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廖仲恺精神遗产的形上之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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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廖仲恺精神遗产的形上之思

[摘要]承继孙中山廖仲恺的精神遗产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责任。

“在之路上”的爱国主义生生不息。

“无之路上”的三民主义事事关心。

“表象之路上”的新三民主义熠熠生辉。

孙中山廖仲恺的精神遗产源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厚重积淀，它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元素，并面向时代问题敞开其深层力量。

我们要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发扬光大孙中山、廖仲恺先生的精神遗产。

[关键词]孙中山；廖仲恺；精神遗产；中国梦；形上之思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我们不但要继承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廖仲恺给后人留下的珍贵遗产，而且要追问如何审思和理解这些遗产，它们对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中国梦”具有怎样的价值。

孙中山和廖仲恺先生，从主体性层面考察，他们是可分的，但从思想文化遗产层面考察，则难于分割。

为论述方便，本文把两位先生置放在一起，做整体性研究。

学习和继承孙中山和廖仲恺先生的精神遗产，这是纪念他们的最好方式之一。

一、审思孙中山廖仲恺精神遗产的哲学向度

孙中山、廖仲恺先生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振兴奋斗了一生，他们光明磊落，胸怀宽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思想精神遗产。

这些遗产可以从不同哲学向度来重新认识。

1.“在之路上”的爱国主义生生不息。

从总体性历史考察，孙中山、廖仲恺先生虽然逝世已久，但他们迄今仍然是“在”之者。

他们所以是“在”之者，是因为他们最突出卓著的精神——爱国主义并未因其身死而消灭。

“爱国主义”是一种忠诚、热烈、持久、高尚的精神意志，是每一个民族及国家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精神素养。

有国才有家，有国家才有民族生存和民众幸福。

国家观念是每一个公民最起码的人文观念。

孙中山先生是政治家、革命家，廖仲恺是革命家、理财家，他们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所从事的工作虽有不同，对国家革命所发挥的作用也有差异，但是，国家统一、家国一致的观念，国家兴旺、社会发达的理想牢固地内存于其热心之中。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在中国的封建帝制，其巨大的动力正是来自爱国主义精神。

孙中山先生最讲“精神”的政治家和革命家了。

追随孙中山先生，秉承孙中山先生革命志向，勤勉工作，全心全意服务于中华民国政府的廖仲恺先生，在他们二人那里，“精神”是什么？

从外在性上看，精神就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它吸取氧能，奋力向上，飘扬不定，变化不熄。

从内在性上看，精神如火，正如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指的世界之本原。

爱国主义之精神，就是一个民族国家和人民生生不息的“恒在”的象征，“因为精神之本质在于燃烧，所以精神开辟了道路，照亮了道路，并且上了路。

”（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9页）只要“精神”恒在，即便某些人走了，不在了，但还有后来人，还有今人，还有亿万走路、追求真理、追望幸福的民众。

亿万民众在路上，不停歇，在“中国梦”这个共同愿景的牵引下建设全面小康社会。

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没有这种火焰在燃烧，以冲决试图扑灭它的各种凶恶残暴的罗网，那么恶的骚动、恨的惊恐、罪的杀戮、丑的堕落，凡此种种压制真理的没落行径，压抑真情的污秽情绪，压榨真心的非正义行为，就会形成集中的潜在的危险危害国家存在，破坏和谐进步生活。

历史已经证明，在孙中山、廖仲恺先生身体力行、传承以继的爱国主义精神之火焰，仍在燃烧，不会熄灭。

爱国促统，护法护国，反对分裂，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符合当时历史进步潮流。

无论是在过去的枪林弹雨的战争时期，还是在当今消解矛盾，实现和平发展时期，拥护一个中国，反对一切旨在分裂祖国的可耻行径，建设十几亿人美好福祉得以圆满和寄托的伟大中华民族国家，这是孙中山、廖仲恺先生作为“在”之者的灵魂。

质言之，孙中山、廖仲恺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会随其有机生命之逝世而消逝，因为他们这种精神是国家强大、人民幸福的馈赠者；中国必将继续强大，人民必将提升幸福，这种根植于“在”之者、不死者内心深处的灵魂则不断地养育着这种精神，为着复兴伟大民族的中国精神。

