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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质性研究在当下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性

重新认识质性研究在当下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性

——以人类学应用研究为例

翁乃群

2012-8-2217:

22:

32　　来源：

《民族研究》（京）2007年6期第60～70页

　　【作者简介】翁乃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北京100081）

　　【内容提要】以参与式田野研究和深度访谈为主要方法的人类学研究是质性研究的重要实践。

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社会人文学界出现了对“科学”的一种误读，将“科学”研究理解为“量化研究”，甚至将“数字”视为科学性的最高表述，将应用研究中有无“数字”表述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

由于有些社会人文学者把“数字”当做拜物主义对象，以经验研究为主要方法，以质性研究（对社会结构、制度、关系以及社会文化意义等的探索）为目标的人类学，在社会人文应用研究中遭到了质疑，也因此又一次被边缘化。

作者以人类学为例，从研究经验和人类学学理的角度，就质性研究在当下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必要性和意义做了分析和讨论。

　　【关键词】质性研究/人类学/当代中国

　　在我国，人类学和其他从西方引进的学科一样，从其被引入之始就背负着认识中国社会文化，进而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使命。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为中用”便是对当时引入各种西学初衷的概括。

　　在解放后的前三十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人类学被当做“资产阶级伪科学”而被赶出学术殿堂。

但即使是在这一时期，人类学的应用实践仍然以诸如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经济形态和语言调查的形式，被纳入民族研究工作之中。

只是在当时苏联的学术影响下，这些研究被置于民族学的框架内。

在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下，民族学的理论和实践都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

　　从“二战”后到上世纪80年代前，由于对殖民时代人类学的批判和反思，欧美学人对过去应用人类学研究的殖民主义印迹心存余悸，致使对应用研究普遍持谨慎，甚至弃拒的态度。

80年代以后，在跨国经济日益扩大，政府和非政府的跨国人道援助和发展援助不断扩展，欧美国家新移民和难民人数迅速增加等背景下，欧美人类学的应用研究重新兴起，这其中也包括人类学界对以往研究工作的自我反省。

　　长期以来，人类学是以“下向研究”（studyingdown）为主，即以社会地位低于研究者的社会文化群体或弱势族群为主要研究对象。

但在上世纪80年代前，这些研究大多没有给被研究社会和民众的发展带来帮助或益处。

对以往“利己主义”学术研究的反省，使应用人类学重又兴起。

除此之外，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以及对就业市场的开拓，也促进了应用人类学的发展。

与此同时，以关注和参与本国社区发展为宗旨的公共人类学（PublicAnthropology）也应运而兴。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倡导下，应用性成了我国学术研究政治正确性的重要标志。

不论是在人类学重建之前，还是在重建之后，我国人类学的应用导向始终没有发生变化。

无论是学科重建前的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历史、经济形态和语言调查，还是学科重建后对农村建设、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教育问题、西部大开发的研究，都带有强烈的应用意义。

　　在1980年学科重建之初，费孝通先生获得了美国应用人类学会颁发的马林诺夫斯基奖。

在美国丹佛的领奖大会上，他做了题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讲演，认为“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

费孝通提出：

“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繁荣，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科学才会在人类的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①这既是他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初衷，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追求。

实际上，他的学术历程也是中国人类学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

　　众所周知，对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通常被分为两大属类，即社会科学学科和人文学科。

以往与上述两大不同属类的学科相应的主要研究方法，便是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以及将两种研究方法综合起来的第三种方法。

属社会科学的研究多用量化研究的方法，而属人文学科的研究则是以质性研究为主要方法。

　　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社会人文学界出现了对“科学”的一种误读，将“科学”研究理解为“量化研究”，甚至将“数字”视为科学性的最高表述，将应用研究中有无“数字”表述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

由于有些社会人文学者把“数字”当做拜物主义对象，以经验研究为主要方法，以质性研究（对社会结构、制度、关系以及社会文化意义等的探索）为目标的人类学，在社会人文应用研究中遭到了质疑，也因此又一次被边缘化。

②

　　本文试图以人类学为例，从研究经验和人类学学理的角度，就质性研究在当下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必要性和意义展开分析和讨论。

　　一、质性研究与人类学

　　从广义上说，以人类及其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是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一门学科。

②就其狭义而言，研究人类社会文化及其实践的人类学既是社会科学，又是人文学科。

采用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对人类社会带有普世性的规律进行探索（特别是在认知层次上），使人类学具有了社会科学的属性；以经验研究为主要方法，对具有文化和伦理意义的人（person）、群体（people/groups）及其理念、信仰和社会文化实践进行探索，则使人类学具有了人文学科的属性。

