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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团圆张爱玲最后的传奇
《小团圆》:
张爱玲最后的“传奇”
范伟
摘要:
在对张爱玲《小团圆》见仁见智的各类解读中,本文尝试做如下定位:
在文体上,《小团圆》是小说,不是自传,是张爱玲的又一部《传奇》,而不是《流言》;作为小说,《小团圆》最显著的艺术创新是意识流手法的尝试,《小团圆》也因而成为张爱玲的《追忆逝水流年》;作为一部意识流小说,《小团圆》又有着明确的主题诉求,在对“大团圆”嘲弄的同时,指出人生其实不团圆的残酷现实。
关键词:
传奇意识流不团圆
张爱玲的一生是个传奇。
她去世之后,传奇也没有完。
从一篇篇佚文的发掘出土到遗作的整理出版,从不同版本传记的风行到作品一次次被搬上舞台、银幕、荧屏,那些张爱玲创造、又创造了张爱玲的“传奇”一再被续写,而每一次续写,总能搅动起全球华人的视听,在不同政体、不同书写方式分割开的华人世界里,张爱玲俨然成为冷战后华文读者的共主,她的每一次现身,都成为吹向市场的集结号。
这次《小团圆》的出版,更把这种盛况推向极致,短短时间内,香港印行了5版、台湾印行了15版,大陆删掉八个字出版简体本,两个星期的发行量就攀升到70万册。
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张爱玲在出版业上缔造了远胜过当年《传奇》的另一个传奇。
不过,这个传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张爱玲的,而不是《小团圆》的,因为,人们阅读《小团圆》是为了了解张爱玲,而不再像当年阅读《传奇》那样,抛开作者,只单纯为了获得一种小说的趣味。
然而,值得追问的是——
《小团圆》:
“流言”还是“传奇”?
《小团圆》写了盛九莉在香港维大求学、陷身战争、返沪卖文成名、与邵之庸和燕山的两段爱情纠葛等人生历程,这些经历,和人们所了解的张爱玲自己的人生轨迹完全重合,所涉及人物,也基本能对号入座:
邵之庸即胡兰成,燕山即桑弧,荀桦即柯灵,汤孤鹜即周瘦鹃,比比即炎樱,家庭成员及亲戚旧族也是如此,盛家即张家,竺家即李家,卞家即黄家,这三家的家庭成员结构、各房世系分支、三代人事行状等几乎完全一样,由此,很容易得出结论:
盛九莉就是张爱玲。
对此,张爱玲也坦承:
“看过《流言》的人,一望而知里面有《私语》、《烬余录》(港战)的内容”。
[1]《流言》是张爱玲的散文集,所收文章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张爱玲早期的人生经历和处事态度,尤其是《私语》、《烬余录》等文章,成为后来所有张爱玲传记的底本。
但是,是否因此就可以把《小团圆》当作《流言》来读呢?
不能!
《小团圆》是小说。
张爱玲有着明确的文体意识,对于纪实性文字和小说,一向分得挺开。
比如《烬余录》,作为一种纪实性文体,自然就要按照“现实”的尺度来写作,而“现实”什么?
