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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economy
经济学是输赢与均衡在公共空间里的概念。
——《博弈圣经》
一.不同阶段的经济
不同历史阶段对经济的定义也是不同的.
远古时代经济是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存在的.
现在的经济是作为影响人类世界观的一种发展形式.
关于经济一词的由来
经济这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其意思为"管理一个家庭的人"
唯物主义代表色诺芬在他的《经济论》中将“家庭”及“管理”两词的结合理解为经济。
严复曾将经济一词翻为生计。
日本人将其正式翻为经济,后由孙中山先生从日将这一说法引入中国。
经济的词源
(一)古代汉语中的“经济”
公元4世纪初东晋时代已正式使用“经济”一词。
“经济”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本来意思都是“经世济民”、“经国济物”,也就是治国平天下之意。
(二)中文“经济”的语源是日译西文
西方经济学19世纪晚期传入中国,最初,“economics”被直接译为“富国策”、“生计”、“理财学”等词。
首先用汉字“经济学”翻译“economics”的是日本人,后来中国人把这个西文日译的词“译”回了中国,成为了现代汉语中的“经济”一词的另一来源。
(三)英文“economy”的词源
英文中economy源自古希腊语οικονομα(家政术)。
οικο为家庭的意思,νομο是方法或者习惯的意思。
因此,其本来含义是指治理家庭财物的方法,到了近代扩大为治理国家的范围,为了区别于之前的用法也被称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
这个名称后来被马歇尔改回经济学(Economics)。
到了现代,如果单称经济学的话,是在政治经济学或者更广的层面来考虑经济,因此一般在指经济学的时候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同义的。
泡沫经济
什么叫泡沫经济?
《辞海》(1999年版)中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解释。
“泡沫经济:
虚拟资本过度增长与相关交易持续膨胀日益脱离实物资本的增长和实业部门的成长,金融证券、地产价格飞涨,投机交易极为活跃的经济现象。
泡沫经济寓于金融投机,造成社会经济的虚假繁荣,最后必定泡沫破灭,导致社会震荡,甚至经济崩溃。
”
萨缪尔森写道:
“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
”
这个定义值得商榷。
社会是什么?
社会是有着不同需要、经历、文化、价值观和理想的人,为着各自的短期和长期目标相互冲突或合作、斗争或妥协的场所。
冲突、斗争是绝对的、长期的、本质性的、无条件的,合作、妥协是相对的、短期的、现象性的、有条件的。
社会本身没有主体性,谈不上去利用什么,也谈不上如何利用,更谈不上去分配什么。
社会本身甚至都不是一个客体,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人的思想和见解,才同时具备客体性。
所谓研究社会,其实就是研究人及人的相互关系,人的思想文化、主张、见解、爱好。
人是唯一有主体性的存在,但人和自然却都具有客体性。
人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
有主体性的人形成了各种组合:
国家、民族、家庭、政党、集团、宗教团体、学术团体、工会、学校、俱乐部等等,以及更广义的组合:
社会。
如果说这些组合有主体性的话,那么其主体性来自源于形成组合的人,来源于人与人的冲突与合作。
同一组合内部不同人的共同特点或要求,形成了该组合的主张、纲领、特性;由于形成组合的人的不断变化,同一组合会重组、裂解或消散;又达成新的妥协,形成新的组合。
因此,所谓“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一说,首先犯了将社会整体化、拟人化的错误。
这是个前提性的错误。
因为真正的经济问题恰恰是不同的人和集团争夺资源和生产的支配权。
萨氏在下一页承认,“经济生活是由一系列活动所组成的复杂的集团,包括购买、销售、讨价还价、投资和威胁等。
”讨价还价是各类经济活动的核心,价格其实是交易双方力量、智慧、耐心、勇气较量的妥协点。
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价格机制是社会分配机制;而事实上价格机制是力量较量机制,是斗争和妥协的机制。
这两种说法看似相近,其实有着本质区别。
按照前一种说法,贫富悬殊是社会分配不公,应该怪“社会”;按照后一种说法,贫富悬殊是富者在与贫者的斗争中获胜的结果,是赢家通吃的结果,应该怪富人之贪婪、狡诈和狠毒,应该怪使厚黑之人得以实现赢家通吃的游戏规则。
前一种说法使人感到孤立无助,因为社会是没法怪的。
社会是天,是上帝,社会分配不公就如同天或上帝分配不公一样。
贫者只能仰天长叹:
天啊,你为何如此不公?
