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为何亲自下令为一小学教师平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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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为何亲自下令为一小学教师平反
陈云为何亲自下令为一小学教师平反
红潮导语:
陈云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以后,也一直关注席懋昭的踪迹。
不过时隔多年,陈云只记得席懋昭是天全县灵关殿小学校长,不记得他的名字,所以未能查找到席懋昭。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复出,不仅提出为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平反,为彭德怀、潘汉年等重大冤案平反,而且还亲自为席懋昭洗去冤屈。
席懋昭何许人也?
四川天全县灵关殿小学的校长。
陈云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为什么会在1983年12月20日亲笔书写证明材料,为这位小学校长拨去历史的阴霾呢?
这件事,说来话长……
壹 突然从长征队伍中消失
1935年春,陈云出席历史性的遵义会议后不久,在红军长征队伍中便不见他的踪影。
有人说,陈云失踪了。
也有人说,陈云牺牲了。
其实,陈云奉中共中央之命,担负重要任务,秘密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
当时,中共上海局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中央决定派人到上海恢复组织。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
原本中共上海局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通道。
由于中共上海局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先未向共产国际请示,事后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而这一会议又事关重大,撤下了博古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职务,改变了党的军事路线。
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仍属共产国际领导,按照组织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之下的中国支部,因此由张闻天、毛泽东等组成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急于派人向共产国际汇报。
显然,这样的汇报必须通过上海,因为上海有共产国际派驻的秘密代表……
最初,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前往上海。
潘汉年灵活机警,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理所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不过,潘汉年不是遵义会议的代表,他并不了解遵义会议的情况。
要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中共中央显然需要派出比潘汉年层级更高的代表,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常委。
在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博古这五常委之中,张、毛、周无法离开红军,博古是在遵义会议上遭到批判的对象,显然不合适,唯有陈云去上海是最恰当的人选。
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派陈云去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完全信得过。
再说陈云是上海人,本来就在上海工作,熟悉那里情况,何况那时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工负责白区工作,所以去上海的中央代表非陈云莫属。
1935年5月29日,红军夺取泸定桥。
陈云在红军到达懋功雪山脚下的灵关殿后,离开红军,前往上海。
贰“收账先生”突破重重包围圈
从长征途中前往上海,颇为危险,也颇为艰难。
陈云对四川人生地不熟,而且他有浓重的上海口音,在四川只要陈云一开口,就知道是外地人……
陈云秘书朱佳木告诉笔者,陈云是由一位名叫席懋昭的中共地下党员护送的。
席懋昭是朱德的同乡,1912年出生于四川仪陇县观音乡。
又名席哲明、席克进。
1930年在仪陇中学读书时,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在押解途中脱险。
1931年入保宁高中,次年秋在成都天府中学读书,1933年春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10月,党组织遭到破坏,叛徒出卖了他,席懋昭按上级指示转移到了荥经县,后来又转到天全县,依靠他在川军24军5旅28团一营任营长的长兄席伦的关系,被天全县长委派到灵关殿小学任校长,他的妻子贺伯琼(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则担任教导主任。
