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业务学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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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业务学习
律
师
业
务
学
习
律师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
律师有三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是有高度责任心,全心全意为当事人服务;
第二种境界是有社会良心,为弱势群体、为权利被践踏的人伸正义;
第三种境界是有历史使命感,敢于为中国的法治与宪政,挑战权威、挑战制度。
英搏律师事务所制
时间:
2015年1月6日
地点:
英搏律师事务所
主持人:
凤英
学习人员:
全体
学习容:
开发商无预售证被诉双倍返定金
2013年10月,家住省市的郝某与该市某房地产开发签订了《商品房部认购意向书》,协议约定郝某购买由该公司开发的某小区房屋一套,意向书签订后郝某向房产公司交纳了定金5万元。
郝某在办理收付款手续时得知,该房产公司尚未取得《房屋预售许可证》,于是拒绝继续交纳首付款,并要求房产公司双倍返还其定金10万元,遭到拒绝。
双方屡次协商不成后,2015年1月,郝某向市安次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房产公司双倍返还其定金10万元,并以5万元定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其支付自交纳定金日起计算至起诉之日利息500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房产公司已于2014年12月取得涉案小区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法院认为,《商品房部认购意向书》属于商品房预约合同。
当事人一方只能请求对方依照预约合同订立正式合同,而不能依照预约合同的容请求对方履行。
郝某与被告双方没在协议中约定有关预售证的容,且被告在起诉前已经取得了争议房屋的商品房预售许可,郝某的合同目的可以实现,故此郝某以被告未取得争议房屋的商品房预售许可为由,要求被告双倍返还定金并支付利息的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安次法院一审驳回了郝某诉求。
■以案释法
预约合同与预售合同不同
承办该案的法官解释称,目前我国商品房预售实行许可证制度,商品房预售合同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出售给承购人,承购人支付定金或房屋价款的合同。
在商品房预售合同中,预售方与预购方关于房屋的坐落与面积、价款的交付方式与期限、房屋的交付期限、房屋的质量、违约责任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双方无须将来另行订立一个房屋买卖合同,即可以按照商品房预售合同的规定直接履行,并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达到双方的交易目的。
本案中,郝某与房产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部认购意向书》应为商品房预约合同,而非商品房预售合同。
在合同法中,预约合同是当事人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合同,预约合同当事人的义务是订立本合同。
因此,本案中,房产公司是否取得争议房屋的《房屋预售许可证》并不是商品房预约合同生效的前提要件。
近年来,因商品房认购意向合同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多,主要在于对商品房预约合同和预售合同的认识误差。
法官提醒,房屋预售合同与预约合同的法律效力不同,购房时一定要搞清楚自己与商家签订的是哪种类型的合同,在签订的合同中,自己与商家分别享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当然,如果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我国《商品房销售管理方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容,并且出卖人己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
时间:
2015年2月24日
地点:
英搏律师事务所
主持人:
永霞
学习人员:
全体
学习容:
房产赠与儿子又反悔赠与撤销须符三条件
2011年8月26日,伟夫妇和亮签订了《赠与合同》,将夫妻共有的位于的3套房产赠与儿子亮。
同日,一家人到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
2013年7月13日,伟在骑电动车时,因撞到石墩摔伤,造成高位截肢和身体多处受伤,住院期间花去医疗费十几万元。
伟出院后向法院提起诉讼称,在住院期间儿子并未尽赡养义务,如今他瘫痪在床,失去自理能力,且没有经济来源,儿子却不愿意变卖一套房产让他继续承受治疗,遂诉请法院撤销之前三人签订的《赠与合同》,确认原告对3套房产享有50%的产权。
面对父亲的起诉,亮辩称,父母当时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将3套房产赠与他,并进行了公证,赠与行为已生效,父亲不能撤销。
其次,在父亲受伤住院期间,他为父亲雇佣了护工,他累计支付了2.2万余元的护工费与生活费,已尽到赡养义务。
近日,省市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求,认定赠与行为有效。
据承方法官介绍,根据我国合同法有关规定,赠与人可以行使撤销权的情形如下:
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本案中,综合案情可以看出,亮对伟尽了一定的赡养义务,并未违反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且原告与第三人甘萍与被告签订的《赠与合同》,系原告和第三人对自己财产的处分,符合赠与的相关要件,应视为赠与,并且进行过公证,应认定该赠与行为有效。
时间:
2015年3月21日
地点:
英搏律师事务所
主持人:
荣光玲
学习人员:
全体
学习容:
酒驾被查还袭警法院判罚不容情
“听说这人平时挺老实本分的,怎么会做出酒驾袭警这种事呢?
