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重中国大学之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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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重中国大学之殇
王福重:
中国大学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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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本期由茶太郎小祖宗赞助播出来自杂家C
只剩下大楼
一般认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387年在雅典附近的Academos建立的“Academy”,是欧洲大学的先驱。
彼时正是中国的春秋时期,中华文明最灿烂的季节,百家争鸣,蔚为壮观,空前绝后,可惜当时的中国没有产生大学。
1810年,德国著名学者和政治学家洪堡(FriedrichWilhelmChristianCarlFerdnantvonHumboldt,1767-1835)创建的柏林大学,则是世界第一所现代大学,它的最大特点是把教学和研究相结合,并确立了大学精神:
自治和学术自由。
那一年在中国,是嘉庆作皇帝,言论禁锢,万马齐喑。
知识分子们不过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继续从故纸堆中找寻“新发现”。
更不可能有洪堡意义的大学出现。
大学的使命,是衣钵传承人类的文明,并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新知识和新技术、新方法。
这也是人类赋予大学的崇高使命。
所以,大学必须是独立的,必须不能成为任何势力或者权力的附庸,甚至必须蔑视权贵,否则就不足以或者不配担当大学的崇高功能。
也因此,世界最杰出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是“真理”(Veritas),大学只能与真理为伍。
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是中国大学的“黄金时代”。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
那个时候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1937年在抗战烽火中草草组成,偏居昆明郊区一隅的西南联合大学,大师云集,群星璀璨:
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以上四位即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陈独秀、鲁迅、胡适、蔡元培、金岳霖、闻一多、朱自清、费孝通、王力、陈岱孙、梁思成、华罗庚、吴有训、叶企孙、钱伟长…。
西南联大还培养了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钱钟书在内的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实业家、作家、艺术家等等。
直到今天,人们听到的最美丽的学人传说,还是那个年代、那些人的“趣闻轶事”。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的第一个大动作,是院校调整。
核心是模仿前苏联的模式,大办专业性学院。
连出了人文科学“四大导师”的清华大学,都转变成了一所专门培养工程师的工科大学,其文科大部分并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工科院系,调整到清华大学。
损失最大的应该是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这个曾经“亚洲第一”的大学,被完全肢解了。
经过此次调整,中国综合性大学从55所减至14所,工科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从12所增至33所。
总共323个专业中。
工科有183种。
1947年文法商科在校学生占大学生总数中的47.6%,1952年降到22.5%,1957年又降为9.6%。
被污为“耍耍嘴皮子”的大学文科教育,被严重压制。
更重要的变化是,原来的大学,基本是独立王国,校长可以不理会“总统”。
但此后,大学被纳入了行政系统,实行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管理体制。
大学被分成三个档次:
全国性大学、中央部委主办的大学,地方性大学。
大量部(含委属,下同)属学校的出现,是此次院校调整的主要成果。
比如北京,在重组北大、清华外(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取消,相关专业师生并入北大、清华等诸校,北大从城里的沙滩,整体迁入位于西郊的原燕京大学校园,即今日北京大学之燕园)就建设了“八大学院”,①全部是工科大学。
虽然有点折腾,但是,那个时期的中国大学,还是很有学术活力的,这是过去的良好基因在发挥作用。
文革之前的十七年,中国高等教育是有成就的,培养了一大批各行业的中坚。
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大学基因彻底突变,工农兵推荐,替代了入学考试。
学生大部分根本没有知识基础,大学做的是“无米之炊”,教学和学术功能尽皆丧失。
按照前苏联的经验,文科大学更是几乎全部停办,只在综合性大学保留了某些文科院系。
因为既然新中国已经成立,社会的前进方向已然明确,再探索那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命题,不但没有意义,还可能搞乱人们的思想,大学的主要任务,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做点实在的事情,做好技术性的工作,做好各个行业的工程师。
文科大学和文科教育,除了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说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不但如此,就连五十年代大办特办的工科大学,也不受待见了,比如农业、林业、矿业大学最有用,但是在城里办学,被认为是“活见鬼”,于是搬到农村、林区、矿区去,“与工农相结合”去了。
留在城里的学校是政治斗争的中心,北大清华更是重灾区,文革最著名的写社论高手“梁效”,就是(北大和清华)“两校”中的几位大师级的人物。
在这乱哄哄中,一代青年人的学习、成才被耽误了。
文革结束,一些被停办的学校,也复活了,大学渐渐有了些模样,但是学校建设,欠帐太多了,校园破破烂烂,实验室陈旧不堪,缺乏基本的科研和学术条件。
上世纪80年代末,专业学院流行改名,学院改大学。
如北京航空学院改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钢铁学院改为“北京科技大学”,南京工学院改为“东南大学”等等。
大学的本意是多学科的集合体,无所不包,这样改名,多少有些矛盾,既然是航空航天这么专门的学校,怎么好叫大学呢?
