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学术之传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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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化学术之传统

岭南文化学术之传统

　　一、岭南学术之本色

中国学术文化，本起于黄河流域，东晋而后，始南移于长江流域，

故在宋元以前，岭南尚无学术文化之地位。

虽然唐时有张九龄，宋时有

崔与之、李昂英、余靖，均一时人杰，然亦仅如沙漠中之水泉、之嘉木，

寥寥无几。

岭南文化之由中原移入，尽人皆知，东晋、南宋两代，除因

异族侵凌，中原板荡，而至大规模移民之外，其与岭南文化有绝大关系

者，则为历代之谪宦。

自六朝以来，流徙岭南之显宦，多不胜书，如南朝谢灵运之流徙广

州，唐朝宋之问之贬钦州，李邕之贬钦州，韩愈之贬阳州，贬潮州，刘

禹锡之贬连州，牛僧孺之贬循州，李德儒之贬潮州，贬崖州，宋朝寇准

之谪雷州，曾布之谪廉州，郑侠之徙英州，秦观之徙雷州，

姚铉之贬连州，苏轼之贬惠州，贬琼州，苏辙之贬雷州，李纲之徒雷州，

张浚之徙连州，赵鼎之徙潮州，岳飞家属之徙岭南，明朝高攀龙之谪揭

阳，汤显祖之贬徐闻，均为其最着者。

诸人流徙南来，虽时间久暂不同，

然无论如何，对当地均有极大影响。

如三

国时之虞翻，以忤孙权，流徙来岭南，虽处于罪放之中，而讲学不倦，

居岭南十余年，门徒常至数百人，后来之光孝寺，相传即虞翻故宅；又

如姚铉，贬连州，尝采唐代文章，编为文粹，好事者于县中建楼，以贮

其文稿，官属多遣胥吏抄录；又如郑侠，以绘流民图着名，贬英德，英

德人民无论富贵贫贱，皆加以敬事，遣子弟从学，皆其一例。

至于韩愈、

苏轼二人，在谪宦中与岭南关系最深，影响极广。

由移民与谪宦之两重关系，可知当时岭南之所谓教化，完全起于一

班羁人谪宦与孤臣遗老，而施被之于山陬海滨之野民。

岭南各书院各祠

宇所奉祀之先贤，最普遍者为苏轼、韩愈、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

可见他们对于岭南教化之影响。

此种教化，吾人无以名之，姑名之曰“

遗民教化”。

所谓遗民教化，即羁人谪宦与孤臣遗老之文化产物，经海

滨野民接受之后，从而产出之一种学术。

此种学术，亦自然而然有一种

异样色彩。

此种色彩与理学最接近，故岭南学术，经过一番遗民教化孕

育之后，即结晶于理学。

吾人曾言，岭南在宋元以前，无学术之可言。

岭南有学术，且足以树立，实始于明代，始于理学。

而明代理学之柱石，

在岭南则为陈白沙与湛甘泉两位先贤。

明代理学，最初承程朱之旧，无甚创获。

几位大儒，无非恪守宋人

之说，未尝反省理会，推见至隐。

此种理学，不过宋儒理学之遗绪耳。

明代理学之真能卓然树立，第一是陈白沙之功，第二则为王阳明之功。

黄梨洲云：

“有明儒者，不失其矩ｙｕē＠①者亦多有之，而作圣之功，至

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

”又言：

“有明之学，

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

”又言：

“先生学宗自然，

而要归于自得……独开门户，超然不凡。

”。

即此

数语，已足见陈白沙在明代理学上之地位。

白沙最初就学于吴康斋。

康斋为有明一代之大儒，一禀宋人成说。

以白沙之天才，自不能恪守师传，一成不变。

故其自述学问造诣之最精

要处，完全由一己摸索得之，而青出于蓝，至其后另成一白沙学派。

据

张东所述白沙为学云：

“先生自见聘君归后，静

坐一室，数年未之有得，于是迅扫夙习，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捐

