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文化产业发展回顾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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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文化产业发展回顾分析

云南文化产业研究进程与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研究工作同步。

1996年12月，中共云南省委六届四次全委会提出：

把云南建设成为“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大省”。

云南省委宣传部随即把筹办首次研讨会的工作交给了云南省社科院，1997～1998年长达近2年的会议筹备期同时也就是研究期。

1999年1月召开“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研讨会”，1999年9月出版会议文选《走向21世纪的云南民族文化》[1]，均有1／3的力量用于文化资源开发和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并视之为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支柱之一。

2000年8月，“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第二次高级研讨会暨云南文化产业展览洽谈会”召开，明确提出了“民族文化产业兴，民族文化大省立”的口号。

以此为标志，云南文化产业研究开始独立走到前台，在2000年8月国家文化部于西宁召开的全国“西部文化工作座谈会”上，在2000年10月文化部和北京市于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大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研讨会”上，引起了外界关注。

从此，云南文化产业研究以鲜明的“西部视角”为特色，在国内文化产业研究领域独树一帜。

2004年4月11日，配合“云南文化北京系列宣传活动”，“云南省繁荣民族文化，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大省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2004年10月25日，配合“云南文化产业上海推介周”活动，“滇沪合作文化产业发展论坛”在上海图书馆召开。

至此，文化艺术繁荣的“云南现象”，文化产业发展的“云南模式”，开始由研究界的概括转为公众社会的话语。

一、研究工作的主要方面

云南也和全国其他省区市一样，近年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及文化产业研究有来自政界与学界两股力量，这两股力量的协同和交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一）决策性、应用性研究

1．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文件的研究起草。

2000～2001年，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云南省政府研究室和云南省社科院联合组成起草小组，连续研究起草了《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纲要》、《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实施方案》、《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十五”规划》[2]等一系列文件，或行文公布或审定刊发，成为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纲领性、规划性文献，其中均有相应的篇幅涉及云南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和规划。

2．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研究工作。

2001～2002年，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省社科院联合组成研究小组，研究并草拟出《加快云南文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云南省文化产业发展纲要》两份草案，由于宏观条件不成熟，未能正式成文，但作为决策咨询研究的一种基础性准备，为以后的工作延续创造了条件。

3．文化产业发展的应用研究。

2002～2003年，云南省社科院文化开发研究中心接替原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先前工作职能，承担起省委宣传部部署的“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研究小组”两项重要调研课题：

（1）《云南文化产业现状及发展思路与对策》研究报告，邀请云南省政府研究室、云南大学专家参与完成，以《云南发展文化产业的思路与对策》[3]为题全文发表于《2003～2004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

（2）《加入WTO与云南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系列报告，联合云南省文化厅、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新闻出版局、云南省工商管理局专家共同完成，以“专项研究报告”栏目[4]全部发表于《2002～2003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

2003年年底，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刚成立后，随即与云南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合作，完成了《云南省地州市文化产业发展调研》课题，其中总报告摘要稿以《地州市文化产业发展调研报告》[5]为题发表于《2003～2004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

 4．相关领导的个人署名研究。

2003～2004年，云南省委副书记、云南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丹增同志站在研究工作前沿，连续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了《关于当前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理论思考》、《发展文化产业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建设民族文化大省之我见（上篇）──富足而厚重的云南民族文化资源》、《建设民族文化大省之我见（下篇）──抓住云南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发展文化产业的主要障碍》、《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云南文化产业发展》[6]等一系列署名文章，起到了领率和指导作用。

此外，《丹增论文化产业》一书正在加紧编写，不久即可面世。

省内一些地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也身体力行，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工作实际，积极开展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如丽江市委书记欧阳坚《创新体制转换机制作大作强丽江文化产业》[7]，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汤汉清、出版处处长夏代忠《新闻出版业体制改革产业发展现状与思考》，副局长郑明《加快云南出版产业发展的思考》[8]；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局长盛云富、副局长李凡顾问，局总编室主任杨宏等人执笔《用科学发展观推进广播影视改革发展》[9]。

5．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文件的研究起草。

2004年，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文化改革发展办和云南省社科院联合组成起草小组，同时研究起草《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云南省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两个文件，云南省文化改革发展办和云南省统计局同期研究起草《关于开展文化产业统计工作的意见》及《云南省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体系的建构》、《云南省文化产业统计报表制度》[10]，已分别由云南省委、省政府行文实施。