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是世界一流学府,也没改名成大学。
原来中国高等教育实行重点大学制度,主要是一些综合大学和工科学校,不同时期,由中央政府确定,前后总数大约是100所。
重点大学就是国家重点投入的大学。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实行新的重点大学制度,名为“211工程”,也就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大学或者学科。
211工程学校,就是新的全国重点大学。
除了教育部所属的全国性大学、各部委所属的大学外,地方高校,基本按照地域来分配,每个省级行政区至少有一所。
在本质上,211工程是提升学校硬件的投入工程,高校建设的大跃进开始了。
省属学校最积极,各种公关手段用尽,因为进入211,就意味着不但能得到所在省的财力支持,也能得到中央政府的更大支持,但是,得益最多的还是那些老牌重点大学。
一种说法是,全国211工程一半的资金,给了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
199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纪念大会讲话中提出,要面向21世纪,努力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就是著名的“985工程”的由来。
985第一期只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共9所大学,后来又有30所学校加入,最后39所大学进入985工程。
985工程大学,是中国大学中的国家队,是重点中的重点。
跟在经济领域,政府搞重点工程、大项目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如出一辙,认为一流大学,包括世界一流大学,可以通过政府的规划、大规模投入,辅以引进高层次学术领军人才产生,是政府主导“211”和“985”工程的背后逻辑,也表现了中国在经济迅速增长,国力日益强盛背景下,渴望出现世界一流大学的迫切愿望。
985工程学校,每年动辄得到几亿到十几亿的政府资金。
经过211和985工程的带动,中国的大学的硬件水平,包括校园建设、教学设施、实验室建设、后勤设施都与发达国家大学相媲美,有的校园已经美轮美奂。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大学似乎更像大学。
不但如此,中国的大学,学科齐全,教授众多,论文数量也排在世界前几名,国际交流频繁,还招收了国际学生,如果从数字和报表上看,已经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强国。
梅贻琦(1889-1962)说: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先生是清华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也被清华师生尊称为“永远的校长”。
梅先生这句名言,传诵至今,因为道出了大学核心精神之一部分。
中国的大学,在大楼上,已经不输给任何国家的大学。
但是,60多年来,中国的大学,没有培养出一位学术大师,无论是理科、工科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有人说,理科、工科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分法本身是不科学的)。
如果说以前有10多年文革的耽误,但是,改革以来的30多年,确是高等教育春天,天时地利人和齐聚,还是没什么收获,就值得反思体制问题了。
各有关部门,包括大学自己,也都觉得奇怪:
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啊。
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规划、计划十分认真,投入十分巨大,而且完全比照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建设的,各项指标都考虑到了,还是几无所获,真乃咄咄怪事。
其实,资金是重要的,大楼是重要的,但是,不是必要的。
“四大导师”那时候,大楼还没有呢。
计划、规划更是不值一提,有哪个世界一流大学,是计划、规划出来的呢?
