也不说好古的历史态度使我们堕于保守、畏于创新;即使是所谓批判的历史态度,也容易使我们因为过于理想主义而无视历史的复杂性,损害我们生活的根基。
因此,尼采以生命的肯定力量和创造性力量指斥了历史的这三种滥用,提出“人最重要是学习生活,而且只在为学到的生活服务中应用历史”。
福柯继承了尼采对历史的批判,但他不像尼采那样强调某种恰当的“非历史感”,而是强调要重新回到历史。
只不过,在福柯这里的历史,已经与尼采曾批判过的历史发生了样态上的根本改变:
“对纪念碑的崇拜已变成了戏仿;对古代连续性的尊重已变成了系统的分解;以一种今人持有的真理来批判过去的非争议,这种做法已变成了借助一种求知意志特有的非正义来摧毁认知主体。
”
所谓对历史的“戏仿(parody)”,就如同巴赫金所谓的“复调小说”和“狂欢理论”:
历史由互不相容的各种独立意识的多重声音组成,人们平等而亲昵地交往、对话与游戏,尽情狂欢,一切神圣物和日常生活的正常逻辑被颠倒乃至嘲弄和戏耍。
所谓系统的分解,集中体现在本文后面要分析的谱系学的精神中。
福柯所说的历史的第三种样态则是要揭穿真理宣称背后的权力运作,这即他提出的“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观。
福柯对“现在”(present)的态度也是十分独特的。
在福柯看来,人们对“现在”有三种基本看法:
或者把现在看成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一个特定时代;或者从现在中解读出某一即将到来的事件的预示性标志;或者把现在作为面向新世界的曙光的某个转折点。
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不仅继承了康德独特的现在观———把“现在”看作是与过去相比而言的差异和“界限态度”(limit-attitude),而且进一步把这种“界限态度”提升为一种独特的哲学气质(ethos)。
我们知道,在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那里,新教徒那种“入世而不属世”的入世禁欲主义的精神气质,是解释资本主义精神源起的一个关键动力。
而对福柯来说,不仅其全部思想,而且其整个人生,都是围绕着“生命的极限体验及其超越”来展开的。
“界限”及其逾越(transgressing)的可能性,既是理解福柯眼中的现代性精神的核心,也是理解福柯人生世界的关键。
正是这种作为生命气质的“可能逾越的界限”意识,使福柯对现在抱持着一种深刻的批判力量。
在分别厘清了福柯对历史以及对现在的基本态度后,我们就能明白他所谓的“当前史”是把这种独特的历史观和现在观融贯在一起的史观,是要通过历史分析以批判的精神展示我们何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何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法国是“intellectual(知识分子)”一词的诞生之地。
福柯身上也秉承着法国知识分子惯有的现实关怀。
不过,福柯在谈到他与萨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差别时,说萨特属于“全能知识分子(generalintellectual)”,而他自己属于“特殊知识分子(specialintellectual)”。
“当前史”这一史观正是“特殊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
一方面,这类知识分子带着现实的问题关怀尤其是对权力问题的关注进入历史,带着诗性的隐喻进入历史,带着“发明的笑声”进入历史;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像全能知识分子那样因对天下万物说三道四而显得空洞,也不像“媒体知识分子”那样只知在媒体煽风点火或装腔作势而早已远离了学问他们是真正“以学术为业”的人,即使早已功成名就、享誉世界,仍然一如当初刚出道那样从事着“灰暗的、细致的和耐心的文献工作”,他们对“当前”的关怀、对公共事务的发言和介入,依然以最严谨的谱系学的“文献工作”为基础。
无论是什么流派的史学,史学的生命力最终需要落实在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功夫与叙事的铺陈功夫上,需要在材料上“喜聚异同”“宁详毋略”,将“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在分析上抽丝剥茧,层层推进;在修辞上“文所以动人者气,所以入人者情”,“气贵于平”,“情贵于正”。
中国传统史学将史家“所具者事也”称之为“史学”,而将史家“所凭者文也”称之为“史才”。
而本文将史学与史才合称为“史法”。
具有宏阔的史观与敏锐的史识纵然可以搭建起一个伟大史家的骨架,但是,如果没有恰切的史法去捕捉细节、精巧叙事,这样的史家依然是纸上谈兵———他们至多是眼高的史学评论家,却终究拿不出洪钟大吕式的史学作品。
在史法中最为流行的就是实证史学方法。
那么,福柯所称的谱系学方法与实证史学方法有什么关键性差别呢?