”不单是负责调查的民警觉得难以置信,站在被告席上的翁某本人更是流露出了深深的悔意。
但是木已成舟,承方法官敲落的法槌宣告他将为自己酒后一时糊涂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
酒驾加袭警,鉴于翁某犯罪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省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那是2014年10月13日晚七点多钟,翁某几碗酒下肚,开上自己的轻便二轮摩托车从家中出发,到衢江区廿里初中接儿子。
翁某行驶途中,看见前方有交警正在查酒驾,惊慌之下赶紧掉转车头向回逃窜。
“有辆二轮摩托车朝你们那边去了,注意拦下。
”警官经验丰富,远远瞥见翁某突然转向就知道他是想要逃脱酒精测试,立刻拿起对讲机通知暗卡处的两名协警。
两人接到消息,在廿里初中路口成功将慌不择路的翁某拦了下来。
经过快速检测棒检测,显示翁某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两人将他带到交警执勤点让警官做进一步检测。
翁某眼见难以逃脱,干脆借着酒劲撒起泼来,拒不配合吹气检测,浪费了不少时间才测试成功,结果为58mg/100ml,已达到酒后驾驶标准。
按照制度,警官将酒精测试结果告知翁某并让他签字确认,但不思悔改的翁某仍然拒绝签字,交警于是依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对他执行带离。
过程中,翁某几次企图逃跑,都被两名负责控制的警官拦下,翁某转身拽两人衣领并用力推搡,警官见状,只得实施警告:
“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控制,你再反抗,我们将依法使用警械。
”但是翁某此刻酒精上了头,哪里还听得进去,在被警告后仍对几名警官甩手、脚踢、嘴咬,企图强行挣脱控制。
对待如此胡搅蛮缠的嫌疑人,廿里交警中队长王警官指让执法人员将翁某送上警车带离,翁某被送上警车后,还大声出言威胁执法人员,并继续试图冲出车门逃窜,王警官用手拦住车门防止他逃跑,却不料被翁某咬伤了右手手背外侧。
他不顾鲜血淋漓的伤口,继续配合同事们将翁某控制在车,最终将其带离现场。
事后经法医鉴定,王某、徐某两位警官在执行过程中受到轻微伤,另两位警官也有不同程度的擦伤。
衢江法院审理后认为,翁某不但涉嫌酒后驾驶,还在明知人民警察在依法执行职务的情况下,仍以嘴咬、脚踢等暴力方法袭击,并致两名执法人员轻微伤的后果,其行为明显触犯刑法,构成妨害公务罪,鉴于翁某在庭审中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并积极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法院综合案情对其作出了如上判决。
时间:
2015年4月13日
地点:
英搏律师事务所
主持人:
凤英
学习人员:
全体
学习容:
放弃签无固定期合同再要求双倍工资无据
2000年3月1日,王某受聘于某计算机公司,先后在2000年、2004年、2010年、2013年四次签订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到期日为2015年12月28日。
11月25日,计算机公司以劳动合同即将届满为由通知王某到期终止劳动合同,并决定支付给王某23160元经济补偿。
王某领取经济补偿后,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以计算机公司未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由,要求支付自2010年3月1日至2015年12月28日的双倍工资。
仲裁委审理后,裁决驳回了王某的仲裁请求。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4条第3项规定,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39条和第40条第1项、第2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第82条第2款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双方2010年3月1日续订劳动合同时,王某已在计算机公司连续工作满10年,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虽然法律赋予了王某无固定期限合同订立的选择,但双方基于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情况,仍然订立的是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这说明王某已经放弃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订立,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各自依约履行了义务,劳动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
王某事后再行主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权利,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如果双方在2010年3月1日续订劳动合同时,王某坚持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公司原因不能实现,则公司应当向王某支付这一期间的双倍工资。
时间:
2015年5月20日
地点:
英搏律师事务所
主持人:
荣光玲
学习人员:
全体
学习容:
从他人支付宝账户偷转钱款如何处理
案情:
吴某在与某交往过程中,知悉其身份信息、、银行卡号。
2014年12月21日,吴某在支付宝官网上篡改了某支付宝账户的用户名和密码,将该账户中2916元(人民币,下同)以与与该支付宝账户绑定的一银行卡上的625元转到自己的银行卡上。
2015年1月24日,吴某又转走了某支付宝账户里的1221元。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支付宝作为网络第三方支付平台,具有消费支付、转账结算等功能,应属于刑法用卡的围。
吴某篡改某支付宝账户的用户名和密码,转走某的钱款,应定性为信用卡诈骗行为。
由于诈骗金额仅为4762元,未达到信用卡诈骗罪5000元的追诉标准,因此吴某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并不是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金融机构,故支付宝不属于刑法规定中的信用卡,冒用支付宝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吴某用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属于盗窃行为。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吴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界定吴某行为的性质,先要明确支付宝的性质。
支付宝是第三方支付平台,采用与相应银行签约的方式提供与银行支付结算系统接口和通道服务,实现资金转移和网上支付结算服务。
2010年《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方法》将支付宝在的网络支付平台列为非金融机构。