在这种说法下,一部分人就可以借社会的名义掠夺另一部分人,因为富人的所得是社会分配的,并不是富人巧取豪夺得来的。
在这种说法下,穷人要么是听天由命,要么是铤而走险。
穷人的顺从常常使富人得以更加专横自为,骄奢淫逸,其结果常常逼得穷人铤而走险,双方同归于尽,造成历史周期性地中断。
后一种说法不但可以增强穷人在日常经济活动中的斗争性,而且可以对为富不仁者形成道义上的谴责,从而缓和贫富分化,减少刀兵相见、尸骨遍野、文明中断甚至人类灭绝的危险。
由此可见,所谓“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一说,根本上掩盖了经济活动的本质,美化了弱肉强食的社会秩序。
萨氏称:
“经济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理解这些复杂的活动”,然而如此定义的经济科学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理解这些活动。
其次,“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分配”使经济学家站在社会之外,就象动物学家“研究蚂蚁群体的活动规律”一样。
这表面上是特别客观、公正的态度,事实上却很容易沦为褊狭。
道理非常简单,动物学家研究蚂蚁的经费不会来自蚁王或工蚁,可以做到客观公正。
而经济学家研究“社会如何分配”的经费却并不来自作为整体的“社会”,而是来自社会中的若干特定群体,例如政府、大学、基金会、公司、媒体等,就很难保持客观公正。
那些崇尚客观公正的经济学家常常发现,为大公司、大老板支招、抬轿的经济学家媒体出镜率高,收入丰厚,有很多机会成为政策顾问;而自己却只能十年复十年地坐冷板凳。
更有意思的是,冲突的利益集团双方可以分别雇用各自的经济学家搞研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却都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学术特别是经济学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法宝。
因为我们不是蚂蚁,无法理解蚂蚁的行为动机,所以只能靠观察、统计来研究蚂蚁活动规律。
然而奇怪的是,经济学家也是人,可以理解人的行为动机,为什么却也只能靠观察统计来研究经济。
萨氏总结道:
“经济学家采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经济生活。
包括观察经济事件,利用统计分析,并注重历史记录。
”然而,这种“科学的方法”的科学性十分可疑。
在这一科学的显微镜下,人的目标、利益、智慧、力量的冲突和较量是看不到的,所能看到的只有现象性的结果。
而科学是什么呢?
科学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是要从现象深入本质。
由于经济学家自外于社会,“自绝于人类”,不去考察人与人冲突与合作的内在原因与外在现象间的关系,也就不可能掌握经济活动的本质和规律,而只能达到一些统计性的、现象性的、充满了例外的“规律”、“法则”。
每一只蚂蚁都是相似的,但每一个人却是不同的。
蚂蚁的行为是简单的,人的行为是高度复杂的。
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象研究蚂蚁社会一样研究人类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自外于社会的社会研究都只能是伪科学。
萨氏认为,经济学的双重主题是稀缺与效率。
其论述非常简单,“物品是有限的,而需求却无限。
”因此,物品必然是稀缺的。
又因此,“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最好地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即效率。
然而,物品固然是有限的,对物品的需求却不一定是无限的。
对于以拥有更多的物品为荣的社会风尚来说,对于以拥有更多的物品来肯定自己、否定他人从而确认自我的人来说,需求的确是无限的。
经过经济学的熏陶和市场经济的体认,千年之交的世界的确充斥了这种标准的“经济人”。
然而,人的经济人化本身却是一个历史过程。
“经济人”其实也是内心充满了焦虑的人,拥有汽车者想拥有飞机,没有汽车者想拥有汽车。
这常常不是因为飞机比汽车舒服快捷,汽车比自行车舒服快捷,而是因为“没有者”在“有者”面前感到自卑,“没有者”仰视、羡慕“有者”;是因为“有者”在“没有者”面前受到尊重,“有者”可以傲视、鄙夷“没有者”。
正是基于对这种文化的透视,所以一些智慧者或选择了与人为善的积极态度,或选择了与世无争的消极态度,而其共同点则都是知足常乐,心态平和。
这一类人不需要通过拥有更多的物品来确认自我,也就是没有无限膨胀的欲望。
正因为如此,所以“经济人”化的过程总是不彻底的,充满着反复的,而且“经济人”的行为中也常常含有非“经济人”成份。
这意味着,无限的欲望其实是文化的产物,而我们今天的文化则是欲望无限的文化。
只有在这一前提下,稀缺才有可能是经济学的主题。
但是,当我们懂得了无限的欲望其实来自于人的相互否定的话,那么稀缺只是现象,人与人的冲突才是经济学的真正主题。
由于人与人的冲突有时候以组合的方式表现,因此在组合内又可以表现出人与人的一定合作,但合作的动力仍然来源于冲突。
如果冲突是经济学的真正主题,那么所谓效率就是个假命题。
萨氏称,“更准确地说,在不会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前提条件下,一项经济活动如果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那么该经济活动就是有效率的。
”按照这一命题,当一项技术增进了产出,使技术人员和投资人都从中获益时,该项技术活动就是有效率的。
诚然如此。
然而,技术方和投资方为了争夺投资收益的份额却可能展开持续的较量,技术方可能保留关键技术以防投资方过河拆桥,也可能因为不满于所得份额而降低技术参数,或另寻投资人;相反,投资方可能设法取得关键技术,以降低技术方的地位,也可能隐满、缩小或夸大(视具体报酬支付结构及支付方式而不同)该项投资的市场价值。
只要达成合作协议,这一较量在静态来看就是有效率的。
但随着较量的持续,随着产品和技术市场的不断变化,将可能形成投资方控制技术方,或技术方控制投资方的局面,当然也可能合作破裂,甚至撕毁协议,对簿公堂。
也就是说,帕累托效率其实只是静态或暂态效率、现象效率。
由于冲突的持久性和本质性,从动态来看,经济活动的核心都是一方主导甚至主宰另一方,即一方的意志和目标将可以强加于另一方。
虽然被强加的一方有时也能获得经济上的利益补偿,但是他却会感受到自我意志被践踏,被凌辱,体验到失败。
事实上,这种社会地位或政治结构上的不平等远远比生理上的舒适程度更令人关切。
这正是象美国这样的物质丰裕社会却仍然使人强烈焦虑不安的根源。
从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是失败的。
它消耗了如此之多的自然资源,动员了如此之多的劳动资源,却并不能给生活于其中的人带来起码的安全感和满足感,甚至不能给人以起码的人格尊严。
其实,在日常用语中,效率大都是指单位资源所能完成的任务量,例如劳动生产率指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产量、产值,时间利用率指单位时间内的有效工作时间,每公升油所能行驶的路程等。
这些的确是衡量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
至于帕累托效率,更多地只是用于论证市场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在个人、企业的实际经济决策中几乎毫无意义,其意识形态色彩实在是太浓厚了。
通俗地讲:
经济好,意思就是大家都在做能赚到钱的事情;经济不好,就是大家做能赚到钱的事情的时候多出了一些困难。
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多种多样。
比如非典时期,出租车没人坐了,商场没人买东西了,餐厅没有人消费了,大部分消费行为一下子停顿了。
这个时候,大家都赚不到钱了。
经济就不好了。
经济学定义
经济学的起源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观点是:
政治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三位一体,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
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说道: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科曾经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JEL分类系统