人类学的人文性是由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的人文属性所决定的。

人类社会文化的人文属性，表现在人类学研究对时空情境、社会文化多元性和相对主义的强调。

　　实际上，人们熟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等表述，其学理根据就是社会文化的人文性。

而这种人文性恰恰是不能用量化方法，即“数字”，加以表述的。

以质性研究方法，即以长时段参与式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探索不同社会文化的人文意义，便是人类学的主要追求。

　　在社会学引入我国初期，我国正处于小农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尚未建立现代工业国家管理制度，因此，社会学的量化研究方法受到很大的局限。

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当时广泛运用于研究非欧美工业社会（即被认为没有“历史”的社会和前“国家”社会）的人类学质性研究方法，就被引入当时我国的社会学研究中。

在某种意义上，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而非社会统计学方法，成为了我国社会学社区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与人类学有着不解之缘的，强调质性研究的我国社会学传统。

　　二、“数字”背后的质性意义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刚刚重建时，笔者曾受杨堃先生之托，就统计学方法在民族学与人类学中的运用，求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专家戴时光先生。

戴先生感慨地谈到，统计学中有“真孙悟空”和“假孙悟空”之别：

前者指的是源自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工业社会的统计学，而后者指的是源自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工业社会的统计学。

改革开放之前，“假孙悟空”统计学流行，使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状况得不到正确的反映，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戴先生的谈话说明，作为量性研究的统计学也是被社会文化所界定的，或者说是由社会文化所建构的。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即使是探讨自然和社会规律的科学研究，其方法和研究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

其中，意识形态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

正是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使统计学方法及其相应的统计结果，有了“真假孙悟空”之别。

　　最近，有三组关涉民生的统计数字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

　　第一组数据是广州市国土房管局与国家发改委对今年3月份广州市房价所发布的统计信息，其中一个说是降，另一个说是升，二者截然不同。

④

　　第二组数据是，信息产业部关于民众对2006年电信服务业满意度的最新调查显示，中国电信的电话服务用户满意度得分最高，上升幅度也最大，而消协发布的2006年电信服务投诉则同比增长20.7%。

⑤

　　第三组数据是，有媒体披露，北京市半数桶装水造假，而国家质检总局则说，正规水厂产品合格率为96.9%。

⑥

　　这些不同的数据再次表明“数字”表述背后的社会文化建构。

以数字表述的量性研究并非都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而要受到调查设计者、实施者以及被调查者的立场、社会地位、文化和知识背景的制约。

　　由于我国的行政、干部管理以及监督机制至今仍不完善，干部考核仍缺乏科学有效的办法，民主制度建设还不够健全，各项统计数字与政绩的单纯或机械性联系未能完全转变，因此，长期以来“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这样一种欺上瞒下的做假现象未能完全杜绝。

这种情况使得主要倚重统计数字的科研项目有可能面对搀有极大水分，甚至完全造假的“统计数字”。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因此而受累的科研项目也就成了假冒伪劣“产品”。

　　三、从个案研究谈质性研究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一）以农村教育研究为例

　　在以往很多年来对地方基础教育的评价制度中，有三种数字指标最为重要，即入学率、辍学率和完学率。

这组数量指标对于国家教育部门及其相关人员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

它们是国家或地方政府教育工作是否有“成效”的最重要指标，也是城乡、不同地区间教育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指标。

但这些统计数字在很大程度上，与社区百姓，特别是农村受教育者及其亲属，是不相关的，因为它们既不能反映基础教育带给受教育者及其社区的益处，也不能反映他们的感受。

　　在数字化评价制度下，城市与农村基础教育的差异就变成了三个指标的差异。

与城市相比，农村基础教育的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完学率低成为了普遍的现象。

对这一现象的最常见的解释，便是与数字有着最近亲缘关系的经济状况，诸如农村比城市穷，政府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不足，农村学校比城市学校少且设施差，农民比市民穷，农民送不起孩子上学。

这种机械、僵化的“唯物主义”解释，往往成了“经济决定论”的脚注，而经济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则大多被忽略，或者在被教条化了的社会进化论范式下，变成对农民家长没有文化、没有受过教育、目光短浅、思想落后、不愿送子女上学的责怪。

