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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修复

《论修复》

　　Viollet-le-duc,1854-1869

　　【译者评：

下面这篇文章，译自维奥莱-拉-迪克（Viollet-le-duc）1854年出版的《理性字典》中有关“修复”一词的解释。

这是一种跟Ruskin/Morris绝对保护派都不太相同的保护古建的态度——倒是比较接近如今的老建筑的保护性再利用。

维奥莱-拉-迪克在当时对于诸多历史建筑遗迹的保护（包括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后来引起巨大的争议和批评。

然而，正是Viollet-le-duc150年前所阐述的修复原则，奠定了后人保护古建的基本原则。

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法国古建保护的近代史，以及诸多修复手法背后最初的根由。

】

　　修复restoration：

“修复”一词以及“修复”一事都很现代（modern）。

要求修复某栋建筑并不只是要去“维护”建筑，也不是“修理”建筑，也不是去“重建”该建筑；修复意味着把建筑重新恢复到一种完成状态中去（restorationmeanstoreestablishitinafinishedstate），而这种完成状态很可能在过去也从未存在过。

能够把另外一个时代的建筑物给真地修复出来，这一思想仅仅始于1825年之后，人们并不清楚，对于这样一类建构的修复（architectonicrestoration）到底该怎样界定。

或许，这里我们应该借机澄清一下修复一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应该有什么意思。

因为围绕着修复这么一种特殊的活动，我们赋予它的意义以及应该赋予它的意义周围，有着太多的暧昧。

　　前面说了，修复一词以及修复一事都很现代；事实上，历史上，没有哪个民族或是哪个文明会以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方式，去对老建筑实施修复。

　　在亚洲，无论是过去今天，随着时间的消磨，每当一座庙宇倒掉或是宫殿坍塌，人们要么重建一座一模一样的庙宇或宫殿，要么在原址去建一栋【不一样的】建筑。

这并不是说那里的人们首先破坏了古代建筑；通常，亚洲人是让时间之手去完成对老建筑的毁坏的；时间肯定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时间一点一点就把建筑给消磨掉了，彷佛那建筑就属于时间。

古罗马人也复建过建筑；但古罗马人并不修复。

对于这一事实的证明就是在拉丁文中我们找不到一个能够跟今天“修复”一词真正对应的词汇。

拉丁文中的Instarare（新建）、reficere（修理）、renovare（翻新）都不是“修复”的意思，而是“重建”或是“另外新建”的意思。

当哈德良大帝（Hadrian）决定要把古希腊和小亚细亚德古代纪念性建筑恢复到一种良好状态时，他所采用的方式肯定会令今天欧洲各考古学会愤怒；尽管哈德良在古代知识上颇有素养，他的作法仍在今天会遭到抨击。

不过，对【黎巴嫩】巴勒贝克（Baalbek）太阳神庙的修复还不能被叫做真正的修复；那是一种根据哈德良时代人们所理解的原理，而完成的重建。

而那些同样自称很了解古代的托勒密时代的人，他们也没有尊重古埃及诸王朝的建造形式，相反，他们是根据自己时代流行的方式对古建实施了重建。

同样地，希腊人也不会进行修复——也就是说，古希腊人并没有原封不动地对那些倒掉或是毁掉的自己的古建筑们进行复制；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有理由把当下的印记刻在他们重建的任何建筑身上。

使用图拉真拱门上的残石，去建造诸如康斯坦丁凯旋门的作法，既不是修复，也不是重建；那是一种破坏古建筑的行为，一种野蛮的抢劫。

同样，在罗马，用涂料去粉刷胜利（FortunaVirilis）神庙也不是我们所说的修复，那是一种对古建筑的杀戮。

　　中世纪的人，就像古代人一样，并没有修复意识。

一根12世纪的柱子的柱头坏了，会怎样？

后来的人，会用13世纪、14世纪或是15世纪的柱头去替换那个坏了的柱头。

在梁上雕带上一排卷叶饰（crockets）中的一个坏了，怎么办，中世纪的人通常会用当时时髦的装饰风格再做一个卷叶饰装上去。

也正因为这一点，在抵达我们今天的那种对于风格的仔细研究之前，【人们对于古建的维修就是这么做的】，这样一类“替换”只能被理解成为篡改，有时，这样的篡改源自一种人们对建筑构件断代的误判，而这样的误判源自仅仅基于现有文本的推测。

