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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
绪论
第一节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
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两面性
与中国古代长期封建社会的发展大体同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体系,独具一格,有其正确性与深刻性,但变革缓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
二、农业宗法型社会及儒道思想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由于社会的农业性和宗法性,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重视道德实践,强调文学的社会内容及其教化作用。
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而农业生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风调雨顺的自然条件,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二者的和谐一致。
先秦道家的天人合一、顺应自然、法天贵真的宇宙观和审美观正是其产物。
三、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概念、范畴的特点
受中国古代传统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想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概念、范畴往往是抽象与具体、概括与体验的统一,其内涵既有确定性,也有多义性。
它所运用的一系列对立统一的范畴、概念,一方面能够深刻揭示文学现象的规律,包含丰富的艺术辩证法思想,令人读来具体、亲切,富有美感,但另一方面,概念、范畴意义不够明确,分析归纳逻辑不够严密。
梁启超在《国民浅训·不健全之爱国论》中曾对中、西“研究学问之法”的相异点及其结果下断语曰:
“我国学者,凭瞑想,敢武断,好作囫囵之词,持无统系之说;否(不足之处)则注释前籍,咬文嚼字,不敢自出主张。
泰西学者,重试验,尊辩难,界说谨严,条理绵密;虽对于前哲伟论,恒以批评的态度出之,常思正其误而补其阙。
故我之学皆虚,而彼之学皆实;我之学历千百年不进,彼之学日新月异无已时,盖以此也。
”
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也对中西不同的思维特点及学术短长作了这样的说明:
“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Ceneraf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
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
”
四、中西文学批评理论的差异
受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偏重于比兴之义,发展为以意境说和教化说为两大支柱的文学批评体系;西方文学批评偏重于摹仿自然,发展为以典型说为核心的文学批评体系。
第二节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表现形态
由于独特的社会形态和思想文化背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尽管也有像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叶燮的《原诗》那样具有系统性的理论专著,但数量不多,大量的是如下几种表现形态:
(一)散见于子书中的某些章节、片断的文论;
(二)笔记体的诗话、词话;(三)文人之间来往的书信和各种文集的序跋;(四)小说(含戏剧)评点;(五)散见于诗、词、笔记、小说、戏曲、经传训诂、艺人谚语中有关文学的言论。
一、子书中的文学批评
这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先秦时代文史哲尚未分家,诸子的言论自然也会涉及文学问题,如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初步总结了文艺的特性及其社会作用。
另一种情况是,先秦以后虽然文史哲逐步分离,但一些大思想家、学者在探索、研究社会思潮、人文现象时,自然也把文学现象包括在内,文学批评也就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诗话、词话
中国古代有许多笔记体的诗话、词话,数量众多,卷帙浩繁,仅以诗话为名者即有数百种,是一笔丰富的诗歌理论遗产。
它们多用随谈录的方式,自由灵活,不拘一格。
三、书信、序跋
由于中国古代文论家往往也是政治家和文学家,一身三任,而入世致仕、建功立业才是他们的主要的人生理想。
这样,也就很少有人自觉地把文学批评的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主要事业(像白居易之作《与元九书》在被贬之时、司空图之撰《诗品》在归隐之际,而刘勰之著《文心雕龙》,不过是他入仕前的牛刀小试)。
因此,很多文论家的思想、理论往往散见于他们的书信序跋。
四、小说、戏剧评点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发端于诗文、盛行于小说戏曲领域,这是中国古代富有民族特性的文学批评体式,在古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传播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评点,包括对小说、戏剧的眉批、夹批、总评以及各种墨色、符号的“圈点”。
五、诗词笔记、小说戏剧、经传训诂、艺人谚语
钱钟书先生指出:
在我国古代,“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
第一章先秦两汉文学批评
引言
先秦两汉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草创时期。
当时有关文艺的论述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发展的源头,它不仅具有初创期文学批评固有的特点,而且已初步确立了我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结构和框架,其理论内容已涉及多方面的重要命题,并给予后世文学批评以深远的影响。
先秦两汉文学批评作为初创期文学批评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尚未从意识形态中独立出来,形成专门的学科。
随着文学与学术的发展,特别是辞赋的兴盛,汉儒已开始逐步将文学与学术区分开来,或将学术称为“学”,将文学称为“文”;或仍以“文学”指称学术,而另以“文章”指称辞赋等文学作品。
尽管这狭义的“文”或“文章”仍包括一些非文学文体,但文学概念渐趋净化,正标志文学观念的进化,以及文学、文学批评的趋向独立。
第一节先秦文学批评概况
一、儒家文学批评思想
诸子中最重视文艺的是儒家。
《论语》中有近二十处记载了孔子对《诗》的评论。
孔子十分重视诗歌的社会教化作用与伦理实践意义,有“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说(《论语·阳货》)。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在文学批评方面,他首创“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方法,着重联系诗歌产生的时代与作者生平,探索诗义。
荀子是儒家学派的又一位重要思想家。
荀子文学批评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他一再强调文艺源于情感,对文艺的情感特征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
二、道、墨、法三家文学批评思想
道家的文艺观与儒家针锋相对。
庄子继承老子之说,又加以发展,他对文艺进行了全方位的否定。
不过庄子的学说本身包含着一系列悖论,他既赞同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之说,自己却也言而不已。
墨法两家与儒家一样从社会功利出发而论文艺,却得出了与道家似乎相同的否定性结论。
墨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家。
其主要文学批评观是:
“非乐”论和“三表”法。
《墨子·非乐上》说:
“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
是故子墨子曰:
为乐非也。
”
“非乐”说与“三表”法是密切相关的。
墨子说:
“故言必有三表”: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于何本之?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
于何原之?
