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贬值预期下的通缩效应与中美贸易余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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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贬值预期下的通缩效应与中美贸易余额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对外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净出口更是被誉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持续面临下行压力。
即使如此,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仍然稳步增长,其中2016年中国货物的贸易总额已达到24.3万亿元人民币。
中美贸易关系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
据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中美贸易总额已达到36429.0亿美元。
无论是从贸易规模还是贸易结构,中美贸易关系存在相互的深度融合。
因此,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是政界和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它不仅会对两国经济的稳定运行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对全球经济的增长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美贸易余额失衡问题也一直备受瞩目,2016年中美货物贸易的差额已达到7354.6亿美元。
人民币汇率被视为是中美贸易余额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特朗普政府在内的不少美国政界人士一度声称中国是“汇率操纵国”,认为中国意图通过对人民币的贬值来取得巨大的贸易余额。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也在不断的推进。
2015年8月11日央行宣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定价机制将参考两个因素:
前一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收盘价和为了维持人民币在过去24小时内对一篮子货币汇率不变而需要的人民币兑美元变动幅度。
此次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的调整实质上是向浮动汇率方向改革的一次探索,但该定价机制也形成了人民币的“非对称贬值”趋势,即人民币兑美元容易贬值但难以升值——当美元走强时,参考“收盘价+一篮子”两个因素时,人民币会加速贬值;但当美元走弱时,参考“收盘价”这一因素时,由于美国贸易定价权的存在以及国内市场存在持续的美元供应不足,人民币兑美元反而会贬值,这与参考“一篮子”产生的人民币升值效果基本对冲,结果是此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持平。
此后市场出现了人民币的持续贬值预期,且存在“单边市场预期的自我强化”,即人民币贬值存在预期的自我实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IFS以及WIND数据,如图1-1所示,2014年至2016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和半年期NDF(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报价)的走势图显示,在此期间,尤其是在2015年8月11日汇改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贬值,且贬值预期较强。
图1-12014年至2016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半年期NDF走势图
开放经济下汇率变动对于一国贸易的影响机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
在传统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下,汇率是研究一国对贸易时最受关注的因素之一:
在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的前提下,一国货币贬值将促进本国出口,抑制本国出口,从而增加(减少)该国的贸易顺差(逆差)。
然而,如表1-1所示,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无论是中国自美国进口的贸易额、中国出口至美国的贸易额或者是中美贸易余额均出现了总量下降、同比增长率下降的趋势。
如图1-2所示,我们进一步观察中美两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根据2014年至2016年中美贸易余额以及中国出口至美国同比增长率我们发现:
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及半年期NDF均处于明显的贬值期间,中美贸易余额并没有增加,中国出口至美国贸易额月度增长率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可以说,上述传统经济理论似乎不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形,中美贸易余额并没有随着人民币汇率的贬值而增加。
那么,汇率变动对中美的进出口贸易以及贸易余额的影响机制究竟是如何的?
汇率变动对贸易价格的影响是否显著?
短期所呈现的贸易余额抑制是否会在长期呈现J曲线效应般的反弹?
汇率预期的引入对双边贸易行为决策是否有影响,又是否能够有效解释这一与传统经济理论相悖的情形?
