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存在的差距及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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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存在的差距及启示

134732税收理论论文

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存在的差距及启示

　　离岸银行业务是指，银行吸收国际非居民资金，服务于非居民的一种金融活动。

离岸银行业务具有跨国性、交易量大、频繁性、税负低等特点，也容易成为一些参与主体的避税场所。

目前，打击国际金融犯罪、加强税收监管成为全球共识，且国际协作正不断加强，20xx年1月1日，瑞士与经合组织成员国以及中国、巴西等47个国家签署的《银行信息自动交换国际公约》正式生效，将有力打击全球金融犯罪，营造规范、和谐的金融秩序。

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离岸银行税收监管的实施效果，本文借鉴国际一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总结中外差距，进而提出了相关建议，以促进我国离岸金融的规范发展，显得十分重要。

　　一、国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的经验分析

（一）离岸银行税收监管体系较为完善，具有法定化、透明化的特点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离岸金融发展迅速，当前发达国家通过实施税收优惠制度，已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税收监管体系以维护离岸业务的稳定推进。

例如新加坡在实施离岸银行业务时，更注重监管的明确性，对参与主体分层次实施监管，以保证监管的有效性。

具体将参与主体分为国家、金融机构、纳税人，制定的监管依据、监管标准各不相同，监管更具针对性。

日本构建了全面的监管体系，旨在创建安全的银行交易环境。

实施内容分层监管，尤其是针对洗钱、毒资等黑色经济的负面效应，更是监管提档升级。

20xx年，IMF提出离岸银行拥有全球约二分之一的跨国资产，《TheBanker》也提出全球三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离岸银行进行交易。

可见，离岸银行已与全球经济紧密结合。

美国作为全球金融贸易的典范，构建了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不断完善金融执法信息库，解决管理软化、信息不对称问题，先后通过了《禁止滥用避免天堂法案》、《海外银行及金融账户申报》，促进离岸银行税收监管的法定化、透明化，以保障国家税源。

20xx年，瑞士签署多个协议公约共同加强离岸银行的税收监管，打击逃税漏税问题，共同维护金融秩序。

（二）实施低税负的适度税收监管制度，减轻离岸银行业务税负

　　目前，在离岸银行税收征管方面，各国通行的做法是结合自贸区经济发展特点，实施低税负的税收监管制度，旨在减轻相关业务的税负。

新加坡是典型的实施低税负的国家，税收在GDP中的占比约为13%左右，以保证其投资环境独具的吸引力。

按照金融业务分类来看，对离岸银行业务实施10%的特惠税率，相比银行业务17%、保险15%的税率而言，低税负突显。

新加坡个人所得税税负也较低，两万新元起征、海外所得但在国内收取均不需纳税、大部分金融服务可免征等。

中国香港也实施低税负以增强本地区?

制竞争力，离岸银行业务实施16.5%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投资收益、资本收入、股东分红收益等均无需纳税。

美国联邦部门虽然未对离岸业务所得税作出专门的豁免规定，但纽约州、佐治亚州等均在本州所得税层面给予了一定的税收优惠，如加利福尼亚州对离岸银行业务的税金和执照费均可依法得到豁免。

纵观全球大多数国家针对金融业均实施相对低税负的优惠制度，如日本作为经济外向型国家，利用税率这一金融杠杆，降低间接税比重，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

　　（三）实体与程序“双轮驱动”，构建高效的税收征管体系

　　如果说法制化的税收监管体系是离岸银行业务的保障，那高效的税收监管体系则是离岸银行业务的核心与灵魂所在。

国际通行做法是构建了实体与程序“双轮驱动”的税收监管程序、科学设计税种，实现对离岸银行业务的高效监管。

中国香港税收征管的高效性体现于征管方式，采用通知申报纳税，操作性较强，精简冗长的缴纳环节。

税收征管主体规范化，避免了多头监管、相互推诿的问题，有效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

新加坡税收征管的主要特点是，税率简单化，无论是对征税机关还是纳税人都便于操作，使征税流程规范化，实现了高效监管。

美国税收征管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加强国际合作力度，对逃税行为给予严厉惩罚，使其无处遁形，如国内针对利用离岸银行转移财产等逃税行为，处以5年以下监禁，并处以罚金；如瑞士银行利用严格的保密性，利用因帮助美国客户逃税，在美国的重压之下，不仅就加强税收监管签署多个协议公约，瑞银集团还被处以7.8亿美元的罚金。

　　（四）积极发展税收计算机征管系统，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国均积极发展离岸银行税收计算机征管系统，既有利于监管逃税避税行为，又有助于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美国推行税收征管无纸化办公，通过数据联网使纳税人足不出户便可完成纳税义务，减轻纳税人负担。

