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争舆论与五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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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争舆论与五四
政争、舆论与五四
摘要:
五四运动是政党派系极具蛊惑性的言行煽动与普通民众迷茫的爱国热情混合的产物。
研究系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被皖系屏弃之后,多为“第一流人才”的研究系要人,凭借其掌握的《晨报》《国民公报》等言论喉舌、外交委员会、国民外交协会和梁启超作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的有利条件,形成国内国外、在朝在野“四位一体”的配合机制。
研究系在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旗帜的掩盖下,以外交为名目,以策动传媒、鼓动舆论为手段,把政争的火矢射向了众矢之“敌”的段皖势力,最终成了五四运动的点火人。
中国论文网/4/view-12883365.htm
关键词:
政争舆论五四运动研究系
中图分类号:
K261.1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8705(2017)01-52-60
作为多面性社会政治事件的五四�\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主流观点多认为,它是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欧风美雨酝酿下的思想启蒙与巴黎和会中国正义呼声惨遭压制,此两者的对撞冲击,再加上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推动领导的结果1。
然而新文化运动孕育出的思想启蒙似乎只是当时知识界的思想文化背景,思想启蒙的洗礼并不能解释五四运动为什么于“此时”、“此地”必然发生;中国外交的“不幸遭遇”也未必导致学生的爆炸式运动及因此激化的一系列暴风骤雨般的连锁反应,在这两者之间,以各种名义加入其中产生催化作用的动员者,他们的纵横捭阖更有可能是运动于“此时”、“此地”必然爆发的主因;诚然,李大钊、陈独秀等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起到总体的领导作用,但是这种领导作用具体到“何时”、“何地”上又有不同。
正是出于对主流观点的质疑,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视角去探寻五四运动的起源。
刘永明在其著作中阐明了国民党的政治领导、组织动员和思想号召对推动五四运动从爆发到取胜的重要影响;周策纵在其名著中论述,五四运动的发生是民众要求“把自己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1强烈愿望的表达,也是反段势力煽风点火的产物,但是其对反段势力“幸灾乐祸制衡的帮助”2却没有详细说明;欧阳军喜的文章以林长民为主线来研究五四运动,作者认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不仅缘于思想文化的酝酿,也有政治势力的诱导。
冯莜才认为五四运动是处于皖系军阀包围下的大总统徐世昌、半在野的研究系和被逼南下护法的国民党三者把打击目标指向共同政治仇敌段皖合力的结果3。
本文则试图以研究系为中心,论述五四前夕政争与舆论对运动爆发的关系,拟作粗浅之谈,以作引玉之砖。
(一)兔死狗烹,以段为敌
1917年夏,研究系襄赞段祺瑞讨平张勋复辟有功,该系要人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汪大燮、范源濂等入段内阁,煊赫一时。
研究系欲以北洋莽夫之力为基础实现“政党内阁”,但为皖系所不容。
段皖优容研究系不过“利其虚声,点缀北洋门面”4,以之打击死对头――国民党势力、摧毁旧国会,再加上段祺瑞心腹徐树铮等“与研究系共事之危险”5、“政客最无气节,而研究系尤甚”6的煽耳风,梁等终被排挤出段内阁。
该系遂寄希望于新国会,意图在选举中独占鳌头。
然而在1918年5月开始的新国会选举中,一方面面对“交通以财力接纳北洋”7,另一方面在徐树铮“对‘野心不死’研究系之‘大肆煽惑,乞相机防止’,‘严加注意,勿为惑所要’”8的操控下,北洋交通联手攻击,“专凭三寸不烂之舌”9之研究系不得不铩羽而归。
民国初年,武力称雄,政客只不过是流水的兵,军阀才是铁打的营盘。
昙花一现之研究系政客,不得不退出政坛中心。
面对段皖的卸磨杀驴,研究系自然是一万个不甘心。
“当日中国新闻界较有力者,多属研究系”10,而研究系要人又多为“第一流人才”,所以其欲凭借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执舆论界牛耳之优势,拉紧舆论这张大弓,以民族主义为箭头,孤注一掷地射向段皖阵营。
而段祺瑞政府参加欧战后,以编练参战军为由,向日大举借款。
研究系以此为机,口诛笔伐:
“少数蠢如豕贪如羊狠如狼之武人”“悍然以国家最可宝贵之产业滥押借款,以作争权夺利之用,”“且不论此宗亡国借款将以供给战费、延长战祸,荼毒我生灵,殄瘁我邦国,纵使其用途一如其表面上所巧定之好明目,而吾民之卖妻鬻子之不遑也……其条件较袁项城时代第五项尤甚。
呜呼!
