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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捐赠动机考察自利还是利他企业捐赠动机考察自利还是利他
企业捐赠动机考察:
自利,还是利他?
——来自中国12个城市1268家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张同龙
摘要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动机考察越来越成为人们感兴趣的课题。
其中,企业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捐赠一直是经济学家愿意理解和接受,并一再来证实的观点;而对于这其中是否存在利他动机持有争议,也缺乏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全国12个城市1268家企业的调查数据,运用Probit和Tobit模型,在控制住自利动机影响企业捐赠的渠道后,估计了利他动机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
估计结果表明,我们有显著的证据可以认为企业的捐赠行为背后有利他动机在起作用。
关键词企业捐赠,利他动机,社会环境,Tobit模型
JEL:
D17;C34;H23;Z10
WhatisCorporateDonations’Motivation,EgoismorAltruism
ZhangTonglong
(CenterforChineseAgriculturalPolicy,ChineseAcademyofSciences)
Abstract:
Themotivationforcorporatedonationhasbecomeahottopic.Themosteconomistswillingtounderstandandacceptthatcompaniesmakedonationsbasedontheself-interestedmotives,andtheyfoundevidencesfromdifferentaspectstoapproveit.Asfortheexistenceofaltruisticmotives,therearealotofcontroversy,butalmostnoempiricalresearchs.BasedonasurveyinChinese12cities1268companies,usingProbitandTobitmodels,andcontrollingtheself-interestedmotivesaffectcorporatedonationchannels,itisestimatedthealtruisticmotivesofthecorporatedonationbehavior.Estimationresultsshowthatwehavesignificantevidencetobelievetherearealtruisticmotivesatworkbehindthebehaviorofcorporatedonations.
Keywords:
Corporatedonation,altruisticmotives,socialenvironment,Tobitmodel
企业捐赠动机考察:
自利,还是利他?
——来自中国12个城市1268家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摘要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动机考察越来越成为人们感兴趣的课题。
其中,企业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捐赠一直是经济学家愿意理解和接受,并一再来证实的观点;而对于这其中是否存在利他动机持有争议,也缺乏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全国12个城市1268家企业的调查数据,运用Probit和Tobit模型,在控制住自利动机影响企业捐赠的渠道后,估计了利他动机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
估计结果表明,我们有显著的证据可以认为企业的捐赠行为背后有利他动机在起作用。
关键词企业捐赠,利他动机,社会环境,Tobit模型
当我听到商人们在雄辩地谈到“自由企业制度中商业的社会责任”时,我不禁想起了关于一位法国人的绝妙的事情,他在70岁时发现他一生都在发表着无聊的议论。
商人们相信:
当他们宣称商业并非“仅仅”与利润有关,而且还关系到促进合意的“社会”结果时,当他们宣称商业有着“社会良心”,且认真地担负着它的提供就业、消除歧视、防止污染及其它任何可以是当代改革者的时髦口号的责任时,他们是在捍卫自由企业。
但事实上他们是在——如果他们或者其他任何人认真地看待这些责任的话,那么他们应该是在——宣扬纯粹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这般讲话的商人们,成了那些在这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在破坏着自由社会的根基的理智力量的、不自觉的玩偶。
——米尔顿·弗里德曼:
商业的社会责任
一、导言
“自利性”作为经济学的核心假设,从未停止过受到来自其它学科以及自身不同分支的攻击。
但其在经济学理论领域中的基础地位一直屹立不倒,以至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无论宏观还是微观模型,都由效用最大化开始。
而在现实方面,慈善捐赠作为人类历史悠久的优良传统,一直发挥着扶危救难、调解收入分配和缓解社会矛盾的功效。
如果说这种现象仅就个人捐赠而言,可以用一些“心理收益”来勉强解释的话,那么企业捐赠就不那么想当然了。
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组织的天职似乎就是为消费者提供质量好的产品、为员工提供安全的生产环境和满意的报酬以及为股东(所有者)提供尽量高的回报。
而这些功能又能和市场机制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于是有了上文弗里德曼(1970)的一段话。
这样看来企业最明智的选择是通过“看不见的手”,基于自利动机而间接到达有利于社会的目的。
但现实中,企业直接参与慈善捐赠现象由古至今时有发生。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简称CSR)运动,更是推动了企业捐赠行为的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企业慈善捐赠的数额和参与慈善捐赠活动的企业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根据美国一家权威慈善网站(,1999年企业捐赠总额约是107亿美元,2002年已超过120亿美元。
这还不包括企业家个人的捐赠和赞助。
如果包含那些未被报道的和潜在的资源捐赠,企业的慈善捐赠总额将达到400-500亿美元。
企业捐赠行为也呈现出新面貌:
捐赠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社区建设等;捐赠资源也非常丰富,除了资金之外,还包括产品、设备、人员服务、培训等。
经济学家不禁要问企业这种行为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一种回答是,随着社会发展,企业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越来越意识到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与环境责任,是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激励企业,这背后是“同情心”、是利他动机在起作用。
但经济学家不会对这样的答案满意,因为“自利性”是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激励机制是经济学理解行为的基础。
利益!