　　在媒体上，“经济决定论”和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强势话语充斥于对城乡教育差距的解释，而受教育者及其家长和社区百姓对上述问题的口头和行为表述则被普遍忽略。

在“精英教育”和“城市导向”的教育方针下，农村基础教育的目的及其成功的标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极少数农村人口的“学而优则仕”，或者说从农民变成市民。

而大多数受教育者及其家长和社区百姓的利益、需要和愿望则被忽视了。

结果是，多数未能上中专、大专或大学的初、高中毕业和肄业的农村人口，“种田不如老爸、养猪不如大嫂”，“肩不能（愿）扛、手不能（愿）提”。

　　这样一种背景下的农村教育，加速了农村人才的流失，还给人们造成一种农村发展不需要“知识”的误解。

现在的农村教育留下大量与农村社会文化相疏离的年轻一代。

基于上述量化研究而采取的教育改革措施，多是一些单纯的经济措施，只是以量化指标强化行政管理，而缺乏基于人文研究的分析和反思，以及相应的人文举措。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除了责怪于贫困、农民思想落后和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之外，很少看到有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宗旨、导向和与之相关的教学内容所做的反思。

很少有人从社会人文的视角，以及从受教育主体，包括学生、学生家长及其所在社区百姓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开展质性研究，进行深入探讨。

而这样的质性研究，对于当局和相关部门制定与当地社会文化情景相适应的，与设定教育收益主体的利益、愿望和实际结果相一致的教育方向、内容、目标以及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这种质性研究有别于近年来泛滥的粗劣“量化”研究，而更具有其独特和实际的应用意义。

　　几年前，笔者与几位同仁曾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村落的学校教育状况开展研究。

在探讨社会文化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影响时，我们对摩梭、汉族和彝族村民中普遍存在的忽视女童教育的社会文化背景分别做了探讨，而没有将其一并归入“重男轻女”这样一种程式化的解释。

　　在摩梭人中，女性恰恰在家户中处于中心的地位，是“家户导向”的社会文化与外导向的学校教育之间的冲突，使摩梭家长对送女童上学存有较多的忧虑。

⑦摩梭家户的长辈们担心，女孩受教育多了，将会不安心于在家中扮演的角色，从而对家户的延续造成威胁。

他们普遍认为，学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对改善家户日常的经济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

虽然摩梭社会以女性为中心，且重女不轻男，但与当地重男轻女的汉族和彝族社会一样，女童的入学和升学率普遍低于男童。

　　在彝族家庭中，“女孩早晚要嫁出去成为别人家的人”、“家里没有人放羊”等，则是家长们不愿送女孩上学的重要原因。

至于汉族女孩辍学率高的原因，除了“重男轻女”之外，还包括“家里缺少劳动力”、“女孩早晚要嫁人”、“读书无用”等。

⑧

　　在许多苗族村落中，女童比男童入学率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则与苗族关于“女人”的观念有密切的关系。

苗族女童从小就要学“苗绣”。

历经数年的纺染织绣，为自己亲手制作婚装，成为她们成年礼仪的重要内容。

而这些往往与学校教育在时空上存在很大的冲突。

　　自上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农村地区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家庭成为农牧业生产的基本单位。

而在山区，特别是半农半牧地区，由于生产方式和技术没有得到提高，家庭农牧业收入的增加以及其他副业收入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家庭劳力（其中也包括未成年劳力）的投入。

这就使得未成年人在家庭劳动力和受教育对象这两种角色之间存在一种紧张的关系。

　　农村基础教育的宗旨、内容与农村社会文化及其发展需要的分离，以及受教育者与农村社会的离心离德现象，是难以靠量化研究的方法加以表述的，也难以靠量化研究对此获得深刻的认识。

只有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以及以“主位”视角进行的质性研究才得以获得深刻的认识。

它比通过量化研究和“客位”常识演绎推理得到的认识，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

（二）以艾滋病防治研究为例

　　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艾滋病在我国日益蔓延，不仅是对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挑战，也是对我国应用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挑战。

但另一方面，它也给了我国应用人类学，特别是医学人类学，一个发挥作用的重要机会。

这样的应用性研究试图在生物医学和国家话语之外，从更多元的社会话语层面以及更多元的社会需要和诉求出发，参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这些研究的经验表明，应用导向的人类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遭遇到来自学术和非学术的挑战。

　　首先是人类学对艾滋病防治研究的合“法”和合“理”性问题。

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体系和由此形成的学科分工背景下，艾滋病防治研究被认为“理应”由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生物医学所独占，而作为社会人文学科的人类学对艾滋病防治研究的介入则被认为是一种越界的行为。

