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被害人犯罪的视角转换安乐死之非犯罪化范文.docx
- 文档编号:25686739
- 上传时间:2023-06-11
- 格式:DOCX
- 页数:8
- 大小:22.06KB
无被害人犯罪的视角转换安乐死之非犯罪化范文.docx
《无被害人犯罪的视角转换安乐死之非犯罪化范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无被害人犯罪的视角转换安乐死之非犯罪化范文.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无被害人犯罪的视角转换安乐死之非犯罪化范文
无被害人“犯罪”的视角转换:
安乐死之非犯罪化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生命权利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
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
允许安乐死既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
死亡的权利是“优死”观念的强化和追求生命质量的价值目标的必然和结果。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有无条件地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
人有了死亡的权利,就可以对安乐死作出要求或承诺,对自己的死亡方式作出选择。
可以说,生命权和死亡权是一对相对的权利。
尽管安乐死不是针对人的生命,但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人的生命。
因此,选择安乐死的病人实际上是对生命权和死亡权的衡量下作出的价值判断和法益均衡的选择。
究竟如何作出选择,显然不能由其权利主体以外的人来决定。
也只是在作出选择的情况下,两种权利才会发生冲突。
安乐死其目的就是消除或减轻死亡时的痛苦,其要以缩短自己的寿命为代价;而在选择继续生存的情况下是以忍受剧烈的肉体疼痛为代价。
所以说,安乐死实际上对病患者来说是对安乐地死去还是痛苦地活着的一种判断和选择。
既然,病患者作出了安乐死的选择,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价值选择和意志自由。
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法律没有理由强制人痛苦地活着。
就像贝卡利亚在谈到自杀时反问道:
“为什么要担心对自杀者必然地不予处罚会对人们造成什么影响呢?
害怕痛苦的人都遵守法律,但是,死亡却消除了人们体内一切产生痛苦的源泉。
因而有什么力量能使自杀者停下他那绝望的双手呢?
”
2、病人要求或同意安乐死是其非犯罪化的根本。
实施安乐死要以病人的要求或在不违背其意志自由的条件下表示同意为要件。
要讨论安乐死非犯罪化就必须对病人的要求或同意作出评价。
我以为,病人的承诺可以成为阻却行为人违法的理由,而且是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首先,病患者承诺安乐死是其意志自由的表现。
自由权和生命权是人身权的两个基本内容。
而对意志自由的认可实际上是对一个人的社会存在的肯定,是对个人的一种满足。
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和人的自我意识的增强,人们对意志自由的要求也更加强烈。
《世界人权宣言》也确认“人人享有言论、信仰、免于忧惧、免于贫困四大自由”。
可以说,病患者在濒临死亡时选择安乐死正是其对“免于忧惧”自由的渴望。
法律没有必要强制维持自己已放弃了的生命而犯着另一个错误,侵犯病人“免于忧惧”的自由。
第二,病患者的承诺从侧面否定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
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医务人员等)不忍看到病人痛苦地忍受病魔的折磨,在善良和慈悲的驱使下实施的。
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将行为人予以刑事处罚不仅达不到刑罚的目的,反而是对刑法威严的自损。
主观恶性是犯罪构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件。
“同犯罪作斗争,实际上是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作斗争。
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改造犯罪人,改变犯罪人业已形成的主观恶性。
”因此,将一个富有良知的人予以定罪量刑实际上是无的放矢。
第三,实施“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
被害人的承诺历来作为阻却事由、违法阻却事由而影响犯罪成立。
张明楷在《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一文探讨得到被害人承诺的行为不具违法性中主张,将利益放弃说和法的保护放弃说结合起来。
认为其承诺作为法益主体的被害人一方面放弃了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放弃了法律的保护。
但张教授同时认为生命属于超个人法益,不是自己可以随意处分的。
但我以为,就安乐死而言需要区别对待,其并不是对个人生命的随意处置,毕竟安乐死同单纯的承诺杀人有本质的区别。
前文已论述,在一定的条件,人享死亡的权利和意志的自由。
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当中,刑法应当在兼顾社会秩序的同时,优先选择个人自由。
否则,在自由与秩序的对立发展为严重的对抗,结果是两败俱伤。
3、从犯罪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角度分析安乐死之非犯罪化
社会危害性是已然之罪的本质特征,是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性的统一。
据马克思主义的犯罪观,犯罪是反抗统治关系的行为。
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一切反抗统治关系的行为都是犯罪,其存在反抗程度上即量上的差别。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蔑视社会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显然,犯罪不仅具有一定的质而且具有一定的量,这里所说的“最明显、最极端”就是对社会危害性量的特征描述。
我国刑法第13条中但书也指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总是会发生变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会随着发生变化。
某一行为过去认为是犯罪,现在其社会危害性已经消失,甚至有利于社会。
在以前,由于个人力量的有限,保护自己的生命成为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需要法律提供强有力的保护。
但是,随着人们生命意识的加强及对生命的再认识,可以说死亡的方式及死亡的权利也成为在强调个人意志自由的现代社会的一个很重要方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乐死其危害性的量可谓不大。
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看,安乐死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相反还有益于社会,同时还能加强人们的生命意识。
社会危害性取决于行为本身在特定的客观因素的联系中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或者可能产生某种社会效果的趋势中,而不取决于任何社会主体如何评价它。
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分析,行为人出于人道,将处在濒死的病患者予以安乐死,其人身危险性何在?