一流大学和大师的产生,需要深厚的土壤,这土壤不是资金,也不是大楼,而是学术自由的氛围。
这是所有一流大学的唯一共同的特征。
我们什么都做了,就是没做到这一点,什么都重视了,就是忽略,甚至漠视了这一点。
而学术自由,才是一流大学最核心、最灵魂的东西。
表面上,中国大学也倡导和标榜学术自由,《高等教育法》第十条明确规定:
“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但是,学校和老师们,理解政策的能力很高,实践上也并不身体力行这种提倡,而是心里有根弦,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研究什么不该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校和老师们。
中国大学对学术自由,是有一点叶公好龙的。
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是实实在在地努力做的。
只画龙而不点睛。
中国任何一所大学,在校友榜上,永远把那些高级官员排在最显著的位置,然后再是学术界的人士,即使你学术造诣再高,也只能屈尊。
而外国大学,不敢这么排列,即使你当了总统,可能也不能那么显眼。
比如牛津大学,出了几十个国王、首相,但是在学校网站看不到这些杰出校友的介绍。
大学就是大学,学术大师,才是最尊贵的。
现在,在中国的大学,只剩下了大楼的外壳。
行政化
新中国之前,中国的大学私立的多,国立的少,即使是国立大学,政府也基本不干预,教授是学校真正的王,学校是独立的,校长也是有很大权力的,他可以不听命领导人,但是,却怕教授。
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特点是,高等教育全部由政府举办,这跟高校的新的目标,即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有关。
学校的行政化,在开始就定型了。
改革之后,民办高校出现,但是重要性和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中国正规大学,仍然都是政府举办的。
《高等教育法》第39条规定,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具体列明了校长的职责。
但是,在实际的管理上,校长却并没有那么多的权力。
首先,校长是主管部门任命的,不是真正由学校民主过程选举出来的,也不见得懂得高等教育。
985或者211大学的校长,基本是院士或者某行业的知名专家,但是,院士专家不见得就懂学校管理,可能根本是外行。
而且,正由于是著名的专家,更可能一意孤行,排斥异见。
自然校长要听命于主管部门的。
不止是主管部门的领导,就是主管部门的一个处级干部,也能得到学校“充分的尊重”,因为手里握有学校所需要的重要资源。
985大学的书记和校长,享受副部长级待遇,是表示对学校的尊重。
但是,也强化了学校的行政化色彩。
社会有“某某大学是副部级大学”的说法。
实际上,中国所有的本科大学,在行政上都是司局级,985大学的书记校长不过是享受副部长待遇而已。
政府管理高校的办法是审批,审批在计划经济时代,很普遍,改革后,审批迅速减少,改革、取消审批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由之路。
但是,有关高校的审批,不但没有减少,总量还在增加。
大学的经费,都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等政府机构手里,它们是学校的“衣食父母”。
需要的话,就得申请,经过审批才能得到。
比如211工程和985工程,本质上是一个高校办学经费的分配问题。
首先是,各学校,以及高校的主管部委和地方政府要向教育部报送各种材料,这个工程,十分浩大。
缺一项证明不行,缺一个数字不行,缺一个公章不行,缺一个签名也不行。
然后,教育部组织各部门,如发改委、财政部的专家等进行评估,这些专家来自各个行当,并且也不一定懂高等教育。
有些学校是当然的211和985工程学校,但是,有些在边缘(两可)之间的学校,就要看自己的主观努力了。
评估就有主观成分,就有人情,于是,各种说情,各种较力,各种公关纷纷上演。
211和985工程,掀起了浩大持久的审批运动。
不但211和985这些“最高层次”的事项要审批,学校招生计划、教师职务评审权、合作办学、国家重点学科、新增本科专业、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过去还包括某个博士或者硕士学位、专业硕士学位点的授权)、长江学者、各种“国家级”科研课题、教学名师、教学成果奖、科研成果奖、各种支持计划(如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等等)、各种优秀和先进评选等等也要审批。
学校每天此等事务迎接不暇,各种会议、学习、考察、交流没完没了,学校完全围绕着行政部门的意旨转,学校必须积极配合,否则,就得不到资金和资源。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说,中国古代政府最大的缺陷,是“缺乏数目字管理”。
今天,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的管理看,数目字已经不再是问题。
各种充满数字的表格,各种专门用于报送材料的“报送软件”,已经是寻常的技术。
政府对学校的管理已经“科学化”、“系统化”、“精细化”。
一所大学究竟如何,就是比较那些数字,如多少SCI、SSCI论文,多少某某级课题、多少XX学者、多少某某级奖励等等。
这些数字指标看似完整和有理,实则弯曲了大学的正确方向。
为了契合行政指标、获得办学资金等,学校不得不被动应付,虚与委蛇、削足适履,各种教学和科研评比、排行中的造假现象层出不穷,如2006年,为迎接教育部本科教育评估,个别学校不得不修改过去的学生成绩。
为达到有关部门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的要求,大学毕业生“被就业”现象突出,社会对此颇有微词。
但行政系统需要这样的统计数据,看起来还十分享受,因为这些数字证明他们很好地完成了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为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社会,做了几多贡献。
也许,按照我们这里的指标,给哈佛、牛津、MIT打分,它们还真不一定就高于中国的大学。
这也是行政部门很引以为豪的。
但是,原创的学术成果,哪里是行政部门靠统计手段就可以激励出来的呢?