人之无良至此极矣。
我中华民国何其不幸乃有此败类。
”“中国或致沦为一国之专制后,以作二三卖国贼发财之代价,其期始不殆远矣。
”11民国肇造,我国大众传播发展尚还落后,故以报刊为主的媒介是当时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民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活动深受其影响。
所以消息一经披露,一时舆论哗然,皖系闻之震怒异常,以致不得不借以袁氏之《戒严法》,于1918年9月24日以“损坏邦交、扰乱秩序、颠覆政府”1为罪名,查封《晨钟报》等8家报社。
(二)粉墨登场,藉外交制段死命
研究系秉持其前身进步党之“与现有势力相结合,意欲乘机而指导之、改造之”2的一贯宗旨,在被皖系屏弃之后,在以徐世昌为首的“文治派”与段皖军阀势力的暗斗中,研究系审时度势,开始与“不甘心做别人的工具”3的徐世昌结合以图打击皖系,“徐意在对段示威”,梁、林等“意在对段泄愤”4。
巴黎和会即将召开,研究系希冀以此粉墨登场,“正义人道的外交场”5又开始在该系要人脑海中浮现。
唯梁启超马首之研究系为此在报刊上大肆宣传造势,呼吁列强支持中国参加和会。
研究系分子积极介入和会外交,既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政治情怀的促使,也是试图以此为机摆脱被皖系打压下政坛中心边缘化趋势的表现。
对外交梁等人也有这样的认识:
“对外问题易发动,对内问题难发动……外来侵略是直接的,割地、赔款、夺路、掠矿等,容易为人所注意,人们对此也较敏感……危险程度也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
”6故研究系意图以外交之力反制皖系。
在以段皖为敌的政治战场上,“徐世昌为幕后政敌总司令”,梁、林等研究系为“临时前敌总指挥”7。
被皖系查封的《晨钟报》在徐世昌“偃武修文”的暗中扶持下,新瓶装旧酒,以《晨报》为名重新成为该系之喉舌;同时“大总统以欧战结束,中国将参加和议,兹事体大,非事前有熟悉外情之人实地调查,必不能筹策万全,操临时之胜”8,乃接受林长民建议,派梁启超赴欧担任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除此,徐又采纳梁、林等提议,以“网罗外交人才,共同研究外交问题,又以之补助外交部之不及”9为名设立外交委员会,以汪大燮为委员长、林长民为事务主任。
外委会以研究系为主体,据外委会事务员叶景莘回忆:
“除汪、林二人及事务员每日到会外,委员常来并对事务关心的只有熊希龄一人,王宠惠亦有时来,其他委员来开会时都是敷衍态度”10。
和会之初,国内一直洋溢于舆论制造的乐观气氛中。
陈独秀歌颂威尔逊乃“现在世界上第一好人”11,顾维钧称赞威尔逊主义是“被压迫民族的一线希望”12,甚至有人意欲以此“挽百年国际上之失败”13、“与英法美并驾齐驱”14。
以梁启超为首研究系要人也对威尔逊主义和巴黎和会抱有过于乐观的态度。
梁感叹威尔逊主义“诚为人道之福音,世界永久和平之依据”15。
其从巴黎发回的电文也流露出“公理即将争胜强权的兴奋”:
“宣战后,中德条约根本取消,青岛归还已成中德直接问题;日虽出兵,地位与诸协约国等,断不能于我领土有所侵犯,更不能发生权利继承问题……总之此次和会为国际开一新局,我当乘机力图自由发展。
前此所谓势力范围、特殊地位,皆当切实打破,凡约章戾此原则者,当然废弃,青岛其一端耳。
至关税、裁判两事,失此不图,更无机会,以断不容延迟。
”1披着和平主义羊皮的威尔逊主义和巴黎和会,由于舆论界的过分渲染致使国人对其盲目乐观,而多为文化名人的研究系分子的宣传“又加重了人民群众对原有的帝国主义的幻想”2。
(三)引风吹火,打击交通
日本乘欧战之机掠取中国大量铁路矿权,甚为英美嫉恨。
战后,英美欲以“铁路统一”打破日本在华经济垄断地位。
汪大燮、林长民等亦欲借英美倡议来打击新旧交通系,“即利用此机以翦除合肥羽翼,断其日援之路。
”3
外委会成立后,汪大燮、林长民即提出“铁路统一案”电巴黎专使以待和会提出,然此举遭致以曹汝霖、梁士诒为首新、旧交通系反对,双方僵持。
1月18日第一次春耦斋会议双方激辩,不欢而散。
“铁路统一案”遂“已成为党派政争之工具”4。
3月7日,在第二次春耦斋会议上,梁、曹主张强硬,态度坚决,研究系“铁路统一案”被交通系之提案肢解。
