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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荀的主要思想
孔孟荀的主要思想
孔子的主要思想
一、礼
孔子将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设定为“复礼”。
这个礼,即“周礼”,包括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矩、仪式,由周公所创立。
周公创立周礼,主要是通过对原始巫术礼仪继承和改造而成。
原始巫术礼仪起源于原始社会,包含了大量的各种民主、仁爱、人道的精神;同时它们又构成了原始社会强有力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些繁细琐碎的仪式,就是一些不成文法典,是不可违背的,在这些礼仪活动中,一举手一投足都有严格的规定,一个动作也不许做错,一个细节也不许省略、漏掉,否则就是瀆神,大不敬,会给整个氏族、部落带来灾难。
周公改造了原始巫术礼仪,加进了一整套有关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
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在经济基础上延续了原始社会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社会结构,从而这套礼仪一定程度上又仍然保存了原始的民主性和人民性。
孔子所在的时代已开始“礼崩乐坏”,这是早期奴隶制在向发达的奴隶制过渡,氏族统治体系的社会结构在瓦解。
孔子在这个社会的变革时代,主张复礼,在政治上他是保守、落后的。
但孔子维护周礼,要求保持、恢复周礼,并突出强调其中的民主、仁爱、人道的精神,这些因素有超越社会变革的更高的普世价值。
历史往往就是在这种二律背反中行进。
二、仁
如果说“礼”是孔子因循前人,那么“仁”说则是孔子的创造。
包含着四个方面的因素。
1、血缘基础:
孔子以仁释礼,礼是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氏族统治体系,所以仁的根本目标是维护或恢复这种体系。
故《论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
”这个本就是仁。
后来孟子解释为“亲亲,仁也,”“仁之实,事亲是也。
”孝、悌通过血缘从纵横两个方面把氏族关系和等级制度构造起来,所以孔子又称孝悌为政之本,。
孔子在当时氏族体制、亲属关系崩毁的时代条件下,把这种血缘关系和历史传统提取、转化为意识形态上的自觉主张,对这种超出生物种属性质、起着社会结构作用的血缘亲属关系和等级制度作明朗的政治学的解释,使之摆脱特定氏族社会的历史限制,强调它具有普遍和长久的社会性的含义和作用,这具有重要意义。
2、心理原则:
“礼”本是对个体成员具有外在约束力的一套习惯法规、仪式、礼节、巫术。
包括“入则孝,出则悌”等,本也是这种并无多少道理可讲的礼仪。
在当时“礼崩乐坏”的时代,自然出现了一种对这套传统礼仪的怀疑和反对的浪潮。
要复礼,就必须对礼作出新的解释。
孔子对礼作出了一套合符人的心理欲求的全新的解释,把礼的基础直接诉之于心理依靠。
这就把礼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神秘性的东西变为人情日用之常,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溶为一体。
这种现实的伦理心理模式,正是仁学和儒家文化的关键所在,这使仁学一开始避免了摈斥情欲的宗教禁欲主义。
孔子没有原罪观念和禁欲意识,相反,他肯定正常情欲的合理性,强调对它的合理引导。
正因为肯定日常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和身心需求的正当性,它也就避免了、抵制了舍弃或轻视现实人生的悲观主义和宗教出世观念。
孔学和儒家积极的入世人生态度与它的这个心理原则是不可分割的。
3、人道主义:
因为建立在这种情感性的心理原则上,“仁学”思想在外在方面突出了原始氏族体制中所具有的民主性和人道主义,仁者爱人,即由“亲”及人,由“爱有差等”而“泛爱众”,由亲亲而仁民,即以血缘宗法为基础,要求在整个氏族、部落成员之间保存、建立一种既有严格等级秩序又具有某种“博爱”的人道关系。
这样,就必然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交往性,强调氏族内部的上下左右、尊卑长幼之间的秩序、团结、互助、协调。
这种原始的人道主义,是孔子仁学的外在方面。
“仁”的这一要素对个体提出了社会性的义务和要求,它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作为人性的本质和“仁”的重要标准。
“仁”的主体内容是这种社会性的交往要求和相互责任,无父无君,儒家认为就是禽兽。
4、个体人格:
与外在的人道主义相对应并与之紧相联系制约,“仁”在内在方面突出了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
孔子实际就是把复兴“周礼”的任务和要求直接交给了君子们,要求他们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去承担这一“历史重任”,把它作为个体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义务。
他强调“为人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当仁不让于师”等,表明“仁”既非常高远又切近可行,既是历史责任感又属主体能动性,既是理想人格又为个体行为。
而一切外在的人道主义、内在的心理原则以及血缘关系的基础,都必须落实在这个个体人格的塑造之上,这当然极大的高扬了个体人格,提高了它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历史责任性。
正是由于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追求,在认识论上便强调学习和教育,孔子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至今还有意义的教育学规律。
孔子的学还强调意志的克制和锻炼,主动地严格约束自己要求自己,《论语》中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
5、实用理性:
孔子仁学的一个整体特征则是实用理性,它构成儒学甚至中国整个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民族特征。
所谓实用理性,首先指的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
不是用某种神秘的狂热而是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不是禁欲或纵欲式地扼杀或放任情感欲望,而是用理智来引导、满足、节制情欲;不是对人对己的虚无主义或利己主义,而是在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中取得某种平衡。
这就是所谓不偏不倚,中庸之道。
实用理性又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即它不在理论上去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问题,并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辨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去如何妥善地处理它,“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不是去追求来世、三生业报或灵魂不朽,而是把人生目标都放在此生的世间功业文章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等。
意识形态和思想传统从来不是消极的力量,它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的性格,成为巨大的传统力量。
孔子通过删定诗书,教诲学生,使这个模式产生了社会影响,并日益渗透在广大人们的生活、关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它终于成为汉民族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模式,孔子也几乎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
孟子
一、生平
二、基本思想:
孟子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说,孔子只讲仁,而孟子则演绎出了仁义并重的“仁政”学说和以仁义礼智为主体的一套心性思想。
1、仁政:
制民之产,使民以时,富之然后教之,“有恒产者有恒心”;
