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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工程纪实

“希望工程”纪实

作者：

黄传会

　　　　　　　　　　　第一章　一百万双饥渴的目光

　　又回来了，又回到了古老而现代的北京。

仅仅是在两个小时前，我还站在黄土高原的中川机场上，挤拥着我的是焦旱赤裸的山峁和满目的苍凉。

　　明媚和煦的三月阳光，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

　　一切都显得不怎么和谐。

　　从首都机场开往城里的豪华型大巴的扬声器里，传来了《黄土高坡》，歌者唱得慷慨激昂。

我想，唱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必定没在黄土高坡住过，否则，她决不可能唱得这般潇洒。

　　大街上行人匆匆。

大巴在东单路口停住，一队穿着天蓝色校服的小学生，从车头鱼贯而过。

这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不必为每学期几十元学杂费而发愁，不必为买一只文具盒或几本课外书或一件什么玩具而忧心。

在中国，他们称得上为幸运儿。

　　刚进家门，便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她责怪我为什么不能早几天回来，否则，可以赶上她宝贝儿子的生日。

她说，过生日那天，孩子爷爷送的那只蛋糕，是专门在一家四星级饭店订的；姥姥送的玩具枪是托人从香港买来的……面对琳琅满目的礼品，儿子对她说：

“妈妈，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先挑哪件好？

”

　　那几天，我老爱痴痴地望着读小学六年级的女儿，女儿发现了，便问我：

“爸爸，你怎么老盯着我？

”

　　痴痴地望着女儿，心头老在琢磨着那个古老的命题－－什么叫命运？

　　生在北京楼房里的是北京孩子，降落在陕北窑洞土炕上的是陕北娃儿。

对于命运的注释，还有比这更通俗、更准确的吗？

　　　　　　　　　　　　五个少女的灰色故事

　　切诺基驶进了平果县新安乡汤那屯，或许是难得有人开着小车到这里来，一大群孩子怯生生却又好奇地围了过来，村民们三五成堆，也远远站在一边指指点点着。

　　我的脑际闪过的第一缕思绪是：

原来广西并非到处都是桂林山水，原来广西居然还有这么贫困的地方！

　　正赶上开学的第二天，小学校王尚松校长告诉我，全校一百二十九名学生，来报名的只有八十人，交了费的还不到一半。

　　我问：

“一名学生每学期收费多少？

”

　　王校长说：

“一、二年级书本加学杂费是十八元，三、四、五年级十九元。

不过，我们这里书本一般只买语文、算术、思想品德，像自然、地理、历史、音乐、美术都不买。

不是不想买，是买不起。

”

　　“那这些副课都不上了？

”

　　“只能这样。

”王校长叹了口气。

　　一二十元，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说，不过是买一件玩具的钱；但在这里，对于多数家庭却是不轻的负担。

特别是那些同时有两三个孩子上学的家庭，负担更像山一般沉重。

　　“九分石头一分田”，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全村三百六十九户人家，去年的人均收入还不到一百四十元，人均粮食仅只一百四十公斤。

解放四十多年了，村里至今不通电。

普查人口时曾做过统计，全村二千零十八人，四十五岁以上的除了村长、会计等五个人稍识几个字外，其余的全部为文盲。

　　我提议到几位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家看看。

　　农加学家原先住的是土改时分的地主的房子，去年八月塌了，父子俩（农加学父亲农上团因贫穷至今未娶，加学是他领养的）四处打“游击”，亲友们实在看不下去，刚刚帮他们盖了一间木房子。

　　这里的木房子分上下两层，下层或养猪或养牛，上层住人。

空荡荡的屋里四面透风，找不到一件能值十元钱的稍像样点的家具。

农上团不过四十五岁，却满脸黝黑的皱纹，佝偻着背。

我问他去年的总收入，他掰着手指头算给我听：

承包的两亩山地打了六百斤玉米，卖了三只鸡得了十九元钱。

　　“除了这些再没其它的？

”