2.“无之路上”的三民主义事事关心。

“在”之者，有“在路上”，也有在“无之路上”。

这是定位历史人物的历史贡献的重要方式，也是考察“三民主义”的历史命运的一个视角。

对孙中山、廖仲恺先生而言，关心近代中国国家大事的“三民主义”思想，与其提出者、实践者都曾活跃“在路上”，但又在自行解脱和滑落在“无之路上”。

从历史时间视角考察，历史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

一方面，历史是现实的一部分，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展开。

孙中山、廖仲恺的革命历程之所作所为都是历史，且已成距离当下近百年的历史。

在这段历史中，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思想，廖仲恺先生拥护并践行这个思想。

人们纪念着两位历史人物，必然也纪念那段不可忘却的历史；人们谈论中国近现代历史，不能不涉及孙中山、廖仲恺先生及其关联的历史事件，否则，那样的历史记忆是残缺不全的。

另一方面，历史是实现了的事实和事件的总和。

如果没有历史事实、历史事件做史料基础，所谓的“历史”完全可能成为虚假的捏造的“历史”，严格地讲，那根本不是历史。

从历史主体的活动上看，孙中山、廖仲恺先生确实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终生，他们爱国爱家，反帝反封建，亲民护民，这些活动是值得研究的一段历史。

但是，从历史活动的后果上看，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个“事实”，即“三民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并没有实现，没有成为直接的现实——历史的另一边出现“无”之在者。

“无”不是“没有”，也不是虚无，而是指明一种“在”之者被消融“在路上”，“在”的实在性被保藏在另一个需要澄明的地方。

简明地说，孙中山、廖仲恺先生为之奋斗的“三民主义”理想没有奠立在中国渴望“民主”的现实地基上。

真实的民主没有实现，虚假的“民主”宰制了真实的希望。

从历史空间视角考察，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人那里，也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存在很大的认识差异。

即便是追随孙中山先生，忠实继承他的遗志的廖仲恺先生，对“主义”的理解和把握也有他自己的特点。

比如，孙中山先生讲“驱除鞑虏”，意谓把侵略我中华，伤害我民族、抢夺我资源的外国强盗赶出中国去，这无疑是正确的、正义的。

但是，在中国生息发展的是众多的民族，它们构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建立清朝的满族，即便它们当中存在一部分卖国求荣、苟且偷生的人，但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仍然不能看做必须驱除或消灭的“鞑虏”。

又如，孙中山先生讲“平均地权”、“五权宪法”都是颇有时代价值的经济政治思想，这些思想的内涵丰富，体系初成，在民族资产阶级当中达到了较高级层次的认识水平，然而，这些思想在中国现实面前显得尤为苍白无力。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思想不能形成或决定政治空间朝着合理性方向发展，这就是“无之路”，是“死胡同”。

众所周知，虽然孙中山先生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想做皇帝的人太多，诸如袁世凯、陈炯明、曹锟、陆荣廷，等等。

虽然孙中山先生有像廖仲恺先生那样的得力助手、革命干将和大量追随他舍生取义的人，但是千百万工农群众没有被发动起来，没有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仅仅依靠一小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精英分子和少数革命群众的参与，那样的历史活动就难免走向失败。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

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119页）其实，近代中国的革命史与孙中山、廖仲恺的名字紧密关联在一起，但历史的发展进步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游离于历史活动之外。

历史是客观的，但历史也是无情的。

在历史现实和发展趋势的具体境遇中，意欲发展资本主义的“三民主义”，它提出的理论是有时代价值的，它构思的方案是富裕远见的，它运思的方法也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无情”的历史却没有把事事关心近代中国现实的“三民主义”呈现为可见可感的实在，这个问题发生的深层根据需要到“无之路上”去追问。

这个追问降临在表象之路上的反思。

3.“表象之路上”的新三民主义熠熠生辉。

“三民主义”思想的提出，在历史现场诚然召唤了一些社会精英和部分地方群众的奋斗热情，但在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复杂的利益冲突的现实中，中国民族振兴事业没有实现，中国民众权益没有得到保障，中国民众生活依旧水深火热。

孙中山和廖仲恺作为革命时代的先行者继续探索可行的革命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与协助下，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看到了自身的弱点，发现了需要及时与之告别的东西，找到了能够把捉的有生命力的资源，那就是从孤独的理想性迈向联合的现实性，开启一条通向胜利的表象之路。

“三民主义”在“无之路上”沉没，它也要在“无之路上”找到，并让它回到坚实的大陆岸边。

“无之路上”的希望是由希望之路来表象和引领的。

孙中山先生理解能做到亲民、护民固然是好，但他心有余力不足。

他认识到，要建立统一国家，就要反对军阀割据，但具体进路何在，他尚未能筹划。

他也看到，让广大民众生活在一个仅仅由“主义”打造的精神乌托邦里是难于持久的。

知易行难。

造成孙中山长期困惑的表层原因被发现了，即无兵、无权、无财就无法把革命引向胜利。

即便有胜利的可能，也会被反革命的暴力所消解。

辛亥革命胜利了，但胜利果实却被窃国者窃取了。

一句话，“种族”革命不可行，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可行，以致“完整的民主主义”落空了，社会运行的仍旧是封建专制的法西斯独裁。