她说:
“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对于这样的“现实”,“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像威尔斯的《历史大纲》,所以不能跻于正史之列,便是因为它太合理化了一点”,而如要求真,就难免要写一些不相干的事,所以她的《烬余录》,就“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
[2]与此相比,《小团圆》则充分注意到了艺术的完整性。
仅以《小团圆》前两章反映香港生活的内容为例,小说没有再像《烬余录》那样天女散花般随意挥洒,而是布置线索,有步骤地推进情节的发展,其中,最为显著的几条线索,一是大考和战争的交替发展,一是剑妮和魏先生爱情关系的发生发展,一是“奖学金”的喜剧和悲剧:
安竹斯私人奖励,二婶却用在了赌博上,安竹斯最后战死。
这样几条线索有前因必有后果,有前呼又必有后应,如织锦一般,经天纬地,密织细缝,相互穿插,齐头并进。
像《烬余录》里男生躺在女友床上玩牌到深夜这些无法见容于这个结构的,则一概不取。
而《烬余录》只笼统提到的“缺乏工作与消遣的人们不得不提早结婚”这一现象,在《小团圆》里则具体化为一个故事,有主角:
剑妮与魏先生;有过程:
从外人眼中的不匹配不可能到最终九莉眼见为实;有结果:
剑妮怀孕;有戏剧性:
剑妮“端秀”,而魏先生丑,且是父执、已婚,二人关系构成悬念和冲突,而最后,剑妮大着肚子出现在九莉面前,出人意表,也产生戏剧化效果;有性格:
剑妮在看见汉奸报时的反应显示出她刚烈、决绝、豪爽的关西大汉气质,也正是这一性格,使她在战争这个非常时刻嫁给了魏先生这个非常之人。
以上分析,显示出《烬余录》和《小团圆》在文体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张爱玲归纳为“《罗生门》那样的角度不同”。
[1]《罗生门》是日本典籍《今昔物语》里所载的“一篇历史的小说”,后芥川龙之介将它重写,成为日本近代小说里的名篇,所以鲁迅说它“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2]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人物心理的刻画,作者充分发挥自己丰富的艺术想象,把仆人在穷途末路状况下内心的善恶交战及转化,描写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
张爱玲所谓“角度”的不同,应该就是指《罗生门》这种古事记和艺术品之间的区别,也就是纪实与虚构的差别。
为了强调《小团圆》的虚构性,张爱玲向宋淇夫妇一再剖白小说和事实的差别,其中在1976年1月25日的一通书信里,张爱玲说:
“《小团圆》情节复杂,很有戏剧性,fullofshocks,是个爱情故事,不是打笔墨官司的白皮书,里面对胡兰成的憎笑也没像后来那样。
”[3]这里,所谓“情节复杂,很有戏剧性”等,强调的都是小说的属性。
而“白皮书”最重事实,张爱玲否定了这一点。
夏志清在看了张爱玲《张看》自序之后,曾建议张爱玲以其祖父母故事为蓝本写传记小说,因为,“小说与传记不分明”,张爱玲回信说“你定做的小说就是《小团圆》”,但是她随后又回信,刻意远离传记,强调虚构成分,说因为牵涉太广,“许多地方有妨碍,需要加工,活用事实”,并请夏志清淡化“根据事实这一点”。
[4]事实上,在给宋淇、夏志清的书信里,张爱玲一向都把《小团圆》称为小说。
当然,我们把《小团圆》视为小说,并不排除小说所包含的生活真实的成分,像给许多读者带来震撼的九莉和燕山(暗指桑弧)的爱情,龚之方就曾在《离沪之前》一文里披露。
事实上,如果对张爱玲的生平没有个基本的了解,想读懂这本书,甚至想一口气读完这本书,都几乎不可能。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像读传记那样来读《小团圆》,否则,就真成了宋淇所忌惮的那种“不理什么是fiction,什么是自传那一套”的“中国读者”、那种“非常nosy的人”。
[5]至于以盛九莉来印证有关张爱玲的想象,甚至把张爱玲笔下的荀桦坐实到曾对张爱玲提供过不少帮助的柯灵,就更其荒谬了!