利用计算机系统的大数据筛选，甄别出可疑账户，通过联网技术实现国内报告、国外信息交换的双向监管，节约了税收征管成本、有效提高了税收征管效率。

如金融机构必须立即将涉及1万美元以上的异常外汇交易向财政部报告，标记为逃税嫌疑账户，通过互联技术实施实时监管并及时做出处罚，冻结账户、立案征查、处以罚金等。

中国香港征税机关实施网络化管理，实现了征税程序的透明化，由银行通过离岸业务数据进行客户识别、保存交易信息，列出存在逃税嫌疑的账户，传输至征税监管系统，征税机关进一步对账户进行核查，防范洗钱、逃避纳税等行为。

整体而言，税收监管向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能够有效的遏制逃避行为、打击金融犯罪，这与信息时代的发展高度契合。

　　二、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存在的差距比较

（一）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法律体系存在差距

　　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法律体系存在较大的差距，且我国相关法律的适用性、操作性不高。

美国、日本、新加坡、欧盟等发达国家与地区均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税收监管法律体系，具有法定化、透明化的特点。

如欧盟先后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里斯本条约》、《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等，不断完善离岸银行税收监管法律体系，打击逃税漏税行为、维护离岸业务的稳定推进。

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制度，旨在规范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如《服务贸易总协定》、《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等，但法律的适用性、操作性还有待于提升。

如针对纳税主体利用离岸银行的税收监管漏洞实现延迟纳税的行为，大多数国家都引起重视，美国出台了《海外银行及金融账户申报》以便加强税收监管，但目前我国这一领域还处于监管空白。

又如关于离岸银行税收优惠的政策有很多，如享受企业所得税10%的优惠税率，外资金融机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二、三年按15%的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等，但多以公告、通知的形式发布，并不具备法律强制性。

同时，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离岸银行税收法规，无法与国家税法体系相衔接。

（二）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主体存在差距

　　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主体悬殊较大，且我国存在监管主体职责不明的问题。

美国金融市场十分发达，在离岸金融市场发展速度迅速，也有赖于其强有力的税收监管主体。

尤其在《多德-弗兰克法案》出台后，确立了美联储（FED）为监管最高机构的地位，对离岸银行业务及税收实施全面监管。

日本受美国离岸银行税收监管方面的影响较大，成立了专门的金融厅，对离岸银行业务及税收进行全面监管。

尤其是取代了银行局、大藏省等部门关于金融市场监管的职能，克服了多头监管、监管“真空”等问题，加强财税征管工作，有效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

与之不同，我国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存在多头管理，主体不统一、职责不明确等问题。

2003年我国成立银监会，设置初衷是确立其对国内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管地位，剥离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监督权。

然而，经过十多年的改革，目前央行依旧保留着对银行业务的核心监管权，如支付清算、反洗钱等，并未移交给银监会。

另外，外汇管理局又负责离岸银行的经营、外汇事务等。

由此导致我国离岸银行税收监管主体职责不明，监管效果不佳。

　　（三）中外离岸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存在差距

　　中外离岸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明显存在差距，且我国监管机制不健全，尤其是针对异常流动难以实现及时地全面监管。

离岸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具有自由化、规模大、交易频繁等特点，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的重点。

美国颁布了《海外账户税务法案》、《海外银行及金融账户申报》等，实施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制度、利用大数据收集和分析信息，防范洗钱、逃税避税行为。

20xx年3月美联储公布加息25点子，但货币政策依旧非常宽松，为应对美元贬值风险，势必进一步加快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据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xx年2月，跨境人民币指数的（CRI）283点，已有160多个国家与我国进行兑换交付，活跃度较高。

尤其是央行公布《扩大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办法》，进一步拓展了离岸银行业务。

大规模的人民币资金流动，必须要有完善的监管体制作为支撑，但我国现有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机制并不健全。

虽然央行于20xx年12月通过了《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自20xx年7月起实施，规定异常资金流动报告的对象是反洗钱中心。

由此，银监会、外汇管理局无法及时收到信息，也就很难对离岸银行税收、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全面的监管。

　　（四）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在国际协调方面存在差距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自由化背景下，各国已就规范离岸银行业务、加强税收监管达成共识。

瑞士银行被称为“避税天堂”，因其严格的保密制度受到来自全球客户的青睐，但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重压之下，承诺将于20xx年与其他国家首次共享银行信息，“避税天堂”的地位行将终结。

瑞士与包括中国、新加坡在内的47个国家签署《银行信息自动交换国际公约》于20xx年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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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际协作、共同打击金融犯罪。

目前，全球已成立了离岸银行业监管集团、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和规范离岸银行业务，相续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如《跨境银行监管》、《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等，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法律的强制性、严格的追究的机制，导致效果并不理想。

