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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市场成熟形态的探讨汇编

中国传统市场成熟形态的探讨——江南地区市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作者：

龙登高　

中国传统市场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史坛的研究热点，江南市场是其最高发展形态的表现，更受学者青睐。

“江南”地域范围具有较大的伸缩性，通常是指明清八府一州之地，包括今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和杭州9市。

李伯重对此作了科学界定（《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这一范围的江南地区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在其外部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其内部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还同属于太湖水系，各地相互发生紧密的联系。

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特定的概念，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导致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被视为一个与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

当然，由于它不是正式行政区域，所以明清人的使用也比较随意，造成某种混淆不清。

自宋以来，江南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注：

江南在全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为人熟知的直接表现是人才与重赋问题。

范金民等对此进行了探讨，《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考证，江南进士占明清全国15％，其中拥有明代状元的1／4和清代状元的半数，三鼎甲往往为江南人囊括。

《清代江南重赋原因的探讨》（《中国农史》1994年第3期）、《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全面探讨了江南重赋现象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卜国群《试析明代苏松地区的田赋量》（《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考证，明弘治年间苏松两府以相当于全国1／44或1／59的耕地，承担着国家1／9左右的税粮。

）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该地区的文献记载之盛也是其他地区所望尘莫及的。

因此，在以往数十年的海内外中国经济史坛上，这一地区享有特殊的地位，既是重点又是热点，研究成果之多，水平之高，也超乎其他地区研究之上。

明以前的市场研究，由于资料有限，专门侧重于江南地区者不多。

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涉及农村市场，刘兰兮《宋代江南市场初探》（《经济学博士硕士论文集》，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对明以前江南市场作了开拓性的考察，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对江南为主体的两浙区域市场作了重点论述。

而明清时期江南市场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佳作迭出，精彩纷呈。

本文希冀对这一热点、重点领域的学术史回顾与总结，对江南市场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

对中国传统市场的认识的提高有所裨益。

一、市场发展的经济背景

江南人口（注：

关于江南人口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

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了沉重的人口压力，引发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而且越是富裕的地区，人口增加越快。

李伯重对此进行了全面的反思，认为清代前中期最富裕的江南，人口成长率略低于明代江南，而大大低于同时期全国平均成长率。

为避免生活水准下降，江南人已采取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

详见《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控制增长，以保富裕：

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新史学》第5卷第3期，台北）。

）、田亩等基本经济数据。

李伯重综合学界成果作出估计，人口：

1620年为2000万，1850年为3600万，从事农业的农户分别为310万户、530万户。

劳力分别为620万人，1060万人。

万历时江南农田数为4500万亩，可作为明清耕地总数。

（《“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

李伯重对江南农户经营方式的演进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了别具一格的探讨，取得突出的成果（注：

李伯重从为人忽视的角度入手，探讨了一些耐寻人味的问题。

如他指出，“男耕女织”这一很早出现的农家劳动安排方式，直到清中期才在江南发展成为支配性的模式。

与其他可选择的劳动安排模式相比，“男耕女织”具有相对的优越性，是近代以前江南农家劳动安排的最佳模式。

详见《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男耕女织”与“妇女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在《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等文中，李伯重揭示了江南农业集约化经营的演进，劳动与资本的投入，在蚕桑业超过水稻生产。

农业经营重心从集约程度较低的生产部门向较高部门的转移，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使得整个农业生产集约程度有较大提高。

在《“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一文中，他指出，“人耕十亩”这一农户经营规模的标准模式的出与普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地比例的变化只是次要的原因。

他还撰有英文专著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theYangziDeltea,1620-1850,McmillanPress（London）1996。

），限于篇幅，这里仅引用其计量分析的成果。

户均耕地明清分别为8.5亩、14.5亩，清代前期接近户均十亩。

明末江南水稻亩产量为1·6石米，清中期为2·3石米。

关于农户经营方式及其对江南经济与市场的影响，不少学者都有研究。

（注：

如：

罗化《明末清初嘉湖地区经营式农场效益高的主要原因》（《中国历史》1989年第2期），史建云《从棉纺织业看清前期江南小农业经济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丛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朱子彦《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文史哲》1994年第5期），《清代江南经济发展实况蠡测》（《财经科学》1987年第5期），项文惠《明清杭嘉湖地区农业经济结构的演变》（《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经济》运用蔡雅诺夫的小农经济理论和西奥多·舒尔茨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体系，其内核过密化经营的思想对农村市场的研究颇有启发。

该书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译本后，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引起广泛讨论。

洪焕椿对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作了全方位的考察，他的长篇论文《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城乡经济的发展及特点》（《明清史偶存》，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全面分析了长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的八大优势和特点，认为从嘉靖到乾隆（16—18世纪），江南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新的变化，出现重大的历史性转折。