以张爱玲和母亲的关系为例,她只写了母女的一个方面,而没有写另一个方面,比如,她在美国给母亲汇100美元看病的事。
因此,与其纠缠于那些“剪不断,理还乱”、除了张爱玲自己谁也分不清的纪实与虚构的关系,还不如把《小团圆》看作张爱玲的又一个《传奇》,来探讨张爱玲在小说叙事方法上的新探索,而就这一点来看,《小团圆》最显著的特征显然是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也因此——
《小团圆》:
张爱玲的“追忆逝水流年”
意识流小说是二十世纪最为声名显赫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代表作家如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等都是英语写作,甚至首先提出“意识流”这一概念的威廉·詹姆斯也是美国心理学家,所以,意识流小说对英语读者的影响不言而喻,这里就包括张爱玲。
此外,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接受还使她自觉尝试对意识尤其是潜意识的发掘、表现。
在《传奇》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里我们看到,葛薇龙到梁府的第一晚试穿衣服的感觉和楼下不同的舞曲都复合在她的意识里,在朦胧欲睡之间,水一般流淌滑过。
张爱玲对葛薇龙这一前意识的描写,揭示了葛薇龙进入梁府被诱惑被物化的开始,并因此产生冲动:
“到下面看看也好”。
几乎和《小团圆》同一个时期创作的《色·戒》,写王佳芝随易先生去珠宝店——她付出巨大代价终于布置好的一个陷阱,在挑选钻戒时,极度紧张的情境和忐忑矛盾的内心使王佳芝的自我发生了分离和虚化,对此张爱玲描写到:
“那沉酣的空气温暖的重压,像棉被捂在脸上。
有半个她在熟睡,身在梦中,知道马上就要出事了,又恍惚知道不过是个梦。
她把戒指就着台灯的光翻来覆去细看。
在这个幽暗的阳台上,背后明亮的橱窗与玻璃门是银幕,在放射一张黑白动作片,她不忍看一个流血场面,或是间谍受刑讯,更触目惊心,她小时候也就怕看,会在楼座前排掉过身来背对着楼下。
”这里,“半个她在熟睡”表明压力之下,意识被催眠,理性消失了,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被遗忘,求生的个人生理欲望浮出,随之催化出一幕幕妨碍生存的幻觉:
橱窗与玻璃门成为电影的银幕,由银幕而出现电影的场景,由流血的动作场面而出现间谍刑讯的场面……这些违背现实经验的幻觉,直接导致了王佳芝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一场精心设计的谋杀流产。
如果没有这段“意识流”,那么,王佳芝前后行为的逆反就缺乏依据。
从上述例文可以看出,张爱玲对引发无意识的触媒找得很巧,对无意识非逻辑跳跃的特征也抓得很准,这说明,在意识流表现技巧上,张爱玲已深得要领。
不过,纵观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这类“意识流”技巧在小说中只是偶尔使用,所谓的“意识流”也常常只是一个很小的片断,几乎没有一篇可足称为“意识流小说”。
与之相比,《小团圆》有了明显进步,不只在表达技巧上更为丰富多样,出现了诸如时空错置、自由联想、内心独白、旁白、幻觉、梦境、蒙太奇以及心理感官印象的超时空叠加等,而且,还体现出在整体上建构意识流小说的努力,其中,最主要的策略,是选择了《追忆逝水年华》那种追旧忆往的回溯性叙事方式。
小说一开始写盛九莉大学时期“大考的早晨”,看似一种“从中间开始的叙事”,但在第四节我们看到,“她常常想着,老了至少有一样好处,用不著考试。
不过仍旧一直做梦梦见大考,总是噩梦”,这告诉我们,小说叙述的时间基点是所谓“老了”的时候,所谓“大考的早晨”是盛九莉“老了”后不断在梦里出现的事,是回忆,这一点,小说结尾说的更为直接、明显:
