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淑君甲午战争后的中朝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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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淑君甲午战争后的中朝关系

尤淑君：

甲午战争后的中朝关系

《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摘要：

甲午战争期间，朝鲜在日本的压力下，正式切断与中国的宗藩关系。

甲午战后，清帝国一直没有遣使缔约，也未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回避“是否承认朝鲜独立”的问题。

韩国虽切断宗藩关系，但“乙未事变”、“俄馆播迁”等事件突显了朝鲜无法自立的危机，于是试图联络中国，请求遣使缔约，藉以破除日俄合作谋韩之局。

韩国虽反复交涉，但总理衙门只承认朝鲜自主，不派公使，不递国书，不与缔约。

后来，光绪皇帝欲改革外交体制，遂无视总署的意见，主动承认韩国的平等地位。

然而，从《中韩通商条约》的议约过程可见，中韩两国都反复强调其特殊关系，不惜牺牲商业利益也要确保政治上的合作，可知中韩两国虽切断了宗藩关系，却仍保有“名分秩序观”的文化体认，这成为甲午战后中朝关系的基调。

关键词：

李熙《洪范十四条》徐寿朋《中韩通商条约》

一、前言

1894年中日两国爆发甲午战争，日本迅速击败清帝国，一跃成为远东国际舞台上的主角，并要求朝鲜切断中朝宗藩关系，日本遂取代清帝国的位置，在朝鲜迅速扩展势力。

①对朝鲜来说，战败的清帝国不再是天朝上国，也不再是文明中心，必须切断宗藩关系，重新调整与清帝国的关系，并考虑朝鲜的国家身分与主权地位，藉此确认朝鲜在东亚世界体系的生存空间。

过去学界对甲午战争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信夫清三郎（1909-1992）、田保桥洁（1897-1945）、王芸生（1901-1980）、戚其章（1925-2012）等人的著作②，还有许多期刊论文与论文集收录的文章，成绩斐然③。

综观这些成果，大多偏重于中国史的研究视角，进行微观研究，或分析甲午战争的主要战役，或讨论晚清政局的变化，或比较中日两国力量的消长，或关注历史人物的个人史研究，只有少数成果谈及甲午战争对东北亚格局的影响④，关注甲午战争后的朝鲜政局及其如何影响中朝关系的变化就更少了。

因此，本文探讨甲午战争后的中朝关系，先分析朝鲜主动切断中朝宗藩关系的原因，再观察朝鲜君臣如何试图摆脱日本的控制，重新安排与清帝国的外交关系与通商利益，而清政府又如何看待朝鲜脱离宗藩体制、建国称帝之举，并如何建立中朝两国的平等地位，抛弃过去的宗藩成例，引用《国际法》重新设定朝鲜的身分与主权。

二、甲午战后朝鲜政局的变化

1894年，中日两国开战后不久，日本强迫朝鲜政府废除《中朝水陆通商章程》等商约⑤，并缔结《日韩攻守盟约》，让日本军队有了开进朝鲜的理由，也事先防范朝鲜倒向俄国寻求保护。

为了掌控朝鲜政府，日本公使大鸟圭介（1833-1911）让大院君李昰应（1820-1898）重掌大权，组织军国机务处，并扶持朝鲜开化党，重用朴泳孝（1861-1939）、朴定阳（1841-1904）等人，以驱退闵氏外戚势力。

在日本的干涉下，朝鲜废除议政府、六曹的官制，仿照近代国家的内阁组织，由金弘集（1842-1896）担任总理大臣⑥，根据日本提供的方案，制订新法，先后颁布了200多条法令。

“甲午更张”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看似有助于朝鲜社会，但实为强化了日本对朝鲜的控制，而大院君与开化党互相倾轧，让金弘集内阁陷入困境，难以推展政务。

所谓的“甲午更张”只是纸上谈兵。

在日本的紧逼下，朝鲜国王李熙（1852-1919）又想起清帝国的好处，密令闵丙奭前往清军阵营，表示善意，并密派李承纯担任进贺使，以祝贺慈禧太后诞辰为名义，向清政府求援⑦。