有了这样的公开身份做掩护,席懋昭在天全县与二音院(观音寺)主任教员、中共地下党员魏守端取得了联系,开展地下工作。
1935年6月6日晚,席懋昭带领游击队在天全县城附近迎接红军,并带领红军先遣队一军二师四团避开敌人重兵把守的大路,抄小路经十八道水、苦蒿坪直抵灵关。
从此一连6天,红军源源不断从灵关经过,向宝兴进发。
席懋昭和魏守端带领红军战士打开了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乡亲。
6月12日,红军先遣部队胜利翻越了夹金山。
就在红军的中央纵队即将从灵关启程赶往夹金山时,席懋昭接到中央纵队红军两名指挥员交给的重要任务,护送陈云出川。
当时,陈云就住在灵关殿小学。
当席懋昭来到陈云住处,一位名叫陈梁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来到这里。
陈梁是四川冕宁县沙坝中共党支部负责人,红军经过冕宁时,他随红军北上,来到了天全县灵关,奉命与席懋昭一起护送陈云出川。
为了对付沿途的盘查,当时席懋昭、陈梁与陈云一起商量,陈云的“身份”有两种:
通常说成“小学教员”,因为席懋昭是小学校长,容易掩护陈云。
也有时可以把陈云说成是去川西做药材生意的“收账先生”,化名“廖家骏”,陈云的算盘打得飞快,熟悉“收账先生”的“业务”。
考虑到大批国民党军队正在追击红军,他们商定避开大路,走山路,绕道荥经,再折回雅安,到达成都,再从成都前往重庆。
席懋昭在荥经县工作过,对那一带很熟悉。
为了确保陈云能够顺利“过关”,中央纵队红军的指挥员根据席懋昭的建议略施妙计,以给陈云一道“护身符”。
当天,陈云一行在细雨中离开灵关殿小学,踏上征途。
就在他们走出灵关不远的地方,忽然有一个满身是泥水的30多岁的男子急急忙忙从后面追了上来。
席懋昭认得此人,大声喊道:
“局座,怎么落得这个样子?
” 此人正是席懋昭的顶头上司、天全县教育局长熊某人。
他作为国民党官员,在红军攻下天全县城时被抓。
这天,把他从县城押解到灵关,红军“一不小心”,被他逃脱——逃脱的时间,恰恰是在席懋昭等刚刚离开灵关的时候。
熊某人的家在荥经县,他是荥经县的地主,红军料定他会从灵关逃往荥经县,在山路上与席懋昭等“不期而遇”。
席懋昭向熊局长介绍陈梁说,是他冕宁的远房亲戚。
接着又介绍了“收账先生”,说是做药材的商人(席懋昭随机应变,由于熊某人是天全县教育局长,倘若把陈云说成小学教员,容易“露馅”)。
他们都是为了躲避“梅老二”(当地国民党方面对红军的代称),结伙从山路逃往荥经县。
那位熊局长信以为真,也就跟他们仨同行。
一路上,民团设置的哨卡,见到熊局长,一边点头哈腰,一边连查都不查就放行了。
翌日,陈云一行顺利到达荥经县城。
这天恰巧是陈云30岁生日。
毕竟是“患难之交”,熊局长热情地邀请陈云一行到他家做客。
盛情难却,陈云等在他家住了一晚,由于重任在身,不敢久留,第二天一早就朝雅安进发。
就这样,走了五、六天,顺利地过了一关又一关,陈云一行来到了成都。
成都风声甚紧,这是因为蒋介石正坐镇成都,亲自指挥剿灭红军。
蒋介石从1935年3月2日入川,在四川坐镇150多天,发誓要全歼红军于四川。
就在陈云到达成都的前几天——1935年6月14日,蒋介石还在成都发布命令,在四川正式实行保甲制,提出“编组保甲,清查户口”,以“追堵”红军于长征途中。
进入成都时,陈云为了减小目标,与席懋昭、陈梁分头活动。
陈云单独前往联络点——美丰银行,找到董事胡公著先生,出示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
胡公著先生乃是刘伯承好友,当即招待陈云住下。
陈云还交给胡公著先生一张文稿,请他派人于次日早上把文稿送至春熙路中段31号的《新新新闻》报馆刊登。
文稿上《廖家骏启事》是事先拟好的:
“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 这是陈云与周恩来约好的联络暗号。
倘若在《新新新闻》上看见《廖家骏启事》,就表明陈云已经顺利抵达成都。
陈云未敢在成都久留。
住了一晚,便与席懋昭、陈梁在约定的地点会合,结伴从成都乘长途汽车前往重庆。
在重庆,陈云这位做药材生意的“收账先生”,真的来到一家药铺,向店主出示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立即受到了店主的热情接待。
原来,这位店主就是刘伯承的弟弟。
刘伯承弟弟家是在重庆较场口附近的大户人家,那里叫“十八梯坎”——也就是十八层台阶的意思。
陈云一行在刘伯承弟弟家得到很好的休息。
几天之后,刘伯承弟弟为陈云买到从重庆到上海的船票。
陈云在朝天门码头与席懋昭、陈梁告别,只身东去上海。
陈云在席懋昭、陈梁的护送下,居然长驱700多公里,穿过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圈,从蒋介石的眼皮底下,安然前往上海…… 上海一片白色恐怖。
陈云在1935年6月底到达上海,跟潘汉年重逢,在整顿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之后,搭乘一艘苏联货船到达海参崴,经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莫斯科。
经陈云汇报之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改换了领袖,必须得到共产国际以及斯大林的同意。
叁 在延安重逢倍感欣喜 两年半以后,陈云回国。
出乎陈云意料的是,1937年11月29日,当他搭乘苏联专机从迪化(乌鲁木齐)飞抵延安时,席懋昭居然出现在欢迎大会上!