“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
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
”“这样的梦只做过一次,考试的梦倒是常做,总是噩梦”,然后,用一段的内容单独叙述了这个和小说开头完全一样的梦。
建构这样一种叙事模式对《小团圆》这种几乎涉及盛九莉一生的小说至关重要,因为,追忆是一种心理活动,其回忆内容以意识的形态存在,其呈现的方式则遵循心理活动的逻辑,这样,小说在表现盛九莉从童年到中年、从天津、上海、香港、美国这近四十年的人生经历时,在表现盛九莉在这段人生历程中的内心感思时,就可以突破物理时空的限制、人我群己的界限,获得足够的表达自由。
以小说开头部分为例,前三节分别讲了三个时间点发生的三件事情,一件是“大考的早晨”、一件是快三十岁时候写的诗、一件是三十岁生日所看到的“晚唐的蓝色的月光”,单纯从事件本身看,三件事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小说一开始把这三件事迤逦排开,令人大感费解,但是,到第四段,发现是盛九莉“老了”后的追忆,这三件事遂被纳入到盛九莉的回忆里,其互不相关性,正体现了意识活动的特征:
随意性、跳跃性和无序性;而不相关只是以物理世界的存在形态而言,就回忆这种心理形态而言,这不相关其实又最相关:
大考的早晨之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完全是等待”,快三十岁时写作的那首诗主题也是等待、对爱情的等待,读过后面的内容后再来看这两个等待,会发现,这两个等待其实涵盖了小说的主要内容、也涵盖了盛九莉一生的主要经历,在此基础上再来读第三段第三件事,会明白,相比沐浴在晚唐一千多年以前月色里的倒塌了的石碑,盛九莉为什么会感到三十年的月光对她已经太多,多到像墓碑一样沉重。
这样,三个看似互不相关的事其实都是关于时间意识、时间感觉的叙事,到第四段再把时间大跨度后撤到“老年”,隐然已见白云苍狗、沧海桑田般的荒芜苍凉:
这正是那个熟悉的张爱玲。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小说一开始写梦、写回忆、写时间意识,也就在一开始奠定了主观型叙述,并把视角引入到主人公的主观世界里;小说结尾也以相同的大考前等待的梦做结,则显示出长爱玲在整体上建构意识流小说的另一个努力:
以首尾呼应的方式组织一个封闭式结构,标志着经过人生的百转千回,叙事又回到原点,突显出由放到收的回忆型叙事特质,同时为全篇小说笼上一层梦幻色彩、赋予一种形而上气质,使小说中间的各部分内容都结构成回忆这一意识活动的一个片断。
明确了小说的这一叙事格局,小说中间部分因为意识的攒集、流动而出现的时空的错位、倒置也就可以理解了。
比如,小说第一章写盛九莉在香港维大的求学生活,由同学剑妮常住魏先生家联想到去岁“二婶”来港诸般作为,又联想到在上海对姑姑楚娣讲过的绝情话,这三件事从时间上来看,由第一件事联想到第二件属于正常,联想到第三件事则令人费解,因为第三件事情发生时,已经是结束香港学业回到上海之后的事了,也就是说,在联想发生时,第三件事情还没有发生。
但是,如果我们还记得小说第四节所揭示的叙事人是“老了”的九莉,上述三件事都是盛九莉老年回忆的一部分,一切就都可理解了。
无独有偶,小说第五章曾经三次写到一只木雕的鸟,第一次是九莉和邵之庸亲热的时候看到的,是实写;第二次是幻觉,在胎儿打下来掉到马桶里时,九莉忽然看到那不是胎儿,而是寓所门框上那个木雕的鸟,“恐怖到极点的一刹那间,她扳动机钮”,冲下了胎儿。
第三次是邵之庸谈到第一个妻子为狐狸精所迷竟至送命后,九莉感到荒诞,也感到“整个中原隔在他们之间,远得使他心悸”,这时,木雕的鸟又一次出现。
这次是回忆。
对于这三次木雕鸟出现的象征意义、心理蕴含、精神症候可以见仁见智,但这里要讨论的是,在第一、第三两次“现在时”叙述里,为什么忽然插入了一个“未来叙事”、联想到了十几年后美国纽约的奇特经历呢?