问题是，真正光明的希望之路在哪里呢？

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上，孙中山先生接触了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了苏俄革命成功的中坚力量，由此开始，“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照面。

反映时代前进潮流的普照之光受到孙中山和廖仲恺先生的关注。

前者深刻认识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后者不但继续拥护孙中山的“主义”，而且研究起传播到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发表了大量文章。

应当说，思想的障碍来自于理论的迷途，而理论迷途则引发路线错误，路线错误必然导致革命失败。

在深刻反思革命“尚未成功”的基础上，孙中山先生接收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改组中国国民党，把旧三民主义改造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个新三民主义。

至此，一条通向“共和”的现实之路被开辟出来。

在孙中山先生那里，“共和”就意味着“自由平等”，意味着“政权”有公正，“治权”有效能，意味着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保障。

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以新三民主义为思想旗帜，建立了国民政府，创办了黄埔军校，指挥了北伐战争，廖仲恺先生则发动工人群众，戮力服务国民政府。

然而，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前，“民主”理想没有基本实现，“共和”观念并非深入民心，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梦想再次因蒋介石篡权和破坏国共合作而流产。

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历史提供的反思性认识不能忘却。

从根本上看，孙中山先生在创立自己的学说，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他关注点出自自身和党组织，并将自身和组织带入一个集中的空间，他领导的革命总是在城市内并处于其中。

换言之，他的力量和盘踞在中国城市里势力最大最顽固的封建主义作斗争，并且他“严重低估了封建专制政体的严重影响和传统潜力”（李泽厚：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28页），这就使他在碰到反动势力进攻和反叛势力的反扑时未能做出坚决有效的政策与军事应对。

中国共产党也追求“民主”和“共和”，但与孙中山先生致思路向不同，在实现这些价值目标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也不同。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欣赏、接纳此在世界上的革命学说和先进理论，它参与创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也与孙中山先生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关键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被排挤、被围剿而处于亡党的历史关头，作为已经处于此在境遇中的毛泽东及其党组织并未继续走硬碰硬的道路，而是开出一条表象正面、光明的道路，那是一条虽然曲折但能切中中国实际问题之根脉的道路。

在今天，我们比较孙中山先生及其党组织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毛泽东同志及其党组织开辟的革命新路，其意义开显之处在于，前者以新三民主义为旗帜领导革命，看到了中国政治地理空间，并将自身带入这个空间、占有空间；后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指导革命，它看到的是千百万底层群众的力量，它把自身的价值目标和群众的根本需要融合统一起来，去塑造、改造中国政治地理空间。

因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道路是世界的观看者的在场，它自我承认、自我集中，自我展现；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新路是世界的改造者的出场，它自我否定、自我建设、自我开放。

这样的认识又将孙中山和廖仲恺先生的精神遗产的历史生成之路澄明开来。

二、理解孙中山廖仲恺精神遗产的历史生成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

前一句讲的是历史辩证法。

恶劣的时势、艰难的时代造就英雄人物，孙中山和廖仲恺先生即是中国近现代特殊历史时势造就的英雄人物。

后一句讲的是唯物辩证法。

像孙中山和廖仲恺先生这样的英雄人物也能造就社会时势，引导历史发展。

这两句话合论，意即孙中山和廖仲恺先生在其所处的近代社会里吹响了时代号角，激荡了时代潮流，做出了一定历史贡献，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

他们是中华民族英雄群体的一员，虽然英雄不问出处，但英雄的精神思想的来源需要探究和发扬。

1.孙中山廖仲恺精神遗产源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厚重积淀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也需要英雄。

英雄的精神遗产和英雄的产生方式有关。

古希腊众神中被称为英雄的人物是受最高的神的旨意而成就的，这些英雄并没有降临世俗人间，去造福民众。

古罗马的英雄既是在战争中考验出来的，也是接受法律规范民主选举出来的。

在伊斯兰-阿拉伯世界，英雄来自神的旨意，而他必然要为民众勤勉工作，以诚信服务回报上帝的恩典。

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与西方世界的英雄大为不同，最重要的方面是英雄的形成方式不同，由此也产生对待英雄精神遗产的不同态度。

孙中山、廖仲恺先生是近代中国社会里的英雄。

他们之所以称得上“英雄”，乃是因为他们为“完整的民主主义”奋斗了一辈子，其始终不渝的革命传统、忠贞不渝的斗争豪情、忠诚不渝的工作热情，在当时中国民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今天看来，他们的精神遗产依然有现实意义。