　　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一个老建筑身上用后来的形式去替换本来的构件是件危险的事情，而原封不动地复制老建筑身上的构件同样也很危险。

以为是忠实地复原，那种对于艺术家的信心和良好愿望有可能带来严重的错误后果，因为修复的人所认可的东西也可能只是一种推测。

在另一种情形中，用当下典型的新构件去替代现存的老构件则消灭了早前被修理的缺陷部分的痕迹，而造成早前缺陷的原因，如果我们足够了解的话，很有可能标志着当时某种非凡建筑品格的风采。

我们稍后会解释这一点。

　　自从人类有历史记录以来，只有我们这个时代，在谈到历史时，才对过去采用了一种很是不同的态度。

我们这个时代总愿意分析过去，归纳过去，比较过去，用一步步的前进和进步、以及人性的不同变化阶段，去为过去书写完整的历史。

我们不能像有些肤浅的观察者想当然的那样，把我们这个时代这一新的分析性态度的新现象仅仅当成一些短暂的时髦打发掉。

整个现象异常复杂。

居维叶（GeorgesCuvier）通过他的比较解剖学研究，以及地质研究，向公众直白地展示了一点点地在漫长的时间里这个世界是怎么走到人类这个地步的。

人们对于居维叶的学说非常着迷，都想沿着居维叶为他们描绘的路线在新的道路上走下去。

于是，语文学家们发现了欧洲各种语言的源头，原来，所有的欧洲语言都源自同一个源头。

民族志研究者们也把他们的工作导向了种族的研究，以及每个人种的能力研究。

最后，考古学家也来了，他们研究了经由埃及的来自印度的艺术品，还有来自欧洲的艺术品，他们在各种不同的产品之间比较着、讨论着、区分着，找出它们的源头，描出它们的相互关联，考古学家们用的也同样是分析方法，最终，考古学家们根据某些一般性法则，将这些物品成功地进行了分类。

将所有这些活动仅仅视为是短暂的时尚或是幻想或是某种道德疾病的表现，就等于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些有着高度重要性的科学现象。

对分析方法掉以轻心，就等于在把自牛顿以来自然科学的发现都当成了来自人类随心而变的不重要产物。

但是，如果这种新的分析现象作为一个整体的确重要的话，为什么这一方法的具体体现和细节就不重要了呢？

所有这些研究都彼此关联，并相互支撑。

我们这个时代的欧洲人当他们开始加速前进时，也恰恰是因为他们已经如此迅速地进步着，已经抵达了人类知识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就是他们感到了一个深深的需要，要去重新创造人类的全部过去，就像人们为了未来工作要把一个巨大的图书馆作为基础一样。

把这样一种巨大的努力，仅仅当成是随意念头或是短暂幻想的表现，公允吗？

面对这一现象，谁能犹豫下去，对其意义装作视而不见？

谁能说现代调查和研究毫无意义，只是一些无用的累赘？

恰恰相反：

难道破除旧日偏见、发现被遗忘的真理不正是保证我们真正进步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吗？

　　如果我们这个时代别的都没做到，但是成功地将我们研究历史的新分析方法传给了未来时代（不管是以物质的秩序还是以道德的秩序，传给了未来），后人都该感谢我们这个时代。

事实上，这一点如今已经众所周知。

我们这个时代并没有满足于对于过去仅仅投去肤浅的目光。

我们今天进行的回溯也跟未来的问题有关，并且，将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着帮助。

有了分析，才能有综合。

　　然而，除此之外，眼下的事实是，我们现代的历史调查者们、我们耐心地发掘着废墟上最为微小物件并因此重新发现了不然的话就永远藏匿的艺术的考古学家们，必须要克服掉跟他们工作相关的诸多偏见。

绝大多数人都有这些偏见，对于他们而言，每一次新的发现，每见到一个新的领域，都像是代表着我们自己传统的某种失落；事实上，这也可能体现着我们都太过容易患上的知识封杀主义。

只有加利利（Galilee）的故事才是永恒的。

偶尔，历史也会超越这一层面，但是我们总能够在这些脚步上再次找到人类是怎样通过努力攀登的。

不过，我们可以概括地说，那些具有重要进步的历史时期一般而言都很重视、起码是部分地重视历史研究。

在西方，12世纪代表了一场真正的政治、社会、哲学、文学和艺术领域里的文艺复兴。

也就在这一时期里，的确有人通过他们的历史研究为这一时期的文艺复兴做着贡献。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16世纪。