日本清楚地认识到，首要之务就是切断中韩宗藩关系，弱化朝鲜国王的王权，否则日本即使打赢了甲午战争，朝鲜仍会向清帝国靠拢⑧。

为了彻底切断中韩宗藩关系，大鸟公使要求金弘集内阁废除光绪年号，所有文书改用李氏朝鲜开国纪年，并要求朝鲜派使前往各国布告独立之事⑨。

大鸟公使也针对宗藩体制的“名分秩序观”，向朝鲜国王提议，改易王室尊号，建元称帝，并施行断发令，像日本一样变发剪髻，改穿洋服。

大鸟公使的目的即藉由礼仪符号的改变，表明朝鲜国王与清朝皇帝平起平坐，消除“从属中国”的名分隐喻。

朝鲜君臣大感惶恐，惊骇不应。

大鸟公使只好采取第二方案，以“大君主陛下”代替称帝，以“开国纪年”代替建元，以“略变衣制”代替剪髻洋服。

大鸟公使的第二方案，仍让朝鲜君臣无法接受，朝野汹汹，但新任日本公使井上馨（1836-1915）恩威并施，再加上甲午战争的胜负已定，朝鲜君臣只好遵照办理。

⑩1895年1月7日，朝鲜国王李熙颁布《洪范十四条》，作为朝鲜自主的基本大法，并率世子、大院君、宗亲及文武百官誓告于宗庙，向各国宣告朝鲜独立。

（11）《洪范十四条》几乎全是改革朝鲜内政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第一条：

“割断附依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12），宣称朝鲜不再是清帝国的属藩，并废除光绪年号，建元年号为“建阳”，改易尊号、爵位、文书名称，提高尊号的名分位阶。

（13）

1895年4月17日，甲午战争结束，清帝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清帝国被迫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朝贡礼仪全都废绝。

（14）但俄国不愿日本囊括东北亚海域，于是拉拢法国、德国，联合要求日本同意清政府赎回辽东半岛。

当时，日本自知力量不足，也没有得到英国有力的支持，只好放弃辽东半岛。

（15）当时《汉城新报》的编辑小早川秀雄（1870-1920）指出：

“日本对韩政策的失败，必然导致俄国远东政策的成功。

因为当时的韩国被置于俄日之间，如同双龙戏珠。

”（16）闵妃（1851-1895）认清东北亚的新格局，认为中国已不可恃，朝鲜必须依靠俄国，掣肘日本，于是积极拉拢俄国。

（17）朝鲜政府的亲俄行动让日本大为紧张，认定是闵妃在幕后操纵，若不除去闵妃，俄韩一旦勾结，势必威胁日本在朝鲜的利益，于是由具有军事背景的三浦梧楼（1846-1926）担任日本驻朝公使，准备夺回日本对韩政策的主动权。

（18）

1895年10月8日，日本公使三浦梧楼指使日本浪人闯入景福宫，斩杀闵妃及多名宫女，称为“乙未事变”（19）。

“乙未事变”引起朝鲜君臣与民众的愤怒，也受到国际舆论的指责，反日情绪日益升高，俄国驻朝公使韦贝（WaeberCarl）更要求日本必须调查真相、审判罪人。

三浦公使担心各国指责，先强迫韩王下诏，罢黜闵妃，又照会各国外交公馆，遍告废后诏书，更造谣闵妃未死，出逃外郡。

（20）当时美国公使安连（H.N.Allen）、俄国公使韦贝都质疑废后诏书的真实性，批评三浦公使逃避罪责，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仍不承认与“乙未事变”有关。

（21）朝鲜王太子李坧（1874-1926）也上疏辞位，部分官员则弃官归乡，拒绝签署诏书，不愿与日本合作。

金弘集内阁推行“断发令”，强行剪除男人的束发，（22）又不顾朝鲜的传统习惯，规定人民改穿日本引进的狭袖洋服（23），让朝鲜民众愤怒不已，甚至出现了乙未义兵，主张为闵妃报仇，攻击官军与日军，处决地方上的亲日官员。

（24）

俄国公使韦贝利用朝鲜反日之势，调俄兵入汉城，并与亲俄派官员李范晋（1852-1911）、李允用（1856-1926）密谋，准备收容朝鲜国王，让朝鲜王室得以脱离日本公使的控制。