　　农上团摇了摇头。

　　“六百斤玉米哪够吃一年？

”

　　农上团说：

“去年我们吃了三个月国家返销粮，修房子还借了四百元贷款。

”

　　一旁的王校长告诉我，这里的村民一年到头都喝玉米粥，一般是早晨起来熬一锅粥，全家人喝一天。

说着，他走到锅台前，掀开锅盖，果然可见半锅结着嘎巴儿的玉米粥。

　　我说：

“老农，你才四十五岁，正是干活的时候，农闲时可以到外头找点活干嘛。

”

　　农上团的头摇得像拨浪鼓，“山里人，做生意，不会，不会！

再说，我走了，这个家怎么办？

房子叫谁看？

”

　　我们又来到梁盛炳的家。

建在山脚下的两间木房子，有一面连山墙都没有，用几张破竹席围着。

屋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贴着的一张毛泽东的画像和一位孩子得的奖状。

　　梁盛炳全家五口人，去年只收了八百斤玉米，加上乡里分给的五百斤返销粮，这才刚刚开春，就已经快断粮了。

三个儿子，老大念小学五年，老二念四年，老三九岁了，还在家失学。

　　这时，老三躲藏在他父亲的身后，用一双惊奇的目光悄悄望着我们。

　　我对梁盛炳说：

“老三都九岁了，得想想办法让他去念书。

”

　　“念书是要紧，吃饱肚子比念书更要紧。

老大、老二的学费已经够我发愁的了，老三，”低声说，“实在是顾不上了。

”

　　回来的路上，我问王校长：

“你这一百二十九个学生，估计最后要流失掉多少？

”

　　“好好再做做工作，恐怕还得二、三十名来不了，主要是女生。

”

　　“为什么？

”

　　“村民们重男轻女，觉得女孩子将来反正是人家的人，念不念差不多。

一般女生念到四年级、五年级就不让再念了（这里的小学是五年制）。

”

　　我又问：

“上学期四年级的女生，这学期几个没来？

”

　　王校长说：

“一共就七个女生，来报名的只有两个。

”

　　“那五个就不来了？

”

　　“每家我都去了，家里都说缺钱，负担不起。

”

　　我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见见这五名已经流失的女学生。

　　屯子不大，王校长不一会儿便让人把她们喊来了。

　　梁红亮、王笑荣、王雪莲、农英明、王美爱，五个女孩儿站在我面前，显得有些拘谨。

　　她们当中最大的王美爱十四岁，最小的王笑荣才十一岁。

早春二月，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可她们没有一个穿毛衣或绒衣，都只穿着薄薄的单衣。

　　王校长在一旁插话：

“刚才，听说北京来的记者要见见她们，她们都换上了最好的衣服，这是过年过节穿的，平时舍不得穿。

”

　　我问她们到过县城没有，她们都摇头。

　　我问她们坐过汽车没有，她们也摇头。

　　我问她们平时在家都干什么，梁红亮回答放牛，王笑荣回答上山砍柴，王雪莲回答打猪菜，王英明回答砍柴，王美爱回答一边放牛一边砍柴。

　　我说：

“叔叔给你们出一道题：

你们现在最想的是什么？

”

　　梁红亮、王笑荣、王雪莲、农英明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

“想读书！

”

　　王美爱想了想，低声说：

“我想读书，可是家里没钱，爸爸说：

‘没有饭吃，怎么读书。

’要是读书不要钱就好了。

”