本文将依照上述思路,在已有研究和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并使用ARDL模型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尝试厘清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的真实关系。
1.2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根据本文的基本思路,除了绪论,本文其他章节研究内容安排如下:
第2章,文献综述。
这一章主要梳理了马歇尔—勒纳条件、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以及汇率变动与贸易余额关系的相关文献;第3章,“通缩效应”的提出:
一个理论模型分析。
这一章基于传统经济理论下汇率的传导机制引入汇率预期和微观行为,通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及其最优化分析来研究汇率预期对贸易余额的影响,并提出“通缩效应”的概念。
第4章,实证检验。
我们分别建立计量模型对马歇尔—勒纳条件、汇率的价格传递以及汇率及其贬值预期对中美贸易余额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第5章,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章将总结本文所得出的结论,并对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制度及其管理提出些许浅见。
本文的研究方法如下:
一、文献研究法。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在本文的第2章将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我们主要关注相关文献的理论基础、实证检验方法等,并根据文献各自的侧重点分析其优劣势。
这将对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起到启示的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在理论分析方面,本文在第3章引入汇率预期,建立理论模型分析其对贸易余额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并提出“通缩效应”的概念。
在实证检验方面,本文在第4章建立相适应的计量模型、选取适用的经济数据,对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实证检验分析。
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在定性方面,本文在理论模型中使用定性分析对汇率预期的影响机制进行讨论,在实证结果中也将观察重要变量的符号,以此判断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
在定量方面,本文在实证检验中也将观察重要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及其系数,以此判断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因果关系。
1.3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本文有以下几个创新之处:
1.“通缩效应”概念的提出。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从逻辑层面推导汇率预期对贸易余额产生的影响,提出了“通缩效应”的概念,并解释了当人民币汇率存在持续贬值预期时,中美贸易余额不升反降这一与传统经济理论相悖的数理机制。
2.传导机制。
本文引入汇率预期及其对微观行为的影响作为汇率影响一国贸易额的解释变量,打通了微观行为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这一研究思路在已有文献中较为少见。
3.研究方法。
由于汇率及其预期对贸易余额的传导存在时间滞后效应,本文建立ARDL模型对汇率预期和贸易额的关系进行研究,与此同时该模型也同时验证是否存在J曲线效应。
本文有以下几个不足之处:
1.根据实证检验结果,本文所建立的理论模型可以显著解释汇率贬值预期对中国出口至美国以及中美贸易余额的影响,但该传导机制对于中国自美国进口贸易的情形似乎并不适用,其对中美进口和出口的影响并非对称。
2.本文通过引入贬值预期对进出口商贸易行为的影响,使用微观行为对宏观变量进行解释。
但在实证检验方面仍然采用宏观分析,尚未建立微观实证计量模型对这一实证检验进行整合。
第2章文献综述
本章将对根据本文的研究思路对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文献综述将涵盖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国内外研究、汇率价格传递效应的国内外研究,以及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关系相关研究的三种观点。
我们主要关注相关文献的理论基础、实证检验方法等,这对本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2.1马歇尔—勒纳条件的相关研究
关于汇率变化与贸易收支关系的经典理论及其分析方法主要有弹性分析法、J曲线效应、吸收分析法以及麦金农汇率与贸易平衡理论。
马歇尔—勒纳条件是弹性分析法中最重要的研究内容,其阐述的理论是:
一国货币贬值促进出口从而改善贸易逆差(或者说扩大贸易顺差)的条件是进出口商品的价格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即Dx+Dm>1。
若从贸易品的价格需求弹性角度出发对汇率与贸易收支的关系进行研究,我们首先关注的就是马歇尔—勒纳条件是否成立。
对此,学界始终存在分歧,相关研究如下:
Felmingham(1985)对澳大利亚的有效汇率以及贸易余额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马歇尔—勒纳条件均成立,本币的贬值有助于改善本国贸易收支;Bahmani-Oskooee(1991)对1973年至1988年包括阿根廷、韩国等共8个欠发达国家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长期而言本币贬值将提高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贸易余额。
Bahmani-Oskooee,Niroomand(1998)检验了包括美国、德国、日本等30余个国家的贸易弹性,认为大多数国家贸易弹性符合修正的马歇尔—勒纳条件。
Pesaran和Shin(1996)则通过ARDL模型的实证检验,认同汇率变动将如经典理论般影响贸易余额,但长期得J曲线效应存在。
国内文献方面,厉以宁和秦宛顺(1991)对中国1970—1983年的数据进行研究计算,认为中国进口价格需求弹性为0.6871,出口价格需求弹性为0.0506,两者之和小于1,马歇尔—勒纳条件不成立。