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后有得焉，盖主静而见大矣。

由斯致力，迟迟至

20余年之久，乃大悟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一真万事，本自圆成，不

假人力，无动静，无内外，大小精粗，一以贯之。

先生之学，自博而约，

由粗入细，其于禅学不同如此”。

白沙主静，其教人亦以静，言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

商量处。

以其主静，故主自然自得。

黄梨洲云：

“先生之学，以虚为基

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分

殊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之则，以未尝致力而应用不遗为实得。

远之则为曾点，近之则为尧夫……”，可见其推尊之至。

至如何可以“

自得”，则须有觉悟。

人只争一个觉字。

才觉便我大而物小，物尽而我

无尽。

然如何能觉悟，则在能怀疑，故特别提出一个疑字，此为其见解

胆识过人之处。

据其所言，疑而后问，问而后知，知之真则信矣。

故疑

者，进道之萌芽也。

又说，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疑者，觉悟之机也。

一番觉悟，一番长进。

章初学时也是如此，更无别

法也。

其对门人陈秉常，示以自得之学，云：

“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

然。

然否苟由我，于子何有焉？

”可见其不独富于怀疑精神，而且以此

种精神，灌输于其门弟子。

白沙门弟子大都能禀承师说，以虚静自然为宗。

门弟子中，最着者

为湛甘泉，当时与王阳明齐名，旗鼓相当，彼此均为崇仁之

再传弟子。

甘泉

与阳明，本极相善，其后讲学，各立宗旨。

甘泉门人，虽不及阳明之盛，

然王湛两家，互通声气，当时学于甘泉者，或卒业于阳明，学于阳明者，

或卒业于甘泉，亦犹朱熹与陆象山之门下，互有出入

。

阳明讲学宗旨，为“致良知”；甘泉讲学宗旨，则为“随处体认天理”

。

王湛之学，各立门户，由是甘泉门人，亦分为二派，一派为吕巾石等，

反对王学；另一派为唐一庵等，调和王湛，谓天理即良知也，体认即致

也。

当时王学声势极盛，然与之颉颃者，除南方湛甘泉之外，北方尚有

吕泾野一派，成鼎峙三分之势。

甘泉门人，不限于岭南，从游者殆遍天

下。

所以阳明之门人，亦由姚江而达于闽粤。

粤中王门嫡派

为方献夫与薛中离，而尤以中离为最着。

中离虽非甘泉门人，然极尊崇

白沙，曾上疏请以白沙从祀孔庙。

甘泉对于白沙之学，鞠躬尽瘁，先后

任南京吏部礼部兵部三部尚书，精神又健，岁九十犹作南岳之游，生平

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凡南京、扬州、贵池、衡山、罗浮、西

樵、广州、增城，无处不有其所建之书院，故岭南之理学，十之八九为

白沙甘泉之学。

至于诗文，亦不免受理学之影响。

明初，岭南之文风，起于南园之

五子。

所谓五子者，一为孙＠②，一为王佐，一为王哲，一为李德，

一为赵介。

最初由孙＠②与王佐为之倡，结诗社于广州城南之南园，

开抗风轩，以延罗一时之名士。

此五子者，孙＠②即为理学

家，承宋人之旧，究天人性命之理，濂洛闽之学。

李德本为经

生，晚年亦以理学为归宿，潜心伊洛，足见南园诗社中，理学气味之重。

自孙＠②等于洪武间结社南园，开粤中一代风雅，其后复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梁有誉、区大任，重振诗坛于南园，称后五子，与前五子后先辉映。