　　我再也问不下去了。

　　走前，我还到王笑荣的家看了看，她的父亲王安壮对我说，他的四个孩子都该上学，加起来七八十元的学费实在负担不起，想来想去只好让笑荣停学。

　　切诺基起动了，要走了。

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又围了过来，村民们用漠然的目光望着我们，算是送行。

小车驶出了村口，将要拐弯时，蓦然，我看见那五位女孩子站在路旁，正向我们招手。

　　“停下，停下！

”我喊了起来。

　　还没待车轮停稳，我便跳下车，急迫地朝她们迎去。

　　女孩儿们显然是哭了一场，一个个眼角挂着泪花，用一种渴望而又充满着企盼的目光凝望着我，她们的嘴角嗫嚅着，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是该安慰安慰她们？

还是该鼓励鼓励她们？

一时，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沉思良久，我正欲说：

“孩子们，现在，我们国家还比较贫困，过几年一定会慢慢富起来的”，却又止住了。

要是她们说：

“叔叔，过几年，我们就永远没有读书的机会了”，我该如何回答？

　　我摇了摇头，分别握了握她们的手，再也没有勇气抬头正眼看她们一下。

我觉得我自己，还有我们，都欠了这些山里孩子一笔债，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债。

于是，便逃也似地回到车上。

　　切诺基转了一道弯又一道弯，我禁不住往窗外瞥了一眼，天呀，五位女孩儿依然站在山头，依然在向我们招手……

　　　　　　　　　　　雨中访瑶寨

　　到新民村瑶寨采访，得先坐车到海城乡，然后还得走十五里山路。

　　车上，陪同的团县委书记小梁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

六十年代，一位大学生分配到平果县，县里征求她意见：

是留城关还是到海城？

她琢磨了片刻，心想，海城顾名思义一定是建在海边的一座小城，于是选择了海城。

待她到海城一看，却原来是穷乡僻壤，后悔不已。

　　春雨潇潇，从县城到海城乡七十公里，汽车走了快三个小时。

　　出乡政府行不多远，便开始爬山。

山道崎岖，且又下雨，极不好走。

　　乡教委办覃主任向我介绍全乡的教育情况。

这个贫困县里的纯少数民族乡（全部为壮、瑶族），学生的入学率仅维持在百分之八十五。

全乡八十三所小学，一个教学点一名教师的就占了六十三所。

其中离乡里最远的百潭村那定教学点，一名代课教师教了二十一名学生，到乡里开次会，来回要走一百里公路。

　　走了两个多小时，出了一身汗，近中午，我们来到了这个寂静的瑶寨。

　　一排低矮的平房（三间教室），便是村小学。

学校前的几株桃花不畏寒冷，开得正艳。

没想到的是，教室的窗户居然还贴出两幅鲜红的标语：

“欢迎中国作家来我校采访”、“欢迎县团委、教委领导来我校指导工作”。

　　我禁不住心头一热。

　　本想先找村长谈谈，覃主任说：

“村长没有文化，村里的情况还不如黄校长知道的多。

”

　　黄校长介绍，新民村共有十个自然屯，人口一千一百三十八人。

去年人均有粮不到九十公斤，收入不足八十元。

这几年地没增多，人口却添了不少，所以，人均粮食反而少了。

这里的山地，除了种种玉米，什么都不长。

村民们想喂猪，可是人都吃不饱，猪吃什么？

喂羊，山上光有石头不长草。

　　贫穷使许多家庭交不起每学期五元的学杂费（这里的学费比其他学校少），全村一百五十二名适龄儿童，只有九十九名能上学，入学率仅占百分之六十五。

　　来前，我在一份简报上看到，村里有三个孤儿卢秀金、卢兴海、卢兴兵，两年前父母相继去世，留下姐弟三人相依为命。

今年才十五岁的姐姐卢秀金，不得不用瘦弱的双肩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为了支撑起这个家，她既当爹又当娘，没日没夜地干活。

大弟弟卢兴海该上学了，学杂费该怎么办？

思来想去，她只好拆掉围房子用的木条当山柴卖了；待到小弟弟卢兴兵也要上学时，她再也想不出办法，因为那些木条子已经差不多卖光了……

　　站在卢秀金家那间歪歪斜斜的茅草房前，真叫人担忧来一阵稍大一点儿的风，就会将它掀倒。

　　屋里光线昏暗，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儿，赤着脚，穿一件脏兮兮的单衣，坐在灶前，正冻得发抖。

