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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陈寅恪传
史家陈寅恪传
《史家陈寅恪传》
汪荣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汪荣祖先生参以陈氏的文集、诗词,完成这本系统论著,深入研讨了陈氏一生的学术历程与思想,对陈氏的史学成就与地位有持平之论,对陈氏寄托感情的《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等力作亦有中肯的评析。
本书初版由香港波文书局1976年印行,后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1977年先后两次增订再版;其间,1992年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以《陈寅恪评传》为题出版简体字版。
此次再版,据1997年联经版,并经作者重新校订。
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中国的旧学问,大致可分经、史、子、集四门。
博雅通儒,常能对每一门都有心得,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船山),便是如此。
其次则能专精一门,或通经、史,或擅诗、文。
陈寅恪生于新旧交替之世,志已不在此;然他出身名门,家学渊源,又喜博览群书,对经史子集各书,均有涉猎。
据他的同学表弟俞大维说,寅恪对十三经大都能背诵,而且每字必求正解。
但他的抱负不在通经,他的志趣只是研究历史。
章实斋(学诚)曾说六经皆史,在陈寅恪看来,经、史、子集以外,集部的流派,诸如小说、弹词,都可能是有用的历史资料。
陈寅恪有志于史学,而清季治史者,莫不受到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寅恪自不能例外。
考据之学,当时号称“汉学”,其实称为“清学”,较为恰当。
因清儒治“汉学”的,未必尽用汉儒的说法,最多不过用汉儒的方法来说经和整理群籍而已。
无论就范围或程度来说,清代的“汉学”家远超前代,实不能以“汉学”二字,来笼罩清代的学问。
“清学”起源于清初学者对陆王心学的批判与反动。
王学的末流到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境地,不但空疏专断,而且思想贫乏。
当时起来纠正这种风气的学者辈出,大师如顾炎武成为一派的宗师。
顾氏研究学问的方法,即以实证为主,且由经学治史。
黄宗羲及其所创的“浙东学派”,则主张实事求是,由理学而治史学。
颜元与李?
更反对一切玄学,强调实践。
但无论北派颜李、南派顾黄,虽学统不一,但批评王学末流,崇尚实证与经世则一。
实证精神卒蔚然成为顺治、康熙时期的新潮流。
到康熙雍正之际,由于文禁严峻,士大夫怯于发表议论,实证之风乃趋于文字典籍的考订,一时音韵、校勘、金石、目录之学大盛,开了乾嘉学术主流的先河。
所谓乾嘉学风,论者每病其繁琐?
?
。
但乾嘉学者在学术上的贡献,亦不可磨灭,搜集佐证,定为条例的治学问方法虽不始于乾嘉,但乾嘉诸子搜集益勤,科条愈精,而尤重小学,认为读书必先识字。
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读书方法,正是寅恪一生遵行的法则。
但他认为有清一代史学,不如两宋,因清代学者的重点与目的在“经”而不在“史”,故无宋代史学蓬勃的气象。
但他对乾嘉巨子如钱大昕(晓徵)的史学仍甚佩服,以为“精思博识”,为“清代史家第一人”。
钱氏著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书,因其学识宏富,每能订正史籍的伪误,推理论史,亦常能发千古之覆,他尤其能利用辅助学科,如天文、地理、制度、杂史、金石、版本、蒙文等来治史。
他于史学的成就,以官制为最,对历代官制的演变,考证精详;其次氏族,对各时代氏族的流派,了如指掌。
这些都应是陈寅恪推重钱氏的原因。
后来寅恪著史,亦常以职官之演变与氏族之升降为论述的重心。
个人简介
汪荣祖,原籍徽州,1940年生于上海。
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这可见他是在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迁到台湾去的),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博士,现为美国柏堡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上海复旦大学访问学者。
这本《陈寅恪评传》最先于1976年在香港出版,当时题为《史家陈寅恪传》,仅七万余字。
1984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重印,扩为十五万字。
百花洲出的这本是第三次扩写。
作者的背景,和这本书在大陆出版之前的出版情况,使得这本书显得比较“客观”,比较中性,当然,我猜在大陆出版时,仍一定不可避免地经编辑删刈了某些内容。
内容简介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
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
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钻研梵文、巴利文和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字。
1926年归国,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
后任教于国内各大学及香港大学。
1949年后,任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学识渊博,治学涉猎中外,于历史、文学、哲学、宗教、语言学等均有造诣,尤精于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及清初之文学、以及佛教典籍等研究。
主要著述有《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等。
本书作者参以陈氏的文集、诗词,完成这本系统论著,深入研讨了陈氏一生的学术历程与思想,对陈氏的史学成就与地位有持平之论,对陈氏寄托感情的《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等力作亦有中肯的评析。