背后一定是基于利益的考虑才是最符合经济学家口味的答案,于是众多学者纷纷去寻找证据,提供解释。
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rter)和马克·克雷默(MarkR.Kramer)就在2003年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发文将其竞争优势理论用于分析公司慈善,认为公司在慈善方面的表现有助于公司提高其竞争优势。
唐更华和许卓云(2005)对发达国家的企业在作慈善时运用的策略性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予以了刨析。
Navarro(1998)和Brownetal(2006)都从美国的公司层面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指出企业捐赠有广告的目的。
王鹤立(Heli,Wang,2008)等更是找到直接的证据证明公司慈善和公司的财务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这一问题上,针对国内情况的实证研究非常少,最新的一篇(也是笔者所见的唯一的一篇)是山立威等(2008)的研究,他们使用我国5.12汶川地震后的A股上市公司的捐赠数据,发现我国企业捐赠行为存在获取广告效应的自利动机。
其实上述实证文章发现的这种关系是显而易见,并且也是容易理解的。
自利的企业和企业家,显然可以通过慈善捐赠,达到一些预期目标。
如企业家获得声望的提高,企业提高品牌认知水平、顾客和员工的忠诚度、企业形象等。
钟宏武(2007)从自利的角度将企业捐赠的作用进行了细分,共4种:
合法保护(企业通过捐赠购买利益相关者的“伤害权”,提高组织的合法性,减少企业经营中的不确定性,维持企业正常运行);伤害保险(慈善捐赠将形成积极的道德资本,当企业经营活动伤害到利益相关者时,道德资本能降低受害者制裁/报复企业的强度,并减少企业关系资产的损失);间接增值(慈善捐赠可以通过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来间接提升企业绩效);直接增值(精心设计的战略性慈善捐赠可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直接提升企业绩效)。
按照这一逻辑可以想象,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责任理念的在消费者等社会成员中逐步普及和深入,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一定程度上参与捐赠活动,而且慈善捐赠的行为也将逐步纳入到企业的管理之中,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但是,所有企业的这种善行都是自利的、“虚伪”的吗?
在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企业由于自利动机或是利他动机都可能导致捐赠行为。
现在,我们就算有证据相信企业捐赠有自利的动机在起作用,那么在这种捐赠行为的背后动机中我们能保证没有利他动机吗?
或者说是不是还有自利动机解释不了的空间呢?
(可能很多人都会承认利他动机在起作用,但几乎没有人给出过证据,依笔者所见只有Benabou&Tirole(2006)和Cooter&Broughman(2005)间接的指出过人们有利他的动机和行为。
)
图1企业捐赠行为的两种动机
在我国,无论是慈善事业还是企业捐赠都起步较晚,发展也缓慢。
由此导致相关的研究也很少,更没有人去深究在特殊的文化氛围和复杂的转型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我国企业是否会有与其它国家的企业不同的行为模式。
但2008年“5·12”大地震后,我国的企业捐赠陡然升温,纷纷捐赠财物,甚至派出专业队伍支援灾区。
同时,这些企业的行为也得到了,公众、媒体的极大关注和好评,使捐赠企业的声誉普遍得到提升。
如在一次震后《企业捐赠大众评价调查》(钟宏武,2008)中显示在79%的消费者会优先选择捐赠慷慨企业的产品,同时对于投资者来说,95.9%的股民认为捐赠对企业是利好,70%的受访者考虑购买捐赠慷慨企业的股票。
这再一次表明企业捐赠可能给企业带来收益,从而可以猜测企业捐赠行为的背后很可能藏有自利动机。
但这些善举(有时近乎疯狂)仅仅是出于自利吗?