此后五子均

出于黄佐之门，而李时行则并出于湛甘泉之门。

当时粤中理学，

风气极盛，湛王之学，分门立户，各设书院，珠江流域传白沙之学，由

甘泉主之；韩江流域传阳明之学，由薛中离主之，而势力则以前一派为

最大。

于此两派之外，复有黄泰泉一派。

泰泉之学，承宋人之旧，以程

朱为宗，惟对于理气之说，独持一论，教人以博约为宗旨。

其时阳明方

欲尽洗闻见之陋，归并源头一路。

泰泉与阳明讨论知行合一之旨，几次

辩难，故与阳明不合。

泰泉之学，在粤中理学，可称别派，故在明儒学

案内，列入诸儒学案之中。

其时甘泉、泰泉，讲学东南，远近从游者极

众。

李时行先后及门，而其他四子，均出泰泉之门。

足见南园后五子，

其理学气味，又比前五子为重。

总之，自白沙、甘泉而后，粤中文士，

几无一不受理学之熏陶，而所谓理学，又自然大部分为白沙之学，此种

影响，直至清中叶而未已。

明亡，岭南学术似有一转变，然其实只为一时之表现不同，非完全

脱离理学。

广州城北之白云山，有云淙别墅，建于陈子壮。

当时陈子壮

以礼部侍郎，投疏南归，特辟此别墅。

名流区怀瑞、曾道唯、高赉明、

黄圣年、黎邦ｊｉāｎ＠③、谢长文、苏兴裔、梁佑达、陈子升、区怀

年、黎遂球共12人，吟咏其中，修复南园旧社，此为后五子之后，南园

诗坛之重振。

明亡，陈子壮与黎遂球死事最烈，所以后来之岭南诗人，

如邝露、屈大均、陈恭尹、王邦畿、

吴猷、梁观、伍瑞隆、赵＠④夫、

梁观、薛始亨、彭睿ｇｕàｎ＠⑥、

高俨、张穆、陶璜、王应华等，激越

苍凉，为当时之最着。

屈翁山为岭南最伟大之诗人，曾一度剃发为僧，国亡后，行径更为

奇特，忽儒忽释，往来荆楚吴赵燕齐秦晋之乡，遗墟废垒，揽涕而过。

性固任侠，故其诗汪洋浩瀚，格调远在清初诸家之上。

岭南之有屈翁山，

犹吴赵之有顾亭林、黄梨洲，不过翁山为诗人，而顾黄则为学àｎ＠⑦修

独行，其作风大约与王船山、孙夏峰、李二曲、傅青主诸人，较为相近。

此外，尚有陈元孝，为陈邦彦之子，即世人所盛称之独漉先生。

ｙáｎ＠⑧

野之学，本为岭南所宗，前后受业者凡数千人，影响一代文风，

至为巨大。

其后ｙáｎ＠⑧野尽忠，独漉之诗，自然满纸国家之痛，其吊崖

山之作：

“海水有门分上下，崖山无地限华夷”之句，至今犹为人传诵。

由此，可见明亡以后，岭南诗人大都为民族诗人，终清一代，岭南

虽未掀起大文学狱，如胡中藻、戴名世、曾静、吕留良诸人之案，然民

族精神之表现于文字上、艺术上，则不能掩。

此又为遗民文化之一种表

现，直接间接均与理学有关。

士大夫平时则谈理学，国破之时则讲复仇。

理学在平时则讲语默言动，天命理性，至国破之时则讲舍生取义，慷慨

成仁。

此为一体之两面，其一为常态，又其一为变态。

慷慨复仇，舍生取义，此种情绪，只有在特别环境中方能表现。

至

环境变迁，事成过去，此种情绪，即又归于静止。

所谓俯仰之间，已成

陈迹。

至其时，天命理性，存养省察，语默言动之理学功夫，又复出现。

如是，岭南在清一代，遂又继承前明一代之理学系统。

白沙甘泉，一脉

相传，延绵不绝。

由明初以至于清中叶以后，五六百年间，岭南文化，

完全呼吸于理学氛围之中。

而所谓理学，又十之八九为白沙精神所支配。

至此，吾人须一谈清代岭南在学术上之位置。

事实上，除明成化以

至明亡之一段，又除白沙、甘泉二人之外，岭南在学术上实无地位，不

过在清一代，益显其落后与贫瘠而已。