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于何用之?
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非命上》)
韩非继承了前期法家的思想,把文艺与法治对立起来,否定文艺和儒家经典。
商鞅将“诗书礼乐”列于“六虱”之内,韩非则有“五蠹”之论,认为“儒以文乱法……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韩非子·五蠹》)。
又说:
“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问辩》),这就不只无用,甚而有害了。
可见,法家否定文艺,不仅出于功利主义,而且也与其法治主张和愚民政策有关。
三、先秦诗人的文学批评思想
讲先秦文学批评,诗人的意见是不应忽略的。
《诗经》中有“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之语,实为儒家诗论美刺说之先声。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自觉的抒情诗人,而且他的审美意识和庄子一样,已臻于极高的境界:
“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离骚》)“结微情以陈词”(《抽思》),“发愤以抒情”(《惜诵》)。
他提到抒情,也正包含了言志。
在《思美人》中,他更情志并提:
“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达。
”
第二节两汉文学批评概况
一、两汉文学批评的时代背景
战国时代的结束和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先后建立,使百家争鸣的盛况也随之结束。
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现虽然不同,但实质都是以文治武功钳制国人的思想,以钦定学说统一意识形态。
汉代阐释儒经之学很盛,经学又分今文古文两派。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派往往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来解释儒经,武帝时得到官方的支持,成为御用儒学。
到西汉末,今文经学更与谶纬相结合,成为宗教神学化的谶纬经学。
而古文经学则是在野的私学,着重对儒经本义的训释,学风较为求实,反对今文经学的谶纬迷信和主观臆断,但也有将经学僵化、繁琐化的问题。
二、西汉初期的文学批评思想
以此为背景的两汉文学批评,自以儒学为宗,然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情况也不尽相同。
西汉初期,统治者崇尚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因此文化学术也较为自由,而战国诸子遗风余韵的影响犹存。
尽管武帝独尊儒术,但上述情况并未立即改变。
相反,前期开明政治到武帝时便收到良好效应,出现了不少大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文史彬彬,盛极一时。
当时的文学批评,也呈现出丰富的色彩。
“《雅》、《颂》之声,皆发于词,本于情。
”(《淮南子·泰族训》)
“人之情,耳目应感动,心志知忧乐,手足之拂疾痒,辟寒暑,所以与物接也。
”(《淮南子·俶真训》)
“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
故哭之发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
”“故强哭者虽痛不哀,强亲者虽笑不和,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
”(《淮南子·齐俗训》)
“黼黻之美,在于杼轴。
”(《淮南子·说林训》)
“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
君形者亡焉。
”(《淮南子·说山训》)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
三、两汉儒家文学批评思想
1、关于《诗经》的研究
作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的诗学论文,《毛诗序》对诗歌抒情言志的本质特征有较全面的阐述,颇具理论价值。
其中对《诗经》与现实生活关系的论述,也给诗歌发展以积极的影响。
这是《毛诗序》对诗学的贡献。
但《毛诗序》把诗歌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以“礼义”规范诗人情性,以“主文谲谏”限制诗歌的艺术风格,这就对诗歌发展和诗学理论产生了消极影响。
汉儒《诗经》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是“赋比兴”之说。
《毛诗序》已有“六义”之说,但只解释了“风雅颂”。
《毛诗序》曰:
“故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并第一次对“六义”中的风、雅、颂作了具体说明: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
后来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了“六义”:
“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用彼之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关于“赋比兴”,则二郑各有界说。
郑玄《周礼注》曰: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又引郑众之说:
“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
”
2、关于屈赋的争论
西汉前期,贾谊、刘安、司马迁等都给屈原辞赋以崇高评价。
贾谊有《吊屈原赋》。
汉武帝爱《离骚》,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献之,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
”(见班固《离骚序》引)司马迁承刘安之说,对《离骚》的主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离骚者,犹离忧也。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
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史记·屈原传》)
但东汉扬雄和班固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对屈赋的内容、风格乃至屈原的人生准则和生命态度等进行多方面的非难。
班固《离骚序》说: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
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
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
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