尼采最早提出了谱系学的方法并据此对善恶的道德进行了重估。
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学》一文中对尼采的谱系学方法的特点、内涵及其意义作了仔细的辨析和深入的发挥。
我们下面就以福柯的这篇文章为主,结合福柯其他的文献来解读权力谱系学的意味。
福柯的文章开宗明义,一开篇就提出了谱系学的总体特征是“灰暗的、细致的和耐心的文献工作。
它处理的是一堆凌乱混杂、残缺不全、并几经誊写的羊皮纸文件。
”阅读福柯的文献,须特别注意他在一些关键词前面上所加的形容词。
这些形容词并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术,而是有着特定的内涵。
这也是理解福柯所谓“抒情核心”②文风很重要的一点。
因此,我们需仔细琢磨福柯加在“文献工作”前面的三个形容词:
“灰暗的”(gray)、“细致的”(meticulous)、“耐心的”(patiently)。
这里所用的“灰暗的”,是与“清澈的”“明晰的”相对的。
实证史学家总是试图捕获历史的精确本质、历史最纯粹的可能性以及历史被精心保护的同一性,试图通过排除一切假面具去追寻一成不变的、完全满足真理本性的历史真相,实现从各种理想意义或终极目的论出发的、清晰明确的历史叙述。
而谱系学之所以是“灰暗的”,是因为谱系学眼中的历史是模糊的、多种复杂线索交织起来的,谱系学的研究是在不考虑任何单一的终极因(finality)的情况下,标出事件的独特性,去寻找历史的多种可能性,也即是要在事物的开端发现对其他事物的分解,是一些微妙的、独特的和个体之下的标记,这些标记也许可能会自我交叉而构成一个难以澄清的网络。
这正是福柯刻意强调“起源”(Ursprung)这个实证史学家常用的概念与谱系学家所用的“出身(Herkunft)”或“出现(Entstehung)”的根本差别所在。
这里所用的“细致的”,是与“粗疏的”相对的。
如果说前面所说的“灰暗的”是针对实证史学家的批评,那么,这里所说的“细致的”就是针对结构史学家的批评。
在结构史学家那里,历史细节并不那么重要,就如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说的,事件不过是浮在书面上的泡沫,重要的是深埋在事件下面的长时段的结构。
但对谱系学家来说,事件的独特性才是历史分析的焦点,因为“真理或存在并不位于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根源,而是位于诸多偶然事件的外部(exteriority)”。
因此,必须仔细收集各种原始资料,对事件的反复出现和断裂保持敏感,“力求关注那伴随着每个开端的诸多细节和偶然事件”,“能够认出历史的诸多事件,它的震荡、它的意外、它并不踏实的胜利和难以吞咽的失败”,必须“描述诸多力量相互发动的斗争或针对不利环境而发动的斗争,描绘那些企图通过分化这些力量、使之互相争斗而避免退化并重新获得力量的努力”。
现有的史料总是残缺不全,往往是围绕历史的胜利者和成功者堆积起来的。
而谱系学不仅要关注已发生的事件,也要关注曾经被尝试的、可能性的事件;不仅要关注记忆,也要关注遗忘;不仅要关注真理,也要关注错误;不仅要关注成功者,也要关注失败者和逃遁者;不仅要关注发生,也要关注沉默。
这里所用的“耐心的”,是与“急切的”相对的。
福柯在这里要说的是如何处理权力与历史的关系。
历史常常是任强权者装扮的小姑娘,甚至是任权力蹂躏的妓女,因此历史文件总是反复被涂抹或誊写。
而谱系学必须像一个破案高手一样仔细辨析历史文件中所有那些被权力伪造、涂抹、掩饰的地方;同时,谱系学面对被权力阴影所笼罩的无名者世界,必须通过慢慢的摸索寻找到一个突破口,通过日常生活被触动的时刻去展现模糊不清的日常生活,通过力量爆发的时刻去揭示错综复杂的力量关系,通过权力之光照亮历史无名者的刹那捕捉到那些夹杂着美与恐怖的“生活的诗”。
如果说在“灰暗的”维度上表现出了福柯史学与实证史学的分歧,那么,我们在“耐心的”维度上又可以看到福柯史学与实证史学的相通之处。
在解析了谱系学的三个总体特征后,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史学视角来深化对谱系学的理解。