不死心之研究系试图发动舆论之力,旁敲侧击交通系之亲日卖国以营其私,以图挽回颓势,“此案与外交委员会原提者不同。
盖原案为全部之统一,此案则为局部之统一。
然在我国内,则故已胡涂了结,某国人与某系可以暗中相庆,不待言也。
”5“曹汝霖一派之反对,必别有理由,非诚心为路也,一般人均信其理由有四:
(一)保存日本之势力范围,以便保存其不法之铁路合同。
(二)永以各路为交通系之私产,得任意取求。
(三)使一般人民注意于统一问题而不问迫订之山东、满蒙正合同之举。
(四)使一般人民不复注意于军事及军械秘密合同之事,以该合同若尽行披露,于彼派甚不利也。
”6研究系言词“不免含有党派负气之语”7。
然而该系的鼓动唇舌没有起到意想的结果,最终发端于“国中三五无责任之反对政府者”8之“铁路统一案”在新、旧交通系的联合围剿下还是胎死腹中。
和会召开之初,十人会上顾维钧语惊四座,发言十分精彩,对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9,国人闻之振奋,以为此次和会真可开国际一新局以挽百年来之外交失败。
顾氏发言之后,美国乘势要求公布密约,然而围绕密约公布之事,中日双方反唇相讥,遂发生小幡公使事件。
《晨报》对此较早披露,虽“真否固不可知”,却竟以《外交问题吃紧》为题,“小幡日使是日态度异常,措辞锋利。
当晤陈次长时,即以告诫顾王二君为要求,谓嗣后中国代表在和会有所建议,均当秉承日本代表之意旨,否则取消退还青岛之宣言,并占据山东,所有以前尚未交清之参战借款一千七百万亦不交付,且中国将蒙其他不利益云云。
”10报道中日本蛮横无理、暴戾恣睢的形象格外突出。
《晨报》的报道将人们的视线集中于这一事件,自“二十一条”逼签以来,国人遭压制的反日情绪经《晨报》等媒介对小幡公使事件的调动后更加激昂,以致后来这种强烈的反日排日情绪汇成决堤的舆论洪水,研究系在其中当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迫于各方压力,北洋政府决定以政府公报形式公布密约,但此举遭致研究系“既已提交和会,即不必要在公报宣布,以致纠纷”1的强烈反对,以林长民等研究系认为“一面宣布密约于和会,以待国际之公论;一面宣布密约于国内,以验众意,”2最后密约“听各报自由披露”。
密约这类的舆情事件由各政党派系控制下的报纸揭露势必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影响。
大众传媒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使密约的披露经过各报纸广泛渲染之后,立马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密约)公布之后,大家看到又是曹汝霖、章宗祥经手,已经火上浇油。
”3“没有不痛骂曹、章、陆没有良心的,没有不想借一个机会来表示反抗精神的。
”4政争的言论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口号下,则格外具有杀伤力。
民意的澎湃洪水夹杂着政争的涓涓暗流,冲打着以曹、章、陆为首的北洋交通系,而“段系军阀,实与此三人相依为命。
”5
1919年2月16日,巴黎和会期间最为活跃的民间外交团体――国民外交协会成立,然而该团体研究系色彩非常浓厚,七理事要么是研究系要么跟研究系关系颇为密切6。
因而其“无党派畛域之分,”“专为研究外交之团体,不涉内政”7之宣言亦成为空头招牌,代表国民的意义黯然失色,遂成为该系从基层煽惑群众、鼓动舆论之工具。
(四)积毁销骨,终致“五四”爆发
“铁路统一案”破产之后,心有不甘之研究系“汲汲思一嫁祸于人之法,乃将青岛问题谓系曹、章、陆等办坏;”8同时密约披露之后,群情激愤,“利用学生爱国热诚,将各项借款与巴黎和约,杂糅牵连,以乱学生耳目。
”9
梁启超到达巴黎后,便“以私人鼓吹舆论”10,力图将胶济铁路与山东问题联系起来,实质是让曹、章、陆等交通系对山东问题负责。
2月23日,致电外交部,“胶济路关切肤利害,不能与青岛分为两案。
”113月6日,致电徐世昌,“又,高徐、顺济路约发表以来,外人哗然,以为中国政府自愿对于二十一条加以保证,授日本以极好口实。
美外交部兰辛谓:
中国弱点惟在此。
查自日本占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为根本。
去年九月德国垂败,政府究何用意,乃于此时结此约以自缚!