王逸是汉代第一个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进行全面整理和研究的人,也可以说是秦汉以来楚辞研究的总结者,所作《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
在《楚辞章句序》中,王逸对屈原及其辞赋作了全面的肯定,并系统地批驳了扬、班对屈原的指责。
3、关于汉赋的论述
对汉赋论述较详者为扬雄。
他早年好赋,后又否定少作,谓“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法言·吾子》)。
“赋者,将以风也,比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
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
繇(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
”(《汉书·扬雄传》)
4、关于《史记》的评论
对于司马迁及其《史记》的评论,主要来自他史学上的后继者班氏父子。
特别是班固,承其父班彪之说,一方面批评《史记》“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另一方面又肯定“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一方面指责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另一方面又赞同刘向、扬雄及其父之观点,赞扬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叙述风格,并对“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深表钦佩(引文见《汉书·司马迁传赞》)。
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
引言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不仅诞生了体大思精的文论巨著《文心雕龙》,而且诞生了专论作家的《典论·论文》、专论创作的《文赋》和以批评鉴赏为主的《诗品》。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三大分支——作家论、创作论、鉴赏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都获得了巨大的丰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第一节曹丕的《典论·论文》
一、作者简介
曹丕(187—226)字子桓,汉末丞相、魏王曹操的次子,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
公元211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因长兄曹昂早死,于公元217年被立为魏太子。
公元220年元月曹操死,曹丕嗣为丞相、魏王;是年冬废汉献帝,自立为魏朝皇帝,定都洛阳,年号延康改为黄初。
曹丕在位七年,死后谥文帝,史称魏文帝。
史书记载,曹丕自幼娴习弓马,精于骑术、剑术,好文学。
《三国志·魏志·文帝传》曰:
“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
”现在流传的诗赋有几十篇,注本有《魏文帝诗注》;著作留存的有辑本《魏文帝集》,这是曹魏时期甚为珍贵的政治、文学遗产。
曹丕不只爱好文学,尤其爱重文人。
他虽身居副君之位,但与文人能平等相处,能优礼相加,好似知友相交一般。
这从他的《与吴质书》中便可得到印证: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
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
”因此,曹丕所处的建安时代,被刘勰称为“崇文之盛事,招才之嘉会”(《文心雕龙·才略》)。
二、文本概况
《隋志·儒家》:
“《典论》五卷,魏文帝撰。
”《旧新唐志》同。
《论文》是《典论》中的一篇,“典者,常也,法也”(《文选》附蔡邕《典引注》)。
《典论》,按作者原意即是讨论各种文体的法则,它是曹丕当太子时精心结撰的一部学术著作,共二十卷。
曹丕在《与王朗书》中说:
“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
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
”曹丕本人对这部著作很是自鸣得意,据说当孙权击败了刘备,派使者到魏国报告的时候,作为一种褒奖,“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
据《三国志·魏志》记载,其子明帝下令将该书刊刻在洛阳太学的石碑上。
全书大约在宋朝已经亡佚,现仅有其自传性的《自叙》一篇和文学批评性的《论文》一篇。
《典论·自叙》有言:
“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必览。
”这说明他既能博览群书,又善咏诗作文。
三、理论分析
《典论·论文》主要是围绕着评论“建安七子”作品的优劣,发表曹丕自己对文学的一些看法。
概括起来,文中主要讲了四个文学批评问题:
1、文学的价值和作用问题
建安时代的曹丕,以他独到的见解冲破了周秦两汉以来轻视文学的观念。
他在《典论·论文》中强调指出: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
所以鲁迅说:
“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
为了深入阐发文学的功用、意义和独立地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进而论述道: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世。
2、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
《典论·论文》在简要地评论了建安七子诗文的不同风格后,进而论述了作家的才性气质与文学作品风格的关系: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同,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倘若我们仔细考察《典论·论文》中各个相关的论点,便可以看出曹丕所谓的“气”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对于作家而言,它主要指才性和气质,如“文以气为主”、“孔融体气高妙”之“气”即是;就作品而言,它又是指语言和文体的特色,如“徐幹时有齐气”、“公幹有逸气”(《与吴质书》)之“气”即是。
然而,这两者又是内外相通的。
在作者方面,是指他的气质才性;形诸作品,便成为作品的风格。
3、作品的体裁和特征问题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把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八体;同时还根据各种文章的具体效用不同,明确地提出了四种不同的特点和要求。
显而易见,这是从文章的写作与批评角度进行了文体分类研究。
《典论·论文》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
奏(奏章)
雅
议(议折)
书(信函)
理
论(评论)
四科(风格)八体(体裁)
铭(碑文)
实
诔(祭文)
诗(诗歌)
丽
赋(辞赋)
4、文学批评的标准、态度和方法问题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经国之大业”和“诗赋欲丽”,可以看作是他用来衡量文学的批评标准。