查中原各地，自顾炎武、胡渭、

阎若璩诸人之提倡，再加以惠栋、戴震诸人之开拓，百余年间，学术彪

炳一时，此真可称为中国学术之复兴，经学、史学、天算地理、音韵、

训诂，任何方面，均有开创，其间大儒，多至不胜枚举。

即舍经学而言

文章，其中古文家如桐城阳湖诸人，亦声华赫赫，足与经学大师旗鼓相

当。

而返观岭南，则对此一若毫无关系，始终处于学术圈外。

此一二百

年间，广东既无大师，亦无巨着，直至阮元来粤，开学海堂，提倡朴学，

然后风气为之一变。

何以广东如此落后，如此贫乏，其中最大原因，当为地理关系。

盖

其僻处五岭以外，南北隔绝，为中原文风所不到，自有史以来，即已如

此。

此外，尚有一真正原因，关系非小，吾人绝不能忽视。

此则为理学

之关系。

而今试再谈理学。

贾朴跋《明儒学案》云：

孔孟之学，自秦汉以来，穿凿支离，汩没

于训诂章句之间，赖有大儒辈出，求之于心性之际，而证其所为独得者，

在宋则有周程张朱五君子，在明则有康斋白沙姚江诸儒，冥搜静悟，宗

旨炯然，其间虽不无异同之见，而其求至于圣道，则一也。

此数语已足

说明理学之宗旨。

理学家所惟一注意者在于心性，欲由心性之学，以进

于圣贤。

而其方法则为冥搜静悟，以“观天人之微，究圣贤之蕴”，“

还以握造化之枢机”。

至于训诂章句，则为理学家所鄙

弃，认为穿凿支离，不足以学。

故白沙弟子林缉熙云，所谓闻道者，在

自得耳。

读尽天下书，说尽天下理，无自得入头处，终是间也。

。

此为其以道为重，以学问书本为轻之旨。

此外陈

时周亦云，儒者有向上功夫，诗文其土苴耳。

至于李大

ｙá＠⑨亦有句云，莫笑老慵无着述，

真儒不是郑康成。

凡此，均足见对学问不甚重之态度。

诸儒绝非鄙弃学

问，不过认定学问之最终目的，在完成其人格，使人格无缺，成为完人，

俯仰无愧，而可以与天地自然相合。

诸儒之所谓学问，即此种学问，除

此之外，一切学问均非学问。

不然，秦桧、严嵩、钱谦益、阮大铖之流，

亦何尝无学问，所差者，只在方寸之间耳。

所以，考据之学，在清代百

余年间，风靡一时，而在岭南，则若漠不相关。

其故：

第一，因岭南文

风闭塞，事事落后；第二，一辈读书人，濡染白沙之教，对于此种训诂

章句之学问，实不易接受。

　　二、王学崩溃朴学崛起

清初之朴学，本为对明代理学所起之一种反动，不过此种反动，实

以王学为对象。

盖王学在其末流，流弊极大，二溪之外，更有大洲复所海门石篑诸人，舌底澜翻，自谓探幽抉微，而

其为说愈精，去道愈远。

至其后，更有一辈所谓“狂禅”，

高谈“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如此，亦堕落极矣。

学问而至于此，

必生反动，此为王学崩溃，朴学崛起之由来。

至于岭南，则自为风气，

白沙之学，自成一家，由明成化以至于清嘉道间，数百年未尝摇动。

既

未摇动，则他种学问，难有取而代之之势。

此又为朴学在岭南不能发达

之故。

何以阳明之学卒至崩溃，而白沙之学则不然？

仇兆鳌序《明儒学案》

云：

“白沙之学，在于收敛近里，一时宗其教者，能淡声华而薄荣利，

不失为àｎ＠⑦修独行之士。

若阳明之门，道广而才高，其流不能无弊。

盖道广则行检不修者，亦得出入于其中，而才高则骋其雄辩，足以惊世

而惑人……”由此可知，阳明之门，因道广才高，至有“满街皆是圣人”