1896年2月11日，朝鲜国王逃出王宫，躲入俄国公使馆，是为“俄馆播迁”（25）。

国王李熙利用俄国的保护，决心加强王权，并下令逮捕亲日派官员，许多亲日派官员被杀或逃亡日本，亲俄派官员得以重掌大权。

（26）为了不让冲突尖锐化，日本与俄国多次谈判，协调日、俄两国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先后签署了《小村——韦贝协定》和《山县——罗巴洛夫协定》（27），意味着日本对韩外交已完全摆脱了“乙未事变”造成的被动局面，足以与俄国平起平坐，进一步控制朝鲜人事权、财政收支、借贷国债、架设电线等权利。

“俄馆播迁”之事，让俄国在朝鲜的力量大为扩张，也让日、俄两国的殖民竞争更趋激烈，双方都打算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埋下了后来1905年日俄战争的导火线。

三、中国遣使朝鲜之争

当朝鲜国王颁发《洪范十四条》、宣布断绝宗藩关系时，总理商务公署遭日兵攻击，商务委员唐绍仪（1862-1938）仓促逃离朝鲜，颇为狼狈。

对中国来说，为了保护朝鲜，清政府不得不与日本开战，但战争尚未结束，朝鲜却已背弃中国，自行独立，让中国大失颜面，亦恨朝鲜忘恩负义。

因此，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一直没有派官驻朝鲜，也未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在韩华民的商务皆由英国驻朝领事代理。

（28）1895年12月1日，北洋大臣王文韶（1830-1908）举荐唐绍仪，让唐绍仪以私人身分担任“朝鲜通商各口华民总商董”，暗中听北洋大臣调度，探查朝鲜情况，并保护中国商民，催还朝鲜政府所欠20多万贷款。

若遇有交涉事件，由英国驻韩领事办理。

（29）值得注意的是，唐绍仪的职衔之所以称“朝鲜通商各口华民总商董”，乃因朝鲜不再是中国属邦，原本用来优惠属邦的《中朝水陆通商章程》也自然废除。

（30）在未与朝鲜缔结新约之前，中国不便遣官往驻。

因此，唐绍仪不是以中国官员身分，而以“朝鲜通商各口华民总商董”的私人身分，作为商界代表，派驻朝鲜，这样清政府不需重新缔约，也不问遣使与否，便可回避“是否与朝鲜建交”的问题。

（31）

1896年6月17日，朝鲜国王眼见日俄两国已达成协议，先后签署了《小村——韦贝协定》和《山县——罗巴洛夫协定》，瓜分朝鲜之势已迫在眉睫，遂召见卞元珪，欲重建中朝邦交，并引进中国之力，打破日俄合力谋韩之局。

因此，卞元珪派遣译官朴台荣拜访唐绍仪，重提中朝两国过去的宗藩关系，并说明朝鲜切断宗藩关系之举实属无奈，希望中国能摒弃前嫌，与朝鲜缔结新约，重建邦交。

（32）唐绍仪并未正面回复，而是指出朝鲜国王暂居俄国公使馆，又需俄国扶植，方能护主维权，可见朝鲜徒有自主之名，却无独立之实，无异于保护国。

按照《国际法》，朝鲜没有完全主权，便无权缔约遣使。

若朝鲜自行遣使中国，中国将不以礼相待。

（33）

随后，唐绍仪将朝鲜的请求回报北洋大臣王文韶，并建议总署接受朝鲜的请求，防范朝鲜自行派使递书，或请俄国公使代递，届时总署若坚持宗藩体制，将进退两难，不如接受现况，预筹办法。