首先,谱系学可以被看作是效果史(WirklicheHistorie):
“效果史颠倒了通常在一个事件的爆发与连续性的必然性两者之间确立的关系……效果史是从事件最独特、最鲜明的地方使事件显现出来。
因此事件就不是一次决定,一项条约,一段统治,或一场战斗,而是相互对立的力量构成的一种关系。
”效果史不同于正统线性或目的论历史观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常项,没有固定的实体,一切都是不断变化的。
正统线性或目的论历史观,把历史多样性最终化约为时间,从而组合成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总体。
这种历史观带着世界终极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的一切事物。
然而,福柯认为,这个世界是由大量错综复杂的事件构成,每个事件又是由相互对立的力量构成的一种关系,没有一个原初的坐标,也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
在这样的历史观引导下,谱系学的研究也就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
其次,谱系学可以被看作是身体史。
谱系学是对历史“出身(Herkunft)”的研究,要揭示出一个完全被历史打满烙印的身体和摧毁了身体的历史。
身体既是人最私密的存在,又是人最公共的符号。
正因为身体同时具有私密性和公共性,所以,它与政治的关系长期以来是暧昧不清的。
虽然历史学家早已开始撰写身体的历史,但他们大多是把身体当作生物学、人口学或医学的研究对象。
直到福柯一系列富于洞察力和冲击力的著作诞生,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状况,身体政治(bodypolitics)或生命政治(biopolitics)从此成为我们透视现代性问题的一种重要视角。
在福柯看来,一方面,现代社会生产出“驯顺的身体”,“身体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
这种对身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身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连;身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
在这种与规训权力相连的基本形式中,现代政治的模型不再是以国王的身体为中心的剧场,而是以大众驯顺的身体为中心的工厂或监狱。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发展出人口的生命政治,干预和控制人口的生殖、死亡、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
“人口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主权者的权力,还不如说是治理的目标。
人口是需要的主体,欲求的主体,但同时也是治理手中的对象,面对治理,人口知道自身想要什么,但对治理对它所做的一切一无所知”。
正是人口问题的重要性,促进了国家治理术的发展。
再次,谱系学可以被看作是场域史。
福柯在文中所用的词不是“场域”(field),而是尼采用过的“非场所(non-place)”。
“非场所”是要强调在权力关系各方相互的争斗中并不属于一个共同空间。
但我们以为,“非场所”这个否定性的术语不如布迪厄所用的“场域”这个肯定性的概念更加明晰。
其实,“非场所”与“场域”在强调各种力量相互较力的空间上是完全一致的。
在福柯看来,谱系学是对“出现(Entstehung)”的研究,也即要关注各种力量关系兴起的时刻。
“出现”总是在诸多力量构成的某种状态中产生的,“是诸多力量登场的入口,是这些力量的爆发,从幕后跃到台前,每种力量都充满青春活力”。
所以对“出现”的分析必须描述各种力量关系的斗争游戏。
尼采对道德的谱系学探索,已表明善恶是如何相互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斗争。