（二）基础性、理论性研究

1．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化开发研究中心。

云南省社科院文化开发研究中心作为“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研究小组”日常研究工作的执行单位，以云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为依托，由研究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研究所所长、研究中心主任王亚南研究员主持，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郑海研究员协助，联合院内经济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乃至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昆明大学旅游科研所的相应科研力量，承担并完成了有关文化建设及文化产业发展的国家级、省级大量研究课题。

主要成果有：

（1）著作类──《西部大开发中的云南文化产业研究》，《西部文化资源保护与产业开发云南试点项目地区县域勘察》，《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考察》[11]，《锻铸发展的魂魄──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理论探索》[12]，《2002～2003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2003～2004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2004～2005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13]。

（2）研究报告类──《云南文化产业现状及前景分析》，《云南县域文化资源评估指标研究》，《丽水金沙启示录：

面向市场的创新改制》[14]，《文化资源评估研究──“云南试点”项目实验报告》，《云南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综述》[15]，《丽江启示：

立足市场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乡村手工艺品制造业研究》，《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化运作》，《特色文化资源调查与评价方案》，《研究综述：

面向小康社会目标的文化建设》[16]，《发展人文经济，面向东盟开放》，《文化立城：

新昆明建设重要基点》，《昆明民营图书批发市场调研报告》，《沧源县演艺业发展状况调查》，《民族民间文化保护问题研究》，《云南文化改革发展年度研究述评》[17]。

 （3）论文类──《人文经济：

西部乡镇文化产业特色发展与超越之路》，《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文化生产》，《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西部文化多样性：

挑战与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文化生产及其公共产品》，《应战“入世”：

文化的资本化运作》，《西部大开发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对策：

人文资本开发》，《经济全球化中的文化多样性保护──西部人文资本开发思路》，《打造高文化的人文经济──新经济时代云南特色经济模式的选择》[18]，《云南文化名牌战略论略》，《昆明报业现状及其展望》[19]，《发展休闲产业具有双向激活效应》，《云南文化名牌战略论略

（二）》，《公共图书馆信息咨询服务研究》，《云南电影现状及其展望》[20]。

2．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

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以云南大学出版社为依托，由出版社社长、研究所所长施惟达研究员主持，研究所副所长李炎教授协助，整合云南大学民族艺术博士点教学力量，联合云南省社科院文化开发研究中心相应科研力量，成立时间不长但积极开展研究。

主要成果有：

《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云南文化产业发展之我见》，《民族文化，在阐释与建构中发展》，《现代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化》，《文化实现产业化的可能及途径的理论思考》，《差异性竞争：

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研究》[21]。

3．其他研究者的基础研究成果。

云南省文化厅副厅长（时任）段跃庆教授、文化厅职工大学任宁云副教授《新世纪的呼唤──云南民族文化产业化研究论纲》[22]；云南省委办公厅三处处长（时任）范建华副研究员主编《云南发展文化产业十题》[23]；云南师范大学金融财政学院院长曹骑豹教授主持《加快我省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战略思考与对策研究》课题[24]；云南大学马列部教授熊思远主持《“入世”与西部大开发条件下云南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课题[25]；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所长范道桂研究员《云南文化产业的改革与发展》、《文化产业的界定与分类》[26]；云南民族博物馆研究员木基元《西部大开发中云南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开发》[27]；云南省委党校语文教研部主任李锐教授《关于培育和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思考》[28]；云南省委党校语文教研部讲师熊黎明《云南省文化产业的定位与发展》[29]。

 同时，连续几年出版的《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更是集中发表了其他众多研究者的大量相关成果，包括：

迪庆州政协副主席刘群、州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义执笔《树精品形象，闯文化市场》，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胡廷武《中国出版业面临的三个课题》[30]；云南省广播电视局总编室主任杨宏《解析广电“双重属性”》，《今日民族》杂志主编徐畅江《行业类期刊市场化转型的对策》，云南民族博物馆研究员木基元《云南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研究》[31]；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缪开和《2004年的云南文学艺术》、《舞蹈奇葩〈云南映象〉》、《文学力作〈水乳大地〉》，楚雄州委常务宣传部长李俊、楚雄州文产办主任李怡等《楚雄州文化改革发展综述》，红河州社科联主席马明武等《红河州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与前瞻》，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张锡禄教授等《大理州文化产业发展分析》[32]