这还应该到开头和结尾那个“老了”的叙事人盛九莉那里寻找答案。
总之,为了建构《小团圆》的意识流叙事,张爱玲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在严格的意识流小说理论家看来,《追忆逝水年华》所谓“流动的意识”涉及的只是意识的记忆层面,还不属于意识流小说的“正典”,在弗洛伊德对人的意识分出了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三个层次之后,这些理论家认为真正的意识流小说应该把反映庞大的无意识领域看作意识流小说的任务和主旨,指出:
“意识流小说是侧重于探索意识的未形成语言层次的一类小说”,“它涉及的是那些朦胧的、不能用理性的语言表述的意识层次——那些处于注意力边缘上的意识层次”,“目的是为了揭示人物的精神存在。
”[1]这就是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所创作的小说。
在这个小说发展背景下,张爱玲《小团圆》所显示出来的艺术创新也还是有限度的创新,她所着力反映的意识,更多的还是那些对人事、对世象的深刻体验与洞察,即“理性的、可以表达出的知觉”。
如第二章中下面这段:
“我差点炸死了,一个炸弹落在对街,”她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告诉人。
告诉谁?
难道还是韩妈?
楚娣向来是淡淡的,也不会当桩事。
蕊秋她根本没想起。
比比反正永远是快乐的,她死了也是一样。
差点炸死了,都没有人可告诉,她若有所失。
[2]
战争所带来的死亡的威胁,突然降临到小小年龄、远在天涯的九莉身上,她不由产生一种恐惧以及恐惧下无助的哀矜,这种情况下,倾述可以缓解、释放内心的焦虑,所以,九莉产生了一种倾述的需要,这需要如此强烈,以致压迫着她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口:
“我差点炸死了,一个炸弹落在对街”,显然,这口是“无意识”的口,是“无意识”撕破理智、理性、以及生活教养成的独立习惯而张开的口,“她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告诉人”。
一个自己听到另一个自己——在强大的外力压迫下,她不成熟的个体、主体开裂了、解体了。
她需要一个对象支撑着,来重整自己、重建主体。
可是,那个在内心挣扎的声音真要破土而出,却马上陷入于无处诉说的悲哀:
“告诉谁?
难道还是韩妈?
楚娣向来是淡淡的,也不会当桩事。
蕊秋她根本没想起。
比比反正永远是快乐的,她死了也是一样。
”理智苏醒了,现实经验复活了,被积压出的无意识随之消失,她明白:
她无处诉说!
这一副伦常拼图,人情的凉薄,存在的悲凉,刹那间,全部水落石出、头角峥嵘地矗立眼前。
“蕊秋她根本没想起”,没想起却还要提起,显然是叙述人的声音,是有意点出蕊秋在九莉意识中的缺席——最亲近的人,最要紧的时刻,却又恰恰在意识里缺席,这种表现方法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是强烈的,但也说明,从韩妈、楚娣到比比这一连串意识活动,是叙述人的外在描写,而不是意识流小说中叙述人自觉引退的“直接内心独白”。
而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讲,这叙述人突然出面贸然插入的话,正像一切喜欢用议论来点题的小说一样,突然失去了艺术的含蓄蕴藉,显得过于直白、粗浅甚至粗鲁。
事实上,即便不加这句,读者也会想到的,从韩妈、楚娣到比比一字排下来,读者自然会想到和九莉最亲近的蕊秋,当读者想到九莉却没有想到叙事人也没有提起时,蕊秋在九莉意识中缺席这一表达意图也就自然实现了!
而当读者发现蕊秋是在九莉无意识、而不是意识中缺席时,艺术效果无疑会更具震撼力。
这说明,张爱玲虽然试图在《小团圆》里尝试新的表现手法,但是,和这种表现手法相比,她更急于表达她自己对人事、对世象那种明晰的体验与洞察,而这些,正是小说的主题——
《小团圆》:
命意实为“不团圆”
《小团圆》第九章写九莉在乡下看一部才子佳人类型的旧戏,这其实是一段旧素材,这一素材,1947年张爱玲曾写成散文以《华丽缘》为名发表在《大家》月刊上,后来又在《秧歌》里使用,1982年张爱玲对《华丽缘》重新修订,收入小说散文集《余韵》。
一段并不出奇的素材,张爱玲反复使用,在《小团圆》里,甚至单独占了一章,显示出这段素材的不同寻常。
和《华丽缘》相比,这段素材在《小团圆》里已经精简了许多,但是,却独独增加了这样的内容:
为了不让郁太太久等,九莉没有看完就离开了戏场,结果,“十分惋惜没有看到私订终身,考中一并迎娶,二美三美团圆”。
这是小说中唯一一段和题目有关的话,由此也就不难猜知张爱玲又一次使用这一素材的用意了!