为今计,惟有使订约之人负担,庶可挽回,展开新局。
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人毁坏,实为可惜。
”12梁此电用意至为深险,在把握一时良会、维护国家利益之表层下,欲将中国外交弱点归罪于加绳自缚之曹、章、陆等人,一来使政府摆脱外交危局,二来以泄私愤。
梁又将此电转致林长民等人,林等将此文稍作修改,删去外交机密部分,见诸3月22日《晨报》13。
新闻报道关于形势的微小变动都极有可能引起民情的巨大震荡。
此论一出,遂引起剧烈震动,对舆论产生巨大影响,“在野有人主张应归罪于1918年中日订约之人,为救国计,此论一出,遂致学界发生激烈运动。
”14月16日,梁致电国民外交协��,“此间议论二十一条共知为被逼,而高徐顺济路约,形式上乃我主动,不啻甘认日本垄断德国权利为正当。
去年九月,德国垂败,我国因区区二千万,加绳自缚,外人腾诮,几难置辩,现最要先废此约,务请力争。
”2林等收后同样见诸《晨报》3。
在国外梁氏通过内幕消息的揭发,调动民情,国人无不深深感叹“外交界造下来的罪孽,真正的不少”4。
在国内研究系鼓动舆论,刺激民气,将山东问题换文与济顺高徐二路换文杂糅,混淆视听,以前者之“欣然同意”解释为曹、章、陆等之断送胶济、高徐顺济铁路及承认二十一条之罪证。
“所谓山东问题,非仅青岛而已,青岛以外,如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等(即顺济高徐二路)皆关山东全省之命脉,不可有一容人鼾睡者也,仅提青岛纵使可得,倘胶济问题不有解决,则远东之乱源未弭即鲁省之实质无存。
”5“林每日赴大学讲演,明晰事实,鼓动感情……且以徐树铮勾结曹汝霖卖国之说,聒于耳目。
”6客观事实在传播过程中往往受到主观意识的浸噬,当新闻报道等传媒手段所渲染的具有说服动机的论调引起一部分民众的共鸣时,便会产生一种社会舆论,这种舆论若在传播中再受到党派浓厚的价值倾向与主体意识的浸淫,舆论则骤变为民意,这种民意更具有强大的煽动性和号召力。
变质的民意与激愤的群情很容易摩擦出“一种不可思议之狂热”7。
经研究系煽惑之后,国内舆论皆将交涉失败之罪归咎于曹、章、陆。
“此时舆论咸归咎于1918年订约之人。
”8“胶济铁路于寥寥数字之中断送与日本。
章宗祥亦可为极巧妙之外交官矣。
”9“失败的原因竟完全在……‘欣然同意’四个大字上面。
”10“胶济铁路换文中‘欣然同意’的字眼又使专使噤声;青年怨恨,悉集于曹、章、陆。
”11“(中国外交)受此四字的束缚而完全失败……无不愤恨。
”12“当时的心情,恨内奸更甚于恨敌国,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13研究系利用其在舆论界之执牛耳之地位,再加上把持外委会和和会会外顾问的优势,通过内幕消息第一时间的披露,把民众迷茫的爱国热情引向激进。
巴黎四人会将要对德国在山东权利做决定时,中国外交吃紧。
4月24日梁启超即电国民外交协会,言形势对中国外交甚为不利。
梁氏一纸电文,满城风雨。
林长民收此电后,即拟林署名之《(代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置5月2日《晨报》头条,以下为全文:
“昨得粱任公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
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征实矣。
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处置,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
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千九百十五年之二十一款及千九百十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
呜呼!