之诮。

而白沙因àｎ＠⑦修独行，门限较窄，流弊亦较少，故其声教，较

能维持久远。

大抵白沙之教，确然淡声华而薄荣利。

黄梨洲亦云，“凡

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

”故其门人中，陈时周最为刻

苦，寒俭自持，以一身系风教之重。

谢天锡则夷然物外，名利之事，纤

毫不能入。

李大ｙá＠⑨则胸怀洒落，自晤白沙归里，即筑钓台于黄公山，

读书静坐其中，不复仕进。

贺医闾自入白沙之门，即淡然于富贵。

故举

世议白沙率人于伪，牵连而不仕，每以医闾为藉口。

至于湛甘泉，虽官

爵最高，然其山林之气，远比朝市之气为重，故一任几部尚书，即行致

仕。

此种淡于声华，薄于荣利，àｎ＠⑦修独行之风节，又与羁人谪宦，

孤臣遗老之遗民文化，有其渊源，有其关系。

盖必有孤臣遗老之苦节、

之坚贞、之特立独行、之孤芳自赏，然后有后来理学家之àｎ＠⑦修独行、

之清苦自立、之淡声华而薄荣利，其间前后相承，如出一辙。

所以遗民

文化乃结晶于白沙之理学，而理学则为遗民文化之

产儿。

而今试以屈翁山、陈元孝二人与顾亭林、黄梨洲一比。

此数人者，

地位相等，品格相等，思想抱负相等，聪明才智相等，身世遭逢相等。

然因其所生长之理学氛围不同，故其所表现亦有异。

阳明勋业彪炳，事

功最着，故亭林、梨洲都属学者，不忘事功之念。

白沙淡声华而薄荣利，

故翁山、独漉均为诗人，而有采薇之志。

由理学而及于文艺，岭南文士亦多能保持一种风格。

如乾嘉一代，

文风最盛，然中原各地之文人，不免有声华竞尚之习气，颇为浮靡。

然岭南文士，则沾染此种习气较浅，姑举数人，以见一

斑。

如黎简、黄丹书、谢敦源、罗履先，此亦文士中之能淡声华而薄荣利者。

白沙声教，一路延绵至嘉道以后。

其后，有柱石一尊，为之殿军，

此即朱九江。

九江以后，尚有一人，此即其弟子简竹居

。

竹居以后，遂如广陵散矣。

当时学海堂振起朴学之风，名气极大，然屡次延聘朱九江出任山长，

九江均不就，虽求之20年而终不可得。

至简竹居，则对于当时之汉学，有极严厉之批评，曾云：

“纪文达，汉学之前茅也。

阮文达，

汉学之后劲也。

百年以来，聪明魁异之士，多锢于斯矣。

呜呼，此天下

所以罕人才也”。

由此可见朱九江、简竹居对于当时

所谓朴学之态度，同时亦可见广东理学根柢之深厚，对于汉学之富于反

抗性而短于感受性。

有须阐明者，白沙此种虚静自然，淡声华而薄荣利之学问，绝非消

极的，而是积极的。

黄梨洲云，薛文清困于流俗，陈白沙激于声名。

又

云，其高风之所激，远矣。

霍韬云，白沙有抗节振世之志。

可知所谓“

收敛近里”，所谓“＠⑦修独行”，不过得其一面。

其实白沙不只高

蹈，而且侠义豪雄，其论禽兽云：

“人具七尺之躯，除了此心此理，便

无可贵。

浑是一包脓血，裹一块骨头，饥能食，渴能饮，能着衣服，能

行淫欲，贫贱而思富贵，富贵而贪权势，忿而争，忧而悲，穷则淫，凡

百所为，一信血气，老死而后已，则命之曰禽兽可也。

”此数语何等激

越慷慨。

所以白沙最讲究气象，教学者须先理会气象，以求其自得。

何

谓自得？

曰：

“孟子云：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山林朝市一也，死生

常变一也，富贵贫贱、夷狄患难一也，而无以动其心，是名曰‘自得’。

”观其气象，真欲以一心开万世，其抗节振世之志，声光炯然，而直承

孟子之心传。

白沙居近崖门，每登临奇石凭吊宋室君臣殉国处。

石上有

贼将张弘范纪功铭，大书“张弘范灭宋于此”七字。

白沙为冠一“宋”