我国刑法学界将人生危险性定义为再犯可能性,其表现的是犯罪人主观上的反社会性格或危险倾向。
而恰恰相反,实施安乐死的人不仅不具有反社会性格或危险倾向,反而是出于人道和善意。
从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看,社会相当性观念可阻却其客观危害。
所谓的社会相当性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历史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程序所允许的行为。
“社会相当性理论从动态的观点出发,将违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加以考虑。
”该理论“违法的标准不是单纯的看法益是否受到侵害,如果凡侵害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法益都作为违法而加以禁止,那么社会就停滞不前了。
为了使社会生活发挥生机勃勃的功能,对于那些从静止、绝对的观点来看似乎是侵害法益,但是从动态相对的观点来看则是社会的相当行为,并不认为是违法。
”我以为安乐死正是社会的相当行为,民众的态度变化正说明其日益得到伦理程序所允许,而且从表面上、静止地看,其缩短了病患者的寿命,但安乐死正是对事物发展的超前认识的体现,是对生命终结规律的遵从。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乐死”行为不具有刑法上犯罪行为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
三、安乐死非犯罪化之条件限制和程序设计
安乐死非犯罪化旨在适应社会进步和人们生命意识的加强。
通过对安乐死条件予以规定,明确各当事人的权责及在程序上加以规范;保证对适合条件的病人实施安乐死不被追究刑事责任,从而保障适合安乐死的病人要求死亡的权利得以顺利实现。
1、安乐死的实施条件分析
适用目的是免除或减轻病患者的痛苦。
这是由安乐死的本质决定的。
“安乐死的本质,不是决定生与死,而是决定死亡时是痛苦还是安乐。
”安乐死就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病患者的死亡呈现一种理想祥和之状态,避免或减轻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的感受。
这一点,国内外学者无多大的分歧。
但对痛苦是指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有分歧。
我国大多数学者主张是“精神和身体的极端痛苦”。
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痛苦只能是肉体痛苦,并且以病人的主观感受为标准”。
日本名古屋高等法院也采取过这种观点。
“苦痛”必须仅指肉体上的苦痛,精神上的苦痛不在此范围内,而且以缓和免除病人的苦痛为唯一目的,不允许任何其他目的。
从痛苦的内含上讲此处的痛苦界定为肉体上更为合理一些,这便于区分安乐死与自杀的界限。
绝大部分自杀是由于不堪重负精神上的痛苦,而自杀在传统上是不予认可和接受,是一种非法行为。
况且,不堪忍受的精神痛苦难以界定,缺乏可操作性。
何况,精神上的痛苦并非不可战而胜之。
适用安乐死是基于病患者的意志,即必须经病患者的要求或同意。
尽管安乐死的根本目的是消除病患者肉体上的痛苦,但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处置生命的行为。
而生命具有不可逆性。
因此,为免除痛苦而人为使之死亡,这一决定权是神圣的,显然不能任意的由他人作出。
“一个人既有生的权利,也有死的权利”。
那么这一权利主体只能是拥有生命的人。
因此,适用安乐死必须经病患者本人的要求或同意。
“人有选择自己死亡方式的权利,应尊重这种权利”。
在这一点上《牛津法律大词典》的解释即采取此观点,而我国很多学者则认为是在病人或者其亲友(亲属)的要求。
那么亲友基于一种什么理由或依据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如何体验病患者肉体上的痛苦呢?