恐怕这样简单而且冷血的解释很难令人信服。
同时,我国的特殊背景也给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一方面,我国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企业的财务制度还不严格,这就给了“同情心”可以发生作用的空间;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离传统社会还相距不远,人们大脑中还会有很多“善良”、“纯朴”的想法。
在企业捐赠行为的动机中是否利他动机在起作用,是偶尔的个人行为还是统计上显著的现象?
这最终只能借助实证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而最近的一次覆盖全国12个城市1268家企业的调查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多为社会学家、管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由于研究手段的差异,他们采用的大多为行为模型,可以借鉴资料不多。
但国内有两项研究值得注意,他们的研究结论中都有相似的发现,可以提供一些启示。
首先,中外企业的捐赠模式不同,可以分为“自利型”和“利他型”。
外资企业的捐赠大多源于互利双赢的长期利益动机,体现了“企业公民”的慈善文化,主要依靠内部驱动力决定捐赠事项、重视捐赠项目管理和评估,多属自利型;而国内企业的慈善参与中更多的是出于单纯利他动机,企业的捐赠活动大多出自造福社会、寻求自我实现的成就感或是企业经营者的为善理念,主要依靠外部驱动力决定捐赠事项、不重视捐赠项目管理和评估,多数利他型。
由于学科的不同研究方法不同,我们很难直接认可他们的结论。
但由此我们按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捐赠行为的特点,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甄别机制——社会环境。
当社会环境越平等、民主参与度高、有秩序,基于如“企业公民”般的自利动机企业捐赠应该越多;反之,当社会环境越不平等、民主参与度低、秩序越混乱,基于如“扶弱助困”般的利他动机企业捐赠应该越多。
而且,从直觉来看,利他者最关注不平等,而自利者对秩序更敏感。
在本文所使用的数据集中,问卷中有这样的问题“在过去的三年中,企业有没有向慈善机构、社会公益活动或公益组织捐赠过?
1=有2=没有”,“如果有,这三年的总捐赠约相当于人民币(包括实物)万元”。
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到研究所需的两个因变量:
是否参与企业捐赠和(若参与捐赠)企业捐赠的数额。
本文余下的内容依次是:
第二部分介绍了研究使用的数据和主要变量;第三部分介绍了使用的计量方法,并讨论了回归结果;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二、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部分是国际金融公司(IFC)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组织的一项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查。
此次调研在2006年春季对全国12个城市的1268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的内容涉及社会信任、劳动保护、企业管理、市场环境、政府监管等方面。
另一部分数据来自于由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样本企业在2000年到2005年的财务人、员信息,包括雇用人数、总利润、税收、总销售额等信息。
调查的城市包括从北至南长春、丹东、赤峰、北京、石家庄、西安、淄博、重庆、十堰、吴江、杭州和顺德。
从经济指标和地理分布来看,这些城市都构成了中国城市的一个代表集合。
其中,北京和重庆为省级城市;长春、石家庄、西安、杭州为省会城市;丹东、赤峰、淄博、十堰为地级城市;吴江和顺德为中等县级城市。
从地区分布来看,沿海、中部和西部地区各有4个城市。
调查的企业是随机抽取的。
不过,是从一个年销售额大于500万元的企业全集中抽取的,原因是统计局只保存着500万元年销售额以上企业的数据。
我们预期,这并不会影响分析结果,因为年销售额小于500万元的企业规模非常小。
为了保证该样本代表了真实的企业分布状况,调查采取了两层的抽样策略。
首先,将企业分成四种主要的类型,即国有企业、国内私营企业、港澳台企业和外资企业。
按各样本城市中每类企业的份额来抽取企业。
在样本中,68.7%是国内私营企业,其余的三种类型的企业大致各占10%。
其次,将企业按规模分成三类,即大型企业、中等规模企业以及小企业,分类的标准为国家统计局通常的划分标准。
各样本城市中三种规模的企业所占的份额同样被用于企业的随机抽取之中。
在样本企业中,大部分为中小规模的企业。
(二)企业捐赠
依照问卷中问题定义二值变量Ydonation为是否过去三年(2003-2005)中是否参与企业捐赠,1为有,0为没有。
在数据集中共413家企业没有企业捐赠,所以参与率为66%,与社科院项目中的64%很接近。
依照问卷中问题定义Qdonation为三年(2003-2005)的总捐赠约相当于人民币(包括实物)万元数,为连续变量。
在我们的数据集中,所有在过去三年有过捐赠的企业,最小捐赠额为500元,最大捐赠额为25000万元,均值为137.6万元,标准差为1171.6万元,跨度非常大。
(三)社会环境
非常幸运的是在我们所使用的数据集中,问卷中问了如下几个问题,使我们能得到相关的数据。
见问卷中的第一部分(社会信任)。
(J010)总的来说,您认为您周围的人大多数是可以信任的吗?