考古学家因此大可不必太过在意有人总在呼吁停止考古工作。

不止在法国，而是在整个欧洲，公众都很珍惜考古学家的工作，希望跟着考古学家们一道回到过去。

有时，考古学家也该从他们日常跟历史泥土打交道的工作中脱身，去参加一下辩论，去捍卫他们的工作，这很有必要，并无害处：

因为辩论中会生成新的思想；辩论能推动对于那些有问题的问题更为仔细的研究。

要想驳倒人们经常假定为唯一正确答案的方法，只有能够领向更好解答的行动。

因此，我们不该对于那些只沉浸在沉思当下、看似不进步的人，太过严厉，也不要对那些总是用“传统”作为自己偏见的托词的人太过严厉。

事实上，他们那些人没有看到考古发掘中来自过去的丰富性。

他们也许以为所有的人性都该从他们出生的一刻算起，但是他们这样的幻觉，应该鼓舞我们为了弥补他们的短视更加牢固地坚持我们研究结果的合理性。

　　然而，在研究者当中也可以找出一些彻底的狂人来，他们努力寻找着他们恰巧喜欢的某些宝藏，这些人拒绝别人去寻找甚至在他们看来毫不值钱并且一直忽视的东西；在他们眼里，过去就是某种应该被他们所垄断占有的原料。

他们傲慢地宣称，只有某些历史时期里的人类遗产才值得保护，当然，这都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骄傲地赋予自己在人类成就的历史中有权拍板定案。

这样，他们就把自己当成了考古专业的审察者，他们会说：

“那个地层是不健康的，不要挖那里。

如果你胆敢在那里挖的话，我们绝对会在你的同行中宣布你的工作是一种堕落”。

事实上，也就在几年前，那些为了让中世纪艺术、文学和风俗能被更多的人所了解而工作的人，都被如此这般地对待过。

如果说，今天，那些攻击中世纪研究者的狂人们在数量上已有所减少的话，那些剩下来的攻击者们攻击起来更加猖狂，他们今天采用了一种更为有效的聪明策略，就是去影响那些不善深入观察的人。

他们会说，“你正在研究中世纪，你想让我们重视中世纪艺术，不过，你怎么忽视了对于古典时代的研究。

如果让你得逞的话，那我们的监狱很快就会像中世纪监狱那样连窗子都没有了，法庭边上就是刑讯牢房。

你讲中世纪的僧人们如何如何地好。

你因此应该让我们回到僧人的时代里去，像僧人那样活着。

你肯定也要求我们付出十分之一的所得税。

你也一定喜欢让人过上可怕的禁欲生活。

你给我们讲述了领主的古堡。

那你一定反对89原则了，如果我们听信了你，那我们岂不要向领主们交上买路钱”。

有关这些用这么多指控指责我们的狂人（我们坚持使用这个词），最好玩的言论就是他们拥有一个个标签贴给我们：

专用标签。

很有可能，这些人这么指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排斥中世纪研究。

相反，我们倒就该比较公允地去接纳和推荐中世纪研究。

　　这里，读者可能会惊奇，我们这些话跟这篇文章的题目有何关系？

我们稍后会做解释。

在法国，建筑师们从来都不会着急。

在1825年的末期，有关中世纪的文学研究已经变成了相当严肃和复杂的学科。

而这一时期的建筑师们则还把哥特尖拱仅仅理解成为是对德国森林的一种模仿。

这一解释曾经被当成是合理和可信的解释。

那时的建筑师们会把尖拱理解成为他们所认为的一种“病态艺术”的表征。

尖拱就是“断拱”；断拱因此就是病拱。

这一结论曾被认为是定论。

因此，法国大革命砸毁的中世纪教堂，由时间磨损、被遗弃、被人类消磨了的中世纪教堂，都让人想到它们好像是许多空旷的棺材。

正是中世纪教堂的这幅模样，让科策布（AugustFriedrichFerdinandvonKotzebue,1761—1819）给出了这样的评语，其他人也给出过类似的评语。