他的另一长篇论文《明清江南农村的综合型产业结构和市镇经济的兴盛》（同上）总结了明清江南农村传统经济的优势：

以农为主，农副相兼，农工相兼，农商相兼，把农村经济推向农、工、副、商相结合的综合发展道路。

范金民《明清杭嘉湖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清前期苏州农业经济的特色》（《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1993年第1期）等文认为，江南农村经济结构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商业性农业得到较大发展，市镇的发展程度与当地经济成正比。

陈忠平《论明清江南农村生产的多样化发展》（《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提出，粮食生产以外多种内容生产活动、种植业以外多种行业生产活动的多样发展，导致江南农村生产走向综合化、专业化、商品化的趋势。

蒋兆成对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作了综合研究，其专著《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涉及农业经济与生产力、土地制度与经营方式、赋役制度、官私手工业及城镇与商业经济等多方面内容。

江南地区水陆交通的发达在全国首屈一指，这是江南市场发展的重要条件，学者对此都有足够的评价。

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的商品流通与水运业的发展》（《浙江学刊》1995年第1期），以不甚为人熟知的日用类书中商业书的有关记载，勾勒明清江南的水陆路程，尤其是水运业的发展及其对商品流通的影响。

江南经济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也存在其历史局限性，李伯重相继对明清江南的燃料、木材、铁、造船业等进行了逐一剖析（注：

详见李伯重《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中的燃料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4期），《明清江南地区造船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明清江南社会生产中的铁与其他贱金属》（《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明清江南生产工具制造业的发展及其特点》（《浙江学刊》87年第4期）等。

），得出发人深省的结论。

江南使用的传统燃料主要有薪炭、芦苇、秸ｊｉē＠①、煤。

燃料供应的紧张，决定了江南工农业生产只能是一种低燃料消费的生产，如纺织业、奢侈品及工艺品生产等，并对工农业生产各方面带来重大的消极影响。

木材供给的有限对江南造船业、建筑业的制约也十分明显。

明清江南对铁与其他贱金属的消费较之以往并未出现明显的增加，也看不出有任何增长的迹象与可能。

人均铁消费量之低，说明铁仅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及供日常生活所需，即使在传统时代也是较低的消费水平。

其严重匮乏对于当时江南社会生产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低下、工业分散、劳动力相对过剩、商人资本无出路、科技进步缓慢等现象的产生与存在，无疑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把没有煤铁工业视为明清经济成长的致命弱点和不能像西欧那样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不无道理的。

二、消费经济与要素市场

江南具有较高的消费水准。

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作了精当入微的分析。

在农户每年生活消费的支出中，粮食支出约占55％，副食支出约占21％，食物支出共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76％，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民一种温饱型的消费水平。

生活消费支出高于生产消费支出是又一特点，农民的生产投入，仅占农民口粮支出的1／3左右。

生活资料的自给半自给也是江南农民消费的特点。

李伯重则考证江南粮食消费人均每年3.6石，其中明代米3.3石，清代米3石，1620年和1850年江南稻米消费总量分别为6600万石、10800万石。

19世纪中叶江南稻米输入约为1500万石。

（《“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王家范对明清江南消费经济进行了探讨，《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华东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一文认为，明清江南存在突出的高消费现象，同时也伴随大量的低消费。

在高消费结构中，政治性与奢侈性的消费比重畸高，消费结构具有传统的病态特征，消费行为仍保持着传统的等级性与政治性色彩。

在《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一文中，他考察了明清江南最低生活消费标准，对江南突出的高消费行为的政治经济影响作了探究。

孙竞昊《明清江南商品经济与消费结构关系探析》（《齐鲁学刊》1994年第5期）论述消费对商品经济的影响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人口压力所造成的消费需求结构，消费主体、消费水平、消费品结构、消费行为结构、奢侈性高消费风气等。

王春瑜《论明代的江南园林》（《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考察江南园林具有商品化和消费文化的特点。

关于要素市场，洪焕椿《明清苏州城镇手工业作坊和劳动力市场》、《清代前期苏州手工业工匠的货币工资和罢工斗争》（《明清史偶存》，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出版）等文，探讨了江南雇佣劳动力的来源、工资状况与矛盾斗争，认为苏州城内已出现一个自由买卖的劳动力市场，为数相当可观。

而孙竞昊《明清江南劳动力市场结构与性能探析》（《江汉论坛》1997年第1期）则认为，明清江南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得很不成熟，不具备近代意义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与性能，关键的原因在于劳动雇佣关系没有冲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束缚。

郑志章《明清时期农业雇工经营的利润问题》（《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推算江南农业雇工利润率，明清之际为30％，清末为25％。

罗仑《明清之际嘉湖地区雇工经营的生产力比较》（同上），认为雇工经营的土地，单位面积产量较之佃户经营有成倍增长。

马学强《试论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内变迁”与劳动力转移》（《史林》1993年第1期）也涉及到相关问题。