　　黄校长用土话问了小男孩儿几句后，告诉我，他就是卢兴兵，他的姐姐和哥哥帮别人家干活去了。

　　“他们还帮别人忙？

”我有些纳闷。

黄校长说：

“可能是过去人家帮了他们忙；也有可能他们借了别人粮食，用帮工交换。

”

　　里屋是孩子们睡觉的地方，一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木床上铺着半领破草席，草席上堆着几块黑乎乎的破棉絮，真想象不出姐弟仨是如何度过寒冷的冬夜的？

　　我的眼睛一阵酸涩。

　　我蹲下身子，拉过卢兴兵的手，问他：

“兴兵，你想上学吗？

”

　　卢兴兵木然地望着我。

　　“读书，想读书吗？

”

　　他眨巴了一下眼睛，很快朝我点了点头，显然，这句话他听懂了。

　　我留下点钱，请黄校长代卢兴兵把学费交了，剩下的再帮他买点学习用品。

　　我唯一能尽到的只有这么点力量。

　　寨子里像这样的孤儿还有三个，半孤儿（父母一方在）六个。

　　我们走进一间间破旧的茅草房，无一不是家徒四壁，空空如也。

　　阴雨翻飞，雨丝淋湿了我们的头发和衣服……

　　　　　　　　　　　　　第二章　烛光里的忧思

　　当贫穷像潮水般涌来时，是谁，挺起自己的胸脯，为孩子们组成了一道防波堤？

　　当流失的儿童即将汇入文盲大军时，又是谁，最先伸出温暖的手臂，把孩子们拉进自己的怀抱？

　　是他们－－生活、工作在贫困地区的教师们。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然而，贫困地区教师所付出的，却远远不止这些。

论物质享受，他们清贫到不能再清贫的地步；论奉献精神，个个到了一种无私无我的境地。

　　　　　　　　　　都阳山镌刻着一个男人的名字

　　韦造祥急急火火从乡里回来，一进屋，先是捧起缸子“咕咕嘟嘟”灌了一肚子水，然后，朝妻子没头没脑甩了一句：

“我辞职了！

”

　　正在煮猪食的妻子抬头问了一句：

“什么辞了？

”

　　“我把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辞了。

”

　　“你想做什么？

”

　　“办学校、当教师。

”

　　妻子有些急了，“这可当真？

”

　　韦造祥说：

“乡里和县里都批准了。

”

　　妻子嘀咕道：

“怎么也不商量商量？

”

　　韦造祥激动地说：

“还商量什么？

孩子们实在是再耽误不得了！

”

　　一提到孩子们，妻子也不吭声了。

　　二十八户壮族和瑶族人家，散居在都阳山深处的十二个弄场里，组成了这个“世外桃源”，组成了这片“文盲区”。

　　一九八四年秋，在村民的迫切要求和上级教育部门的支持下，这里开设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民办教学点。

可是好景不长，孩子们才念了一年书，那位老师却因为受不了大山的苦，走了。

学校被迫停办。

　　家长找到了韦造祥，几乎是在苦苦哀求：

“书记啊，可怜可怜孩子们吧，代我们下山去请个老师来！

”

　　乡政府跑了，乡教育组跑了，他们都挺为难地说：

“外地人不愿进弄场，你们本地又无人顶上，难呀！

”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一学期过去了，教师却依然没有着落。

　　望着乡亲们一双双热切的目光，望着孩子们一双双渴望的目光，韦造祥比谁都着急。

　　山区穷，除了自然条件外，韦造祥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山里人没有文化，没有知识。

如果这一代孩子再耽误了，作为村的党支部书记，自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没有其它办法可想了，唯一的只有自己顶上去。