正如宋淇所说:
“我知道你的书名也是ironical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男主角都中了状元,然后三妻四妾个个貌美和顺,心甘情愿同他一起生活,所以是‘大团圆’。
现在这部小说里的男主角是一个汉奸,最后躲了起来,个个同他好的女人都或被休,或困于情势,或看穿了他为人,都同他分了手,结果只有一阵风光,连‘小团圆’都谈不上。
”[1]既然“连‘小团圆’也谈不上”,其实就是不团圆。
鲁迅把阿Q砍头题曰“大团圆”,张爱玲稍稍客气了点,嘲讽的意味却是相通的。
九莉“十分惋惜没有看到私订终身,考中一并迎娶,二美三美团圆”真具备了一语双关的妙用,所谓看戏,真是的戏码,其实是人生这台戏。
不过,张爱玲所表达的“不团圆”主题,不只是指邵之庸和他的妻妾们,而且还指向所有的人,其中,就爱情关系论,“不团圆”的还包括九莉和燕山,蕊秋和她的众多爱人们,楚娣和绪哥哥,荀桦和他的妻子们;就亲情论,又包括九莉的直系亲属们:
乃德和蕊秋劳燕分飞,乃德和楚娣兄妹反目,乃德对九莉九林寡恩无情,九莉九林也对乃德视同路人,蕊秋和九莉之间更是复杂纠结,令人一言难尽。
通过《传奇》,人们已经领略过张爱玲弑父又弑母的凉薄世情,但张爱玲自评“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因为,“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
时代是这么沉重,不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
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
”[2]到《小团圆》,张爱玲不再留分寸,盛九莉们也都觉悟了,一条条世俗伦常关系都中途绷断。
张爱玲在《留情》里曾感叹,“生于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小团圆》中所出现的种种不团圆局面,其实质是感情被雕蚀到千疮百孔后,各种世俗关系逐渐空壳化,并因此导致关系的崩解、彼此的疏远、离散。
以九莉为例,在《小团圆》里,九莉可算是真正彻底的人物,大到对国家,她说:
“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
她不信教”;小到对孩子,坚决拒绝,甚至冒着违法和生命的危险私自堕胎,她对想挽留胎儿的汝狄斩截地说:
“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晚年又以自省的口吻说:
“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
至于对蕊秋、乃德、九林甚至楚娣,都显示出清坚决绝的彻底。
但是,九莉如此,却不是天生的刻薄,实是人情冷暖、世情浇沥一次次训练的结果。
年幼时的九莉,倒是个善感而多情的人,在家塾里听塾师讲到伯夷叔齐饿死会失声恸哭,仆人余妈虽然带的是九林,但要离职归乡,九林无动于衷,倒是九莉伤感得哭了起来。
楚娣蒸包子,虽然是没有发面而皮子有点像皮革,虽然没有馅子仅用麻酱代替,但温暖的家的气氛还是令九莉“忽然流下泪来”。
然而,生当乱世且遭遇覆巢,一切在风雨飘摇中,善感多情反而最易受伤,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九莉的感情一点点销磨破损,充盈如浆果般的心逐渐风干皱缩,所谓人情,很少有舒展的机会,舒展了,换来的倒常是伤害,所以终于吝于流露,在心里一点点死去。
是憋屈死的。
在这个过程中,九莉挨打是第一个大分际。
在挨打前,九莉和乃德相处融洽,乃德叫九莉替自己剪手指甲,剪后夸奖了她,而九莉“看见他细长的方头手指头跟她一模一样,有点震动”。
