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东战争埃以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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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中东战争埃以关系
第二次中东战争埃以关系
相信在所有参战的阿拉伯人中,最为关心巴勒斯坦命运的就是“哈希姆家族”了,至于其中的原因,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
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地盘,仅仅依靠“圣裔”的身份,哈希姆家族并无法获得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
而巴勒斯坦地区,正是哈希姆家族最为现实的扩张方向,最起码那个从巴勒斯坦地区当中分裂出来的“外约旦”地区,已经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了。
更为重要的是,耶路撒冷还是除了麦加、麦地那之外的,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城。
在哈希姆家族暂时看不到重回汉志的希望之下,能够成为耶路撒冷的主人,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成为阿拉伯世界领导者的唯一方向。
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把沙特作为主要对手,重新夺回汉志地区,不过英国和他的盟友们可不希望看到这点。
要知道,让一个不那么名正言顺的家族,成为圣城的统治者,比让根正苗绿的哈希姆家族回到圣城,控制上的风险要小的多。
不过英国人在当初设计这种平衡关系时,固然在地缘关系方面,足够巧妙,但在宗教层面上,却没有做更多的考虑(暂时想不到那么远了)。
因为沙特家族所信奉的教派是18世纪,兴起于内志地区的“瓦哈比派”。
简单点说,这是一个归纳为逊尼派中的次派,属于逊尼派中的“原教旨主义”。
目标是完全恢复伊斯兰教初期的正统信仰,并在生活中要求严格履行教规教法。
不过对于沙特家族和瓦哈比派“鸠占鹊巢”的行为,穆斯林内部一直异议,甚至有认为它是属于逊尼派之外的教派。
当然,沙特家族肯定是不愿意这样归类的,非常现实的是,他们更愿意让瓦哈比派的原教旨信仰,成为整个逊尼派教众的共同信仰,而不愿意象波斯人那样,以异类的身份,被排除在穆斯林主流信仰之外。
正因为沙特家族在宗教信仰上的这种原教旨倾向,以及他们所占据的,极其重要的地缘位置(无论是宗教还是石油方面),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进程,不可避免的造成了负面影响。
而这也正是,虽然出现地缘政治的考虑,沙特目前成为了西方最可靠的盟友,但基地组织的许多核心成员(包括拉登),却同样也出自沙特。
沙特家族这种一方面在宗教上坚持原教旨主义,另一方面却在地缘政治上,奉行务实主义的做法,形成了一种怪异的平衡(对此我们并不应该感到奇怪。
将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分离,也正是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做法)。
相信凭借这种政、教分离的方式,沙特会比另一个用“政教合一”方式,坚持原教旨主义的国家——伊朗,获得更大的国际空间。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试图“小宗代大宗”的沙特家族身上移开,回到哈希姆家族身上。
不管他们心中还有多大的抱负,巴勒斯坦都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
因此在所有参战国中,约旦方面也可以说是最尽心尽力的。
而最终所得到的报酬就是,包括半个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被约旦军队所控制。
当阿、犹两方,都无法彻底将对方赶出巴勒斯坦地区之时,将耶路撒冷作为分割点,是双方暂时能够接受的共同底线。
1950年四月,哈希姆家族正式宣布约旦河西岸与外约旦地区合并,正式更名为“约旦哈希姆王国”,简称约旦。
对于普通的巴勒斯坦民众来说,他们其实并无所谓自己归类于哪个国家。
事实上整个阿拉伯文化中,民族意识要高于国家意识。
不过对于那些试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失去了独立建国的身份,无异也剥夺了他们进入最高权力圈的机会。