二十一款出于胁逼,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
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
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1
信源的可信度与说服效果有直接关系,而发布者的“意见领袖”地位就更增加了这种说服效果。
“该文虽无详细说明,但作者是大总统顾问,又是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所以大家看了都深信不疑。
”2在激进的爱国情绪已达沸点,任何一丝舆论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使之喷薄而出的情况下,“这篇文章非常耸人听闻”3。
因而消息一经传开,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在国人中引爆。
希望的旗帜举得越高,在绝望的泥潭中就会陷得越深。
舆论长期宣传孕育出来的世界大同思想及民众由此对帝国主义天真的幻想,而最后诞生的却是“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的恶果。
列强的殖民主义丑剧在巴黎和会上重新上演,北洋军阀卖国面目被揭穿,舆论所烘托起的空虚的希望,不堪一击,弱者为寻求公理而拼命却无力的呐喊,还是被强者以强权为伥的耽耽逐逐的叫嚣所掩盖,最终“中国的太阳没了,连国家新生的摇篮也被别人给偷走了。
”4
当一个个分散的观点水滴经过传播而汇集成民意洪水时,它便具有高度的正当性。
当把派系斗争融汇于为正义而高呼、为民主而呐喊的滚滚浪潮中,党派倾轧就镀生了一层进步色彩。
政争的湍急暗流所激起的民族主义的民意的汹涌波涛将曹、章、陆冲打到千夫所指的风口浪尖,同时自甲午以来,国人深受日人欺凌,强烈的质疑感使国人对他们的信任如同巨浪拍打下汪洋中的一叶扁舟,民心所向之时,曹、章、陆三人孱弱的声音,终被激进的民族主义咆哮所掩盖,即使山东议员王讷等少数试图为他们开脱,“济顺高徐路借款合同系纯粹他方面经济借款性质,于青岛交涉全案上毫无发生关系,”5但事实性信息已被弃如敝履,民族危机语境下,价值性判断已成为真正的支配力量。
舆论对外交失败的煽动对青年学生对外交局势的认知有很大影响。
学生是一个尚未完全进入社会网络的特殊群体,天真烂漫,热情易动,容易受到感染、煽动机制的制约,往往带有较大的情绪性和激动性,容易形成非理性的群体行为。
山雨欲来风满楼,五四爆发前几日,《晨报》对外交失败信息的极具煽动性的渲染和鼓动,“诉诸感情”、“诉诸恐惧”试图用一种赴国难的气氛来感染民众,进一步把青年学生对外交形势的忧虑、生存环境的恐惧抬到了极点。
“国内若再无一致精神以对外,则此次外交之失败,及足以亡国。
”6“时至今日,国民犹不自图补救,则真不知死所也。
”7“今当正义公道大伸之日,而吾国之争山东问题乃独一失败闻。
然吾国民岂可因是稍有退屈而不誓死力争乎?
”8“此次和会非欲以正义公道为基础乎?
非欲以一和平之新局面乎?
此谓和平之新局面又何谓也?