江南土地市场也较发达，一般学者是把江南结合全国各地的情形进行分析的（注：

如龙登高《11—19世纪中国地权市场分析》（《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

）。

一些学者则从土地制度方面对土地市场有所涉及。

（注：

如林金树《明代中后期江南的土地兼并》（《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民田的数量与科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蒋兆成《论明代杭嘉湖的官田》（《杭州大学》1992年第1期）。

）章有义《康熙初年江苏长洲三册鱼鳞簿所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8期）提出，人们设想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支配下地权不断集中在必然性值得怀疑，长洲地主与农民占地的比率，近三百年一直稳定在65∶35。

马学强《明清江南城镇房地产交易与地权问题》（《杭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则论述了市场中一个为人所忽视的问题：

城镇房地产与地权交易的特殊性。

三、商品市场与远距离贸易

明清江南对全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商品棉花、棉布与丝绸，分别有两项突出的成果，这就是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范金民的《江南丝绸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

其他学者的相关论文也富有价值。

《江南土布史》是一部史料集，但短小的“编者按”精彩纷呈。

在考察鸦片战争前上海地区棉纺织手工业和土布商业后，着重分析了棉布手纺手织的分离过程，即洋纱挤代土纱、洋布排斥土布的过程。

该书下编还汇录了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

该书对鸦片战争后我国棉花、土布年产量的推算是迄今为止最有份量的计量分析。

该书虽然侧重于近代，但对传统时代不无参考价值。

棉花棉布的生产与市场，研究颇为深入。

何泉达《明代松江地区棉产研究》（《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考证松江地区棉花种植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22.75％。

侯杨方《明清上海地区棉花及棉布产量估计》（《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提出异议，认为已达到了一半，这也高于吴承明、徐新吾等学者的估计。

刘秀生《清代棉布市场的变迁与江南棉布生产的衰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从全国棉布的生产和销售考察江南棉布生产衰落的必然性，指出其原因不在于外国机制棉布的排挤，而在于棉布业技术水平的停滞，棉布市场不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之上的。

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棉布市场分析》（《华东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从棉布的生产与流通、三类市场主体的活动入手分析，也认为建筑于全国市场需求的支持与政府军事需要及赋税征收的变相刺激基础之上的江南棉布业的发展，缺少与之相应的生产技术为后盾。

当江南棉布市场最终走向衰落时，也使江南商品经济失去了腾飞的机会。

他还撰有《明清江南市场棉花市场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年第2期）。

此外的论文有，段本洛《论明末清初苏松地区的棉纺织手工业》

（《江苏古史考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张忠民《鸦片战争前上海地区棉布的国内贸易》（《上海经济研究》1986年第1期）等。

范金民的著作追溯了宋以前江南丝绸业的起步和崛起，论述了宋元时期江南丝绸业成为全国重心与中心的重大发展。

明清时期江南丝绸业是该书的重点，描述了蚕桑生产商业化与专业化，民间丝织业的发展，重现了江南丝绸的国内市场与对外贸易。

陈学文《明清时期湖州的丝织业》（《浙江学刊》1993年第3期）全面分析了湖州丝织业的生产与销售的主要特点及其对当地市场的主导性影响。

关于江南丝绸贸易还有不少论文。

（注：

如范金民《明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清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清代江南与新疆官方丝绸贸易的数量、品种和色彩诸问题》（《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清代江南与新疆地区的丝绸贸易》（《新疆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林永匡等《清代江宁织造与新疆的丝绸贸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杭州织造与清代新疆的丝绸贸易》（《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徐新吾、张宁愚《江南丝绸业历史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对江南与外地的经济联系进行了全面的动态研究，逐一考察了稻米、豆及豆饼、丝绸、棉花棉布等商品的输出入贸易，并客观分析了其积极与消极的影响。

他对江南木材、铁等的输入也有专文考察，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木材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一文中，他认为，江南工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大多数工具都以或主要以木材制成，尤其是发达的造船业和建筑业是最大木材消费者。

由于木材供求矛盾的发展，向江南输出木材的地域比宋元扩大，尤其是福建、湖南、四川、贵州等远方产地成为最重要的供给地。

四、城镇市场

江南城市化水平，海内外学者的评估各不相同，李伯重等估计江南城市人口比例1620年为15％，1850年为20％，似乎更接近实际情形。

（《“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可以说是讨论最为热烈的领域。

台湾学者刘石吉在70年代撰写了几篇很有份量的论文：

《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市镇的发展》、《明清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这几篇高水平的论文具有开拓性，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结集出版《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对当时已经起步的大陆市镇研究具有启发与带动作用。