因此,尽管哈希姆家族似乎通过第一次中东战争,向他们统一“大巴勒斯坦”地区的目标(包括外约旦地区在内),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但在不久之后,那些被犹太人驱逐出来的巴勒斯坦难民,和那些渴望了高权力的巴勒斯坦精英们,将会使约旦河西岸,成为哈希姆家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从现在的情况看,仅仅能够统治约旦的哈希姆家族,无疑已经放弃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的想法了。
在放下了这个沉重包袱之后,出于现实的地缘政治考虑,约旦王室反而成为了缓和阿、以关系的积极斡旋者。
当然,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约旦方面完成这个转变还需要一个过程。
最起码在他们通过第一次中东战争,站到了耶路撒冷之时,是肯定还有更多想法的。
从最高权力的争夺来看,竞争者从来都不会只有一个,而这些竞争者所依托的资本,也不尽相同。
如果说哈希姆家族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他们虚幻的家族身份上,那么作为阿拉伯世界最高领导权的另一个竞争者——埃及来说,它所能够依托的东西,就要务实的多了。
为埃及支撑了5000年文明史的,肥沃的尼罗河下游地区;以及苏伊士运河所带来的,世界级的地缘影响力,是埃及人自认为能够领导阿拉伯民族复兴的地缘资本。
不过,想让这些地缘资本,成为埃及及阿拉伯世界崛起的助推剂,埃及人首先要取得苏伊士运河的所有权。
要知道,尽管在二战之后的民族独立浪潮中,埃及虽然算是完全取得了独立国家的地位,但作为埃及地缘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苏伊士运河”,却仍然处在英、法两国的支配之下。
这样一种状况,当然不可能令埃及人满意。
为了争夺这条世界级的地缘枢纽,埃及人和英、法两国之间暴发了一场新的中东战争。
按时间顺序,被称之为“第二次中东战争”。
鉴于以色列的地缘位置,犹太人也不可避免的被卷了进来(这也是他们唯一一次,以配角身份出现在中东战争中)。
附:
第一次中东战争过程示意图;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果示意图作者:
air_line_china 听别人对四次中东战争很推崇,搞得自己也很想了解是咋回事,有谁能结合楼主讲解的画图讲解下,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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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方面在战术上做的最好的,是第三次中东战争。
而阿拉伯方面在战略、战术上做到极致的,是第四次中东战争。
这两次中东战争一对冲,双方在心理上也就达成平衡了。
作者:
大汉5000 楼主,我们在群里聊过了,我刚从以色列回来!
现在巴勒斯坦已经被压缩到一些隔离墙里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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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
多发点,正好想对耶路撒冷有个解读应该说,在近代最先挑起阿拉伯民族复兴大旗的,是“哈希姆家族”。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如果阿拉伯世界,最终由这个世居麦加的圣裔家族做精神领袖,逊尼派和什叶派应该都可以接受。
不过历史已经进入了20世纪,在这个世纪中,君主制显然已经走向了末路。
民众更热衷于,能够让自己有机会成为政治游戏参与者的“革命”。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无论是仍然控制约旦、伊拉克的哈希姆家族,还是占据了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苦心经营“海湾君主国”体系的沙特家族,都显得有些落伍了。
而那些能够以“革命”的形式,更换政权体系的国家,在制度和民众基础上无异更有优势。
最先在阿拉伯世界中掀起社会革命浪潮的是埃及,而这次革命的领导者,就是近代阿拉伯世界中,唯一真正能够称上领袖级人物的“纳赛尔”。
1952年7月22日夜,一批埃及军官在萨达特的带领下,以军事政变的形式夺取了政权,并于次年宣布废除埃及的君主体系,建立共和国。
在此之前,英国人在埃及所扶植的,仍然是他们至今仍然热衷的君主国,史称“法鲁克王朝”。
即使不讨论制度层面上的优劣,一个新时代、新制度,一般情况下总是代表着更多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率。
在这一点上,新生的埃及共和国也不例外。
尤其是这次革命,本身就是由军官组织所发起的,因此不可避免的为埃及今后的外交风格,再入强硬的风格。
我们昨天也说了,无论埃及是着眼于国内建设,还是急于扩大它的国际影响力,尼罗河与苏伊士运河,都是它赖以生存、发展的两大地缘资本。