为了凑数,为了完成任务,各种造假,无所不用其极。
花钱买学术刊物的版面,重复发表论文,剽窃他人科研成果,学生写的论文导师一个字不写就署名第一等等。
于是,学术打假又成了主管部门的一大任务,须知,正是这种数目字的管理才造成造假的泛滥的。
全世界公认,美国的大学最有活力、创造力最强,没有美国大学的杰出学术,就没有美国的新技术革命的爆发和美国的强大。
但是,美国1979年始有教育部,而且根本不管大学,美国没有教育部直属大学,教育部也没有任何审批大学事项的职能,美国最好的大学是私立的。
虽然有州立大学,大学也从政府获得资金,但是,州政府并不会因此就可以对学校指手画脚。
大学和政府的疏离,是美国大学成功的制度因素之一。
不但政府主管部门对高校的管理,如同捆绑。
学校内部的行政化倾向,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常情况下,学校必须有行政人员,但是行政人员必须是少量的,行政人员只是为教学科研人员服务的,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反过来,凌驾于老师头上。
行政系统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中国高校的行政规模一直处于不断扩张的趋势。
它们占用了原本可以用于教学、科研或学生学习的资源,比如在一所大学,也许教授们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但行政人员却有条件不错的办公室。
机构多了,人员多了,没事也要找事做,各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共同管理“老师”,就显得重要起来,相关的会议和决定不断。
在行政化的中国大学里,行政后勤规模庞大,不少学校,行政后勤人员多于教师。
不止是人多,行政人员还成了学校的主角,教师们,不过是行政治下的配角。
学校的“数目字管理”跟政府部门一样细密,每年每学期,都要给老师打分,一篇论文多少分,一本著作多少分,每10,000元科研资金到帐多少分,一个国家级奖励多少分,校级奖励多少分,当院长可以顶多少分,系主任可以顶多少分,当班主任和辅导员可以顶多少分,都有具体的规定。
数目字管理下,很多东西已经变形走样。
洪堡开创的研究型大学的传统,经由美国人的发扬光大,取得巨大的成就。
终于被中国人发现,并被推到极致。
教学变得不再重要,科研才是唯一重要的,教书可以一塌糊涂,只要能发表SCI、EI论文,就被奉为上宾。
很多大学提出了“研究型大学”的目标。
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是国立为主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学的职能比较单一,就是培养人才,对老师的要求也比较单一,核心就是教书。
科研主要是专门的研究院所的任务,如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系统。
当然后来的情况有所变化。
可是,教学和科研不能完全分开,而且教学是公共事务,科研严格说是私人事务。
就是外国的研究型大学,也断无轻视教学的意思,每个教授,每个学期至少要讲授2门课。
如果大学可以办成“研究型大学”,则中国科学院,是不是可以办成教学型的研究机构呢?
