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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发展研究

20110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兰州国际经济专修学院学习中心

姓名：

张雪红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而后几乎与现代文学同步发展，50年代开始成为显学，进入新时期以来走向成熟，近年来十分活跃。

近几年的热点问题主要有两个，其中之一就对是五四文学的研究。

五四是现代文学的起点，2012年时逢五四运动83周年，现代文学界形成了纪念五四的热潮。

《文学评论》等刊物纷纷开辟专栏，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

但随着民族文化传统的升温，也出现了一种否定五四新文化的倾向。

1.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概述

1.1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现代”作为一个时间概念，按传统分法，中国现代文学是指以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为开端（或称以1917年的文学革命兴起为开端）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

包括在此间的文学运动、思潮、论争、流派和所有作家的文学创作，又被称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

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诗﹑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体裁﹐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及结构组成上﹐都有新的创造﹐具有现代化的特点﹐从而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首先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穷则思变的结果。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大门从此被打开→军事革命，实业革命（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失败，1906中日甲午战争致远舰长邓世昌战死北洋水师总督丁汝昌自杀）→政治革命（戊戌政变失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辛亥革命大权被迫移交袁世凯）→文化革命（深感国民素质的低劣，教育救国；深感国民思想意识上的麻木，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文学首先是为救亡图存服务的。

其次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

古典文学已近尾声。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情感，心理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固有的古典文学模式已再也不能满足人们思想情感表达的需要。

第三就是外国文学、文化的巨大影响。

可以说，没有外国文学文化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是无法想象的。

严复是中国最早派向英国的海军留学生，但他没有成为海军将领，却成了中国最早的思想界的翻译家，曾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所著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成《天演论》，还翻译过西洋文学作品。

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即三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

1917——1927，以民主意识、科学精神、社会主义为主要思想。

包括了“五四”时期的文学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

由于五四运动对后世影响的重大深远，通常称该十年为五四时期的文学，也称作五四为代表的20年代文学。

第二个十年：

1928——1937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

以阶级解放意识，左翼革命文学的社会主义意识，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文学意识并存为主要思想。

由于这一时期左翼文学运动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是十分重要的文学团体，通常也叫“左联”时期的文学或左翼时期的文学，也被称为左翼革命文学和人文主义文学并存的30年代文学。

第三个十年：

1937——1949民族解放意识和人民解放意识，多地域、多元化、大众化的文学思想。

包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也被称作多地域、多元化、大众化的40年代文学。

现代文学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作家，其中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对新文学的繁荣昌盛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并以他们为骨干组成了一支宏大的作家队伍，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的不断发展，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当代文学的新阶段，这支队伍及其作品，是现代文学的最宝贵的成就和财富。

1.2.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五四文学主要指的是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由于五四运动对后世影响的重大深远，通常称该十年为五四时期的文学。

自从鸦片战争打碎了清王朝老大帝国的沉沉昏梦之后，软弱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与现实情势使得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苦苦寻索富国强民的道路。

首先有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继之有戊戌变法，效法西方搞君主立宪；然后有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

但是，这些努力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1917年1月，由北大教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发表了留美学生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文章针对中国旧文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改良文学的八项主张。

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予以呼应。

接着，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来到《新青年》编辑部工作。

于是，一场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内容的文学革命运动，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至此，中国文学的演变与发展也以此为标志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新青年》杂志创办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批判封建思想，它把矛头首先对准了孔孟之道，因为孔孟之道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被作为正统观念。

为了反封建，《新青年》杂志高举“科学”与“民主”的两面大旗。

五四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必然地会转向对封建主义文学的攻击。

在文学革命里，语言上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这就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当时有一些人看到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中，民族语言的统一曾经起到很大作用，因此也出来提倡国语。

国语也就是白话文，要用白话文来代替文言文。

文言文这种文字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应用着，越来越脱离口语。

结果造成一种什么现象呢？

人们讲话和书写要用两套语言。

讲话是一套，写文章又要有一套。

而且由于文言文学习起来比较困难，妨碍了文化的普及。

另外，它本身也有不精密的地方。

这种缺点对于表达现代的思想是不利的。

因此，为了社会的进步，语言上必须有一个革命。

这一点，早在“五四”之前已经有人发出文字改革的呼声了。

而且白话的一些报刊在"五四"以前已经有了。

不过，那个时候仅仅把白话作为一种普及文化的工具，或者认为可以用它来写一些应用文。

但是搞创作还得用文言文，文言文被称为“美文”。

1917年1月，胡适在陈独秀的鼓励之下，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提出了“八事”。

八件事情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反对文言文。

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

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

这篇文章超过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文章的重点只是反对文言文，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是从总体上对封建文学作了批判，并且提出了我们所要建设的新文学的目标。