每年非法资金流向“避免天堂”的金融依旧十分巨大，如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FI）估算，20xx年从发展中国家流向“避税天堂”瑞士的非法资金达到10425亿美元之多，仅中国就约占到二分之一。

我国已意识到强化离岸银行的税收监管必须加强国际协作，与近百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专项税收信息交换等协议。

但就目前国际协作来看，由于离岸银行业务跨国性、复杂性的特点，国际合作效果并不显著，尤其是国与国之间出于利益的考量，相关协议推行难度较大。

　　三、国际离岸银行税收监管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一）加强离岸银行业务税收监管制度的法治化，明确监管主体职责

　　在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背景下，成熟、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方能支撑法治化经济，促进金融业的稳定发展、保护纳税人利益。

由中央层面立法，提高法律层级，实现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制度的法定化、透明化，与我国税收系统相衔接。

借鉴国外税收制度，结合具体国情进行研判，制定统一适用于中外资银行的监管标准，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增强税收监管的稳定性。

同时，应科学设计税率、税种、征管程序，有效降低税务部门的监管难度，合理限制自由裁量权，以符合国际惯例，提升对离岸银行税收监管的有效性。

明确各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责范围，各司其职，有序衔接、协调工作，解决多头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央行应逐步向银监会过渡监管权，真实实现对银行核心业务的独立、高效监管。

（二）强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制度的中性化

　　从国际离岸银行的税收监管经验来看，适度宽松的监管环境与税收优惠制度有助于保障业务的发展、实现金融自由。

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合作加强的背景下，单纯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离岸银行业务的影响越来越少，投资软环境的建设更具吸引力，国民待遇原则将占据主导地位。

离岸银行业务是我国面向国际金融市场的窗口，推行中性化的税收优惠制度，能充分发挥杠杆作用，达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

借鉴发达国家实施低税负的经验，逐步减征营业税、利息预提税、印花税等，减轻纳税人的税负，使税收监管制度既发挥普遍调节作用，又能够缓冲因财富分配比例过大所造成的影响。

针对跨境流通资金交易额大且频繁的特点，税率的设计与资金的短期行为相结合，解决金融长短资金不匹配问题，防范国内金融风险。

　　（三）构建信息化的税收征管体系，实现高效监管

　　离岸银行税收监管程序中，信息不对称是主要症结所在，构建信息化的征管体系是国际化税收监管制度的核心所在。

借鉴发达国家的税收监管经验，在税收征管环节实施网络化管理，构建信息技术与高度融合税收业务的征税平台，让纳税人能通过网络自主完成纳税义务，确立离岸银行业务的判断标准，为征管机关提供明确指引，征管机构分清权责、实行征管职能合并，实现税收监管的高效性。

同时，征税机关应联合海关、工商、外汇等部门，构建诚信管理体系，探索综合监管模式，利用大数据对跨境流动资金进行实时、全面监测，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信息筛选，便于分析与预测，提升税收监管效率。

构建国内、国外税务信息交换制度，进行执法监察，统一为纳税人发放识别号，明确涉税信息报告制度，推进税收管理的精细化、专业化发展，避免利用离岸业务逃避税收征管。

　　（四）加强国际税收合作，完善离岸银行税收情报交换制度

　　离岸银行业务跨国性的特点，决定其实施高效的征税监管必须明晰国际税收监管规则，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国际合作，打击洗钱、逃避税行为。

适当扩大避税主体，将自然人纳入征管范围，明确避税执法主体，参考《税收条件示范法》完善预约定价（APA）机制，明确避税启用条件，规制国际避税行为。

并且，应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合作，在签订双边APA的同时，制定国内法律与之相协调，既有效避免国际重复征税，又能够实现税收监管的全面高效。

构建税收情报交换网络，在现有的自动情报交换基础上，利用互联网不断提高交换种类、效率、规模、层次，减少税收资产的流失。

实施税收情报交换时，注意信息网络安全，防范因黑客、病毒入侵导致的纳税人信息泄漏。

　　（五）遵循国际惯例，改革现有税收救济方式

　　加强国际税收合作，必须遵循国际惯例，在充分利用国际资源的基础上，提升我国对离岸银行业务税收的监管能力，避免国际争端。

通过与各国签订税收协议，建立良好的税收合作关系，有效打击金融犯罪行为。

同时，必须意识到无救济则无权利。

在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国际化的背景上，国际争端、冲突、法律适用等问题不可避免，近年来诉讼数量增多、专业性增强，给司法部门造成不小的压力。

由此，改革现有的税收救济方式已刻不容缓，针对案情简单、涉税金额较少的争端，应保持与国际惯例的统一性，取消复议前置条件，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利。

针对案情复杂且涉税金额较高的争端，可将“先缴纳税款或提供担保”的条件移至行政诉讼阶段，既能够提高涉税行政复议案件的解决效率，又能够充分发挥司法系统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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