教师曾经,中国人尊师重教。
“天地君亲师”,老师被摆放到无比尊崇的地位。
这是真实的历史。
孔子当老师的时候(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孔子是中国的第一位老师)。
孔子坐着,学生们都站着,孔子对学生并不只是循循善诱,他是“温而厉”的,学生对老师的尊敬和害怕服从不亚于君父。
到了理学大师朱熹(1130-1200)在岳麓书院讲学的时候,朱熹还坐着,但是听讲的人也都取得了坐着听讲的地位,朱熹他们的崇高地位,还保持着。
就是到了鲁迅那一拨人在北京大学当老师的时候,师道尊严,也没有些微的损害,学生还是那么怕老师。
鲁迅在北大的每月薪水,可买2,000多斤猪肉,不但是大学老师,中小学老师的薪水也不低,养个把专职保姆没问题,电影《城南旧事》里就有这些情节。
文革后,给被错误批判的人平反,恢复工作,但是待遇已经大不如前,过去的大学教授们仗着有高收入,可以不用看人脸色,留有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有“精神贵族”的风范。
这些,都已成过去。
也许是因为老师越来越多,物以稀为贵,不稀了就便宜了。
尊重领导的风气,已经弥漫在全社会。
知识分子的待遇总在改善中,但总是改善的不够似的,始终在社会的中等偏下水平徘徊。
借着211和985机会,乘着高校扩招的东风,高校占有资源的能力的逐渐强大,大学老师的收入也进入中等水平,拿着大把课题经费的,更成了千万富翁,也能购买豪车别墅。
不过,他们不再像原来那样受人尊敬,无论在社会还是在学校里,都是如此。
行政化除了对教师有腐蚀之效,对学生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们的学习和学术积极性,被各种行政活动冲击着。
学生们,更尊重校长、院长、系主任,行政人员,最不在意的是老师。
这不奇怪!
在学校已然成为行政机构附属单位的背景下,追求学术卓越,仅仅是少部分人的理想,大学里充斥着对学术研究没有兴趣,对教学和学生没有热爱的人。
过去的大学,老师受尊敬,还因为老师是有权威的,老师用什么教材,什么方式讲授,如何考试,如何给分,完全是自己说了算,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他是课堂的“王”。
外国的大学教授们,今天也有这些“特权”,所以学生怕教授是常态,教授是得罪不得的,否则可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当然也不用担心老师滥用这些特权,老师如果滥用,信誉会受损,代价极大,但是首先相信老师的权威则是必要的,这也是学术自由的基础。
在我们的大学里,一切都反过来了,行政部门对于教师的干预是“无微不至”的。
在教学上,用什么课本,课件如何做,讲义如何准备,教学如何安排,考试题目如何拟定,成绩应该如何给。
在科研上,学术刊物,被行政部门分为甲乙丙丁,ABCD等等级别,每种级别每年要发表多少篇,SCI一篇奖励若干,SSCI奖励若干,不发表又该如何等等。
还有每周的政治学习、业务学习的会议,团委、工会的活动,如运动会、歌唱比赛等等也要参加。
这些会议和活动,并无任何实际价值,仅仅是为了开会而开会,为了活动而活动,但是谁也逃脱不了。
老师们如同流水线上的打工仔,必须听工头的话。
在大学里,如果你不仅仅是个老师,还当了个院长、系主任什么的,那你的日子就滋润多了。
行政主导的学校里,所有规定都是向“各级领导”们倾斜的。
本来,大学只是一类人的天下,即对学术和教书有浓厚兴趣的人。
但是,在行政化的大学里,人们的评价标准,不再是单一的学术,而是多元的。
学校里的人,除了追求学术卓越或者教书之乐,还可以追求官位。
而且追求官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了。
在大学稀缺资源的分配中,处于行政部门的人以及所谓“双肩挑”的人,往往左右逢源,处于最有利的位置。
学术追求与行政追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目标,后者在本质上恰恰与大学精神背反。
科学研究是非常具有个人色彩的事业,需要独立的人格和批评精神,而在行政权力面前,这种独立和批判精神受到了压抑和挑战。
老老实实做学术,可能不如争取个副处级干部来得惬意。
学生
2012年中国高考的升学率平均超过75%,上大学已经不再像30多年前、20年前那么难,但是,进入一流大学学习,还是不容易的。