遇事她也相信他,“因为他对她说话没有作用,不像大人对孩子们说话总是训诲,又要防他们不小心泄漏出来”,这里把他和其他大人比较,“大人”其实指蕊秋。
但是乃德不分青红皂白的毒打伤透了九莉的心,从此视为不相干的人。
而且,挨打像是一个试金石,试出了家里其他人的心地,尤其是九林和韩妈。
在乃德续娶翠华后,九林、韩妈都受到虐待,对此,九莉曾产生了“许多发财的梦想,要救九林韩妈出去”,可见感情之深,但是,九莉挨打后抱着韩妈哭诉委屈,却没有得着安慰,反而感到冷酷,“过去一直以为只有韩妈喜欢她”的信念顿时土崩瓦解,明白了,她不过是把自己当作一生噉饭的事业,她爱的,是她的事业,而不是自己,所以,韩妈会“拖过一张椅子,促膝坐下,虎气一张脸看守著她”,而到临了,韩妈告老回乡,“两个人都知道是永别了,一滴眼泪都没有。
”对九林,九莉有着更多的好,她甚至为九林哭求蕊秋,让他去学骑马。
但是,九莉挨打,他不独不为九莉难过、不平,反过来却还给从堂兄写信,以父亲、继母的论调,诬称九莉躲避战乱的几日带来“家门之玷”,还“殊觉心痛”。
此后,姐弟之情急转直下,淡漠到不动心、不关心,在九林工作问题上,九莉不帮,倒是表姐肯帮忙,让九莉自己也感觉到“她自己做姐姐的凉薄”。
除了挨打,蕊秋的香港行,赌博输掉了九莉的800元奖学金,是她情感历程的第二个分际。
以小说的标准来衡量,《小团圆》第一、二章确实如宋淇所说的,“太乱,有点像点名簿,……吸引不住读者‘追’下去读”,但是,这繁杂的头绪之下其实叙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这就是母女亲情的崩裂。
故事的内核非常简单,安竹斯先生基于九莉功课出色,以个人名义给了800元奖学金,但是,九莉兴冲冲地拿给蕊秋,蕊秋却一夜赌博给全部输掉了,此时,九莉连感谢安竹斯都还没有来得及。
单独看这点内容,很容易淹没在纷繁杂乱的情节里,但是,联系起来看,第一、二章许多内容又都和这个故事有关:
小说一开始写大考的紧张气氛,考什么?
安竹斯的现代史。
九莉为什么会感到紧张?
因为曾经受过安竹斯的奖学金,这个学期却并没有如安竹斯所期待的,学得更好,课堂提问甚至也和其它同学一样,答不上来。
所以这次考试,对别人或许是及格的问题,对九莉,正如比比所想,“不是不及格的事”。
这些情况,使人们想到九莉去年得奖学金之不易,使人们理解了,为什么一叠破旧小票组成的巨款,她会如此珍惜,“存到银行里都还有点舍不得,再提出来也是别的钞票了。
这是世界上最值钱的钱”。
然而,就是这笔钱,转瞬就被蕊秋以赌博的形式花掉了,其中,蕊秋和安竹斯在和九莉关系上的亲疏、蕊秋住浅水湾饭店的奢侈和安竹斯锱积铢累般节省积攒的破旧小票、蕊秋赌博这种低劣的挥霍和安竹斯助学这种高尚的行为,均形成对比,母亲的挥霍和对她的悭吝(让九莉占修道院便宜白住)、她的节俭(如水笔)也形成对比,这些对比,照亮了母女亲情的本质,她意识到,她和母亲蕊秋“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到后来,安竹斯战死,九莉终于如释重负,最终有了她给楚娣发的誓言:
“二婶的钱我无论如何一定要还的”。
到真正还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蕊秋的震惊、九莉的镇静,此后,蕊秋分明留给她做纪念的耳环“留了一年也没有多也没戴过”,并“终于决定拿去卖掉它”,以免“使她想起她母亲”。
蕊秋留给她的玛瑙磁珠项圈也送给南西,尽管南西因为是蕊秋所给百般拒绝。
蕊秋在欧洲临死写信说“只想再见你一面”,她也没去。
九莉在还钱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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