”9“最后一个星期竟有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而失败的缘故,一大半为着国内有亲日派的暗中动作。
”1舆论铺天盖地的报道宣传将广大民众淹没于表层信息的洪流中,政客“尽其毒舌之所能,任意造谣毁谤”2掩盖真实动机的摇旗呐喊,仿佛又使迷茫于绝望洪流中的学生明确了方向。
“五月三日,林长民获悉:
国务院已发密电,令代表团签字。
汪大燮焦急,叶景莘建议速告蔡校长。
汪大燮即坐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孑民先生家。
当晚,蔡先生召开北大学生代表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告此消息。
”3第二天,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便爆发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响彻中华大地。
至此,研究系凭借其掌握的《晨报》等言论喉舌、外交委员会、国民外交协会和梁启超作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的有利条件,形成国内国外、在朝在野“四位一体”的配合机制。
在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旗帜的掩盖下,研究系以外交为名目,以策动传媒、鼓动舆论为手段,千夫所指之下,把政争的火矢射向了众矢之“敌”的段皖势力,最终成了五四运动的点火人。
事件爆发之后,皖系、日本方面及其他势力一致认为是研究系“少数嗜利鲜耻之政客”操纵“多数天真烂漫之学生”4。
皖系机关报说,“学生之论调与林长民氏等之言若合符节,是则煽动学生者不外林氏并同调各报之山东的文字已不难推断矣。
”55月21日,日本公使小幡特正式照会外交部,“(林文)似有故意煽动之嫌”且(林)与“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学生酿成纵火伤人暴动之事”6有直接关联。
阎锡山安插在皖系之亲信亦评论道,“此次外交失败,民气不平自在其义,而研究系之借题推倒段系,以自有足迹可循。
”7
(五)众口铄金与“沉默的螺旋”8
一直以来这场运动的动员者多被认为“愤于外交之败,发其爱国之愚”9;而作为运动中的打击对象的当事人的言辞却被视为“饰词狡辩”10,从而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历史不是独角戏,不能仅凭单方评判�矸治觯�若将两者进行对比,历史的脉络岂不更加鲜明?
事件爆发后,政府方面解释道,“济顺高徐借款与青岛本不相涉,当日订约之意,因日本占据胶济铁路后,日军布满沿线并在坊子等处设立民政署,虽经我政府迭次抗议,迄未承认,不得已始以铁路借款为撤退日军废止民政署之条件,其时军政两费无可罗掘,又值欧战未终,欧美各国无从商借,始于七年九月商定济顺高徐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同时并订交换文件,如撤退胶济沿线日本军队,由中国自由组织巡警队保护铁路,又撤废民政署等项,可知路线系临时假定,其第二条并规定此项路线由政府与银行协议变更,并非许其继续德国权利,与二十一条绝无关系。
”11因而章宗祥、曹汝霖事后为自己辩诬,“换文各款,与交还青岛问题纯为两事,更与‘二十一条’毫无关系,换文绝非允许日本继承德人权利,彰然可见。
所谓‘欣然同意’云者,不过外交文书上之套语,安能以别一问题之用语,漫然置于他种问题之上。
”1“所谓同意,明指日外相来文之三项,那知后来巴黎和会竟引为攻击之借口,以为承认山东权益,岂非奇谈,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2王芸生在其巨著中也认为“此项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与中国有利......资为日本后日在巴黎和会中之借口,亦憾事矣。
”3舆论所撑托起的少数活跃知识分子构建的“精英话语体系”并不能普遍化为广大国民的共同认知。
然而在“善用民气”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之下,处于“多元无知”的一般社会成员也被参与进来,在舆论一边倒、痛骂卖国贼的情况下,表面上的“多数意见”终使三人的声音被埋没,“不自辩白,即认为默认......久而久之,积非成是”4,三人也坠入了“沉默的螺旋”。
曹、章、陆三人在激进的民族主义中折戟沉沙,既是强权压倒公理下上演的悲剧,也是党派斗争下的牺牲品。
结语
五四运动是政党派系极具鼓惑性的言行煽动与普通民众迷茫的爱国热情混合的产物。
通过掩盖真实动机的煽动性文章的发表,刺激民意,激发民气,鼓动舆论;通过冠之以“国民”、“和平”等字眼的民众团体而发起的社团活动,由下而上策惑群众。
如果当这些报纸自始就成为某党某派的喉舌而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那么报纸上的言论难道不是“以三五人之私见,而概括我政府人民”5;同样,尽管名义为“代表大众”的团体,但是其活动尽被某党某派所操纵,那么我们又怎能说这是“有国家而无党派,有正论而无党派,有公理而无党派,有自由而无党派”6?
当台前之口号与幕后之操纵南辕北辙时,一般民众也往往沦为这种以运动群众而推进政争的群众运动的牺牲品。
Politicalstruggles,PublicOpinionandMay4thMovement
――aroundtheResearchCliqueWangXunLiXiang
(SchoolofMarxism,SouthernMedical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China,510532)
Abstract:
TheMay4thMovementisthemixedproductofpoliticalpartyfactionsinvestigatinggreatdeedsofincitementandordinarypeople’sconfusedpatriotism,inwhichtheRe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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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 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