陈彪如(1992)对另一期间(1980年—1989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进出口商品的弹性之和接近1,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不会产生很大影响。
戴祖祥(1997)通过对中国1981—1995年统计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计算得到出口价格需求弹性为-1.0311,进口价格需求弹性采取IMF(1994)的分析结果采取-0.3,两者绝对值之和大于1,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
卢向前和戴国强(2005)对1994—2003年的数据进行协整向量自回归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进出口存在显著影响,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
陆前进和李治国(2013)分解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得出其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和美元实际有效汇率的乘积,结果是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有效汇率贬值有利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收支,马歇尔—勒纳条件的修正形式成立。
综合上述文献,马歇尔—勒纳条件是否成立的相关研究是研究汇率和贸易收支重要的内容,但其研究方法以及结论并非统一。
由于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情况差异较大,马歇尔—勒纳条件是否成立并非一个静态的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这一动态问题应该针对特定时期的对应变量进行检验。
2.2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相关研究
汇率的价格传递(ExchangeRatePass-through)是指汇率每变动一单位对进出口价格产生的影响,即汇率每变动一单位影响进出口价格变动的百分比。
如果汇率每变动一单位,进出口价格也随之变动一单位,那么我们称之为价格传递是完全的。
在传统经济理论中,通常假设汇率对价格的传递是完全的,该假设建立在一价定律(Friedman,1953)的基础上,该理论认为在自由开放的贸易条件下,同一种商品在世界各地的价格是一致的,即同一种商品经过汇率换算后的货币价格是相同的。
一价定律的提出者Friedman(1966)认为:
虽然在微观经济中价格具有粘性,但汇率对价格的传递是完全的、富有弹性的,即使同一商品在不同国家存在价格差异,也会以极短的时间内调整至一致,当一国货币贬值时,出口价格和进口价格将分别同比例下降和上升。
然而,随后的实证研究以及现实的经济数据表明,汇率对价格的传递是不完全的。
相关研究最开始是从微观层面出发的,后续也有学者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进行研究。
Krugman(1987)提出了市场定价理论(Pricingtomarket),并通过多个模型从市场不完全竞争(ImperfectCompetition)的角度研究了美元汇率变动对其进口价格的影响。
他认为汇率变动时,外国出口商会根据市场对出口产品的加成份额进行一定比例的调整,从而对汇率的价格传递产生了抑制。
Dornbusch(1987)延续了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假定,他认为厂商可以主导商品的价格和产量。
因此,在汇率变动,如贬值的情况下,本国出口商大多情况下会通过削减利润加成来应对出口价格下降的潜在压力,从而致使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幅度较小。
此外,Dornbusch还认为,市场分割将可能使得厂商使用第三季价格歧视来区别定价,这也是影响汇率价格传递效应的因素之一。
Knetter(1989)认为汇率变动将通过影响出口商品的边际成本以及影响成本加成价格来影响出口商品的价格水平,他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出口商品成本加成的角度对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的产业分解数据进行了研究,认为美国的出口价格对于汇率波动并不敏感。
Dixit(1989)则从厂商供给的角度建立了汇率价格传递的沉没成本模型,他认为对于出口厂商而言,进入一个外国市场是一个需要时间积累、成本投入的周期。
这个过程在短期内一般不会被撤回,即成为出口厂商的沉没成本。
一般而言,当出口厂商的沉没成本生成以后,只要其出口价格保持在一定水平,使得其收益可以覆盖可变成本,出口厂商就不会轻易退出该市场。
因此,当本币贬值时,出于维持原有价格水平的考虑,出口厂商不一定会降低出口价格来提高销售量;在本币升值的情况下,本国的出口厂商也不太愿意提高价格。
此时汇率的传递是不完全的。
与上述研究着重微观层面因素不同,后续的部分学者也从宏观角度研究汇率的价格传递。
Betts和Devereux(1996/2000)对进口国货币定价以及出口货币定价两种情况下汇率变动对的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影响,他们发现:
当出口价格以出口国货币进行定价(PCP)时,名义汇率的变动会完全传递至出口商品在进口国的价格,即完全传递;但如果出口价格以进口国货币进行定价(LCP)时,名义汇率的变动在短期内对出口商品在进口国价格没有影响。
Knetter(1997)则认为在现实经济运行中,一价定律的长期偏离不仅是汇率价格传递的不完全,也是三级价格歧视的结果。
Taylor(2000)则认为通货膨胀水平的高低将会影响汇率变动价格传递效应的强弱,他认为当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水平时,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程度较低。
McCarthy(2000)通过VAR模型将石油价格、产出缺口、汇率、进口价格、生产者成本、消费价格作为控制变量检验汇率对进口商品消费价格的影响,认为汇率的传递效应并不完全,多数不足25%。
他认为国家的大小以及国家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将影响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当国家越大时,本币贬值产生的通货膨胀效应会被产品的世界价格下降所抵消,国家对外贸易越开放,其进口商品占其消费商品的比例越高,物价水平对汇率变动就更为敏感。