而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中规定:
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
因此,由于支付宝的开发公司不是金融机构等原因,支付宝不属于刑法中的信用卡。
从犯罪手段的角度分析,诈骗与盗窃的本质区别在于“欺骗”与“秘密窃取”。
该案中,吴某实施的犯罪行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通过交往获取某的身份信息、、银行卡号等基本信息。
二是篡改某支付宝账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三是完成虚假支付宝账号与某信用卡的关联,通过转账的手段非法获取财物。
吴某没有对某采取欺骗手段,而支付宝公司作为机构也不存在被“欺骗”一说。
吴某是通过篡改被害人的支付宝账户信息,使用秘密转移财产的手段才使得吴某对某支付宝账户与其银行卡的资金形成占有。
秘密窃取的手段在吴某获取财产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从侵害客体的角度分析,吴某的行为主要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权。
信用卡诈骗罪侵害的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而盗窃罪侵害的客体只是公私财产所有权。
该案中,吴某获取某的信用卡信息后,严格遵循支付宝公司和银行网络系统的设定进行操作,主要侵害的是被害人的财产权,而不是对金融管理秩序的侵害。
时间:
2015年6月9日
地点:
英搏律师事务所
主持人:
永霞
学习人员:
全体
学习容:
死亡抚恤金的性质与分配
[案情]2014年6月,退休教师高某因病去世,其再婚10年的妻子某与高某前妻所生儿子高甲、高乙对死亡抚恤金的分配发生争议,诉至法院。
某认为,自己年事已高且无其他收入,死亡抚恤金应全都归自己。
高甲、高乙则认为抚恤金属高某遗产,应由三人均分。
[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死亡抚恤金应按照遗产分配,在继承人间均分。
理由是:
因死亡产生的抚恤金对亲属而言是一种切实利益,与死者遗产并无二致,应作遗产处理。
另一种观点认为,死亡抚恤金不是遗产,而是对与死者生前存在紧密关系的亲属的精神性抚慰与物质性帮助。
分配死亡抚恤金时应综合考虑各亲属与死者生前的关系、相互照顾程度与该亲属的自主生活能力。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定性是分配的前提,死亡抚恤金即使分配结果类似于遗产,也不宜视作遗产。
遗产系死者生前所有或可得确定的财产,其构成需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产生于或可得确定于生前;二是属于死者所有。
而死亡抚恤金的产生基于死亡这一事件,既非死者生前可以获得的财产,也非因死者生前实施的某些行为可确定的期待收益。
此外,抚恤金的所有人亦非死者本人,不属死者财产。
因而抚恤金不是遗产。
死亡抚恤金具有对死者近亲属精神与物质双重补偿之价值。
亲疏关系以与相互照顾程度决定着死者的离去对该亲属精神方面造成的影响,而该亲属的自主生活能力、收入状况与死者生前对其的帮助程度则决定了死者的离去对该亲属物质方面造成的影响。
分配抚恤金时应综合考虑上述方面,以期更好地表达死亡抚恤金精神性抚慰与物质性补偿的双重价值。
在现行法律未对普通人员死亡抚恤金的分配作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释义》对抚恤金的分配原则可作参考。
国务院法制办、民政部编写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释义》中提到:
同一顺序(配偶、父母、子女)对一次性抚恤金的分配原则为,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亲属,分配时,应当予以照顾,对烈士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烈士共同生活的亲属,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亲属,不尽扶养义务的,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这一释义明确了军人抚恤金分配时应充分考虑亲疏关系、共同生活、扶养义务等多种因素,是对前述抚恤金双重价值的肯定与印证,亦为其他人员死亡抚恤金的分配提供了借鉴。
在对死亡抚恤金性质与其双重价值认定的基础上,参照类似规定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此案最终判决某享有70%抚恤金,高甲、高乙各享有15%抚恤金。
时间:
2015年7月11日
地点:
英搏律师事务所
主持人:
凤英
学习人员:
全体
学习容:
借名买车后被扣押名义车主无权索要
2012年9月7日,王某借钟某名义分期付款购买了一辆宝马5系轿车,定金5万元由钟某支付,机动车登记在钟某名下,共贷款60万元。
该车购买不到一个月,钟某与王某口头约定,车子给王某用,王某把首付款还给钟某,如果王某以后赚到钱,再支付三分利息给钟某,随后王某出具了欠条给钟某。
之后,王某按期归还了相应贷款,并在此期间将该车列入其投资的公司名下,作为该公司的固定资产。
2014年10月28日,王某将该车从省安福县某银行的院子开出时,被跟王某有债务关系的某等人将车截停并予以扣留。
事后,钟某诉至法院,要求某返还登记在自己名下的宝马车。
法院审理后,以本案登记人并非所有权人为由,认定钟某无权索要涉案车辆,驳回了钟某的诉讼请求。
主审法官庭后解释称,根据《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98号),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的登记。
物权法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案中,钟某购买宝马车不久就交付给了王某使用,购车首付款实际是王某支付的,银行按揭大部分也是王某付的,只不过王某是借用钟某的名义购买,故可以推断出该车实际出资人为王某。
此外,该车从钟某手中实际已经交付给了王某,因此,该车所有权人应为王某,钟某既然不是宝马车的权利人,那么其要求返还宝马车就无法律依据。
时间:
2015年8月21日
地点:
英搏律师事务所
主持人:
永霞
学习人员:
全体
学习容:
网购纠纷案的管辖法院怎么选择?
一男子在淘宝网上购买了两部手机,收到货后发现这两部手机均为假货。
一气之下,他将淘宝网和两个卖家告上法庭,要求赔偿。
近日,市长安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2015年5月,家住长安区的贺先生在淘宝网上通过系统推荐的广告购买了两部手机。
收到货物后,贺先生发现这两部手机均无厂家标志,且IMEI(国际移动设备标识)经查实未注册标识。
因此贺先生以购买到了假货为由向淘宝公司提出投诉,要求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赔偿。
淘宝公司支持了何先生的退款请求,但未支持其要求三倍惩罚性赔偿的请求。
贺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两淘宝卖家退还货款并支付三倍赔偿,淘宝公司承当连带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两淘宝卖家的行为已构成欺诈,故原告要求三倍赔偿的诉讼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应予以支持,驳回原告要求被告淘宝公司承当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