JEL分类系统,是美国经济学会《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所创立的对经济学文献的主题分类系统,并被现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
该分类方法主要采用开头的一个英文字母与随后的两位阿拉伯数字一起对经济学各部类进行“辞书式”编码分类。
经济学学派
重农学派。
魁奈(1867—1930)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首领。
有人曾认为古尔奈(1869—1925)也是创始人之一,但古尔奈除了经济自由放任的主张外,并没有树立任何重农学派的主要论点。
魁奈无疑地首创了重农主义所有的理论。
他的代表作《经济表》,就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全面总结。
18世纪50~70年代,在魁奈的周围逐渐出现了一批门徒和追随者,形成了一个有较完整理论体系和共同信念的派别,而且是一个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的政治和学术团体。
他们有定期讨论学术问题的集会,有作为学派喉舌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
杜尔哥(1897—1940)是继魁奈之后的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他深受魁奈的影响但不是魁奈的门徒,也几乎没有参加所谓“经济学家”们的派系活动。
他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重农主义的重要文献。
他发展、修正了魁奈和其徒党的论点,使重农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特征有更加鲜明的表现。
在他那里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的多种学科的总称。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除了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之外,还有政治、法律、军事、教育、道德、语言、艺术、民族、宗教、家庭等方面的活动和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在所有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
经济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经济关系也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
因而,除了哲学之外,经济学,特别是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成为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必先掌握的思想武器。
任何阶级或学派的经济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哲学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或指导思想。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的。
当然,经济学各个学科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生动、具体的材料,对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也能丰富后者的内容,推动后者的发展。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法律等是社会的上层建筑。
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等,归根结柢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都是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法律等,是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而确定的,是以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财产和经济利益作为任务的。
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和法律等,则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而确定的。
就是以维护人民的整体利益,维护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作为任务的。
这种经济基础与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制度、法律等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使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经济学和研究国家制度、法律等的政治学、法学等紧密联系起来。
经济学要联系国家制度、法律等上层建筑来研究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政治学、法学等要联系所要维护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来研究各种国家制度、各种法律等。
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也同样适用于经济学与以其他的社会上层建筑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
经济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也有密切的联系。
人们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是决定一个社会结构的基础;而经济活动又以相互间结成一定经济关系的个人作为生产的基本成员,以家庭为消费和生活的基本单位,由此结成错综复杂的社会活动网络。
人们的生产活动和消费行为都有一定的心理动机,并受行为习惯的影响。
但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状态,也往往是以一定经济利益的考虑为基础的。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在秦统一中国和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帝国前的战国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学术思想空前繁荣的局面。
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其中最著名的有道家、儒家、墨家和法家。
他们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的封建经济思想以至中国封建经济本身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因而反映这个制度要求的各家经济思想以及以后的演变,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而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
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经济思想,主要如下:
“道法自然”的思想这是道家的经济思想。
道家所说的“道”不单指自然界的道,同时也指人类社会的道。
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在当时日益发展的封建等级制度下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
这种经济思想在汉代司马迁的著作《史记?