1=是0=不是
在下文中以题号来做变量名,下面如此类推,J010为二值变量
(J020)您知道您周围邻居的姓名吗?
1=多数知道2=知道一些3=多数不知道
J020为离散变量,其值越大,表明与周围人群越不熟悉。
由心理学中的利他理论,可知J010应该对利他有正向影响,J020有负向影响(对自利也有类似影响)。
(J070)您参加了最近一次区/县人大代表选举吗?
1=参加了2=没有参加3=没听说过。
J070为离散变量,其值越大,表明其认为民主水平越高,应该对自利有正向影响。
(J080)根据您的观察,在本市人们等公共汽车时排队吗?
1=多数排队2=少数排队3=都不排队。
J080为离散变量,其值越大,表明其认为社会缺少秩序,应该对自利有负向影响。
(J090)根据您的观察,在本市人们在公共汽车上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吗?
1=多数让座2=少数让座3=都不让座。
J090为离散变量,其值越大,表明其认为不平等水平越高(可以理解为社会偏向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易于激起人们扶危济困的英雄情结),应该对利他有正向影响,而对自利性有负向影响。
(这一变量将是我们识别企业捐赠动机中是否包括利他倾向的关键)
(J100)根据您的观察,在本市汽车行驶中守规矩吗?
1=多数守规矩2=少数守规矩3=都不守规矩。
J100为离散变量,其值越大,表明其认为社会缺少秩序,应该对自利有负向影响。
(J120)假如您出租房子,您会和房客签订出租合同吗?
(1)会
(2)不会(3)没出租过房子,不知怎样回答。
在将J120选
(1)时赋值为1,选
(2)时赋值为2,选(3)时赋值为1.5,其值越大,表明其认为社会缺少秩序,应该对自利有负向影响。
图2动机通过社会环境对捐赠行为的影响
(四)其它控制变量
我们选择了Ydonation和Qdonation作为被解释变量,来反应企业捐赠的参与倾向和捐赠强度。
对于面对相同环境(不仅包括社会环境还包括市场环境等)的同质企业,两个变量在不同企业个体间的差异反应了其自身自利和利他倾向的差异。
然而,现实中,企业是不同质的,而且其面对的环境也大不相同,此时企业的捐赠行为不仅取决于企业的动机还取决于企业自身特质及相关环境。
此时,若对与捐赠行为相关的变量不进行控制,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很大影响。
由此,我们将尽可能利用调查所提供的数据,控制与企业捐赠可能相关的变量,以期得到稳定的估计结果。
与自利作用途径相关的变量
由图1,我们可知企业的捐赠行为来自于两种渠道,如果要准确来测度利他动机的影响,需要先将自利动机的影响控制住。
按照从自利动机的角度对企业捐赠的理解,企业捐赠可以通过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关系和经营环境来提升企业绩效。
在国内现实环境下,政治力量对这二者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所以企业领导人的政治地位(问卷B130题目有此一项,“企业业主或总裁是否是全国/省/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担当当地政府的顾问或参事?
1=是0=否”,设为虚拟变量)需要进行控制。
相应的当地政府的监控程度,我们以政府监察频率作为代理指标(问卷C011-014题目有此一项,“产品质量检查几次每年;安全生产检查几次每年;环保检查几次每年;劳动管理检查几次每年”)进行控制。
其中环保问题的影响尤为突出,关注人群较大,加入一些与环保相关的指标(问卷G040有2005年中,企业在环保方面的运营费用(监控、审计、交纳规费、罚款等)是多少万元人民币?
问卷G050有在过去三年中,企业在环保方面的的设备(即处理废水、废气、废渣以及降低噪音的设备)投资是多少万元人民币?
在问卷G070有总体而言,企业在达到有关排污(废水、废气)、噪声污染和生物多样性等国家环保法定要求方面,是否存在困难?
1=存在很多困难2=存在一些困难3=不存在困难)进行控制。
无论是在前人理论文献中,还是在《5·12大地震企业捐赠大众评价调查》中,都发现企业捐赠有广告效应,所以我们加入与此相关的变量(在问卷F090有在过去三年中,企业在树立品牌(品牌设计、标志设计、产品宣传和广告等)方面大约投入了多少万人民币资金?