如果病患者的亲友也拥有该项“权利”的话,则很难避免其为了某种私利而违背病患者的意志而要求处以“安乐”死,这就不可避免其滥用的危险,甚至有杀人的图谋之嫌。
司法实践的判决不一,便与此有关。
因此,我以为必须是基于病患者的意志,无论是病患者自己要求还是同意亲人的提议,都不违背其本人的意志,这也是安乐死与杀人罪的根本界限。
台湾学者也基本上采取这种观点。
谢兆吉认为“该行为之发生多由于被害人之要求或同意”;陈焕生也认为安乐死是“受其嘱托或得其允诺”而采取的,这表明必须以接受处置本人的意思表示为条件,而排除其他人的要求。
但是在病人无法表达自己意志时该如何处理?
比如说,病患者在没有准备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痛苦或先天性的疾病而无法表达自己意志情况下该怎么办?
他们显然很痛苦,却无法表达自己的要求、愿望或同意与否。
这首先涉及到实施安乐死的对象问题。
究竟这些人能否被实施安乐死,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在学术讨论中也存在颇多争议。
有的人将其概括为“仁慈杀死”,即在重病患者无法表达意愿的情况下,基于患者的利益和其他原因(亲属的要求和经济原因等)用仁慈的方法将其致死。
但这一观点常招致异议。
“仁慈杀死”的病人始终未提出结束自己生命的要求,完全可能是医生强加在病人身上的,因此也就无法排斥他杀或谋杀。
这种担心并非多余。
也许就此将这些人排除在适用安乐死的范围之列,但是就安乐死的适用目的和本质而言,这显然是残酷的,也是不公平的。
因此唯有严格限制所谓“仁慈杀死”的条件。
例如,由医学家、法学家、伦理学家组成专门委员会对其进行审查,判断医生或家属的动机,并将此作为适用安乐死的一个例外,在程序上加以限制以保证安乐死的纯洁性,而非使其成为谋杀的一种手段。
如美国就将这种权利赋予医师构成的专门委员会。
适用条件必须是病人痛苦不堪,已被现代医学技术诊断为患有“不治之症”并且濒临死亡。
这一点在理论上无多大争议,但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意见认为:
从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没有永远根治不了的疾病。
现在的不治之症,将来可能成为可治之症。
我认为,不治之症本来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所谓的不治之症在彼一时、彼一地就可能成为可治之症。
但是,在病人极端痛苦、濒临死亡的情况下,以其作为探索疾病奥秘的研究对象,是否有失人道呢?
更何况将来会有多长?
在适用安乐死时,原则上应由医生执行,若医生不在场也要事先征得他的同意。
学说上意见不一。
我认为在安乐死合法化的过程中,其作为一个程序上的要求是很重要的。
因为医生具有专门的医学知识和技术。
在判断是否适用安乐死及在实施过程中,采取恰当的措施使病人感觉更舒适等方面能取到更好的效果。
而在今天安乐死尚未得到法律认可的情况下,由谁执行则关系到罪与非罪的问题。
原联邦德国的法律规定,如果有人有意识地给已无挽救希望的病人注射过量的药剂以促其死亡,那么这人触犯了法律,构成杀人罪。
而法律同时又对那些给自杀者提供自杀方便的人网开一面,明令规定,如果有人向年老的癌症患者提供毒剂并由病人自服的话,那么提供毒剂者就不会被绳之以法。
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帮助病患者实施而后者是由病人自行实施。
这样一来,那些瘫痪病人只能望“安乐死”而兴叹,也纵容了自杀行为。
这是法律没有规定积极安乐死而带来的不平等和负面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忍受病人变相自杀,倒不如从法律的角度积极加以规范,引导人们以合法的方式安乐地死去,以免偷偷摸摸地瞒着法律干出诸如自杀这样的蠢事来。
采取的方法必须在伦理上是妥当的。
学说上也有不同意见,但一般认为对于违法性阻却事由行为一般要求,不能仅考虑行为的结果,还必须考虑一定的社会效果。
采取的方法既使病人不感到痛苦,同时,也要使第三者没有残酷感。
2、实施安乐死的程序设计
实施安乐死的程序一般应包括申请、审查和执行三个方面。
申请程序原则上必须由病患者本人提出,并且附有本人签字的书面文件。
考虑到病人的各种不同情况,也可以口头向相关组织如由医生、心理专家等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提出。
对于那些无法表达意愿的病人可以由病人的亲友提出,但相关组织必须综合各种因素对其亲友的意图予以谨慎考虑而作为申请程序之例外。
审查程序可分为医学审查和司法审查,且医学审查是司法审查前的一个必经程序。
只有在从医学角度对其适用条件审查后才可以进入司法审查。
医学审查的组织可以是医院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对是否是不治之症、病人是否是对苦痛不堪忍受等情况进行审查。
而后将相关的证明材料递交到司法机关。
司法审查主要是对其适用条件予以核准和对提出安乐死的意图尤其是非本人提出的加以审查,并加以备份。