字于其上，乃成“宋张弘范灭宋于此”八字以丑之。

一字之诛，严于斧

钺。

更于碑阴题诗云：

“忍夺中华与外儿，乾坤回首重堪悲；镌功奇石

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

”此外复有崖山吊陆公祠诗、崖山大忠祠诗、

崖山泊舟奇石下风雨夜作诗、与李世卿同游崖山诗，均可见其心迹。

白沙主虚静，而有时不免慷慨激昂，满腔孤愤，此则历史与地理之

环境使然也。

岭南僻处岭外，一方面为山国，又一方面为海国。

岭南人

民本山海野民，山海野民一方面富于保守性，又一方面则富于冒险进取

性，以此民性，影响于民风，即有一种异样色彩。

温汝能云：

“粤东濒

大海，宅南离，山禽水物，奇花异果，如离支珊瑚玳瑁之属，莫不秉炎

精，发奇采，而民生于其间者，亦往往有瑰奇雄伟之气，蟠郁胸次，发

于文章，……”又云：

“粤东居岭海之间，会日月之交，阳气之所极，

阳则刚，而极必变，故民生于其间者，类皆忠贞而不肯屈辱以阿世，习

而成风，故其发于诗歌，往往瑰奇雄伟，凌轹今古，以开辟一家之言，

……此皆东粤之风也。

”。

此所谓濒大海，

宅南离者，对于岭南民性与岭南民风，当有绝大影响。

故岭南文化虽落

后，硕彦寥寥无几人，然一旦如有其人，其人即为非常人物。

如六祖慧

能，即为其中之最卓越者。

以一平凡之夫而超凡入圣，所谓不鸣则已，

一鸣即惊人也。

岭南学术文化，在明清两代，受白沙学说之影响，表现白沙之精神，

至海通以后，政治社会经济之情形，相继变迁，岭南学术亦逐渐脱离理

学之色彩，而表现为另一色彩。

此种色彩，大半受地理环境之影响，与

温汝能之所谓濒大海，宅南离，阳则刚，极必变者，有极大关系。

吾人

只须举出孙中山先生与康有为二人，即可作一例证。

时至于此，粤东即

一跃而入于另一环境，进入另一阶段矣。

　　三、近百年来之岭南文化

于贫瘠荒芜之中，最先为广东开学问风气者，为两广总督阮元。

阮

于道光六年，开学海堂，提倡朴学。

其后学海堂所开之第一朵花，即落

于陈澧身上。

此为近百年来，广东对中国学术能有伟大贡献之第一人。

其实广东不只在学术上落后，其他一切，均无不落后。

广东二字，

从前一出口，即几乎为中原所不齿。

广东能跃然而起，在中国舞台，占

一重要地位，完全为近百年来之事。

从南粤王赵佗至今，岭南历史，逾

2000年，而最近之100年，则关系最为重大。

何以关系忽然重大？

此则完全因海通之关系。

而海通之关系，则因

地理位置之关系。

以其地理之位置，配合海通之运会，以其时，得其地，

时与地一旦配合，广东即一跃而起。

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海运大开。

英法荷兰之势力，逐渐东侵。

中国在东亚一隅，不复能闭关自守。

既不能闭关自守，即被迫而入于世

界之舞台，从此与西方诸国发生来往。

而在来往关系中，广东首当其冲，

所以列强第一次侵略，即发衅于广东。

广东当然受害最大。

然天下事有利未必无害，有时有害亦未必无利，而广东即于此祸害交迫

之下，奋兴而起。

19世纪，海洋文化如潮涌来。

广东当海洋之冲，因此

乃事事得风气之先。

事事得风气之先，即广东所以扶摇直上之一大关键。

其实广东在历史上，早已成为对外交通及接受外来文化之最前哨。

广东

与海南诸地交通，远在汉武帝之世。

其时徐闻、合浦为中国对外交通发

舶之所，往来市舶，均寄碇于此。

六朝以后，广州与海外交通大盛，其

时大食国商人在广州已有居留地。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亦言，

中国对外之交通路线，最初属于交趾，至7世纪时，交趾之地位，乃为

广州所夺。

至唐代，阿拉伯人兴起，南海方面，海上贸易极为繁盛，广

州之地位，益为重要，遂掌握海外交通之总枢纽。

惟其如此，所以广东为接受外来文化之第一重门户。

达摩初来中国

，即先至广州。

广州西关下九路有街名“西来初地”，即纪念

达摩初来之迹。

其地之华林寺，相传即达摩所建。