对于挖掘尼罗河潜力这点来说,埃及人似乎能做的并不多。
因为5000年来,尼罗河的自然规律早已为世人所知。
每年6~10月河水定期泛滥所留下大量肥沃的河泥,会很自然的为农作物补充肥料。
无论生活在尼罗河两岸的,是创造古埃及文明的先民,还是埃及现在的主人——阿拉伯人,都只需要感谢大自然的恩赐就可以了。
不过,既然埃及人希望自己的地缘潜力,更上一层楼,就不能够只沿着前人固定下来的道路走了。
为此,他们必须为尼罗河动一个大手术。
萨达特准备为尼罗河动的大手术,我们在埃及部分其实就已经分析过了,就是在尼罗河谷修建一道大坝——阿斯旺大坝。
对于身处沙漠地带的埃及看来,让这些河水留在埃及境内,将沙漠变成良田,远比让他们白白流入大海要有用的多。
在1971年,阿斯旺大坝建成之后(1960年动工),结果也的确如埃及人所愿,埃及的农业产值从此番了一翻。
这意味着,埃及能够自给自足,养活的人口也成倍成长。
从这个角度看,阿斯旺大坝相当于为埃及再造了一条尼罗河。
当然,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
阿斯旺大坝的建造,也改变了尼罗河两岸几千年来的农业规律。
那些原本依靠尼罗河泛滥,就可以靠天吃饭的下游地区,就再也得不到那些饱含肥料的淤泥了(再想保证产量,就只能用化肥了)。
而这些被截流在大坝北部的淤泥,也并没有为上游地区带来好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应该在下游入海口处形成的“三角洲”,转而在大坝的入口入成型了。
这样的话,其有效库容就明显下降,所能带来的效率也就逐年递减了。
尽管阿斯旺水库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极大的改变了尼罗河下游的生态环境,乃至地缘结构,但如果让埃及人再选择一次的话,估计还是会选择建造,毕竟“水是生命之源”这句话,在阿拉伯地区更为接近真理。
就如此浩大的一项工程来说,资金来源是最为重要的。
同样为了解决“水”的问题,无论是采取修建地下管网,汲取地下水资源的利比亚;还是打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水淡化工程的沙特,都是在最终从石油上,获得额外利润之后,才有资本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的。
尽管现在石油工业,也是埃及的支柱产业之一,但比起那几个财大气粗的邻居,埃及那点油就不算什么了。
不过埃及人有一个看起来,比石油更可靠的,巨大的财富之源——苏伊士运河。
没有一件事情,比收取过路费来得更舒服的了。
从古至今,无论是大喊“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剪径强人;还是现在打着“收费还贷”旗号,垄断路权的收费公路,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试图一本万利的从物流渠道上获利。
如果19世纪中叶,法国人没有和阿拉伯人的前宗主土耳其人达成交易,挖通苏伊士运河的话,埃及人肯定还要头痛,怎么先弄到挖运河的钱。
其实说起来,最初做为地主的“埃及”,也并非不能从苏伊士运河中获益。
在最初的合作方案中,作为投资方的法国,所占据的是52%的股权,而埃及方面则分得了44%的股权。
当然,这个股权,其实和埃及人没有太大关系,而是由他们的宗主奥斯曼帝国及其代理人所获得。
当英国人试图控制这条东西方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时,他们的突破口也正是在埃及“政府”所掌握的这部分股权上。
经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动作,英国人终于在1875年低价收购了埃及名下的那部分股权。
由于法国人在最初的开挖过程中,吸收了很多民间资本参与,而英国则是以政府的名义收购埃及方面的股权。
因此,在实际动作中,作为最大单一股东的英国人,实际上掌握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控权。
现在对于埃及来说,问题就要“简单”的多了。
因为从技术角度看,开挖一条运河所需要的时间和资金,是无法因为主观意识减少的,而从政治角度解决所有权问题,很可能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对于1952年的那批革命者来说,他们要做的也正是这样一项政治决定,即从英、法两国手中,“收回”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让这条交通大动脉所产生的利益,真正为它的所在地“埃及”服务。
从战术角度看,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可以直接为计划中的“阿斯旺大坝”提供资金支持。
因此也有人认为,是阿斯旺大坝的修建,导致了埃及要收回苏伊士运河。
也有人认为,是西方国家因为埃及的“革命”倾向,中断了提供给阿斯旺大坝贷款计划(7000万美元),导致了埃及试图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以支撑大坝的修建。