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指出：

“在者之成为在的本源”。

就追问孙中山、廖仲恺先生何以是近代中国社会英雄的问题而言，首要的问题是，他们处于哪个独特的历史时代，不肖问，他们处于一个危机四伏、人民生活苦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正是这样一个“在者”的社会历史时代造就了“英雄”之在场，这毋宁是说，中国近代社会的实情无可辩驳地为英雄的出场铺设了原始的出生地。

这是“在者”无可选择的选择。

其次的问题是，此“在”之“在”决不是天然之“自在”，不是上帝或某个天神的恩赐，而是现实的人的自我决定、自我选择和自我奋斗的场域。

这就是说，英雄之产生乃是与其自我的个性特质有关。

就前一问题来说，中国近现代社会是一个中国人民为破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等多重压迫、剥削，谋求民族解放，缔造新中国，建设幸福生活而抗争和发展的社会。

就后一问题来说，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又惊心动魄的历史进程中，以孙中山、廖仲恺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不但要与封建专制独裁势力做斗争，也要与来自党内不统一发展的倾向做斗争，他们在层出不穷的不确定的恐怖、暗杀、反叛等威胁革命党发展的情况下去谋划革命方略，制定社会改革蓝图。

对孙中山先生来说，他制定了《实业计划》，论说了《民权初步》，落实民生主义思想无间断，于此可见，他坚持革命的坚定勇毅之心不动摇，其反对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斗志无衰减。

对廖仲恺先生来说，他不但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也形成了国家至上的国家发展观、重视建党的政党发展观、严格建军的军事发展观以及以民为本的社会发展观。

（杨竞业：

《论廖仲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85页）其支持革命和促进革命的坚韧意志使人敬仰不已，即便面对死亡的威胁，而且他知道危险的逼近，也未有惊恐，他以坚定的融合到工农群众中去的工作步伐去迎接死亡的到来。

要是没有这样的精神品质，他们难于成为民众广为称道的“英雄”。

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极为悲壮而厚重的历史。

这个历史是孙中山、廖仲恺先生的精神遗产的发源地。

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历史之“在”的地基上，一方面国民救亡图存、英雄决死一生、贤达大义赴难而增强了中国社会精神积淀，另一方面这种积淀而成的精神遗产展开为向上性的历史涵容和向前性的现实敞开。

2.孙中山廖仲恺精神遗产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元素

审思孙中山、廖仲恺先生的精神遗产有两个基本向度，一个是追溯其思想之始源，澄明其向上性的历史涵容，另一个是回归当前现实，考察其向前性的现实敞开。

无论是对这些精神遗产之源头的探究，还是对其参验现实的意义的解读，它们二者不只是研究方法的合理应用，而且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元素的合法确证。

孙中山、廖仲恺先生的精神遗产毫无疑义地属于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元素。

做这样的研判，首先需要回到“文化”和“传统”这两个概念上来做一番考察。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从广义的人种学上对“文化”做出了经典的定义，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它一切能力和习惯。

”（泰勒：

《原始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依据这个定义，孙中山、廖仲恺先生在其短暂一生中不但向中国社会传播了来自西方的新知识，建立了对三民主义的信仰，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制定了初步的建国大纲，等等。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乃是对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重要社会运动及其精神元素的学习、借鉴，对合理历史观念的传承与运用。

就孙中山而言，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及其均贫富思想，康梁发起的戊戌改良运动及其发展资本主义的梦想，无不对他产生极其重要的思想影响。

这些影响潜在地成为他后来提出三民主义等思想的前意识和可能契机。

李泽厚先生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戊戌改良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三者分别代表了“三种先进的社会思潮，它们属于三个不同的类型，带有三种不同的特色，处在近代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它们上承古代民主思想，下接马克思主义，为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扫清道路。

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前的近代中国思想的主流。

”（李泽厚：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33页）这个评价很高，但十分客观。

因为孙中山先生不仅领导了一场举世闻名的辛亥革命运动，而且在这个运动过程中推动了历史发展。

他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自觉的促进者。

毛泽东同志对孙中山先生的历史贡献的高度评价就说明了这一点。

显然，这个历史促进是由他传承革命传统又发展延伸了这个传统来实现的。

论及“传统”，自然要关注到美国学者希尔斯的观点。

在他看来，传统是“人类创造的、赋有象征意义的所有产品的复合整体”（希尔斯：

《论传统》，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2-3页），它有物质范型、行为范型、精神范型或思想范型。