反对战争,“善战者服上刑”,认为天下惟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与民同利害,共忧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
民贵君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
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
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
仁者无敌: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为界,固国不以山河之险”。
赞成革命,主张吊民伐罪,誅独夫民贼。
君臣以道义相谋,以礼义相合,“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
二、性善论。
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之处在于人先验地具有善的萌芽,孟子称之为四端: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沭惕测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测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测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
这四端,也即是人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一种“良知”、“良能”,一个人生下来后,能保有和扩充其四端,就具有了人的四种基本的道德品质:
仁、义、礼、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也是统治者行仁政的出发点: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
三、尽心知性则知天。
孟子是强调天人合一的,他首先塑造个义理之天,然后把人的美好的道德品质又说成是由上天所赋予。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
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人心中的这些良知良能,人人皆有,这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但普通人与君子之所以又有不同,则在于圣贤能不断地去发现和发扬,亦即能自觉地意识和保存、扩充自己内在的先验的善性,也就是所谓存善。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求则得之,舍则存之。
求在我者也。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
”能尽其心,则自会知其性,也就能上通于天,“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矣。
”
四、人皆可以为尧舜。
既然人人都先天地具备了善性,所以在理论上而言人人都是一样的,都有成为完人的可能性。
这关键是看个人在后天的主观能动作用,即是否有为。
孟子鼓励人们见贤思齐,“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道德修养、人格完善必须有坚定的意志,尤其在逆境中更能磨炼一个人的意志,“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
孟子有关修养的理论还包括清心寡欲、持志养气等多方面。
其中养气,即浩然之气,孟子自言难言之,有点神秘性,但他强调这种浩然之气只能是通过自然的、自觉的、自愿的长期积累而成,“是集义所生也,非义袭而取之也。
”要勿忘勿正勿助长。
人格完善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为圣贤,孟子也称之为大丈夫: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大丈夫不仅以道义自律,甚至于能杀身成仁,这极大地突出了个体的人格价值及其所负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荀子
一、生平
二、基本思想。
荀子上承孔孟,开启汉儒,是儒学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
1、隆礼重法。
荀子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有关礼的思想。
孔孟以仁义释礼,重礼仪细节,不重刑政,荀子则大讲刑政,并称礼、法,成为荀学区别于孔孟的基本特色。
与孔孟大讲仁义偏重内在心理的发掘不同,荀子重新强调了外在规范的约束,礼本来就是一种外在的规定、约束和要求,孔子以仁释礼,企图为这种古老的外在规范寻求某种心理依据;孟子发展这一线索而成为心性论的人性哲学,而不重视礼乐本有的外在的强制性规范功能。
荀子则强调发挥了礼在治国平天下的群体秩序规范方面的作用。
礼是什么?
荀子认为:
“礼起于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
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是夫群居和一之道。
”
荀子认为人必须生存在群体之中,如果没有一定的规矩来确定各自等差制度,这个群体也就无法维持,而这就是礼。
把礼归结为人群生存所必需。
“人最为天下贵也。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
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人何以能群?
曰分。
分何以能行,曰义。
”
一切社会秩序和规则是人作为族类存在所必需的,从而荀子的人道就不同于孟子,它不是先验的内在的道德心理,而是外在的社会规范;不是个体自发的善良本性,而是对个体具有强制性质的群体要求,内在的仁义道德必须通过这种外在的规范才有可能存在,“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因此,荀子的礼,已不再仅仅着眼于个体的修养,而是从进行社会规范的整体统治立场出发,他不再仅仅着眼于个体的仁义孝悌,而是更强调整体的礼法纲纪,并认为前者是服从于后者的,“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
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
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
”荀子实际上是开创了后世以严格等级为统治秩序的专制国家的思想基础。
2、性恶论。
从现实的群体规范秩序出发,荀子提出了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来是非常粗糙的,人必须自觉地用现实社会的秩序规范来努力改造自己,“其善者,伪也。
”他同孟子不同的是,孟子着重于主观意识的内省,而荀子着重客观现实的人为改造,这为统治者加强强制统治和所谓教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3、天人相分。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缀冬,地不为人之恶远也缀广。
”尽管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能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并使之为人类服务。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
”如果说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最先树立了伟大的个体人格观念,那么荀子则最先树立了伟大的人类族类的整体人格气概。
4、学。
学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学不仅指获取知识,也不限于修身,而是与人类生存的特征:
善用外物、制造事物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了联系,“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
君子生非有异也,善假于物也。
”由此,荀子在理论上突出了人能主宰万物的主观能动作用:
“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于道。
”“騏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碶而舍之,朽木不折,碶而不舍,金石可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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