以案说法
1、网购纠纷案的管辖法院如何选择?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同时,根据2015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
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据此可知,除买卖双方另有约定外,无论货物是否“包邮”,网络购物的消费者可以根据情况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买方住所地或者是收货地)的法院起诉。
2、网上买到假货,起诉谁更方便?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遭遇假货,既可以向销售者索赔,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索赔,还可以要求两者承当连带赔偿责任。
实践中,为维权方便,消费者一般选择起诉网络交易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销售平台做被告是有条件的,在以下三种情形下消费者可起诉网络交易平台:
一是网络交易平台不能提供销售者;二是虽能提供信息,但网络交易平台对消费者作出更有利的承诺;三是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利用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且未采取必要措施,则消费者可要求二者承当连带赔偿责任。
除上述三种情形之外,消费者只能要求销售者承当赔偿责任。
时间:
2015年9月17日
地点:
英搏律师事务所
主持人:
荣光玲
学习人员:
全体
学习容:
中华人民国刑法修正案(九)之一
(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一、在刑法第三十七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七条之一:
“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
“被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人违反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的决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其从事相关职业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
”
二、将刑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修改为:
“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
三、将刑法第五十三条修改为: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一次或者分期缴纳。
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
四、在刑法第六十九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
原第二款作为第三款。
五、将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修改为:
“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罚金。
“犯前款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
六、将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一修改为:
“资助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的,或者资助恐怖活动培训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
七、在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一后增加五条,作为第一百二十条之二、第一百二十条之三、第一百二十条之四、第一百二十条之五、第一百二十条之六:
“第一百二十条之二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
(一)为实施恐怖活动准备凶器、危险物品或者其他工具的;
“
(二)组织恐怖活动培训或者积极参加恐怖活动培训的;
“(三)为实施恐怖活动与境外恐怖活动组织或者人员联络的;
“(四)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策划或者其他准备的。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百二十条之三以制作、散发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或者通过讲授、发布信息等方式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一百二十条之四利用极端主义煽动、胁迫群众破坏国家法律确立的婚姻、司法、教育、社会管理等制度实施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一百二十条之五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第一百二十条之六 明知是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而非法持有,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
八、将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修改为: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
(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
“
(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
“(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与公共安全的。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
九、将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
“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或者伪造的货币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
十、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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