可以说,能进入中国正规本科学校学习的人,都是聪明人。
但是,有这么好的生源和材料,中国的大学,包括中国的一流大学,三十多年来,并没有培养多少出色的人才。
有人刻薄总结为,“吃的是奶,吐出来的是草”。
中国学生和西方国家的学生不同,中国是中小学阶段的学生最刻苦用功,西方人则轻松愉快,主要是游戏。
当然立志要进入一流名校的,也不轻松。
但是,西方大学生活是艰苦而紧张的,中国的大学生活则轻松愉快,很男女生们谈着恋爱、打着游戏就轻松毕业了。
大学培养的人,首先要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健全的人格、科学的思维方式,而不在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但学校的专业设置,却越来越被要求去满足经济社会的需要。
研究高级学问似乎落伍了。
大学生在一、二年级时,疲于学英语、基础课,大三才接触本学科的核心专业课,很多学生要考研和出国,大三就开始准备,而进入大四第一学期,就要抓紧找工作和准备考研,最后一学期,找工作进入白热化阶段,论文只能在找工作之余,对付一下,反正一切都是走过场,除非抄的太烂,否则不可能通不过,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当然,不同学校之间是有差异的,极少数同学做的研究工作也属出色,我本人就遇到过一些。
不过,整体上,跟学生和学校、老师们耗费的时间和精力相比,本科生写论文的价值趋于零。
本科生的培养虽然有不少缺陷,但是,毕竟经过高考的严格选拔,学生素质还是过得去的,论文虽然可以凑合,但课程的学习和考试却是严格,甚至苛刻的。
这就是中国人特别在意一个人本科学校来源的原因。
但是,硕士生和博士生的问题,严重多了,有的简直是闹笑话。
中国的硕士生的教学内容不规范,在内容和难度上,与本科生没有显著区分,而在课程学习上,要求更低,正规的课程考试就不多,特别是专业硕士(如工商管理硕士即MBA、公共管理硕士即MPA、工程硕士即ME等)。
而博士生,教学环节,则多流于形式,有的学校干脆就没有教学这个环节。
鉴于论文的抄袭之风日炽,近几年实行“查同”制度,就是用电脑软件检查论文是否抄袭,和他人的论文有多少重复率。
一般说,如果“抄袭率”在20%以上,不能进入最后的答辩阶段,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根据软件的检查结果和提示信息,只要把抄袭的部分,照着原文的意思重新改写一下,就能通过查同考核。
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还能让机器“憋死”,中国人深谙此道。
普通硕士和博士生也允许招收在职人员,即不脱产,边学习边读硕士、博士学位。
这方面的问题最严重。
能有这个特权待遇的“学生”,一半是学校的主管部门的官员,所属行业的头头脑脑,国企的高层管理人员或者高级别的官员。
如最近几年,有博士学位的市长、副省长、副部长们越来越多,美其名曰“高学历”、“知识化”,其实,官员哪里有时间和精力读书、写论文,不过是秘书代劳而已。
这些官员与学校和导师之间不过是一种交易,学校和导师得到科研项目或者资金支持,官员得到文凭和学位,反正都是公款。
这就是所谓的“假的真文凭”。
如果美国的某个州长,在当州长之余,还在哈佛大学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哈佛大学的声誉肯定受到极大损害,而州长势必要辞职。
而在中国大学里,这不但不是耻辱,而是某种值得炫耀的“本事”,这也凸显了中国大学对于权利的依附和独立性的缺失。
国人对中国出现一流大学有热切的企望,国家创新能力的建设也倚赖未来一流大学的支撑,为此,即使触动一些部门的局部利益,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无序和失败,也不能再把这个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后推了。
长痛不如短痛,高校的独立和学术自由,终究是不可绕过的。
《杂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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