其时印度高僧，航海

而来，广州城西之光孝寺，为岭南第一名刹，六朝以来，高僧驻锡于此

者极多。

相传有梵僧名智药，由西竺航海而来，带有菩提树一株，种于

戒坛前，预言日后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

其后六祖慧能果于此树下祝发

。

此即为广东接受外洋文化所开之第一朵花。

总之，对外交通愈频繁，则广东之地位愈重要。

近百年来海禁大开，

各国来往之关系，又不知比从前发达若干倍。

因对外

商业发达，所以对内商业亦随之发达。

内外商业均发达，整个产业界亦

随之而发达。

产业发达，自然赋税增加；赋税增加，其政治上之重要性

亦随之而增重。

同时因海岸与边防之重要，亦加增其政治地位之重要。

所以清末派来任两广总督者，多为一等大员，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

一、岑春煊等，清廷所以付以海疆之寄，即因其对于广东之地位，特别

重视。

此一切均足以证明广东因其经济地位之重要，而影响到政治地位

及其他一切地位之提高。

广东从前在学术上，并无地位，然其后则不然。

粤人在学术上至此

亦显露头角，除陈澧、张维屏、黄培芳、梁庭＠⑩、邹伯奇诸人，继

承中国学术正统之外，广东从自身突起一支异军，后日即成为中国学术

思想界之先锋，之旗鼓。

领导之者，主要为孙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又

一方面，则为康有为之倡议维新，更一方面，则为容闳于同治十年带领

中国第一批留学生梁敦彦、詹天佑等30人，出洋赴美。

岭南从前之遗民

文化，经过几百年理学之陶冶，经过明亡之惨痛，经过200余年秘密会

党之酝酿，经过太平天国之教训，再加之以海通以后世界潮流之激荡，

遂孕育而成一种崭新的文化。

而广东乃成革命之策源地。

自戊戌以后，中国整个学术思想界，都为两种潮流所支配。

一为革

命的潮流，领导者为孙中山先生；又一为君宪的潮流，领导者为康有为

与梁启超。

此两种潮流，在清朝末年，几于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其后

革命潮流胜，君宪潮流乃偃旗息鼓。

此两派领袖均为广东人，两派活动

均以广东为其出发点，而最初效力于此两派之劲旅，之干部人物，多属

广东人，足见广东之重要性及其富于矛盾性。

孙中山先生之思想，承接

世界最新之潮流，已极显明，其学说亦已家喻户晓。

至于康梁一派，其

领袖之人物虽然倡导保皇，然因政变失败，党徒被捕被杀，其余一部分

被迫逃亡，所以对于当时执政之满洲大员，亦恨之刺骨。

因此，革命派

固然谈革命，君宪派亦谈革命

；革命派讲民权，君宪派亦讲民权，彼此都以18世纪西欧之政治思想为

其出发点。

所不同者，一派主张彻底推翻满洲政府，从头改造；一派则

主张维持现状，加以改良而已。

在此两派运动中，革命派比较急进，比

较激烈，比较彻底，则从外面压入；而君宪派比较温和，比较缓进，则

从内部涌出。

此两派虽然标揭相反的、冲突的、绝不相容的主张，但同

时亦有不少共通的、可以相合之处。

此两种运动虽然均起于广东，以广

东为其地盘，从此发轫，然转瞬之间，已普遍展开，成为全国的运动，

非广东一省所得而专有，盖其势力已弥漫于全国。

无论何处，无论何人，

不为革命党则为君宪党，如果两者都不属，其人非顽固守旧，即为落伍

退化，几不齿于士类。

至于人民，在积极的自动的一方面，其活动则更可观。

当时清政府

愈益腐败，而外患之压迫，亦愈益加深，人民懔于邦国之危亡，于是奔

走呼号。

其时民气之盛，实不可以言语形容，于是开学堂，办报馆，集

会演说，指斥朝政，批评时事，完全受天赋人权及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集会结社自由之学说所影响。

所以当时之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