事实上，那时，哥特教堂的室内场景一定让这些人感伤（如果我们想一想哥特教堂衰败的状况，这也可以理解的。

当然，刺向迷雾的哥特式尖塔也的确激发了不少浪漫诗人的诗句；作家们会提到石束，提到矗立在扶壁上的钟楼，以及一捆捆优雅的小柱子们合在一起去支撑极高的拱顶。

所有这些特征在他们看来都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代表着我们先辈的虔诚（有人说是，狂热）；这些特征指向着一种半神秘半蛮荒的时代，好像统治人们思想的就是某种精神的古怪念头。

我们没有必要在此类无聊的叙述身上做太多的停留；这就是1825年时的思潮，如今，它们都成了被时间遗忘的故纸堆里的文章。

不管怎样，我们能在“法国纪念物博物馆”的收藏里，尤其是在索默拉尔（AlexandreDuSommerard,1779-1842）组织的展览里，仍然能找到诸如此类空洞的词汇。

不过，似乎已经有好多的艺术家已经令人惊奇地真就开始去考察那些被称为是“几百年无知和蛮荒”留下的废墟。

最初，他们的研究肯定是小心的、表面化的；他们也同样受制于【权威们】对于中世纪遗产研究的严厉警告。

就在各类重量级人物庄严开口批评的同时，有些研究者已经悄悄地开始去绘制各类由“哥特人”建造的建筑图了。

事实上，这些研究者当中有些并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因此并不会遵守学院派的清规戒律。

结果，有些研究者就完成了某些卓越的工作，特别是我们想到他们完成这类工作所处的时代。

　　在1830年，维提特先生（LudovicVitet，1802－1873）被推举成为法国历史纪念物的总监察人。

这位敏锐的作家虽说并没有给他的新岗位带来太多的考古调查知识，因为当时也没谁具有这方面的知识。

然而，这位作家带来的，正是一种批判和分析的精神，这就使得我们首次可以开始部分地照见我们古代纪念物的历史。

1831年维提特先生向法国内政部（theministeroftheinterior）提交了一份他在北方诸省考察的清晰而有条理的报告；对于那些有点新思想的人来说，他的这份报告展示了到此为止人们尚不知晓的宝藏的存在。

即使今天，维提特先生的报告仍然可以被视为是同类研究中的杰作。

我们或许可以从该报告中转引如下的论述。

　　“【维提特先生写到】我知道，如果某人要想严肃地讨论中世纪雕塑的话，就会被该领域诸多权威们当成是个悖论。

在这些专家看来，从罗马安敦诸帝（theAntonines）到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I）之间，几乎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真正地称为是雕塑；在此期间生活过的雕塑家们都被他们视为是一些没有教养的冷酷的工匠。

然而，为了认识这一偏见的谬误，我们只需睁大双眼。

我们有必要去看看这种偏见说的是什么，因为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在几个世纪蛮荒结束的时候，中世纪的确缔造了一个伟大而美丽的雕塑学派，而这些雕塑家继承的就是古代艺术的方法甚至是风格。

尽管这样，中世纪的雕塑学派已经是一种现代意义的学派，在其精神和作品的效果上，都是现代的。

就像所有艺术流派那样，这一流派有着自己的阶段和革命；它经历了自己的孩童时代、成熟期和衰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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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我们从破坏的锤子下能够找到一些得以幸免的这类高贵而美丽的雕塑时，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幸运的”。

　　彷佛是为了抵抗那些常规讨论中关于中世纪纪念物雕塑术语的影响，维提特先生在谈到建筑色彩时是这么说的：

　　“事实上，晚近的考察和其它经验已经不容置疑地告诉了我们，古希腊人曾经在他们的建筑身上施加了色彩；有时，他们甚至会在外墙上覆盖绘画。

然而，在过去的3百年里，就是基于少数掉了色的理石，我们的学者们就让我们相信了古代建筑全部不上色，是冰冷的。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中世纪研究身上。

感谢新教运动，到了16世纪末叶，迂腐的学究还有其它的因素，竟然导致我们的想象力越来越没有生气、越来越不自然；也就是说，我们的想象力变得麻木了。

人们开始把原本有着鲜活色彩的教堂全部刷白。

人们开始喜欢赤裸的墙体和墙裙。

如果室内还存在着某些需要上色的装饰的话，那也只是小尺度的局部，就像是一些‘微雕’一般。

既然这样的潮流已经持续了两三百年，我们就得出结论说，过去的建筑可能一直就是这样，而那些来自过去的纪念物一定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一直都是不上色，是赤裸的。