（34）对唐绍仪的建议，总理衙门（简称总署）电商李鸿章，咨询应如何处置朝鲜建交，方不失中国国体。

李鸿章建议，清帝国可像英、法、德国一样在朝鲜设总领事，而领事不需呈递国书，只需总署寄出凭信，并能负责订立新的通商章程，遂推荐唐绍仪出任总领事。

（35）总署听取了李鸿章的建议，决定只派总领事，不派公使、不递国书，亦只承认朝鲜自主，却不视为平行之国，以保有属邦之体。

（36）11月24日，总署正式委派唐绍仪担任驻韩总领事，中国与朝鲜正式建立官方的通商关系。

但中国新拟定的通商办法仍带有宗藩体制的影子，不但不能被朝鲜接受，也无法让日本与俄国满意。

（37）

朝鲜虽宣称自主独立，但“乙未事变”、“俄馆播迁”等事件却严重损伤王室的权威，更突显了朝鲜无法自立的危机。

无论是保守派或改革派人士，都试图重建国王的正当性基础，尤其是独立协会，主张朝鲜应彻底改革，并消除过去依附于中国的痕迹，向西洋各国证明朝鲜自立的事实。

（38）独立协会的具体行动即在“迎恩门”（朝鲜国王亲迎中国敕使之处）的遗址上仿照法国凯旋门样式改建“独立门”，象征朝鲜开化和国家独立。

除了改建迎恩门、慕华馆之外，尚有被视为朝鲜之耻的“大清皇帝功德碑”，自然也难逃独立协会的破坏。

（39）由于事涉中国体面，新任总领事唐绍仪向北洋大臣报告此事，认为朝鲜故意践踏中国体面，并批评独立协会之举“殊属昏蒙”（40）。

1897年1月22日，李熙移宫邻近俄国公馆的庆运宫（后改名德寿宫），以防日人逼迫。

（41）可能是为了证明朝鲜不是附庸日、俄的保护国，也不再是中国属邦，朝鲜官员李最荣揣测上意，陈请劝进，请求朝鲜国王加尊号为皇帝。

（42）朝鲜国王欲称帝的行动，只有日本支持，俄、英、法、德国驻朝公使皆反应冷淡，不表认同。

（43）当朝鲜国王准备加尊号为皇帝时，唐绍仪不但不支持朝鲜，还反唇相讥说：

“自甲午事后，我国本未认朝鲜为平行自主之国，况认国王为皇帝乎”（44），甚至嘲讽朝鲜就是日本与俄国的保护国，竟妄想与中国遣使缔约。

1897年10月12日，朝鲜国王正式称帝（45），变更服制，将衮龙袍的龙形圆图由四爪改为五爪，改九章冕服为皇帝等级的十二章冕服，并废去使用五百多年的“朝鲜”国号，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改年号为“光武”，还将宗社、社稷改太社、太稷，改易王室尊号，尊王大妃为明宪太后，改王太子为皇太子，追封闵妃为皇后，谥号明成。

（46）当时中国《万国公报》的华文主笔蔡尔康（?

-1921）报导大韩帝国成立时，不用“即位”二字，却用“称帝”字样（47），暗示朝鲜僭越，背叛中国，乃不合法的篡夺帝位，而朝鲜大儒柳麟锡（1842-1915）也反对韩王称帝，指出“天下无二帝”（48），岂可将国王尊为皇帝?

朝鲜既丧失名教义理，就失去了小中华的地位，只能坐以待毙而已。

（49）对这些批评，朝鲜官员也大量引据国际法，证明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家，因而朝鲜国王可自定国号、自立尊号，无须他国同意，避免让朝鲜臣民有“以下犯上”、“以臣僭君”、“背弃上国”的疑虑。

四、朝鲜遣使驻京之争

1898年初，受到德国强占胶州湾的刺激，光绪皇帝亟欲推动变法，大事改革，却使清政府内部分裂为帝党、后党（50），加剧了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权力斗争，也影响了中国派使赴韩的决策，发生皇帝与总署各行其是的情况。

由于朝鲜称帝建国之举惹怒了唐绍仪，唐不愿理睬韩国政府缔约遣使的请求，韩国政府只好转托日本、俄国驻华公使帮忙，直接向总署照会。

俄国署使巴布罗福（AleksandrIvanovichPavlov）出面斡旋、代为说情，希望中韩两国建交、互派公使。

（51）日本公使矢野文雄（1851-1931）也出面交涉，指出在韩华民人数众多，希望中国能与韩国签订平等之约。

（52）由于韩国本为属邦，中国碍于名分，不便接待韩使，故总署的态度是“商约可订，使不可派”，并命令唐绍仪暗中打探韩国的派使计划与建交目的。

（53）唐绍仪探悉情况后，指出韩使身分是二等公使，若赴京递书、请求缔约，总署将无法拒绝，皇帝也必须接见（54），届时中国不得不以平行之礼接待韩使，因而建议总署由中国先行派使，“以示昔年主仆之别”（55）。