福柯进一步展示了权力的斗争形态:
“历史的大游戏属于能够攫取这些规则的人,属于那些有地位使用这些规则的人,还属于这样一些人,她们乔装打扮以歪曲规则,反转规则的含义来使用规则,使规则反过来针对那些当初强加规则的人;这些人进入了这一复杂机制,使这种机制运作起来,使支配者被他们自己的规则所支配。
人们反复提及的‘出现’,并非同一意涵相继出现的形象;毋宁说,这些出现是替代、置换、被伪装起来的征服以及全盘翻转的结果”。
在“灰暗的”“细致的”“耐心的”的笔触之下,由效果史、身体史与场域史的交叠,就构筑起了具有福柯独特风格的史学世界。
对于一个伟大的史家来说,必须兼具宏阔的史观、敏锐的史识与娴熟的史法。
福柯正是这样无与伦比的史家,其史观、史识与史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过,这种一致性不是通过平整叠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反倒是通过两重张力表现出来的。
第一重张力是历史叙事与批判的张力。
福柯的历史研究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当前”,但又不把“当前”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模式或具有必然性趋势来看待,而是将“当前”看作一种带有偶然性的历史过程的结果,通过历史分析来揭示“当前”的系谱。
“当前史”的观念提供了对事件的深刻理解,而不是用结构来化减事件,或者仅仅把事件当作理论或批判的若干例证。
在“当前史”中的任何“当前”,总是以过去和未来的双重形象出现,前者作为叙事,后者作为批判,通过理论来联结,但理论的这种联结作用不暗示理论是优先和自主的,相反它揭示了理论在历史叙事和批判之间所具有的一种不自足性。
正是福柯这种在历史叙事和理论以及批判的复杂张力中寻求平衡的努力,使他的历史分析与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述形同实异。
正如德雷福斯和拉比诺所说的:
福柯历史观的一个关键就在“停在表面”,他拒绝去追寻“深奥隐藏的意义,不可企及的真理顶端,朦胧的意识内心”,而只执着于寻求“事件的表层、微小的细节、次要的转变和微妙的轮廓”,因为历史的力量不是在神秘的深渊中挖掘出来的,而是在表面的实践中呈现出来的。
德勒兹将福柯这种独特的史观称为“关系/事件”分析,即将事件理解为连续性的切口;而李猛进一步将这种历史叙事理解为这种表面(作为关系的关系/事件)及其切口(作为事件的关系/事件)的重新拼贴。
在福柯的史学作品中,酣畅淋漓的叙事与鞭辟入里的分析穿插其间,形成了他独特的抒情风格直及人心。
第二重张力是历史实在与虚构的张力。
尽管福柯强调历史的运用,在其历史的写作中又迷恋事件的细节,但福柯在传统的史学家那里还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尤其是在虚构的问题上使实证史学家大光其火。
对这些奉实证为圭臬的史学家来说,史学的基本精神就来自求真究实。
离开了这一点,史学就失去了基本的科学力量。
就此,福柯在一些正统史学家那里犹如“杀死历史”的“反历史学家”。
福柯本人的确也公开宣称要使历史摆脱与记忆模式(无论该模式是形而上学的,还是人类学的)的联系,使历史成为一种反记忆,并在历史中展现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
只不过,福柯所说的“反记忆”与正统史学家所说的“反历史”在褒贬意味上正好相反。
其实,福柯既十分熟悉传统史学家的技艺,也在史料收集上下过大功夫———法文打字原稿煌煌近千页的国家博士论文《古典时代疯狂史》仅相关注释就近千条,这就是其史料功夫的一个明证。
正如他在1978年的一次谈话中所说的,“我使用取自史学的研究方法:
进行论证、提出史料证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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