可是，如果你仔细地研究研究它们，你很快就看到它们身上过去色彩覆层的斑斑点点。

在那些白色粉刷剥落的地方，你会找到原来的色彩。

”

　　维提特先生特别地对库西古堡（thecastleofCoucy）废墟印象深刻，在他的报告里，维提特先生针对他在北方诸省考察中所看到的纪念物，对内政部提出了如下的恳请——一个在今天都让我们觉得是特别到位的恳请：

　　“在结束对这些纪念物和它们保护状况的描述之前，部长大人，请允许我对这些我所提到的可能是最有价值、最令人印象深刻、也是我提出想要修复的纪念物们讲几句话。

要对它们做出修复，不仅需要石头和水泥，也需要纸张。

我的目标是要以其整体性和精致细部去重建或者说重塑中世纪的这一伟大古堡，并重现它的室内装饰一直到它室内的家具布置。

一句话，这种理念就是要还给这一古堡以它的形式和色彩，如果我们更大胆一点的话，要还给它原来的生命。

这就是我走进库西古堡围墙内时的想法。

它的巨大塔楼们和主塔（donjon）在某些方面就像是在昨天刚被建好似的。

即便是在破败的状态下，我们还是在古堡里可以看到令人印象深刻的绘画、雕塑和室内布置。

这里记录下了多么了不起的想象力。

它们代表着通向一种对于过去真正发现的道路上的里程。

即便不用去看安德烈•杜•塞尔索（AndréduCerceau）虽然不很精确但很有帮助的平面图和其它图纸，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迄今为止，此类调查工作仅仅是针对希腊罗马时代的纪念物。

然而，我觉得，这样的工作也应该针对中世纪纪念物开展起来，而且，会有更多的成果；因为面对中世纪纪念物时，我们有着更为晚近的事实线索，那些纪念物也相对而言更加完整。

对于希腊罗马时代的纪念物，有时只能鉴于猜测，而在中世纪纪念物身上，我们就比较肯定。

例如，我心中的修复设想就是保留住现有古堡的现状，然后在它对面复建一个古堡，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不会有太多的人反对”。

　　这份由这位杰出的批评家写于34年前的报告所勾画出来的清晰计划就是我们当下正在实施的东西，这项计划不再只是几张纸或是一套图；我们已经目睹了跟库西古堡同样有趣的修复项目以石头、木头和铁的形式真地实现了，这就是皮埃尔丰（Pierrefonds）古堡的修复。

自从1831年历史纪念物的总监察长的报告起，发生了很多事情。

诸多美学辩论出现过；但是维提特先生播下的种子已经结出了果实。

他是严肃地思考了对我们古代纪念物遗存进行修复的第一人；他也是在此方面想出些实际对策的第一人，他也是把批判式分析引入此类工作的第一人。

他打开了大门；其他的批评家和学者们跟在他的身后，艺术家们才开始投身于这项工作。

　　14年后，这位批评家仍在坚持着他所开创的事业，这时，他撰写了有关努瓦永（Noyon）大教堂的历史。

正是在这本卓越的著作中，维提特先生描述了在这类研究中学者们和艺术家们曾经经历的几个阶段：

　　“为了了解一门艺术的历史，仅仅确定这门艺术在某地所经历的不同时期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有必要去了解这门艺术在其它地区的发展过程，有必要去标志出各个阶段上的各种形式，并在其不同种类之间进行比较，不止是在某个国家的范围内，而是要在某个省份的范围内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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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过去20年间有关中世纪纪念物的所有研究就是为了这两个目标，并以这样的精神进行的。

在19世纪初年，英格兰和德国的几位学者就已经先于我们完成了他们自己国家这一方面的调查，并写出了论文。

不久，他们的研究就渗透到了法国，特别是诺曼底（Normandy），并即刻带来了活学活用。

对于此类研究的喜欢也迅速地传到了阿尔萨斯（Alsace）、洛林（Lorraine）、朗格多克（Languedoc）、普瓦图（Poitou），的确，传遍了法国各省。