但在人类学看来，无论艾滋病的传播还是防治，都不完全是生物生理现象，它也是社会人文现象。

因此，对其中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求索成为艾滋病防治研究以及制定和实施有效干预措施的重要前提和必不可少的部分。

人类学对艾滋病传播和防治工作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强调，往往受到强调量化研究的生物医学的强烈质疑。

对“科学”有意和无意的误读，对艾滋病传播现象和防治工作中的社会人文属性的忽视，以及对数字的拜物主义，这些都造成了人类学参与艾滋病防治研究的藩篱。

⑨

　　其次，艾滋病防治研究与以往的人类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时空方面的极大差异，也构成了新的挑战。

　　再次，人类学长时段的田野研究方法与艾滋病防治研究的急迫时限需要的矛盾，构成对人类学传统田野研究方法的挑战。

　　医学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传入中国的。

应该指出，医学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实践一直迟迟没有开展起来。

这或许与我国人类学的发展还相对滞后，队伍远不够壮大，新的分支学科的成长环境或条件还没有形成有密切的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医学人类学要成为独立的分支学科，不论从学术资源方面说，还是从人员条件上看，都还有待时日。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医学人类学成为独立的分支学科，曾对中医与西医的诊断方法和医患关系做过一些比较，还对我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做过研究，成为当时该学科所涉及的热门题目。

⑩改革开放之后，来中国开展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国外医学人类学者也越来越多，但本土医学人类学的发展则一直很缓慢。

（11）

　　国内人类学者参与艾滋病防治研究，有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即自上世纪末以来，艾滋病在全球迅速传播，日益成为威胁人类生命的最严重传染病之一，艾滋病防治也由此成为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关于人类卫生健康的紧迫议题，甚至成为全球性的政治问题。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当我国一些人类学者开始参与艾滋病防治研究之时，他们面对的是生物医学在该领域的强势话语，以及社会对医学人类学的陌生。

虽然马克思主义曾就疾病和社会的密切关系做过论述，但在我国，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往往停留在阶级斗争和批判资本主义的革命话语中。

而在社会转型和经济市场化过程中，这样的认识已被有意无意地淡忘和忽视甚至否认，不复存在于我国当下的政治和学术话语之中。

在强势科学主义的话语下，基于生物医学基础上的临床医学日益将人类疾病“生物科学化”，将其视为“病毒”、“细菌”和“生物基因”的问题。

　　迄今为止，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关于社会病因学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个人的危险行为，在防治措施中一直强调的是被抽离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被认为有高危行为的个人或群体，譬如吸毒者、性服务工作者和男同性恋者等。

这种情况与医学和流行病学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占据统治话语有密切的关系。

这种占据统治地位的生物医学模式认为，健康是个人生活方式选择的结果。

这种认识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假设相一致的。

（12）这方面的研究通常把这些高危行为视为个人的选择，与自身个性和人格类型有关，从而忘记或否认这些人作为社会人，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制约的，其中包括阶级、社会性别、种族主义、种性制度、民族歧视、制度化城乡差别、不同文化习俗、价值观以及社会变迁的制约。

　　由于在艾滋病防治研究中，上述生物医学话语占据了主导性，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对量化方法的倚重，忽视了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忽视了对当地社会文化制度、观念和其他社会文化情景的深入的质性研究。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医学人类学教授保尔·法默（PaulFarmer）曾对海地艾滋病蔓延的社会文化背景做过研究，但对艾滋病的这种质性研究在我国是严重缺失的。

（13）

　　现在，艾滋病防治研究主要是强调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

但大量研究表明，知晓率与危险行为的减少并非是正相关的。

以提高社会知晓率来减少个体危险行为的生物医学假设前提，即健康是个人生活方式选择的结果，是缺乏根据的。

　　目前，对抽烟、酗酒这些危害身体健康的行为，醉酒驾车等危害公众安全的行为，贪污腐败、渎职等危害社会的行为，有关部门都已做过一些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一再证明，知晓率与危害健康、危害公众安全、危害社会的行为以及违法犯罪行为的减少并不必然是正相关的。

因此，加强质性研究，深入探索其中复杂的、多方面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的原因，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前提。