照此认识来看，孙中山、廖仲恺先生的精神遗产属于精神范型或思想范型这一类。

因为在历史的作为中，孙中山、廖仲恺先生的革命行动、问题思考及其生活情操都烙着中国先人的印痕，依循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的逻辑线索发展未曾中断，他们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者、现成者，理所当然。

在历史的记忆中，他们由反对封建主义，到探索资本主义，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甚至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扫除障碍，这个过程已以符号的范式呈现为近代中国的特殊事件的见证者、佐证者，无出其左。

从总体上看，虽然时代转换了，阶级消灭了，民族解放了，国家正走向繁荣昌盛，作为历代民族英雄的精神遗产却不会消失，不会过时。

孙中山、廖仲恺先生的精神遗产亦然，它要向新的时代敞开，关涉现实社会，为其提供力量。

3.孙中山廖仲恺精神遗产面向时代问题敞开深层力量

人作为生物意义上的存在者，他是一个“终有一死者”；但人作为社会存在者，则有可能成为“不死者”。

人所以能够成为“不死者”，全赖于其精神品格常驻，其思想能量传播后世、影响广泛。

孙中山、廖仲恺先生因其精神伟大、品格崇高而成为“不死者”。

不死者的精神必然要游荡，要开显，要出场。

一个国家社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对“不死者”精神的尊重与传承，离不开现实的人对社会精神遗产的领受和发扬。

孙中山、廖仲恺先生所在的时代是一个革命斗争的风暴时代，封建割据、社会动荡、民生艰难、侵略势力横行，以致国家被分裂、资财在流失、人心无聚力。

面对此等状况，唯有革命起来，发动民众，觉醒其心性意志方是正道。

但革命党以什么思想凝聚社会民众精神，孙中山、廖仲恺先生做出了长期艰辛的探索，最后形成了“三民主义”，并力图建设“完整的三民主义”。

这实质是做出了文化之选择。

文化的价值在于凝神聚气，在于通达国民脉络，在于形成发展正能量。

在整个近代，中国文化丰美但被遮蔽，中国文化厚积但被割裂，中国文化道德但被侮辱。

这种现实和时代爆发的惊雷不相适应。

接受先进社会思想的中国人已看到，孙中山、廖仲恺先生已看到，中国封建帝制已沦丧进取精神，它不能救中国；无政府主义是热血青年非理性的冲动的结晶，它不适应中国；社会主义是先进的思潮，它来到中国，但没有先进的生产力与之对接，发展社会主义的土壤尚未祛蔽敞亮出来。

基于这样的认识，孙中山优先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他的文化观念里，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先进，资本主义强大到可以扫荡一切落后尘埃。

他意欲借鉴资本主义的政府结构和市场结构来改造中国、改良社会。

在一定意义上，孙中山先生的选择，廖仲恺先生对“三民主义”的支持和推动，合乎世界历史潮流，因为他们具备用世界眼光来考察中国，从中国现实状况出发来呼应世界。

这是他们精神所以生机勃勃的重要始源，也是在今天我们纪念两位先生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所做出的积极贡献的深层动机。

应当说，尽管孙中山、廖仲恺先生存在时代的历史的局限，但这些局限并不影响其精神价值以多种文化形式传续下去，发扬开来，影响后世。

正如英国学者乔治·弗兰格尔指出：

“文化意味着以鬼魂、精灵、神性和神话影响世界的能力，通过共同的崇拜和仪式把它们传达给群体成员，使群体与它们保持联系。

通过文化符号，群体成员分享着他们的情绪体验，并且彼此之间找到了情感交融之处。

”（乔治·弗兰格尔：

《道德的基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113页）在当下的文化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新时代，和平与发展仍是其主题。

爱好和平，呼唤正义，守护安全，传承文化，接续传统，分享价值，仍然面临严峻挑战，正因为出现这样的新的现实要求，我们更加需要孙中山、廖仲恺先生，需要孙中山、廖仲恺先生发展出来的精神遗产，需要弘扬其精神价值，夯实其精神始基，就像我们中国人不能没有中华文化做为根基一样。

三、简要结语

孙中山、廖仲恺先生在探索救国救民和建国安邦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精神遗产是丰富的，也是鲜活的。

孙中山提出“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523页）这一“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目标，与当前中国力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是对接的，因而具有重要认识价值。

廖仲恺先生把孙中山先生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推前了一步，认为我们所要建设的“中华民国就是‘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的国家”《（廖仲恺集》，中华书局，2011年，第69页）。

这些思想不同程度地充实和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

我们要在实现“中国梦”历史过程中正确把握和弘扬孙中山、廖仲恺先生的精神遗产，使之进一步发扬光大，启迪后人，振奋民心，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德］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