樊树志的专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前后的相关系列论文（注：

樊树志《苏松棉布业市镇的盛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以苏州嘉定县为中心）》（《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明清江南丝绸业市镇的微观分析》（《史林》1986年第3期），《苏松棉布业市镇的盛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备受关注。

他的研究以详实的资料展现了江南市镇的历史发展与整体面貌，并辅之以精当入微的个案研究。

他注重江南市镇的社会结构、网络体系、市镇在乡村城市化过程中的历史意义。

《明清长江三角洲的粮食业市镇与米市》（《学术月刊》1990年第12期）认为，以苏州为中心的米市网络，包括枫桥镇与平望镇及浙西的长安镇。

咸同以后，随着苏州商业机能的衰退，苏州米市逐渐为无锡米市、上海米市所取代，长安镇则为硖石镇代替。

《南浔镇与湖丝贸易》（《学术月刊》1988年第6期）考察了湖丝贸易集散中心南浔镇数百年长盛不衰的发展历程。

《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学报》1987年第2期），分析了江南专业市场的网络格局，认为市镇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是县级以上城市无法与之抗衡的。

这种结论略有偏颇之嫌，这大概是专注于市镇不及其他所致。

陈学文着重对杭嘉湖地区市镇经济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

他先后主编了几部资料集：

《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湖州市城镇经济史料类纂》及《中国城镇史论著资料索引》。

《古代江南发达地区嘉兴市镇经济及其结构的探索》（《探索》1986年第4期）、《明清时期湖州府市镇经济的发展》（《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是前两部史料集的前言，分别全面论述了嘉兴、湖州市镇的特点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与作用。

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他对双林、南浔、新市、硖石、长安、王店等巨镇和一些府县的市镇经济结构逐一进行个案研究，分别载于《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1988年第1期、1990年第6期、1991年第3期、1992年第5期）。

此外他还有《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明清时期杭州府仁和县三个市镇的历史考察》（《历史地理》）等。

陈忠平的硕士论文《江南市镇经济结构研究》进行市镇综合考察，把江南市镇分为生产性市镇、流通性市镇、消费性市镇三种经济结构类型，指出流通性市镇是江南市镇的主要形态，它是以农村商品生产为基础，以农村商品的集散、转输为主要内容。

他还有《明清时期市镇手工业的发展》（《南京师大学报》1987年第4期）等文。

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是一篇颇有见地的早期论文，论述了明清多样化市场结构，市镇是江南区域市场形成的中间环节。

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市镇的发展特点》（《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勾画了苏州市镇发展的三个阶段，三个地域的市镇在经济结构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及其不平衡性，反映了苏州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综合发展水平。

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存废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从上海方志看清代上海地区城镇经济变迁》（《华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等文，则论述了上海地区城镇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

江南运河沿岸与沿海的港口市镇独具特色，罗仑、夏维中《明清时代江南运河沿岸市镇的兴衰》（《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钱建国《试论明清时期嘉兴湖州运河沿岸市镇经济的发展及其性质》（《浙江财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探讨了江南运河的传统经济功能与沿岸市镇兴衰的内在联系。

江南海港市镇密布，马学强《明清江南港市初探》（《华东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陈忠平《刘河镇及其港口海运贸易的兴衰》（《南京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徐明德《论清代中国东方明珠——浙江乍浦港》（《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等作了专门探讨。

有关市镇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多，并各具特色。

（注：

如叶依能《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市镇发展之研究》（《史林》1993年第1期），张华《明代太湖流域专业市镇兴起的原因及其作用》（《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朱子彦《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明清时期宝山地区市镇结构探索》（《史林》1993年第1期），蒋兆成《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乡镇经济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陈忠平《明清时期宁常镇区市镇研究》（《江苏古史考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

此外，林绍明《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考证江南市镇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府级建制、县级衙署、巡检司等尚未完善的三级管理体制。

陈忠平《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除勾勒历朝行政组织的变化外，论述了市镇基于血缘的宗族组织、基于行业的帮行组织（会馆、行会、脚行等）在市镇的活动与作用。

城市研究以苏州与上海较为突出。

王家范《明清苏州城市经济功能研讨》（《华东师大学报》1986年第5期）全面分析了苏州的经济与市场功能，是一篇至今读来仍很有份量的论文。

范金民等著有《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段本洛著有《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上海。

以张仲礼主持的近代上海经济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成果有《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及相关论文。

而唐振常《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则对明清时期上海经济的发展着墨较多。

张忠民《清前期上海港发展演变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指出，上海由康熙时与刘河平分秋色，至嘉道成为贸易极盛的江南第一大港，其国内贸易远过于广州。

此外还有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邑城的社会经济结构探索》（《上海研究论丛》1990年第5期），杨其民《上海史研究二题》（《史林》1991年第2期）等。

南京。

陈忠平《明清时期南京城市的发展与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