其实从战略上看,有没有大坝和革命,埃及人都肯定要收回苏伊士运河的。
对于一个独立国家来说,让自己最大的财富之源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本身就是一个引发政治动乱的定时炸弹,任何一个窥伺政权者,都可以用这个理由来攻击在之方面无所作为的政府。
而“革命”所带来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不用遵守之前的,在所谓“不平等”状态下所订立的商业条约,无补偿的以国家的名义,收回那些在外国政府及个人名下的资产。
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名义,剥夺前“殖民主义者”的利益,是上世纪中叶,民族独立者们通行的方式。
所不同的是,并不是所有国家在做出这些政治决定时,都不需要付出代价。
如果你的体量足够大,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当然可以更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了。
正面的例子就是1949年以后,同样将外国资本收归国有的红色中国。
事实上,即使当初不是出于保留一个对接西方窗口的考虑。
即使立刻收回香港的主权,英国人也断然不会试图在军事上有所反应;至于在地球的另一端,同样是一条“海上交通大动脉”地主巴拿马,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
当巴拿马的政治家,试图用收归国有的强硬手段,取得巴拿马运河主权时,他们所面临的,就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美国入侵巴拿马,1989年12月至次年2月)。
尽管在1999年,巴拿马方面经过长时间的外交努力,貌似完全收回了巴拿马运河的主权。
但它那强大的邻居,仍然保留有“在巴拿马运河的中立受到威胁和破坏时”优先通过和采取行动的权力。
注:
战争结束之后,时任巴拿马总统的诺列加,一直被美国以贩毒的罪名,关押至2007年。
非常“不幸”的是,这位前巴拿马强人,在被美国释放之后,现在又被法国人以“洗钱”的罪名收押了。
如果你想发动一场战争的话,总是能够为自己找到“正义”的理由,来掩盖自己真正的战略目的的。
假如这些理由,只是针对个人,而不是谋求国家利益的话,当然是问题不大。
只不过在现实世界里,无论是国家,还是政治家本人的命运,最终都不是由个人操守来决定的。
单从利益的角度看,埃及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不仅在战略上可以提升国家的地缘实力,更可以直接为另一项国家工程“阿斯旺大坝”提供战术支持。
而对于英、法两国来说,失去了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经济上的损失倒在其次,更标志着,这两个仍然拥有诸多海外利益(特别是英国)前世界强国,将很快失去它们的世界影响力。
假如埃及有中国的体量,那么英、法两国未必敢以战争的方式,解决苏伊士运河之争;而假如埃及只有巴拿马的实力,他的政治家也未必敢在刚取得完全独立地位后,那么快的作出强硬反应。
正是因为埃及和英、法两国,都觉得自己的获胜的机会。
苏伊士运河之争,才如此之快的以战争的形式,浮出水面。
至于那个同所有阿拉伯人,有些结构性矛盾的以色列,也同样不会入过这样一个打击对手的机会。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世人,犹太人是所有阿拉伯人的敌人。
反过来,当埃及人成为英、法两国敌人之时,犹太人也就很自然的成为两个前“大国”的潜在盟友了。
当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无法调解的矛盾,并不一定成为他们直接参战的理由。
作为一项军性行动来说,他还是必须有很具体的战术目的的。
这就好像很多人认为中国和美国,现在已经是战略对手了,但却并不表示,美国军事打击他的某个对手之时,中国就一定要介入一样(更别说军事介入了)。
至于以色列为什么参战,他的战术目的是否实现,我们下一节再解读。
从英法和伊朗的角度来看,第二次中东战争,无疑被称之为“苏伊士运河战争”更为合适。
而对于以色列来说,也同样有动机,为了这条运河而战。
因为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尽管埃及和阿拉伯联盟遭遇了失败,被迫和以色列签订停战协议,但这并不代表和平的开始。
对于处在阿拉伯国家包围之中的以色列来说,它的对手有足够的地缘资本,来从各个角度扼杀这个新生的国家。
苏伊士运河的通行权,就是最先被阿拉伯人,所使用的地缘武器。
虽然埃及人还是为夺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做准备,但针对以色列的封锁行动已经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时,就已经开始了。