自从胡适、陈独秀的文章发表以后，文学革命运动就开展起来了。

从这些内容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两点，一点是要批判旧文学里的封建思想，比如“文以载道”，它所载的道就是孔孟之道，这是要批判的；另一点从形式上反对那种复古的倾向，反对形式主义。

1918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扩大，4卷1期改由陈独秀、钱玄同、胡适、李大钊、鲁迅等轮流主编，陈独秀又办起了《每周评论》杂志。

1919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办了《新潮》月刊，一起提倡白话文，一批知识分子形成了新文学的统一战线。

新文学阵线内积极开展如何建设新文学的讨论——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

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以此为文学革命的宗旨，把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结合起来，其意义超出了文学领域。

周作人发表的《人的文学》主张个性解放，这一点在当时是有反封建意义的。

因为封建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是扼杀人的个性，不容许人们有自己独立的意志，独立的人格。

像“君要臣死，不可不死，父要子亡，不可不亡”这些东西，是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的。

个性解放正是针对这种封建的专制主义和封建的伦理道德，这是当时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

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要求新文学的内容，倡导新文学内容要从“灵”与“肉”的统一中去表现人，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与研究的文学。

《平民文学》中进而提出“为人生的文学”的口号，又提出“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创作准则。

“平民文学”，就是说不要去描写封建阶级的那些英雄豪杰、才子佳人。

而应该写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

写实主义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现实主义，为什么当时要提倡现实主义呢？

就是要反对封建文学里的千篇一律的形式主义的东西。

主张要真实地来描写人生，要表现世间的痛苦，反映社会问题。

所以，“问题小说”、“问题剧”这些东西受到了提倡。

总而言之，从文学革命的内容来看，它是反封建的，这和当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一致的，这是在文化战线上推翻封建统治所作的一种斗争。

李大钊发表的《什么是新文学》，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要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作为“土壤根基”。

他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论文。

例如《青春》、《今》、《青年与老人》等等。

李大钊在这些文章里，也是猛烈地抨击孔孟之道。

他告别反对守旧的思想而主张变革；反对倒退而主张进步。

他在文章中提出要追求青春中国之再生。

对封建思想的批判必然要导致文学革命。

当时，新文化革命运动的先驱者们看到封建思想都是用文言文写的。

文言文这种形式和封建性内容两者结合在一起。

在过去的封建文学里，包含着许多封建思想。

为了批判这些封建思想，文学上也要有一场革命。

这样，一方面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一方面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这两点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内容。

对于怎样建设新诗、新小说、新戏剧，文学革命的先驱们也进行了探讨。

借鉴外国文学创作经验，结合新文学的初步实践，对各种文体的建设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1918年5月，产生了现代文学上第一篇作品，这就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体现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光有理论不行，得有拿得出叫得响的东西。

接着，《新青年》、《新潮》、《时事新报》等刊物上又陆续出现一批新文学作品。

如《狂人日记》、《孔已己》、《药》、《凤凰涅般木》、《匪徒颂》这些作品以普通人的形象、反对封建专制、争取个性解放等新的主题，鲜明地区别于旧文学。

1918年5月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正式完全改用了白话。

文学革命带来文学观念、内容、语言载体、形式各方面全面的革新与解放。

1919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报刊风起云涌，达400种之多。

1920年，在白话文取代僵化了的文言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

白话文运动取得胜利。

2.对五四文学的评价

五四是现代文学的起点。

1999年时逢五四运动80周年，现代文学界形成了纪念五四的热潮。

《文学评论》等刊物纷纷开辟专栏，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

其中，杨义的《“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人文建设》，把实证与思辨、历史感与当代性融为一体，文中指出：

“‘五四’本身蕴含着一部世纪文化启示录”，它“所启动的时代主题，它的思维指向，均牵涉着中国的命运和中国人文精神的形态。

因此，重论‘五四’话题，乃是对中国命运和中国人文形态的再思考，是一种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的世纪对话。

”这篇文章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与创造性地建设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总进程中，在深度上对五四进行还原研究，在广度上对五四进行参照研究，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姿态、精神方式和思辨逻辑，探讨了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同其倡导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对现代学术与文化精神建设的错综影响，对现代中国人文精神和人文学术体系的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但另一方面，随着民族文化传统的升温，也出现了一种否定五四新文化的倾向。

现代文学学术界对此做出了一些回应。

2.1现代学者的评价

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于1999年3月20日在京联合举办了“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80周年”座谈会。

会上的发言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五四的伟大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与会者对近几年来出现的有意识地否定五四、谩骂五四的不正常现象表示了忧虑和驳难。