此外，韩国得日本、俄国驻韩公使的支持，坚持遣使赴京、签订条约，不愿与唐绍仪签订通商章程，于是唐绍仪也建议总署尽早与韩国缔约，保护华商，避免另生枝节。

（56）总署只好同意韩国派使赴京，商谈订约，但限制韩国只可派四等公使，由总署代递国书，无庸觐见皇帝。

（57）

总署要求韩国派遣四等公使，乃因不愿韩国公使亲递国书、觐见皇帝，避免韩使以“鞠躬礼”觐见皇帝，这样等于承认大韩帝国的正当性基础，也等于接受韩国不再是属邦，中韩两国将平等交往，皇帝与韩帝也将平起平坐，成为“天有二日”的情况。

（58）因此，总署决定套用中国与刚果缔约的前例，由总署代递国书，韩使不许觐见光绪皇帝，藉以避开觐见礼的难题。

（59）可是，光绪皇帝不赞同总署的方案，反而答应“所有高丽派使、议约、递国书、觐见各节均准行”（60），并要求总署“当按照友邦交际之礼接待”（61），甚至命令唐绍仪不要再阻止韩国派使赴京。

对光绪皇帝的命令，唐绍仪仍主张“中国先遣使赴韩论”，并指出中国是东亚大国，未便任韩国先遣使索约。

中国可先派出四等公使，赴朝鲜订约，以示恩遇旧藩。

（62）由于唐绍仪的劝阻，光绪皇帝收回成命，改由中国先派使节，但跳过总署，直接命令张荫桓负责拟写致韩国的国书事宜。

（63）由此可见，光绪皇帝试图改变中国与外国交往的惯例，不满总署的交涉政策与解决方案，往往不与总署商量，只倚重具有外交经验的张荫桓。

张荫桓以《马关条约》第一款为依据，在国书上承认朝鲜为自立之国，但不提韩国称帝、改国号之事，并留好了后步，若韩国抗议此事，中国可以韩国未曾照会总署为理由，解释中国国书为何不提“大韩帝国”之事。

（64）光绪皇帝同意张荫桓的意见，但要求唐绍仪打探各国致韩国国书的格式，并要求总署不管各国国书如何称呼李熙，中国国书必须与各国通例相符，不得独树一格。

（65）至于赴韩驻使的人选问题，由于牵涉到中韩商约问题，总署几经挑选，最后决定由徐寿朋（?

-1901）担任驻扎朝鲜国钦差大臣。

（66）总署为难的原因，乃据《国际法》规定，中国因未与韩国建交订约，应先派出全权专使，两国缔约后才能派常驻使节，负责华民事务，而四等公使权力不足，无法与他国订约，韩国必不愿接受。

同样的，中国若准许韩使赴京，却不准他们亲递国书、觐见皇帝，恐怕韩国也不愿接受。

因此，总署采用唐绍仪、马建忠（1845-1900）的意见，只是片面地强调“恩遇旧藩”之意，却没有在国书上说明徐寿朋的公使等级，更跳过派遣全权公使的步骤，直接派遣常驻使节，故采用“驻扎”二字，同时，国书也只称“朝鲜国”，不称“大韩帝国”。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也派沈相熏担任公使，并由韩国总税务司柏卓安（JohnM.Brown）拟写韩国国书。