不仅仅是以色列藉的船只,被禁止通过苏伊士运河,就连为以色列运送物资的其他国家船只,也同样不允许通过。
对于埃及人的这种做法,掌握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英、法两国,当然可以进行交涉。
只是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为了以色列的利益,去激化埃及人本来就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并不符合自己的利益。
因此以色列人对于打破苏伊士运河的封锁,暂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假如埃及人和它的阿拉伯盟友们,所能做的只是封锁苏伊士运河,那么对以色列的影响,倒不会如想象中那么大。
因为相比于那些必须倚重于苏伊士运河的国家,以色列特殊的位置,使它有两段海岸线,可以对接地中海和红海。
也就是说,即使苏伊士运河被封锁,以色列也可以利用他们地中海的海岸线,与欧、美进行交流;而当日费尽心机,打通的亚喀巴湾出海口,也让连通东部的红海、印度洋。
问题是,埃及人手中的王牌并不止是封锁苏伊士运河,如果需要,他们同样可以封锁亚喀巴湾。
说到这里,我们就要解读一下亚喀巴湾的地缘结构了。
红海的北部,到了西奈半岛的南端,分支为两个海湾。
一条是西侧的“苏伊士湾”,从行政上看,这条被包括在埃及本土和西奈半岛之间的海湾,尽数由埃及所控制。
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它的名声远比东侧,连通西亚裂谷带的“亚喀巴湾”来的大。
不过对于包括外约旦在内的,“大巴勒斯坦地区”来说,亚喀巴湾的重要性,就要比苏伊士湾重要了。
在当年英国人分割巴勒斯坦、外约旦之时,大巴勒斯坦地区在亚喀巴湾,所面对的那一“角”海岸线,又被一分为二,分割给了外约旦和巴勒斯坦地区。
至于除此之外的,亚喀巴湾绝大部分东西海岸线,以及亚喀巴湾连通红海的“蒂朗海峡”,则由沙特、埃及两国所据有。
让约旦这个兄弟国家,经由蒂朗海峡出海,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了。
不过以色列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既然埃及人能够封锁苏伊士运河,那也同样能够联合沙特,封锁蒂朗海峡,让以色列的南部出海口,成为聋子的耳朵。
事实上埃及人如果要想封锁蒂朗海峡的话,甚至都不需要寻求沙特的支持。
因为尽管横亘在蒂朗海峡口的“蒂朗岛”,归属于沙特。
但宽约九英里的海峡,主航道却并不在海峡当中,而是在靠近埃及海岸线一英里处。
这么近的距离,无论是按照当年海洋国家所约定的领海规则(3海里领海线),还是后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12海里领海线),都明白无误的位于埃及的领海之内。
当然,即使主航道是由埃及、沙特两国所共有的,这两个阿拉伯国家,也同样会联手对以色列进行封锁的。
现在的情况,就让以色列非常难办了。
如果苏伊士运河或者蒂朗海峡中,有一条对它开放,都可以让其很方便的,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海上物资交流。
而现在埃及的这种做法,无异废掉了以色列当日苦心周旋而来的南部出海口。
加上陆地上的封锁,以色列通往东方之路,就等于彻底被封锁了。
当然,我们可以说地球是圆的,犹太人如果想的法,通过地中海——大西洋航线,仍然可以到达世界的任意一个靠海的角落。
但那样所要付出的成本,将成倍的增加。
最为现实的考虑就是,尽管以色列身在世界上最富含石油的版块之上,但它却无法从阿拉伯人手中,获得一滴油。
在这个版块中,唯一有可能为以色列供油的,就是和阿拉伯人也同样有着民族、宗教矛盾的波斯人。
鉴于和北方邻国——俄国长期以来的地缘矛盾,这一时期的伊朗(巴列维王朝)和以色列一样,同样与西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这虽然表示,伊朗并不会因为地缘矛盾,而拒绝与以色列交易,但要是必须围着整个非洲转一圈才能买到油的话,那犹太人肯定也承受不起的。
经过上述分析,相信大家已经清楚,以色列有着足够的动机,被英、法两国拉进“苏伊士战争”的同盟中去了。
不过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场战争更应该被称之为“海权之战”,因为它的目标并不是锁定在苏伊士运河之上,而是可以在苏伊士运河、蒂朗海峡中作出选择。
能够通过战争同时打通这两条海上通道,当然是最好了。
即使只能打通一条,以色列的战术目的也算达到了。
其实对于英、法、埃三国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场“海权之战”呢。
附:
苏伊士湾——亚喀巴湾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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