本书初版由香港波文书局1976年印行,后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1977年先后两次增订再版;其间,1992年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以《陈寅恪评传》为题出版简体字版。
此次再版,据1997年联经版,并经作者重新校订。
∙本书评论
陈寅恪的死
郑珂2009-02-20
陈寅恪是被“造反派”们折磨死的,看到这些实在让人胆战心惊。
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
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
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
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如果上文是真的,那么只能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造成了太大的损失,狂热的思想的破坏力太大了,连对一个老人都没有恻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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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顾准
黄河2006-05-01
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代大师,陈寅恪在近现代学术史中的地位是无人能够替代的。
虽然由于时代的动乱,精神与肉体上的负累,其学术成就远远未能达到自己和世人对他的期望,然而却以其独立之学术精神,博大的文化情怀,令经受了本世纪数次社会重大变革的当世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后世学人)为之叹服、为之深思。
与此相似的是近来突然兴起的“顾准热”,虽然与时下流行的“××热”相比,《顾准文集》的出版无论就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难与之相比,但它所引发的震撼却是巨大而深远的。
日前翻阅朱学勤在《东方》上发表的“愧对顾准”一文,当读到海外学者林毓生来信谈到他在读完《顾准文集》之后,热泪盈眶;读到面对境外学者挑战式地问及大陆学界在六、七十年代有没有“象样一点的人物”,一位学术界前辈佝偻而起,应声答对:
“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时,我的眼泪也忍不住溢满了眼眶……
陈寅恪自称其“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在史学研究领域上承乾嘉,融通中外而自开一代之风,早已为当世所重。
而他的历史文化观和人生观则更完整地表现在他为纪念王国维而作的《王观堂挽词(并序)》与《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之中:
“凡值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代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
直到1953年,陈寅恪在给中国科学院的答复中还是这样说道: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历经大半个世纪岁月的消磨,陈寅恪其志百折不挠,始终不渝,正是这种精神使陈寅恪早在生前已不单单作为一个考据大师、历史学家而存在,更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而存在了。
顾准由于少年时即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得以接受和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他首先是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并在其后多年的实践与革命经历中不断地深化、反思,终于走上一条通过梳理与观照西方文明渊源及发展,而探讨中国革命在“娜拉走后”怎样进行的艰辛之路。
在那个时代,他所面临的环境之恶劣是有目共睹的,而他竟然就在那种悲惨的境况下,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撑起了1957年以后大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断层,达到能够与外部葛兰西、卢卡契、海耶克、柏林等现当代思想家对话的水准(朱学勤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以陈寅恪和顾准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化的转型期占据着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位置。
他们的文化价值正在于其由传统文化而来的信念(陈寅恪在观堂挽联中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是这一信念精粹的体现)以及深厚的西方学术修养背景。
以此而融铸成文化转型之际的新的价值参照系。
而这一文化坐标的确立,或许正是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能与世界文化“和而不同”的关键所在。
不幸的是,整整一代文化精英的沦丧使得这一历史可能几乎永远只能是一种可能。
然而陈寅恪和顾准们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恰恰相反,就在他们的学术研究被打断、个体生存受到威胁、精神世界饱受折磨的时候,他们那独特而深燧的人格之光却注定了要穿透历史的重重迷雾,向后人昭示着一种祟高的文化——人格的同存。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
“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
正如朱学勤在文中所说:
“如果连这样的人都不值得我们纪念,我就不知道学界还要纪念怎样的人才好。
如果连这样的人都不是思想英雄,还有怎样的人才可算思想英雄?