　　不少人往往认为，吸毒只是在有钱人当中才会出现。

大量的事实表明，在许多国家，吸毒和酗酒一样，主要出现于社会下层或社会弱势群体。

同样，在我国，毒品非法流通通道上的社会弱势群体（城镇无业人员、农村流动人口以及部分少数民族、青少年等）常常是毒品的主要受害者。

而从事性服务工作的妇女和男子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或城市贫困家庭。

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上，他们均处于弱势地位。

　　现在，农户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的诸如种子、化肥、农药和薄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以及饲料等饲养业生产资料，日益依赖于市场。

同时，教育、医疗的费用又在不断上涨。

这些都使农民对货币的需求急剧增加。

（14）

　　目前，农户的耕种面积严重不足，农产品产量有限，价格偏低，这些都迫使大量农业人口需要靠非农业收入来补充基本生计。

在我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村集体经济向个体经济转型过程中，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最小单位的家庭及其个体成员，最缺乏的恰恰是市场经济制度下最重要的生产和再生产要素——资本、资源和劳动力。

当下，对劳动力的技术性（脑力性）要求在不断增加，但由于历史和现今的结构性原因，现代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平等，社会和经济发展资金的分配也不平等，使得目前农村劳动力仍然以体力型为主。

他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社会结构性竞争力缺损，以及对违法和危险行为免疫性低下的状况。

正是这些结构性的原因，致使从事性服务、贩毒、卖血和非法传销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多为农村人口。

这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构成了艾滋病在我国传播的重要社会背景。

除此之外，在遭遇艾滋病传播威胁的情况下，有些群体中盛行的诸如高额婚嫁彩礼、多性伴、重男轻女、娘家对离异和丧夫女儿的排斥等社会文化习俗，也增强了她们的易感性。

（15）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医疗单位把利益最大化当做其最终目标，公共卫生和防疫体系趋于衰微，医药监管职能弱化甚至缺失，医疗卫生系统中存在一定的腐败现象，这些都构成了艾滋病传播的背景。

正因为如此，运用人类学质性研究的方法开展深入的、全面的社会文化因素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只有具有深度质性研究的基础，才能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符合防治目标区域或群体实际的，包括社会文化和生物医学两方面的有效综合防治干预措施。

目前，对我国人民危害较大的诸如乙肝、肺结核、疟疾等传染病的防治研究，同样需要以人类学质性研究的方法对其传播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深入的探讨。

　　四、从幸福感调查谈质性研究的必要性

　　近日《瞭望东方周刊》组织了对我国31个城市（4个直辖市，22个省会城市和5个自治区首府）居民的幸福感调查。

该刊编辑部引用一位学者的话说，这个调查“是一件冒险的事”。

（16）展开这个调查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去年9月份国家统计局表示，拟推出包括“幸福指数”在内的一系列软指标，以适应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求。

去年4月份胡锦涛访美期间，就曾于耶鲁大学讲演时提到，“要关注人的幸福指数”。

（17）将“幸福”纳入到我国政府的政治议题，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日益重视密切相关，也是我国政府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认识的重新反思和进一步深化。

这也与经济发展不会必然带来社会进步的事实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不无关系。

　　早在1970年，不丹王国就已将提高国民幸福指数作为国家发展的政策。

当时仍是王储的旺楚克提出了一个包括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国民幸福总值”（GrossNationalHappiness,GNH）的概念。

在其即位之后，便以GNH作为国家制定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指标。

2005年6月，在加拿大召开了有43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关于“国民幸福指数”的国际研讨会。

这与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和人民对以往用来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的硬性指标GDP存在严重局限性的认识不断加深有着密切的关系。

许多研究表明，GDP的高增长率与人民的幸福感并非是正相关的。

去年，英国“新经济基金”针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了“幸福指数”的大排序。

其结果是，八国集团成员无一进入排行榜的前50名，而名列世界发达国家前茅的美国和英国分别排名第150位和第108位。

（18）

　　近年来，“幸福”也成为经济学家的时髦话题。

2005年英国上议院议员、伦敦经济学院著名经济学教授理查德·莱雅（RichardLayard）发表了通俗易懂且颇有影响的《幸福：

新科学的教训》一书。

（19）莱雅在书中提出，近年来兴起的关于“幸福”的新学说，是英国18世纪至19世纪前期的伦理学家及法学家边沁（JeremyBentham）功利主义的现代版。

边沁提出了“最大幸福原则”（greatesthappinessprinciple），认为人们的幸福需要被最大化，社会的计划就应该着眼于实现人们的幸福，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长处被认为就是具有最有效的将幸福最大化的机制。

莱雅认为，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