为了不让韩国先派使来华，李鸿章请副总税务司裴式楷（R.E.Bredon）发电柏卓安，说明中国已派使臣赴韩，应等中国使臣到达汉城后，再商办交涉之事。

（67）驻韩总领事唐绍仪也向柏卓安重申总署的方案，只准韩国派四等公使，不准觐见，亦不可亲递国书。

柏卓安反对中国提出的方案，也不满中国突然派使，打乱韩国的遣使计划，并点破中国先遣使的意图，甚至不惜威胁唐绍仪，韩国将不接待徐寿朋，避免他国误会韩国仍是中国属邦：

“中国与韩无约，华使焉可称驻扎，显见华使韩，仍为属国，驻西藏、蒙古大臣均有此等字样。

华不欲韩使赴京，韩未必接待华使……华不欲韩使赴京者，恐其呈递国书及觐见各节耳……华先遣使来韩，显见华视韩以大字小之意。

”（68）

除了韩国强烈抗议之外，俄国、日本、法国、德国驻韩公使都询问唐绍仪：

中国为何不派全权公使，也不言明徐寿朋为何等公使，反而用“驻扎朝鲜”四字作为徐寿朋的正式职衔，实不合乎公法惯例。

法国驻韩公使葛林德（VictorEmileMarieJosephCollindePlancy）更批评中国有失分寸，“惟闻徐使驻扎朝鲜，此四字不甚妥协，恐韩人不乐闻”（69）。

俄国驻韩公使马丢宁（N.Matunine）也频频发问，担心徐寿朋若担任二等公使，必能夺下公使团首使的位子，将使中国势力重新进入朝鲜半岛，不利俄国的发展。

“俄使马曰：

‘此次派来徐使系全权大臣否?

’仪曰：

‘徐使无全权字样，想是二等公使。

’马曰：

‘然则定约后，徐使驻扎韩国否?

’仪曰：

‘徐使系奉命驻扎朝鲜钦差大臣。

’马曰：

‘徐使当居各国使员之首。

’仪曰：

‘若是二等公使，徐使自应居首。

’马曰：

‘各国使员均是三、四等公使。

若首使之座，久为一国使臣所居，不无妨碍公务。

’”（70）从唐绍仪与各国驻韩公使的会谈内容，可见公使团特别注意徐寿朋职衔的“驻扎朝鲜”四字，认为中国使用“朝鲜”，即不承认大韩帝国的成立，而“驻扎”也是宗藩惯例的延续，只是职衔由“商务委员”换成“钦差大臣”而已。

面对各国驻韩公使的质疑，唐绍仪只能推搪，敷衍以对。

五、《中韩通商条约》的签订

1898年10月15日，光绪皇帝颁下谕旨，将徐寿朋的职衔改为“全权大臣”（71），暂用礼部铸造“大清钦差出使大臣”的木质关防，令其全权负责与韩国外部酌议商约。

而从徐寿朋奉到的国书内容可见光绪皇帝遵循西洋各国的通例，文书的称呼抬头直接以“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韩国大皇帝好”，称朝鲜国为“韩国”，称高宗李熙为“韩国大皇帝”，删去“驻扎朝鲜”字样，并将徐寿朋的职衔明定为“出使大臣”，指明徐寿朋是订约专使，负责议定商约，而非“常驻使节”，以符合各国通例。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中国国书对韩国君主的称谓是“大皇帝”，而不是“大君主”。

若称朝鲜高宗为“大君主”，英译名将比照King，韩国亦被当作Kingdom，而不是Empire。

既然大清国书已称高宗为“大皇帝”，即承认大韩帝国的存在。

由此可见，徐寿朋的职衔与中国国书都体现了光绪皇帝的意志，不再将韩国视为旧藩，尊重韩国为独立自主之国，并检讨总署的交涉政策，抛开过去宗藩体制的惯例，务求与国际社会的出使习惯与礼宾制度同步，甚至明令总署不得以“昔日旧藩”为由，阻碍中韩派使缔约之事。

（72）

1899年2月1日，高宗皇帝以西礼接见徐寿朋。

高宗皇帝西装戎服，握手为礼，立受国书。

徐寿朋展读颂词，与韩皇问答，计连进殿门、近御座、退出殿门，前后共三鞠躬。

（73）对此，有些学者认为，在外交形式上，中韩两国已完全平等，讲求等差秩序的宗藩体制也就此瓦解。

实际上，中国并未抛弃“名分秩序观”，只不过从君臣名分的宗藩关系，转换为兄弟情谊的友邦关系，并认为韩国旧为属藩，亟需中国多给优惠，曲加体恤。

这点可由徐寿朋对《中韩通商条约》的基本构想得到证明。

徐寿朋赴韩之前曾草拟与韩缔约十四款底稿，徐寿朋认为，过去中国因无通晓外事之人，与西洋各国立约多有吃亏，治外法权全失，通商税额也太轻，丧失不少权利，应力图补救。

现今，韩国欲与中国签订新的通商条约，考虑到韩国旧为属藩，国小而贫，强邻环伺，中国不忍占彼便宜，应多加体恤，优待韩国商民，并参酌英、美、日本诸国与朝鲜的商约条款，不必提出特殊要求，与西洋各国有所区别。