”
“我们不是没有祟高,我们只不过是将祟高与伪教条混为一谈,然后以此躲避祟高。
”
相隔近半个世纪之后,中国文化的走向再次随着“文化热”的兴起而进入这一代人的视野,就在这时,我们重新又抬起头看见了陈寅恪和顾准,也看见了他们用崐毕生的人格与理想为我们所卫护着的那条通向可能之乡的小径——或许在走下去的过程中,我们将能够理解得更深,发现得更多——但吸引和催促着我们脚步的,永远只能是那缕穿越历史而来,代代相传的文化之光!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
这是昔年陈寅恪先生所撰王观堂碑铭之结语。
愿以此献给每一个时代中的思想大师与文化英雄……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
陈寅恪的死
郑珂2009-02-20
陈寅恪是被“造反派”们折磨死的,看到这些实在让人胆战心惊。
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
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
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
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如果上文是真的,那么只能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造成了太大的损失,狂热的思想的破坏力太大了,连对一个老人都没有恻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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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顾准
黄河2006-05-01
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代大师,陈寅恪在近现代学术史中的地位是无人能够替代的。
虽然由于时代的动乱,精神与肉体上的负累,其学术成就远远未能达到自己和世人对他的期望,然而却以其独立之学术精神,博大的文化情怀,令经受了本世纪数次社会重大变革的当世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后世学人)为之叹服、为之深思。
与此相似的是近来突然兴起的“顾准热”,虽然与时下流行的“××热”相比,《顾准文集》的出版无论就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难与之相比,但它所引发的震撼却是巨大而深远的。
日前翻阅朱学勤在《东方》上发表的“愧对顾准”一文,当读到海外学者林毓生来信谈到他在读完《顾准文集》之后,热泪盈眶;读到面对境外学者挑战式地问及大陆学界在六、七十年代有没有“象样一点的人物”,一位学术界前辈佝偻而起,应声答对:
“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时,我的眼泪也忍不住溢满了眼眶……
陈寅恪自称其“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在史学研究领域上承乾嘉,融通中外而自开一代之风,早已为当世所重。
而他的历史文化观和人生观则更完整地表现在他为纪念王国维而作的《王观堂挽词(并序)》与《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之中:
“凡值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代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
直到1953年,陈寅恪在给中国科学院的答复中还是这样说道: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历经大半个世纪岁月的消磨,陈寅恪其志百折不挠,始终不渝,正是这种精神使陈寅恪早在生前已不单单作为一个考据大师、历史学家而存在,更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而存在了。
顾准由于少年时即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得以接受和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他首先是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并在其后多年的实践与革命经历中不断地深化、反思,终于走上一条通过梳理与观照西方文明渊源及发展,而探讨中国革命在“娜拉走后”怎样进行的艰辛之路。
在那个时代,他所面临的环境之恶劣是有目共睹的,而他竟然就在那种悲惨的境况下,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撑起了1957年以后大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断层,达到能够与外部葛兰西、卢卡契、海耶克、柏林等现当代思想家对话的水准(朱学勤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以陈寅恪和顾准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化的转型期占据着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位置。
他们的文化价值正在于其由传统文化而来的信念(陈寅恪在观堂挽联中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是这一信念精粹的体现)以及深厚的西方学术修养背景。
以此而融铸成文化转型之际的新的价值参照系。
而这一文化坐标的确立,或许正是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能与世界文化“和而不同”的关键所在。
不幸的是,整整一代文化精英的沦丧使得这一历史可能几乎永远只能是一种可能。
然而陈寅恪和顾准们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恰恰相反,就在他们的学术研究被打断、个体生存受到威胁、精神世界饱受折磨的时候,他们那独特而深燧的人格之光却注定了要穿透历史的重重迷雾,向后人昭示着一种祟高的文化——人格的同存。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
“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
正如朱学勤在文中所说:
“如果连这样的人都不值得我们纪念,我就不知道学界还要纪念怎样的人才好。
如果连这样的人都不是思想英雄,还有怎样的人才可算思想英雄?
”
“我们不是没有祟高,我们只不过是将祟高与伪教条混为一谈,然后以此躲避祟高。
”
相隔近半个世纪之后,中国文化的走向再次随着“文化热”的兴起而进入这一代人的视野,就在这时,我们重新又抬起头看见了陈寅恪和顾准,也看见了他们用崐毕生的人格与理想为我们所卫护着的那条通向可能之乡的小径——或许在走下去的过程中,我们将能够理解得更深,发现得更多——但吸引和催促着我们脚步的,永远只能是那缕穿越历史而来,代代相传的文化之光!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
这是昔年陈寅恪先生所撰王观堂碑铭之结语。
愿以此献给每一个时代中的思想大师与文化英雄……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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