Campa和Goldberg(2005)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检验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其结论也是汇率传递不完全,但传递弹性受汇率波动频率高低的影响。
国内学者更多的是从宏观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毕玉江和朱钟棣(2006)使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了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传递程度,他们认为汇率传递是不完全的,但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的传递程度高于其对CPI的传递程度,且传递存在时滞。
另外,采用VAR模型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的文献也较多。
陈六博、刘厚俊(2007)通过建立VAR模型对我国汇率传递至我国进口价格和消费价格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人民币汇率的传递影响程度较低,且在低通货膨胀率的水平下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与消费价格的影响方向相反。
吴志明和郭予锴(2010)同样建立VAR模型对中国2015年811汇改前后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他们发现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生产价格指数产生负向影响,即人民币升值使得CPI和PPI下降,且PPI受到的影响比CPI更明显。
李艳丽和彭红枫(2014)构建了一个两期动态模型,对预期汇率在汇率的价格传递中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汇率预期将通过价格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出口需求和出口价格,且传递效应在单向和双向汇率预期中存在显著差异。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基本认为汇率变动对一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的传递效应显著存在,但并非完全传递,传递程度也存在差异,其影响因素既有微观层面的也有宏观层面的。
2.3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关系的相关研究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在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的前提下,一国货币贬值有利于其促进出口,而货币升值时情况相反。
但学界对于这一传统经济理论的研究结果以及我国部分时期的实际情况却显示,这一经济理论并非绝对成立。
除了从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与否切入的分析,国内外其他学者也从不同方面对汇率变动与贸易余额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现有相关文献的观点基本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与传统经济理论基本一致,认为一国货币贬值促进出口,贸易余额增加,货币升值情况则相反。
如Krugman,etal(1987)研究了美国的贸易和汇率的关系,结果显示即使存在时滞,汇率贬值在长期仍然可以改善美国的贸易收支;Bahmani-Oskooee和Brooks(1999),采用美国与包括德国、日本等共六个国家的数据进行长期和短期的检验,他们认为长期的J曲线效应存在,贬值有利于促进出口、增加贸易余额;Choudhry(2004)运用GARCH模型对1974年—1998年美国对加拿大和日本的贸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实际有效汇率和名义汇率的变动均对贸易额均有显著影响。
PareshK.Narayan(2006)则认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J曲线效应均不存在,人民币贬值将直接提升中国贸易余额;Bahmani-Oskooee和Wang(2007)使用中美贸易88个行业的分解数据(disaggregatedata),通过使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方法,得出中美汇率在总体上是影响双边贸易重要因素的结论(人民币贬值时存在40个行业美国对中国进口增加);Ahmed(2009)、Cheung,etal(2016)等通过对中美贸易数据的实证,认为现行机制符合传统经济理论,人民币升值将抑制中国对美出口,从而减少双边贸易逆差。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汇率变动并非贸易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更有研究认为汇率不会影响一国的贸易。
Zhang和Sato(2012)通过VAR模型的构建,认为中国贸易顺差更多受到国际需求冲击和贸易余额冲击的影响,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余额的影响非常有限。
谢建国和陈漓高(2002)对1978—2000年的年度数据研究分析,认为人民币贬值并不能有效改善中国对外贸易收支,它也受其它因素影响,例如国内需求等。
沈国兵(2005)也认为,中美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毕玉江(2005)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品进行了分类、检验以及分析,认为贸易品进出口额与实际有效汇率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叶永刚、胡利琴和黄斌(2006)则对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发现人民币有效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或J曲线效应。
李停(2009)认为,中美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不存在协整关系,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才是两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黄基伟和于中鑫(2011)也认为贸易壁垒导致了人民币升值期间中美贸易逆差反而继续扩大,而人民币汇率只是中美贸易逆差的次要原因。