（三）其他相关工作

2004年9月，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社科院联合展开“树立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宣讲活动”。

云南省社科院院长纳麒教授、副院长杨福泉研究员率领长期从事民族与文化研究的一批学术带头人，在很短时间内分期分批奔赴省内16个地州市，面向各地州市属部门干部和县属相关干部举办讲座，将云南省社科院多年积累的文化资源保护与文化产业开发研究成果推向了全省。

几年来，云南省社科院文化开发研究中心作为云南省内最早组建的文化产业研究实体，受各方委托，先后承办或参与筹办了2002年8月“应对WTO：

云南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品牌开发研讨会”、2003年8月“中国文化产业蓝皮书第三届全国撰稿人会议”、2003年8月“云南省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研讨会”、2003年9月“云南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干部培训班”、2004年4月人民大会堂“云南省繁荣民族文化，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大省座谈会”等相关重要活动。

最近，在云南省社科院受委托筹办“滇沪合作文化产业发展论坛”期间，文化开发研究中心积极联络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办公室、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提出“滇沪文化产业合作研究”建议，促成滇沪之间有关各方领导会商并最终批准，于2004年10月25日“论坛”举行时正式签署了2项合作协议：

①《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上海交通大学“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与高级人才培养合作”协议书》，②《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滇沪文化蓝皮书交流合作”协议书》，为云南文化产业获得更强大的发展平台支撑奠定了基础。

[33]

作为云南文化产业研究的又一支成规模的有生力量，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协力参与了“滇沪合作文化产业发展论坛”、2004年6月“云南省文化产业高级研修班”等相关重要活动的举办。

2004年以来，云南各州、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研究工作进入加速度阶段。

昭通市人民政府与云南大学合作，于4月完成了《昭通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总课题及其《昭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等子课题；[34]楚雄州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合作，于11月完成了《楚雄州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总课题及其“发展规划建议”、“重点项目建议书”等一系列子课题。

[35]

二、研究工作的实验性推进

云南拥有罕见的民族文化多样性优势，在中国西部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在全世界民族文化多样性富集地里也占有重要位置。

云南广大地区普遍占据的相对优势就在于：

各民族所固有的文化传统一向得到较好保存，在人类世界的文化环境中占据着文化信息传承多样性中心的地位，相当于生物界里很少遭到破坏的基因信息遗传多样性中心。

世间一切可利用资源的最高层次恰恰在于文化资源，文化资源正是前人们对于一切可利用资源世世代代加以总结的智慧结晶。

云南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资源是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世间罕见的宝贵遗产，也是云南社会发展必须首先加以利用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保护珍贵的民族文化资源，以此作为寻求特色发展的可靠依据和坚实基础，正是云南准确把握自身优势所在的一种选择。

（一）文化产业开发“云南试点”的实施

把文化环境作为城乡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文化资源作为城乡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把文化产业作为城乡建设的一个重要基本方面，就能让就云南各地、各民族广大群众凭借自身所拥有的资源条件积极参与，整合城乡文化资源，打造文化产品品牌，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广泛开展创建“民间艺术之乡”、“民间工艺之乡”活动，进行“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专业化、规模化开发，在社会发展中从经济利益、文化效用多个方面直接受益。

 据此，在“西部文化工作座谈会”上，王亚南研究员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员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直接向国家文化部提出“西部文化资源保护与产业开发云南试点”项目建议。

[36]后经云南省委、省政府批准，该项目通过“云宣字［2001］31号”文件上报国家文化部备案，于2001～2002年逐步在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保山市腾冲县、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实施。

主要对策与措施包括：

（1）从文化名人切入，整合各类知识人才技能资源：

扶持和引导优秀艺术家和工艺师成为类似“科技示范户”的新型生产带头人，以其独有的绝技手艺开发特色文化产品，通过市场的作用产生经济效益，实现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可良性循环的自我传承和保护。

（2）从基层单位切入，整合局部优势特色文化资源：

促使并帮助文化底涵深厚的相关单位、村镇作为各类文化产品生产的“专业团队”走向市场，以高文化含量附加值提升传统产业，鼓励创建民俗文化旅游、民族艺术展演、民间工艺品产销等特色文化企业。