)加以控制。
劳动关系
在企业的所以利益相关者中,企业员工可能是与其关系最密切的一个,而且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应该会影响到它对社会的态度。
问卷中有工人工作时间(E010,E020),职员、工人(包括计件工人)的月工资,福利开支(Welfare)以及工人、职员平均在企业工作年数等变量,我们可以加以控制。
企业规模
我们沿用以前文献的方法使用企业“从业人员”(averemploy)和“固定资本量”(tfixasset)两个变量来控制企业规模对于企业捐赠的影响。
一般而言,大企业往往会有更大额度的社会捐赠。
一方面,大企业一般更注重品牌以及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从自利角度更有可能加大捐赠额度。
另一方面,掌控大企业的企业家往往更有社会责任感,从而更高的利他倾向。
企业绩效
我们以“销售额”(saleincome)、“税金总额”(tax)和“利润总额”(profit)来控制企业的绩效因素。
这三个值较高可能是企业有效管理以及明智经营的体现,我们预期同等条件下绩效较好的企业中可能的企业捐赠额度较大。
市场环境
我们以该企业主要产品所在行业“是否存在准入限制”(问卷H010题目有此一项,设为虚拟变量)以及该企业主要产品在所在市场的“竞争程度”(问卷H020题目有此一项,设为离散变量,1=很激烈2=适度3=很低)
其它变量
除此之外,还控制了一些重要的影响企业特质的变量。
如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性质(包括国有企业SOE、国内其他企业Domestic、港澳台企业HMT和外资企业Foreign,分别使用虚拟变量表示,以Domestic作为基准取值为0)、城市(12个城市,使用11个虚拟变量,北京为基准取0)、是否出口、是否有海外投资、总经理最高学历、员工学历等。
上述控制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关性。
但在本文中,我们并不关注社会环境以外的其他控制变量。
而仅把它们放入方程作为可能影响企业捐赠行为的重要变量加以控制。
三、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
由于企业捐赠数额数据有截取(Censor)问题,用最小二乘法(LS(包括OLS、WLS等))直接估计,其系数的估计量有偏且不一致,通常采用Tobit模型。
估计Tobit模型最常用的方法是Heckman两步法。
首先,我们第一步对是否捐赠的参与决策进行Probit回归。
但Probit模型系数较难解释,所以我们同时进行线性概率模型(LPM)回归进行比较。
估计的结果报告在表1中,两种方法显示在总共7个社会环境变量中,有J010、J090和J100三个变量显著异于零(J010仅在LPM中显著)。
按照LPM(Probit模型系数含义解释较为复杂,在此不多谈;LPM的系数不一致,从计量上讲无意义,所以仅在Probit模型能够提供佐证时,谈一些经济含义)模型的含义,这意味着保持企业的其它特质不变,仅当他认为周围的大多数人可以信任,其提供企业捐赠的可能性比认为周围大多数人不可以信任的企业提高10%;而认为本市人多数不关照弱势群体(乘公交车不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的企业比认为本市人多数关照弱势群体的企业(安变量定义相差2)其提供企业捐赠的可能性提高10%(也可解释为同一企业当认为大多数人不关心弱势群体时比认为大多数人都关心弱势群体其提供企业捐赠的可能性增加10%),这个结论在两个模型中都是显著异于零,这就提供了一个当我们控制住自利动机的可能渠道后,企业捐赠行为仍有利他动机的强有力的证据;认为本市人多数不遵守秩序(开车不守规矩)的企业比认为本市人多数遵守秩序的企业(按变量定义相差2)其提供企业捐赠的可能性减少12%(这体现以往研究中指出的自利动机,当然表中的另外一些自变量也提供了类似的证据,但通过自利渠道起作用的变量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其因果关系不能直接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模型对于所有社会环境变量所估参数的符号相同,并且与理论预计完全一致。
表1企业捐赠参与决策的Probit模型与线性概率模型回归结果
Ydonation
Probit
LPM(GLS)
j010
0.26
0.10
1.60
1.70*
j020
-0.08
-0.03
1.39
1.28
j070
-0.06
-0.01
0.91
0.65
j080
0.05
0.02
0.75
0.81
j090
0.15
0.05
1.85*
1.94*
j100
-0.21
-0.06
2.51**
2.30**
j120
0.05
0.01
0.91
0.64
b130
0.61
0.20
6.73***
7.53***
e010
0.09
0.03
1.78*
2.00**
c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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