如今，几乎到处都在进行着类似的工作，不管是调研还是搜集资料，或是准备预案。

不过，时尚总能渗透到新事物中间，有时对新事物带来伤害，不幸的是，人们在展开此类工作时并不总是尊重分析和科学性，有时，时尚还会导致进步大打折扣。

时髦的人总是想要从研究中即刻见效；在面对建筑断代时，有时，人们会采用傻瓜都会的方法。

而另一方面，某些学者出于工作的热情，则走向了教条的极端，已经不再考虑真正的实证，而要坚持先入为主的判断；这就更让怀疑他们的人希望去扭转他们的观点。

不过，除了这些障碍之外——这也是所有新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都有的障碍，这一领域里真诚的工作者们坚持用耐心和修正去坚持工作。

现在，一门新的科学已然成立，只是需要整合和拓展。

当然，还需要修剪其中不切实际的认识；不去修理这些错误就会带来尴尬。

某些未完成的证明需要有个逻辑的结论。

事实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获得的资料已经证明我们是一定可以抵达我们的目标”。

　　有必要从维提特先生的报告中去援引这么长的叙述，以便展示维提特先生在中世纪艺术的研究和鉴赏上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维提特先生有多么伟大，他用光，照亮了自己身边那些身处黑暗的人们。

维提特先生清楚地显示了中世纪建筑是一种彻底和有机的艺术，拥有着自己原创的法则以及建造方式的理由。

维提特先生进一步写到，“如果把这样的事实都当成虚幻，对中世纪艺术采取一种蔑视的怀疑态度，那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那些批评家们根本就睁不开双眼”。

　　就在这时，维提特先生卸任。

从1835年，他的职责全都落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梅里美（ProsperMérimée，1803–1870）先生的肩上。

　　正是在维提特和梅里美两位教父的监护下，才有了一小部分希望对已经被遗忘的中世纪艺术获得完整知识的年轻艺术家们的成长。

在他们明智的指导下，总是带着一种严格的批判精神的鼓舞下，人们才完成了第一代的修复任务。

后来，人们变得越来越敢于冒险，修复的内容也变得更加广泛。

从1835年到1848年间，维提特成为了“历史纪念物委员会”的主席。

在此时期，大量的法国老建筑，从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到中世纪的建筑，都有人研究；也都受到了保护，没有彻底沦为废墟。

我们有必要在此强调一下，在当时，修复计划还是一种新生事物。

早前时代的修复就不提了，因为早前的修复基本上都可以叫“替换”，自从本世纪初年开始，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见证了想要通过某种复合的方式，去修复老建筑的早期艺术的真实思想。

这些组合一开始还是一些想当然的产物。

但至少，我们这个世纪的修复者们已经试图去真地制造古代的部件了。

一手组建起法国纪念物博物馆的勒努瓦（Lenoir）先生曾试图把所有抢救出来的历史遗存做一个编年顺序。

人们一般认为，这位著名的保护专家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更多地在于他的努力，而不是在于他有真知或是真正的批判精神。

这样，阿贝拉尔（Abelard,1079—1142）与爱洛伊丝（Heloise,约1100—1163）的墓在巴黎拉雪兹公墓（Père-Lachaise）里用来自圣德尼（Saint-Denis）修道院教堂下部的小柱子和装饰性拱廊修复了出来：

里面还使用了源自菲利浦和路易（圣路易国王的儿子）的墓身上的浮雕，用了圣日耳曼区（Saint-Germain-des-Prés）贞女小礼拜堂的锁石面雕，用了2尊14世纪初期的雕像。

用同样的方式，从圣德尼墓地里拿来的查理五世（CharlesV）和王后（JeannedeBourbon）雕像被放置在了来自盖依龙城邦（ChâteaudeGaillon）16世纪的墙裙之上，它们则被罩进一个13世纪的壁龛里。

那个被称为是14世纪的房间里被装饰上一道来自圣礼拜堂（SainteChapelle）的十字架围屏风（roodscreen），而同一个壁龛里，雕像边上还有两个13世纪的柱子。

因为缺少路易九世（LouisIX）和皇后普罗旺斯的玛格利特（MargueriteofProvence）的真实雕像，人们就用曾经装点着巴黎瑟莱斯廷教堂（thechurchoftheCelestines）门厅处的查理五世和王后的雕像被挪到这里用以代表圣人国王和王后。

因为法国纪念物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