 （3）从体制改革切入，整合公办及民间两大类资源：

培训和推动基层文化工作者向文化策划人、文化经纪人发展，尝试并推行基层文化单位向兼有文化产品生产、中介职能转型的体制创新，以类似于“公司＋农户”模式引领并形成特色文化产品的规模化生产。

就此特别说明：

提倡村民以专业协会或“农工商联合体”形式组建自己的公司。

 （4）从文化品牌切入，整合特色产品创造产地名牌：

致力于文化产品的技术化、组织化设计定型，组织特殊技艺、特色产品申请专利权或著作权，以民间知识产权入股建构公司法人，形成原产地品牌获得资产增值，实现特色文化名牌延伸的资本化运营。

（5）从发展规划切入，整合文化与旅游产业各环节：

促进并完善文化建设与旅游开发规划工作乃至部门工作的良好协调，在具备规模化开发前景的项目上引入企业资金建立文化产业股份公司，在中心城市设立相应中介、营销网络实现与国内外大市场对接。

该项目实施及其进展情况，一向受到国家文化部关注，其阶段性成果《西部文化资源保护与产业开发云南试点项目地区县域勘察》被文化部“中国文化产业网”全文登载，[37]并受到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地区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发展研究》追踪考察。

[38]在随后的云南文化产业实践中，以上对策和措施不断完善，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成为文化产业发展“云南模式”的重要内容。

（二）文化资源评估实验性工作的开展

制订文化资源评估指标，是“云南试点”项目实施中的一项实验性研究课题。

其预期目的在于，拟定行之有效的技术指标方案，保证文化资源评估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以明确重点区域及其发展方向、重大项目及其开发前景等等，为各地制订文化资源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提供可靠依据。

“文化资源”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评估指标将其分为两个基本部分：

一般文化资源和特色文化资源。

评估内容及其指标包括：

县域的一般社会背景和一般文化发展状况、特色文化资源的自身价值评估、各类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评估几个部分。

首先论证衡量县域社会背景和文化发展的一般项目，对县域文化资源评估给出所依托的相关社会背景；其次探讨县域特色文化资源的分类，列出评估各类文化事象自身价值的若干指标；第三分析文化资源面向市场的开发价值，提出产业化可行性评估的一些指标；最后，就文化资源评估指标的实际应用简要提示其操作程序和方法，并对其中涉及的若干重要问题做出提示性的说明。

2003～2004年，由王亚南研究员主持，郑海研究员负责“资源保护研究”子课题，董棣研究员（云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负责“可开发性论证”子课题，窦志萍副教授（昆明大学旅游科研所）负责“资源评估”子课题，结合“西部文化资源保护与产业开发云南试点”项目，在“天下奇观”石林县、“南天瑰宝”剑川县、“文献名邦”建水县、“腾越侨乡”腾冲县、“世外桃源”广南县、“孔雀故里”景洪市，逐一展开文化资源评估、保护研究、可开发性论证的实验性工作，以期得出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科学依据。

文化资源自身蕴涵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同时也具备经济价值，即进入市场的可能性。

文化资源要真正形成产品有效进入市场，就必须对其进行产业化开发可行性的准确评估。

因此，建立一整套针对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评估指标及其程序，是开发利用文化资源的前提。

由于各地文化资源的具体内涵千差万别，外部环境也有差异，加之地区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的基础、途径和前景各不相同。

所以，就一个县域而言，要使自身文化资源发挥出潜在的市场效应和经济效益，首先应该对资源进行整合分类和品质评定，其次还要对产品市场及预期效益回报进行评估，最后根据其产业化开发的基础条件进行可行性分析。

以“云南试点”项目调查为参照系，特选取建立了以下4类评估指标：

资源品质评估指标、产品市场评估指标、预期效益评估指标、开发条件评估指标。

在评估指标中充分考虑到各类影响因素及相关因子，兼顾文化资源的特性与经济发展、产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

首先对资源加以整合分类，对其品质、数量进行评诂，遴选出具有开发价值的资源；其次对产品市场进行评估，以确定开发模式、产业规模；最后对预期效益、开发条件进行评估，决定开发时序、投资水平和开发程度。