于是，韦造祥选择了辞职这条路。

　　听到这个消息，不少人为他惋惜：

当村支书，即能分到责任地，领到村干补贴，享受公费医疗，将来还有可能转为国家干部。

无论从哪点讲，都要比当民办教师强。

　　韦造祥决心已下，毫不动摇。

　　说是叫弄甫屯小学，其实只有一间不足十五平方米，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的茅棚教室。

原来有十二名学生，现在一些家长听说韦造祥要办学又送来了几名。

要想进行正常的教学，非建新校舍不可。

　　可要建校，钱从哪里来？

向上级伸手，国家也不富裕；要群众集资，这里许多村民连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哪还拿得出钱？

他同妻子商量，妻子非常通情达理，最后商定：

钱自家拿，物自家献，力自家出，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校舍建起来。

　　韦造祥把自己最好的一块自留地让出来，作为教室地基。

他掏出多年来舍不得花的退伍费买了四千多斤石灰，两根横台，十多根横条；又利用节假日，早晚时间开了七十多方石头。

最后，把家里养的两头猪全都杀了，所得的钱一部分用于买瓦片，一部分用于请人工砌墙。

整整忙了一年，一九八六年五月，一座七十多平方米的教室石墙砌好了。

上梁那天，附近的村民像过节日似的全都赶来了。

　　村民们被感动了，帮助开辟了一块小运动场。

后来，又建了一间二十平方米的石瓦房作阅览室。

　　为了建校，韦造祥瘦了一圈，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但是，看到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明亮的教室，坐在自己亲手为他们制作的课桌椅上，他和妻子欣慰地笑了。

　　弄甫山高岭峻，有人把弄甫小学形容为“挂在天边的小学”。

　　一场暴雨整整下了一夜，第二天上课时，韦造祥发现有五位离校较远的同学没来上课。

这些孩子不知离开家了没有？

他们要是被阻在半路上怎么办？

他越想越不放心，同妻子匆匆交待了几句，抓过一只斗笠，转身便消失在雨幕之中。

　　山里的村民点远的相隔一二十里，韦造祥把五位孩子的家全跑了一遍，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待他返回学校时，天都麻麻黑了。

　　夜里，韦造祥对妻子说：

“山里老要刮风下雨，孩子们老来不了，日子长了要影响学习的，得想个法子。

”

　　妻子也说：

“是得想个法子。

要不，以后刮风下雨，我们去接孩子，怎样？

”

　　“路近的可以，路远的哪接得过来？

”

　　妻子眼睛一亮：

“要不，就在我们家准备几张床，让那些路远的孩子住家里。

”

　　韦造祥高兴地说：

“我们想到一块了！

”

　　说干就干，两口子又绞尽脑汁筹备木材，做了十一张床铺。

　　一个星期后，十一个家离学校远的学生高高兴兴住进了韦老师家。

吃当然也在学校吃，韦造祥只让学生从家里带些玉米面，其它的他全包了。

　　也够难为韦造祥的妻子，她不得不兼任炊事员，有时遇特殊情况，连路近的孩子都在学校吃午饭。

　　那天中午，县教委主任上山检查工作，他见四十名学生全在韦造祥家吃饭，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拉着韦造祥两口子的手，说：

“你们的心真比金子还金贵呵！

”

　　里龙村有个孩子叫覃日努，父亲病故后，母亲又改嫁走了，他成了孤儿。

常常是走东村逛西村，饥一顿饱一顿。

　　韦造祥听说了覃日努的不幸遭遇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让人把覃日努找来，问他：

“你想上学吗？

”“上学？

”覃日努回答，“饭都没得吃，还说什么上学。

”韦造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从现在起，你就是这里的学生了。

”

　　韦造祥收养了覃日努，并为他起了个新的名字覃志坚。

　　弄甫小学现有十二个孤儿、半孤儿，对于他们，韦造祥均给予特殊的照顾。

他说：

“他们都是山区的孩子，山区要想摆脱贫困，以后主要靠他们。

”