关于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一方面批判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狭隘落后的旧习气;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批评了“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错误态度和方法。
在他看来,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就不会有公正有益的文学批评,更会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和繁荣。
他认为产生“文人相轻”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主观上的“善于自见”、“暗于自见”,即对于自己的长处“善于自见”,对于自己的短处“暗于自见”;二是客观上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
每个人既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以己之长轻人所短,总是有可轻之处。
解决“文人相轻”的办法是“审己以度人”,即客观地看待自己,也公正地对待别人,这才是从事文学批评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第二节陆机的《文赋》
一、作者简介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
陆机自幼聪明好学,《晋书》本传说他“少有异才,文章冠世,服膺儒术,非礼不动”。
但他的遭遇很不幸,二十岁时,东吴灭亡,他的几个哥哥也被杀害。
他与弟弟陆云只好回到故乡,“闭门勤学,积有十年”(《晋书·陆云传》)。
作《辨亡论》上下篇,论述东吴兴亡。
晋武帝太康(280—289)末年,他与弟弟陆云同去洛阳求功名,受到当时文坛领袖张华的推重,介绍他们结识社会名流和权贵,曾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
故自元康元年(291)起,陆机先后做过太子洗马、著作郎、尚书中兵郎、殿中郎等。
永康元年(300),赵王伦辅政,以陆机为相国参军,赐爵关中侯,又以为中书郎。
后赵王伦图谋篡位未遂被杀,陆机亦受到牵连,被收押下狱。
幸赖成都王颖和吴王晏的救助,得以免死,在将要被充军时遇赦。
当八王之乱,天下动荡之际,陆机的朋友同乡都劝他引退返吴,可是陆机“负其才望,志匡世难”,不肯听从。
他以为成都王颖“必能康隆晋室”,遂投奔他。
成都王颖也很器重他,让他参大将军军事,后又为平原内史,故世称陆平原。
太安二年(303)成都王颖起兵讨伐长沙王乂,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
陆机率领二十余万人与长沙王乂军战于鹿苑,结果“机军大败”。
陆机被诬有谋反之意,司马颖遂将陆机及其弟陆云及二子一起杀掉,时陆机年仅四十三岁。
二、文本概况
陆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有《陆平原集》。
现存诗204首,赋二十余篇,大都为因袭敷衍之作,文辞宏丽而内容空乏。
但陆机在文学理论上却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文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地论述文学创作问题的重要著作。
陆机结合自己的写作体验和前人的创作经验,对文学创作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
他的《文赋》对刘勰写作《文心雕龙》还有着直接的影响,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
“文人论文,惟论文词而已矣。
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
”
三、理论分析
《文赋》中涉及到众多的文学理论问题,总的来说,前半篇论述创作过程的基本规律,后半篇论述艺术语言在作品中的运用。
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谈谈它的主要艺术理论。
1、创作准备
创作准备,即文学创作开始之前,作家必须具备的基本主体条件,包括作家的精神修养、艺术观察、写作能力的培养等。
《文赋》曰: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
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
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陆机的创作源泉论是对艺术与现实关系的揭示,也是对儒家诗学——“诗主情志”思想的一个发展。
《尚书·尧典》: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
”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志有之: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
《诗大序》:
“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
2、艺术想象
艺术创作是通过想象来进行构思的,陆机以诗一般的语言对艺术想象进行了生动而具体的描绘: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
于是沉辞弗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
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在运用想象进行艺术构思的活动中,还会经常出现文思开塞的现象。
《文赋》讲到“沉辞弗悦”和“浮藻联翩”两种现象;又谈到“应感之会,通塞之纪”之类的灵感现象。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
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
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拟。
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
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
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
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
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
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也。
3、文章体裁
《典论·论文》: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
《文赋》: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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