只要中国不存有歧视之意，韩国也不会心有芥蒂、特别刁难中国。

（74）

《中韩通商条约》的议约过程费时八个月之久，多有波折。

中韩两国虽决定以各国条约为准，但当双方开始讨论具体事项时却屡屡争论，主要集中在下述四项议题：

一、在韩华民是否可在汉城居住。

韩国要求在韩华民迁出汉城，移往口岸。

徐寿朋拒绝接受，还质问韩国准许日本人在汉城居住，中国人自然也可在汉城居住，况且朝鲜素为中国属邦，怎可只优待日本，却不优待中国。

（75）二、在韩华民是否归韩官管辖。

韩国欲按照欧美通例，要求治外法权，让在韩华民归韩官管辖，在华韩民则归华官管辖，并推翻过去《中朝水陆通商章程》的治罪办法，不让中国律法凌驾于韩国律法之上。

但徐寿朋反对朴齐纯的提议，认为韩国律法并未真正改革，多有不合理之处，怎可依照韩国律法处罚在韩华民，在韩华民应交由中国领事官按中国律法审判。

而且中韩国壤皆毗连，边民不易管理，两国罪犯容易跨越国界，匿名潜逃，两国应互相协助，查明交出，遣返罪犯，不得隐匿。

（76）三、韩国政府是否撤销汉城开栈。

韩国一直想废止各国商民在汉城开设行栈之例，但各国推说汉城开栈之例乃自中国滥觞，应先与中国商允，各国才能同意撤销。

因此，韩国政府比附北京不准通商之例，指出朝鲜在北京会同馆的使节贸易既已取消，当初《中朝水陆通商章程》准许华民在汉城开栈一款自然失效，必须撤销华商的汉城贸易权。

徐寿朋反驳说，北京本来就不在通商之列，朝鲜原是属邦，才可在北京贸易。

现韩国非属邦，自然不准在北京贸易，西洋各国同样不准在北京通商，并非有心亏待韩国。

反观汉城，本是通商之处，华商自可在汉城开栈。

中国无法答应汉城开栈的撤销，不仅关系华民利益，且牵涉各国条款，应暂缓办理（77）。

四、红蔘是否出口问题。

红蔘是韩国重要的经济作物，向来不许外国商人自行贩运出口，因而韩国与各国立约，均禁止红蔘出口。

但当初为了加强中韩宗藩关系，增加中韩商民的交易量，于是在《中朝水陆通商章程》里，特许中国商人只要向商务委员请领文凭，便可从陆路出口红蔘，运至中国，但运至中国后，不得再私运外国，违者惩处。

现今，韩国政府欲收回红蔘特许权，重新修改中国由陆路贩运红蔘的规定，要求买卖红蔘，须得到韩国政府的批文，仍走陆路，由义州进口北京。

违者罚货没官，分别惩罚。

（78）

对四项议题，中韩双方讨论许久，久久未能定案。

为了拉拢中国，韩国政府频向徐寿朋表达“内向之心”（79），承诺尽量优待中国商民，于是在红蔘买卖与汉城开栈二事上，都做了让步，使中国可保留汉城通商之权。

最后，双方取得共识，在政治上尊重韩国的独立主权与法律效力，领事等官不许商人出任，出使大臣与地方官平行往来，中韩商民犯罪各依本国法处置；在通商贸易上延续1882年的《中朝水陆通商章程》，但废除过去的会同馆贸易与边市贸易；在边界未定、边民越境囤垦问题上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刁难韩国边民就食东北。

1899年9月11日，徐寿朋与韩国外部大臣议约代表朴齐纯正式签订通商条约。

（80）《中朝水陆通商章程》与《中韩通商条约》的异同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