王培元说，否定论者其实对鲁迅与五四都很隔膜，阿Ｑ时代远未结束，五四精神绝未过时。

王中忱认为，中国民主化的建设还是一个远未完成的过程，五四文化先驱所面临的困境今天我们同样能够感受得到。

第二，对五四的反思应该多元化。

陈平原主张应该回到五四本身做些清理工作，“直接触摸历史”。

钱理群认为，作为学者，“复杂地说话”是必要的。

吴福辉认为，现代文学界对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夹击缺乏必要的回应，我们一要有“说真话”的勇气，二要坐得住冷板凳，增强回应挑战的底气。

一些学者提出要对以往有关五四的单一化、片面化的理解与阐释进行重审、反思，应该把五四还原为相对复杂的历史，变革研究的观念，丰富研究的视角，加强系统性研究，但反思要防止走向不客观，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不能用“历史的叙述”代替“历史的真实”本身。

第三，与会者还就研究五四的新方法新思路做了交流与探讨，诸如：

先驱者从个性自由的追求向体制性追求的转换；胡适与鲁迅的分合与异同，代表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分化与整合；思想启蒙与教育制度的关系；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思想群体”的研究；等等。

2.2我的见解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成就是思想意识方面的，其次才是那个时期所发生在社会平等方面的实际变革。

随着旧政治结构和农业经济迅速解体和新的本国工商业的兴起，士绅、地主、官僚为维护他们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传统联盟开始崩溃，并由一个新形成的联盟取而代之。

新知识分子对统治势力开始了反叛。

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除了少数出身于新兴工商业者阶级外，大部分依然来自地主和官僚家庭）对传统的思想、制度和习惯，以及地主和官僚的利益举起了义旗。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反帝活动得到了工人、商人和实业家们的支持。

在这种社会秩序的变革中，往往是知识分子首先开始在思想意识方面对现状的反叛。

一些革命的历史学家把这称之为“知识分子忠顺的改变”，另一些人称之为“知识分子的背叛”。

五四运动就是这种变革的一个范例。

在这种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一般民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所产生的思想改变是最显著的。

传统的伦理原则和教条被卓有成效地粉碎了，偶像和权威在运动的冲击面前战战兢兢。

尽管后来守旧派和保守派尽力维护，但旧传统的声誉已是江河日下，再也无法恢复。

对新事物的热情取代了对旧事物的崇拜。

从没有一个时期，人们像这个时期的青年人那样对新知识如此渴望。

新的标准开始形成，整个知识阶层的人生观、世界观有了扩大和改变。

白话文作为写作媒介的采用，一种基于人道主义、浪漫主义、实在主义、自然主义等各种理论的新文学的创立，新闻和普及教育的迅速发展等，这些都伴随和促进了上述那些思想意识方面的改变。

尽管保守的当权者后来曾尽力鼓励保存文言文，但白话文已成为一种流行的写作形式。

这种新文学自“五四”以后开始在中国文学界占据了统治地位。

新诗、新散文和故事、新戏剧等各种文学形式都在运动期间开始形成，紧接着又出现了新小说。

作为“革命文学”，这些新的形式后来被左派和进步人士在反对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中加以支持和有效利用，而后者在文学领域几乎没有创造出什么流行的或杰出的作品。

其他文艺形式，如绘画、雕塑、音乐也受到这场文化激变的巨大影响。

中国的出版和新闻舆论界在五四事件后也有了较大进步。

如果把“五四”前后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五四”以后的报刊杂志在技术和内容上都有了很大提高。

这类出版物数量的迅速增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所拥有的读者大众比以前大为增加，政府和公众对之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视。

同时，普及教育得以扩大，其他教育改革也开始实行，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学术研究有了很大提高。

由于五四运动的结果，学校里越来越多地讲授现代知识，工业方面的职业训练开始与民族工业建立起更密切的联系。

学生和教员建立了更多、更强有力的组织，他们的社会和学术活动也有了显著增加。

西方的哲学和逻辑被介绍进来，社会科学和新的史学编纂方法很快得到传播，现代经济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开始在中国生根。

在“五四”期间和随后的一个短时期里，自然科学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大多数重要的中国自然科学研究会都是在1915年以后的10年间创立的，在生物学、地质学、古生物学、气象学、物理学和生物化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

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的方法和态度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广泛得到引入和采用。

大致地说，五四运动的倾向几乎决定了以后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社会和政治的发展。

在这场思想骚动中开始形成的深刻的社会和民族意识一直长盛不衰。

“五四”以后，新知识分子继续和更强烈地要求现代“科学文化”，要求有一个有效力的政府以保证多民族国家大家庭中各民族的独立和平等。

历史表明，那些违逆这股潮流而动的政治领导人和派系招致了自身的垮台，而那些“弄潮儿”尽管有种种曲折和闪避，但最终占取了上风。

争取个人解放、宣扬民主和独立思考的不懈努力，虽然后来遭到来自强调服从组织活动思潮的阻挡，但其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所种下的破除偶像的种子已不是轻易可以除去的。

民主在人们心目中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自此以后，甚至那些极力反对民主的人也只能采取迂回对抗的手法。