　　当过兵的韦造祥是位能人，他能加工粮食和饲料，还会看病，本来，他完全可以让自家的小日子过得殷殷实实。

现在顾不上这些了。

他每月代课金三十六元，基本上用于学生身上。

这几年农业副业收入的一千二百多元也全用在办学上。

对那些因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而不能入学的儿童，他实行免费入学。

使这里的入学率由原来的百分之五十上升到百分之百。

韦造祥是个初中毕业生，为了提高教学业务水平，保证教学质量，他坚持在职自学，参加自治区中师自学考试并已获得了《语文基础》、《教育学》、《心理学》等单科合格证书。

　　韦造祥一人教三个班，实行三级复式。

学生念完三年级后，要走四五个钟头的山路到中心小学去读四、五年级。

家长放不下心，学生也不愿去，往往中途辍学。

一九八八年秋季，他增设了四年级。

四十五名学生，四级复式，备课、批改作业，工作量多大。

韦造祥长期超负荷工作，没睡过一次午觉，没过过一个星期天。

有时，他下山开会，他的妻子便放下农活儿，到教室里坐班当“编外”教师。

　　每周一的早晨，弄甫小学都要举行一次升旗仪式。

那面国旗还是韦造祥的妻子亲手缝制的。

　　迎着初升的朝阳，韦造祥和他的四十五名学生注视着徐徐上升的五星红旗，显得格外的庄严。

　　这时从学校旁经过，上山干活儿的村民们全都停下脚步，一个个也变得庄严起来。

　　是啊，这所学校寄托着他们的希望！

　　这些孩子寄托着他们的希望！

　　　　　　　　　　　　　　　　师　魂

　　一堆黄土，埋着一位年轻教师的魂灵。

　　虽还不到清明，乡亲们却已纷纷带着纸钱和供果，来到坟前，用最原始却又最真诚的方式，寄托着他们对他－－原莲花乡中心小学校长蔡海山的缅怀之情。

　　大别山的许多孩子上学要“披星戴月”，早晨天不亮就出发，晚上回到家已是繁星满天。

况且，深山里还不时有野狼出没。

为了让家长们放心，蔡海山任教九年，坚持每天往返三四十里的山路，翻越十六座山岭，风雨无阻接送孩子。

　　一九八八年六月三十日下午，暴雨连天。

蔡海山把三个孩子送到了指定地点，他已经往回走了，可想想他们还小，让人放心不下，又赶回来，准备把他们送到家。

谁料在经过一条山沟时，为保护学生，他自己反被暴发的山洪吞噬了。

　　牺牲时，蔡海山还不到二十八岁。

　　站在蔡海山的坟头，我们都默默无语，我们都在思索着……

　　有人说：

在中国，最能忍受的是教师；最有良心的也是教师！

　　请看看这是怎样的一种良心？

　　康乐县胭脂乡庄头小学校长马希民，教了大半辈子书，教出的学生起码有千把人。

但是谁敢相信，他自己的五个孩子，有四个却都先后失学了。

　　在庄头小学见到马希民时，他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激动得嘴唇都有些颤抖，握着我的手，说：

“我没做什么，我不就是教教书嘛，还要劳你这么远来看我。

”

　　他仅仅是在教书吗？

　　一九八三年秋季开学时，马希民从西坡村小学调到那那亥村小学。

　　那那亥村是个近千人口的大村，可小学却只有一、二两个年级总共八名学生。

三间土房算是教室，没门没窗，连课桌椅都没有。

　　马希民到村里转了一圈，比他想象的还要贫困，心不由得凉了半截。

　　这一夜，马希民在土屋子里整整坐了一夜。

是去是留？

苦苦斗争。

他知道，如果自己甩手一走，势必连这八名学生也读不成书了。

一咬牙，终于留了下来。

　　首先要把这八名学生给稳住。

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精心组织每一节课，认真辅导每一个孩子，期末，那那亥村小学的成绩列全乡第一名，全县第四名。