陈云与席懋昭能够在延安相会,倍感欣慰。
陈云当即约席懋昭翌日详谈。
第二天,席懋昭如约去看望陈云。
席懋昭告诉陈云,在重庆朝天门码头送别陈云之后,马上从重庆沿着原路返回,去追赶红军。
不料在半途被捕入狱。
由于他是仪陇县人,被捕之后转送仪陇监狱,地下党请求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出面帮助,这才使他在1937年保释出狱,9月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临别时,陈云拿出一双呢子拉链棉鞋和一听罐头,送给席懋昭,这在当时的延安算是很珍贵的礼品了。
1938年2月,席懋昭结束了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学习,回到四川,在中共四川省工委从事地下工作。
此后,中共仪陇城关支部成立,不久又组建为中共仪陇特支,席懋昭回到家乡仪陇,担任特支书记。
1941年,席懋昭出任仪陇观音乡乡长,以此公开身份掩护地下工作。
1942年10月,席懋昭又遭被捕入狱。
1943年初经联保获释。
出狱之后,席懋昭无法在仪陇县立足,转移到天全、雅安、懋功、泸定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这一带的土豪劣绅联名告发席懋昭:
“民国24年加入过赤匪,接受过组织重大派遣,是个共党重要人物。
”于是席懋昭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
1948年3月8日,由于叛徒出卖,席懋昭在雅安市区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被秘密押送到重庆渣滓洞监狱。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
就在重庆解放的3天前——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疯狂地对“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监狱进行大屠杀。
3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倒在血泊之中。
席懋昭就是在这次“11·27”大屠杀中牺牲的,年仅37岁。
重庆解放后,1950年1月,由重庆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对“11·27”大屠杀中的牺牲者进行烈士资格审查。
杨虎城、罗世文等236个被害人员被宣布为革命烈士。
此外还有近百名牺牲者,还一时难以准确地评定他们的政治身份和表现,其中包括席懋昭。
曾任中共川东特委负责人的邓照明在《巴渝鸿爪》一书中回忆当时评定烈士的标准说:
“当时的依据大概是,这些人被捕后的影响如何?
当时有些什么传闻?