任何专制主义都将感到，忠实地记述这场运动是对它自身的一个威胁。

如果说这些是“五四”时期改革所取得的主要成就，那么这里也不妨举出它一些一般的缺陷。

改革者们在对中国旧传统进行批判时，很少有人对之作过公平的或怀有同情心的考察。

他们认为几千年的社会停滞不前，给进步和改革之途留下无数障碍，为了清除这些障碍，对于整个传统过火的攻击和对其价值的低估是难免的。

这使得儒家学说和民族遗产中的许多精华遭到忽视或避而不提。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改革者们的批判在一些方面是肤浅的、缺乏分辨的和过于简单化的。

但这在当时整个民族充满惰性的状况下也许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对于从外国输入的新思想又过于轻信。

虽然他们也声言要进行批判的研究，但在实践中却做得很不够。

他们往往大谈空泛的“主义”，而对其内容却没有作认真细致的考察。

结果，尽管有一些要防止不清晰的思想的告诫，但他们对于西方思想仍是常常含混不清地要么大力提倡，要么全盘否定。

这或许是任何一个群众性思想转变过程初期的一种自然现象。

这个时期的中国改革者另一缺陷也许是过于自信地认为，凡是他们以为正确的和好的东西都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在中国实现。

他们在处理许多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时表现出的特点是缺乏耐心和持久性。

一个涉及国家众多方面状况的如此广大的文化和社会变革，需要长期和耐心的工作。

企图在几年时间里取得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努力而仍没有完全实现的事情当然是一种幻想。

然而，“五四”时期的中国青年人中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不过，这种缺乏耐心并非运动中的改革者所独有，那些后来批评和反对他们的人也有这些特点。

他们中许多人在批评五四运动未能达其目标时往往没有意识到时间的因素。

杜威在“五四”末期曾大胆预言，中国也许能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取得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取得的思想、科学、工业、政治和宗教的进步。

它不像美国那样有充分的回旋余地来实现这种变革，而必须在一个充塞着传统、迷信和人口的文明古国中实现之。

”

3.发展趋势

3.1学术空间的继续拓展

以往，由于种种局限，对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存在着不少误读，今后将通过历史还原与文本细读尽量接近现代文学原生态，在此基础上，确认现代文学究竟有哪些成分已经汇入中国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并把这种确认化为整个民族的共识，使人们不再把现代文学看作传统的异类，而是当成深情依恋与汲取营养的母体，从而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2经典的重读与新文学传统的确认

黄修己对于未来现代文学史面貌的构想，可能预示出一些学术空间的前景。

一是要认识古老传统的生命力，将旧体诗词与戏曲纳入研究视野，因为不如此便不足以如实地反映20世纪新旧交替、新旧并存的历史真相。

二是要注意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破除因袭的中心论，将以往放在边缘位置的民间创作、边远地区相对保守、沉寂的文化状态与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学纳入研究视野，并寻找出“中心”与“边缘”互相纠缠、互相渗透、互动共存的有机联系。

三是要注意社会转型期的特征，对创作量巨大并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市民文学予以足够的关注，对其特征、长短及其正负效应要有科学的分析。

为此，要有大气魄、大手笔，要更新观念，改变绝对化、单一化的思维方式，清除主观随意性，端正学风，提倡遵循学术规范，力求反映时代的全貌，如实写出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差异性，把对现代文学的认识，把现代文学史或20世纪文学史的编纂，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3.3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在日益高涨的“全球化”声浪逼促下，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有增无减，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的态势愈加明显，无论是心理需求还是文化建设，都不能不向民族传统回溯。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渐呈上升之势。

郑战兵《论古代通俗小说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朱伟华《〈孔雀东南飞〉：

从古代到现代，从诗到剧----一个典型文学现象的剖析》、陈国恩《民族传统文化信息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潜在影响》、尹康庄《鲁迅与魏晋》、朱寿桐《19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比较论》等，均显示出这种趋势。

倪婷婷《“名士气”：

传统文人气度在“五四”的投影》，认为无论是“放达”还是“隐逸”，其风范气度和心理指向都说明五四作家与传统文化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精神联系，五四作家笔下“中国名士气”的创作取向也难免显得新旧交杂。

高旭东《五四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虽然有些结论如“伦理道德革命导致了整体性的反传统”等，并非没有商榷的余地，但从五四反传统看出“传统语法”来，以儒道互补的视角来看待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关系，从五四新文学发现中国传统文学的悲剧精神等论述，均见得出作者的深厚功底与独到眼光。

秦弓的《论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观》与《整理国故的历史意义及当代启示》也在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上做了一些探索。

今后，这方面的研究将会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不仅要靠学术界的努力，也有赖于站在教学第一线的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积极参与。

可以期待，现代文学研究将有更大的发展，在21世纪中华民族人文素质教育中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