王宗海和于玲玲(2011)则认为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进出口贸易不存在显著关系,双边的经济水平、贸易堡垒、贸易结构差异等因素均可能影响贸易额的变动。
胡颖尧(1996)指出,存在J曲线效应,但人民币长期贬值使人民币贬值对出口的作用不充分,人民币汇率贬值的边际收益递减。
其他相关的研究结果多为J曲线在中国的影响很小,如陆前进和李治国(2013)通过分解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认为J曲线效应在中国不显著。
第三种观点与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相反。
范言慧、潘慧峰和李哲(2008)考虑人民币升值预期与贸易差额之间的关系,认为本币升值预期会对实际有效汇率差(对贸易差额)的影响产生抑制作用,并刺激出口扩大和进口延迟,且这并非J曲线效应,有力地解释了汇率变动预期与贸易余额之间的关系。
梁立俊和唐静武(2010)、梁立俊和游桂芬(2011)引入了政府干预、市场预期及进出口商的贸易行为在其中的共同作用,解释了汇率升值期间贸易余额与传统经济理论的反向变动。
苏海峰和陈浪南(2014)则运用函数化系数半参模型估计方法,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对外进口、出口以及进出口的时变性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存在较大差异。
张云、李秀珍和唐海燕(2017)则通过建立非对称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在否认汇率贬值和升值存在对称效应的假设前提下将汇率的升值与贬值进行了变量分解,结果发现人民币贬值反而改善美国贸易收支的可能性。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汇率变动与贸易余额的关系,已有文献可以分为上述共三类,其中的部分研究也对两者关系与传统经济理论相悖的情况做出了解释。
但总体而言,从行为金融角度分析的研究较少,对于贬值预期与贸易余额关系的研究也较少。
2.4文献评述
综合上述文献,关于汇率变动与贸易额的关系文献虽然结论各异,但其理论发展路径较为明显。
其中,最主要的切入角度是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与否:
马歇尔—勒纳条件条件成立,则汇率变动将依据传统经济理论影响一国进出口,即本国汇率贬值促进本国出口,抑制本国进口,改善一国的贸易收支;本国汇率升值则抑制本国出口,促进本国出口,从而恶化一国的贸易收支。
但是,和传统经济理论的假定一致,此类研究暗含了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完全的假定,这与经济运行中的实际情况是不符合的。
因此,后续文献开始对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进行研究,研究结论多为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是不完全的。
除此之外,大量文献从不同角度切入,使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以及VAR模型等工具对汇率变动和进出口贸易额的关系进行研究。
然而,已有文献大多数是从单个角度切入进行研究,结合整个汇率变动对贸易额传导机制,综合考量和统筹研究马歇尔—勒纳条件、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或者其它决定因素的较少。
而且,已有文献更多是在宏观经济理论的框架内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从汇率预期及其导致的微观行为角度来解释这一宏观问题的文献非常少。
另一方面,从研究数据的角度考虑,国内文献关于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贸易额关系的时点集中在2005年汇改以后的人民币升值通道区间,对于2015年8月11日汇改后的研究较少。
基于此,本研究将遵循以下思路进行研究:
我们将通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并进行最优化分析,提出“通缩效应”这一概念,并使用人民币贬值期间的中美贸易余额等相关数据,验证马歇尔—勒纳条件的是否成立、价格传递的程度,考虑市场预期以及进出口商行为,试图解释在这一背景下汇率贬值预期与贸易余额的关系,进而验证“通缩效应”这一概念。
第3章“通缩效应”的提出:
一个理论模型分析
本章首先分析了传统经济理论中汇率影响贸易的传导机制,强调了这一传导机制下的关注点;其次,基于上述传导机制,本文引入汇率预期和微观行为,通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及其最优化分析来研究汇率预期对贸易余额的影响,并提出“通缩效应”的概念,解释了当人民币存在持续贬值预期时,中美贸易余额不升反降这一与传统经济理论相悖的机制。
3.1传统经济理论中汇率影响贸易的机制分析
在中国,汇率干预主要是指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进行的外汇买卖影响外汇的供求关系,对汇率变动起到干预的效果。
当中国政府干预使得人民币贬值时,外界很可能会判断中国政府是潜在意图是促进出口,因为在传统经济理论中,本国货币贬值对于贸易余额的传导机制为:
货币贬值使得出口商品价格降低,外国进口商增加进口。
对本国出口商而言,因销量上升而增加的利润大于价格降低而减少的利润,此时本国货币贬值将促进本国出口;另一方面,本国货币贬值,则外国货币相对升值,这使得本国进口商品价格上升,本国进口商减少进口。
对本国进口商而言,其进口商品在国内因销量减少的利润将小于成本升高而减少的利润,此时本国货币贬值将抑制本国进口。
基于上述机制,货币贬值将改善本国贸易收支。
但此时,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从而验证贬值的效果是否如传统经济理论所阐述的一致:
1.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与否
马歇尔—勒纳条件的成立意味着贸易品是富有价格需求弹性的,即贸易品的价格变动可以充分影响两国进口商对进口商品的需求。
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是本币贬值改善本国贸易收支的必要条件。
2.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程度
假设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本国货币贬值时,外国进口商会增加其进口的数量,原因在于进口商品(即本国的出口商品)的价格随着本国货币贬值而下降;同样地,本国货币贬值时,本国进口商减少其进口的数量,原因也在于进口商品(即外国的出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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