目前，“云南试点”项目6县市的文化资源评估、保护研究、可开发性论证课题进展已进入后期撰写阶段，部分研究报告已经完成，已在《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上发表，[39]预计2005年可以全部结集面世，为今后此项工作在省内各县市全面展开提供范例。

三、研究工作的探索性特色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地区确定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发展教育科技等优先目标。

西部地区在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特色发展道路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区域经济差异下市场竞争的无差异问题，这在全国的非均衡发展选择中，使西部发展处于一个被动的境地。

西部地区必须实行赶超型发展，才能在有限时间内缩小与东部和中部的差距。

要追求有效的赶超型发展效果，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

西部地区发展文化产业，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

（一）提出“高文化含量”的“人文经济”论点

的确，要想像东中部许多省市那样，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产业基础、技术力量和人才储备等资源条件，发展占据国内优势地位的传统工业经济和新兴知识经济，或是像东部沿海广大县市那样，利用港台和大城市转移传统工业之机，凭借临海区位和交通优势，大量引资发展地方产业和乡镇企业，形成人称“世界加工场”的各色制造业县域经济，对于西部绝大部分省区来说，都不具备特色和优势，一再努力反而显出了自己的劣势。

在云南，发展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当然很有必要，但主要还是补课和追赶，难以形成遍及全省的传统工业制造业和新兴高新产业的经济优势。

不仅如此，包括云南原有的若干曾具盛名的工业品制造业，譬如精密机床和光学仪器制造，近一些年来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已大不如前。

国家提出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对于国内不具备传统工业制造业优势的地区，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有必要反思并超越传统工业经济的发展模式，把特色优势资源的开发与高新科学技术的运用相结合，建构起贴近自身特色发展需要的新经济模式。

云南资源的最大特色和优势首先在于，无机层面的气候环境、地理类型的多样性汇聚；其次在于，由以上物理环境带来的有机层面的生物资源、基因种群的多样性富集；最后在于，由以上物理环境和生物环境导致的社会层面的民族文化、人文资源的多样性荟萃。

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战略目标”──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已经为确立自身特色发展的新经济模式奠定了基础。

云南结合本地实际，走特色发展道路，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其经济模式的最显著特色和最现实优势正在于“绿色经济”和“人文经济”。

文化是人类物种在与对象世界发生关系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社会传承的信息系统。

文化的传承不是简单的信息复制，而是对信息加以重新组织和运用。

文化信息的不同组织和运用形式便生产出不同的知识，知识作为文化成果的具体体现，是文化信息的组织和运用形式。

所谓“知识创新”就是人们根据新的情况对文化信息进行新的组织和运用，知识创新的实质是文化信息的智力创新，所谓“高技术含量”的背后其实是“高文化含量”。

文化资源的信息化运用和更新是当今“知识创新”中最根本的内容，文化资源的资本化开发和利用是当今“知识经济”里最基本的方面。

用更具广泛概括意义的概念来表述所谓“知识经济”，可以说是以人的智慧成果即文化蕴涵附加值作为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营销要素的“人文经济”。

基于此，在1999年9月“云南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及经济协调发展高级国际研讨会”、10月“海峡两岸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2000年8月“西部文化工作座谈会”上，王亚南研究员连续提出“高文化含量”的“人文经济”论述。

[40]国内文化产业研究、西部文化研究领域逐步接受了这些概念，较多引用后被国内重要学术文摘刊物反复转载。

[41]

（二）分析文化产业发展的“云南模式”

截至2002年年底，云南全省城市化水平仅为26%，昆明市更可谓“一枝独秀”，其年产值和财政收入都占据全省的1／3强，其余城市就全国范围来看，连中等城市都排不上。

在云南，发展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和大型会展演艺、主题公园这一类“大城市文化产业”，主要还是追赶国内发展大势，一则在规模上相对于东、中部地区只能望其项背，在内容上则仍需以自身独具的多样性民族文化资源优势为特色，二则主要是省会昆明能够有所发展，在其他州市及其县域难有很大的作为。

 云南发展的关键在于广大乡村和小城镇的发展，但已不大可能再走沿海县乡发展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这一是囿于产业基础、交通条件等方面的限制，二是基于西部环境保护和全国生态效益的要求。

针对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城市带动广大乡村，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区域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对于云南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和更加紧迫的需要。

中央部署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试点工作，恰恰在云南选择了地级市丽江，而大城市和大中型文化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