因为在审查过程中,病人忍受着剧烈的肉体疼痛,因此审查程序不宜过长。
执行程序至少由两名医务人员进行,何时执行可应病人和家属的要求。
执行医生在接到相关的证明材料和核准材料后由病人及家属签字后予以执行。
3、当事人权责
要保证安乐死得以顺利进行,真正达到实施安乐死的目的,必须明确各当事人的权责。
对于病人而言,其在适合条件下享有死亡的权利。
即适合安乐死的病人可以申请安乐死,也可以要求继续生存的权利;而对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则需要提交申请书,配合医师实施。
而病人家属则在必要时可以代替病人向相关组织提出申请,但必需是基于病人的意志。
专门委员会依职权行使审查的职能且应尽谨慎的注意义务。
执行医师应按照合法程序,以一定机构的名义对病人实施安乐死,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私自对其实施;医师实施安乐死必须符合免除或减轻病患者的痛苦,满足适用条件;基于人道主义动机采取使病人达到舒适感的方法和措施。
4、对非法安乐死行为的处罚规定
为防止借口安乐死而实施非法行为,造成不良后果还必须建立相关的制度。
如家属或亲友自作主张或违背病患者的意志而强加实施“安乐死”,医务人员由于病患者的纠缠或出于同情对不适合安乐死的病人而实施“安乐死”,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基于不良动机和目的或渎职而实施“安乐死”。
对那种怀有恶意的人依刑法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而对那些出于同情或怜悯之心的人而错施安应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理。
四、安乐死之非犯罪化面临的难题
对安乐死应该合法化的问题的讨论已相当深入,而要做到使安乐死非犯罪化则面临许多难题。
尽管前文对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条件已作出分析,但从立法技术上来看仍然有难以确定的方面。
如病人的痛苦“不堪忍受”应该以病人本人的忍受能力为根据,还是以社会上一般人的忍受能力为标准?
不同的人对同样的肉体痛苦的忍受存在差异,法如何规定才能使之明确,此为一难;再如“不治之症”的确定,也就是法律如何规定不治之症的范围?
医学的发展使其范围不断变化,无论法律作出概括性的规定还是列举似乎都不够妥当,此为二难;又如安乐死的对象由于上述标准不明确而难以确定,此为三难;还有如行为人的人道主义的动机也难以从立法的角度加以明确。
要想对安乐死科学立法必须解决上述问题。
在我看来,对待在我国的安乐死的问题,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在目前看来取决于这种法律上的正式安排条件是不是成熟。
这涉及我国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否足以为安乐死提供社会伦理的保障,我国的福利卫生与社会医疗体系,是否能为安乐死提供社会保障,医务界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状况以及医术水平,能否得到社会的普遍信任等等有着不可分的联系。
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给安乐死行为出罪、阻却罪责,给它作正当化处理或者至少不罚的一个路径。
总之,从形式上来看,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人以特定的方式剥夺了特定对象的生命权利。
但实质上,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相当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直接目的虽然是剥夺了病患者的生命,但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行为人虽然是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但病人本人渴望着死亡的降临,且对病人而言免受痛苦地死比痛苦不堪地生更有价值。
可见安乐死是一种正当行为,其不具备犯罪成立的消极要件。
安乐死非犯罪化是一种观念的更新,也是对生命和死亡的再认识。
安乐死非犯罪化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刑法现代文明的要求。
无被害人“犯罪”的视角转换:
安乐死之非犯罪化一文由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被害人 犯罪 视角 转换 安乐死 范文
![提示](https://static.bdocx.com/images/bang_tan.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