货殖列传》与《史记?
平准书》中得到阐发。
司马迁反对当时桑弘羊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主张封建官府垄断盐铁等重要工商业的经营,主张农工商各业应任其自然发展。
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即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
“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
义利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长期争辩的一个问题。
儒家承认求利之心,人人皆有,因而不反对求利,但是他们把义放在首位,认为求利活动应受义的制约,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
这就是说,要把合乎封建等级利益的规范,作为求利的前提。
尽管当时(如法家)和以后也有重利轻义或义利结合的主张,但是儒家贵义贱利的理论,却占统治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富国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
孔丘提出要“足食足兵”,孔门有若(公元前518~?
)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
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他是法家富国理论最早的提出者和实践者。
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又是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因此,富国必须“重本”。
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
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强国”就须“弱民”,即采取刑赏的手段,使生产者把除了生活和再生产所需之外的生产品,上交国君,私人不得保有多量财富。
《管子》的富国思想,在“重本”一点上和商鞅、韩非相同,但对“末”有不同理解,认为要限制的只是“刻镂”、“文章”的工事。
它把商、工与农、士同列为四民,四民同列,重点是在分工。
此外,《管子》主张富国必须富民,认为“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
以后,荀况在儒学的基础上吸收各家的富国思想,著有《富国》专篇,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富国理论。
他“重本”,但也肯定工商各业在社会经济中起作用,只是说对商贾的数量要有所限制;并明确提出富国必须以富民为基础,主张“上下俱富”。
富国之策,受到汉以后历代思想家的重视。
到宋代,李觏著有《富国策》十篇。
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赋税思想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主要问题之一。
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
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
管仲相齐时,提出“相地而衰征”的赋税征收制度,即按土地好坏差别征以不同的税额,体现了使纳税者负担公平的原则。
儒家在赋税问题上主张“薄税敛”,即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但荀况不是象孔丘、孟轲那样主张恢复“藉田以力”的“公田”制来达到这个目的,而是追随管仲的思想,认为“相地而衰征”是“王者之法”,因而主张“等赋”,即按田地优劣制定赋税的等差。
这些都表明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公元前就有了朴素的级差地租观点。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这方面的论述。
如《周礼》一书很注意对市场、物价进行管理的问题,提到当时官职中有司市、贾师掌握“平市”、“均市”、“成价”、“恒价”等事。
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
《管子》的《轻重》篇,则从货币流通量影响物价的角度,提出国家可利用收缩或投放货币的政策来平抑物价和积蓄重要物资,同时也可用来作为打击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活动的手段。
汉武帝时,桑弘羊实行的平准、均输政策,主要目的也在于平抑谷价。
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
奢俭思想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
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先秦儒家,把“礼”作为区别奢俭的标准,反对各个等级的人有超礼制标准的消费,超过即被指责为奢,其目的是维护消费方面的等级制。
墨家和道家也都主张黜奢崇俭,只是区别奢俭的标准不同于儒家。
墨家主张不分等级,以维持生命健康需要为消费标准;道家则以原始时代简陋的生活条件作为理想。
秦汉以后,黜奢崇俭成为对待消费问题的封建正统教条。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
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木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
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
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对这一思想,北宋范仲淹(989~1052)和明代陆楫都有所阐发。
陆楫明确反对禁奢,认为扩大消费是增加贫民生计的重要途径;俭只能使一人一家免于贫,而奢则能“均天下而富之”。
这种学说是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已有相当发展的反映。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方面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相应地出现和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19世纪中叶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提供了条件,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
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
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
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但是重商主义的研究只限于流通过程,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
古典经济学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
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
这时,封建制度还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
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
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W.配第和法国的P.布阿吉尔贝尔。
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
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初的以F.魁奈和A.-R.-J.杜尔哥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
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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