　　然而，一想到村里还有那么多孩子没来上学，马希民的眉心又蹙紧了。

　　那天，他对学生们说：

明天，你们把村上想上学的小伙伴统统喊来。

　　第二天，一大帮衣衫褴褛的孩子果然涌进了学校里。

　　马希民问他们：

“孩子们，你们想上学吗？

”

　　“想－－”孩子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

　　马希民又问：

“那你们为什么不到学校来？

”

　　“爸爸说：

家里没钱。

”

　　“我爸说等以后有钱了再上学。

”

　　“我妈说要我在家带弟弟。

”

　　听着孩子们的回答，马希民落泪了，他说：

“孩子们，老师一定想办法让你们都来上学。

”

　　走进村民马来太的家，一家五口人正围在锅台边喝棒子面粥，那粥稀得能照出人影子来。

　　家里连条板凳都没有，马来太尴尬地说：

“马老师，炕上坐，炕上坐！

”

　　马希民把马来太十岁的大儿子和八岁的二儿子拉到身旁，说：

“孩子都该上学了。

你已经不识字，难道还想叫孩子们也不识字？

”

　　马来太苦着脸，“怎不想让孩子念书？

可钱呢？

每日三顿饭都已经叫我发愁。

”

　　马来太的妻子在一旁直抹眼泪。

　　马希民叹了口气，说：

“这样吧，你把两个孩子送来，学费、书本费我来承担。

”

　　马来太抓过了马希民的手，“马老师，叫你来负担，这哪行？

”

　　“别说客气话了，孩子们耽误了是一辈子的事。

”

　　出门时马希民又回头叮嘱了几句：

“明天，一定把孩子送来！

”

　　他又来到马东山的家，这是他第三次来马东山家。

　　马东山的女儿马贵兰九岁了，还不能上学，爸爸妈妈要她留在家里照看六岁的弟弟。

马贵兰“馋”读书，隔几天就要到教室外偷偷“听”堂课。

　　一见马希民又来，马东山主动开了腔：

“马老师，真够难为你的。

实在是家里腾不出人手来，我和她妈一下地，那小的没人看。

”

　　马希民说：

“这回我想好了，明天，你让贵兰带着她弟弟到学校来，她一边上学一边照看弟弟。

”

　　“这能行？

”马东山有些不相信。

　　“只能这样了，要不，就把孩子耽误了。

”

　　第二天，马贵兰带着她弟弟来到学校。

　　就这样，马希民以他的菩萨心肠感动了一户又一户村民，找回了一个又一个失学的孩子。

　　那那亥村小学的学生从八名，发展到二十名、四十名、六十名，最多时达到九十名。

年级也从一、二两个年级扩展到五个年级。

　　可是就在这十年间，马希民自己的四个孩子却先后失了学。

　　马希民一心扑在学校里，家中的一切全靠他妻子一个人支撑着。

大儿子读到四年级，由于家中缺少劳力，被他妈拉了回去。

二儿子读到三年级，他妈说家里的地种不过来，也被叫了回去。

　　三儿子好不容易上到初一，却赶上大哥、二哥分家，家里的地等着他回去种。

那天，三儿子从学校跑到庄头，刚对马希民说了声“爸爸，我想上学”，就“哇”地哭开了。

　　“你不想想，你大哥、二哥分家了，你再上学，家里的地谁种？

”

　　“我种、我种……我早晨上学前种、晚上放学后种，星期天种……”三儿子说。

　　马希民不停地叹息着。

　　“爸爸，我求求你好不好……”三儿子一下子跪在了地上。

　　马希民把儿子搂进了怀里，心如刀绞。

他何尝不想让孩子继续读下去，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