和从集中营脱险出来的人所提供的情况。
我们当时只能根据这些来确定烈士名单。
”当时,只凭脱险难友的一两句话,称“席懋昭在狱中所说的参加过长征及西康组织,是假的”、“表现不好”,就决定席懋昭“不列名”,即没有列入烈士名单。
陈云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以后,也一直关注席懋昭的踪迹。
不过时隔多年,陈云只记得席懋昭是天全县灵关殿小学校长,不记得他的名字,所以未能查找到席懋昭。
在1965年前,虽然当时的西南军政委员会曾经发出了继续搜集那些“不列名”牺牲者的材料的通知,但是未能专门组织力量调查、核实,只追认钟凌云等11人为烈士。
肆 亲笔写下证明材料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抓紧复查未定烈士人员的通知。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复查工作。
于是,在“不列名”的名单上,开始查核席懋昭的政治情况。
由于席懋昭属仪陇县,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请中共仪陇县委落实核查席懋昭的任务。
1983年初,席懋昭问题有了重大突破,中共仪陇县委在地下党的档案中,发现一份席懋昭写的自传,其中写及护送陈云出川,一下子就引起高度关注。
于是,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向陈云核实这一情况。
1983年7月12日,陈云委托秘书复信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1935年红军长征过大渡河后,中央决定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当时确有一位在灵关殿作小学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他到成都、重庆,以后在延安还见到过这位同志,但姓名记不得了。
如席做过灵关殿的小学校长,即可肯定席就是当年护送过他的那位同志。
陈云非常关注这一情况,8月28日,陈云又委托秘书给四川省委办公厅打电话,催问查询结果。
10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致信陈云办公室说:
经查历史档案,席懋昭在1934年和1935年确实当过天全县灵关殿村小学校长。
同时附寄了《席懋昭情况简介》,请陈云提供一份证明材料。
陈云希望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能够提供席懋昭的照片,以求最后确定这一问题。
1983年12月中旬,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派出专人把复查席懋昭的材料以及照片送给陈云。
陈云于1983年12月20日亲笔写下详细的证明材料:
1935年春,红军长征过了大渡河后,中央决定派我回上海恢复党的组织。
当时我化装成小学教员,组织上派了一位担任天全县灵关殿小学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我。
我们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击部队,走的是山路,经荥经、雅安到达成都。
在成都,我和他分开活动。
我持刘伯承同志的亲笔信,找到他在中美银行任董事的朋友。
那人一见我,就说外面风声很紧,情况很危急,要我快走。
我在他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和护送我的同志前往重庆。
在重庆,我又持刘伯承同志的信找到他在药铺的弟弟,在他家里住了几天,买好去上海的船票。
到此,护送我的那位同志完成了任务,和我分手。
1937年,我到延安后曾见过护送我出川的那位同志,记得他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
不久,他又被派回四川做地下工作,从此没有再听到有关他的消息。
我由于记不起护送我的那位同志的名字,便要办公室查一下这位席懋昭同志当年是否担任过灵关殿小学的校长,他的爱人是否也在该校当过教员。
最近,四川省委组织部送来材料,证明席懋昭同志确曾担任过灵关殿小学的校长,他的爱人也在该校当过教员。
另外,还送来一张他的照片。
这些情况以及照片,和我的记忆完全吻合,因此可以断定,席懋昭同志就是当年护送我从灵关殿到成都、重庆的那位同志,我认为,应当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
陈云的这一亲笔证明材料,为席懋昭洗去了冤屈。
1984年5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席懋昭、黄宁康、唐建余、陈本立等4位“11·27”大屠杀牺牲者为革命烈士,其中席懋昭因护送陈云出川有功,被追记大功一次。
在席懋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时候,陈云出川也被人们所记起。
不过,最初媒体只宣传席懋昭精心护送陈云出川,只字不提还有一个人——陈梁。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陈梁后来成了叛徒。
其实,陈梁在护送陈云出川的时候,毕竟还是革命者。
倘若他那时候就是叛徒,陈云怎么可能平安出川呢?
看待一个人,不能以后来论当初。
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后来沦为汉奸,但是在1921年的时候是共产主义者。
人毕竟是在不断变化的,不能以他们的后来就认定他们作为中共一大代表时就“动机不纯”,就要把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所作出的贡献一笔抹杀。
应当说,陈梁护送陈云出川,也是立了一功。
据时任冕宁县工委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解放后曾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野苹回忆:
“送陈云去成都的两个人中有一人是冕宁沙坝人,叫陈梁,这个人我认识。
” 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陈梁终于又被重新提起:
护送陈云出川不是席懋昭一个人,而是席懋昭与陈梁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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