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运营管理304嘉丝卡的故事.docx

se运营管理304嘉丝卡的故事.docx

《se运营管理304嘉丝卡的故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se运营管理304嘉丝卡的故事.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se运营管理304嘉丝卡的故事

嘉丝卡的故事

单单一个错误杀不了她—器官捐献系统有致命的缺陷

作者：

艾弗里.克莫洛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03年）

去年11月18日标志着杜克大学医疗中心第一个病人安全周的到来。

宣传海报贴出去了。

病人们也都填写了卡片，详细地记载着他们的医疗状况和用药治疗情况。

工作人员也都事先受训，知道如何解答有关安全的各种问题。

每个人的心里都洋溢着乐观。

杜克大学正在采取具体措施，避免可以避免的医疗事故。

医疗事故在全国呈现出日益上升的趋势。

此后还不到3个月，17岁的姑娘嘉丝卡·萨蒂莲死了，成了一起不可饶恕的最简单医疗事故的牺牲品：

由于她的血型与献血者的血型不符，心肺移植手术没有成功。

这场悲剧在全国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议论。

嘉丝卡的父母早就听说杜克已不止一次地创造过奇迹，所以才甘冒非法越境之险，偷渡墨西哥边境把她送到这家世界上一流的移植中心接受治疗。

最应当受到责备的就是手术师詹姆士.加格斯。

他在为嘉丝卡申请领取心脏和肺脏时没有检查她的血型，在不到24个小时后就把领来的心脏和肺脏缝合到她脆弱的身体内。

杜克医疗中心未能够察觉失误，阻止手术师犯下该致命的错误，同样也应当受到责备。

加格斯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

“我是嘉丝卡的主刀手术师，我负有根本性的责任”。

他面对着嘉丝卡的死亡报告书痛苦地说。

根据医学界的传统，手术师是手术室的指挥官，如果病人被意外地损伤或致死，就要承担责任。

加格斯犯下了弥天大错，而杜克中心竟然没有发觉。

“我们没能好好地核查”，杜克大学医疗中心与卫生系统主任罗菲西尼德曼面无表情地说。

致命缺陷

《美国新闻周刊》的调查却得出了一个影响更深远，令人更毛骨悚然的结论。

嘉丝卡·萨蒂莲死于2月22日，显然是因为手术师和医院的过失才死亡的。

但是，整个国家器官移植系统在其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它未能在为嘉丝卡找到心肺，并送入手术室的流程给她提供保护。

尽管嘉丝卡的惨死成了各大报刊的新闻标题，但误配器官的情况并非仅此一例，只是许多此类事故根本就没有披露吧了。

从嘉丝卡惨死所暴露出来的整个系统中存在的漏洞来看，如果这类惨案很少发生，那才是真正的怪事呢。

故事始于嘉丝卡1985年12月26日出生在墨西哥西部的一个小镇：

古子门。

叶西卡（在她来美国前让自己名字带上点美国味）从小时候起就缺乏生气，弱不禁风。

随着一天天地不断长大，她越来越容易感到精疲力竭。

大约在她5岁的时候，当地的医生们告诉她妈妈马格林娜.萨蒂莲，尽管他们不能准确地诊断出这个小女孩的病情，嘉丝卡可能需要进行心脏移植。

他们劝她的妈妈带她到美国诊断，因此她就带着孩子来了美国。

1999年3月，嘉丝卡和她妈妈，还有她的继父和弟弟妹妹偷偷地越过美国-墨西哥边境线，步行来到美国。

他们没有请求“蛇头”们的帮助，害怕被敲竹杠。

他们的目的地是杜克。

马格林娜当初是从一位妹妹那儿听说儿童奇迹网的，这位妹妹如今已非法移民美国，并在北卡罗来纳的一家烟草种植园工作。

儿童奇迹网由170家医院组成，杜克就是其中之一，致力于向病儿提供慈善关怀。

马格林娜的妹妹坚信杜克能够帮助嘉丝卡。

马格林娜全家来到美国除了没遇到温暖外，什么都遭受到了。

刚过了边境就遭到诱拐和抢劫，携带的全部钱财被袭劫殒尽。

北卡罗来纳的亲威们好不容易才凑点现钱让一家人搭便车到路易斯堡小镇。

小镇在杜克东边，离杜克大约还有半小时路程，只有3500名居民。

马格林娜的妹妹及其它一些亲戚就居住在路易斯堡小镇，它是福兰克林县城的所在地。

福兰克林县共有居民4.7万人，其中有2000名是西班牙人。

公共汽车定期地把墨西哥人从墨西哥湾岸区边境运送到美国北卡罗来纳的这个地区。

事实上，南北卡罗来纳两州是墨西哥人最爱来的地方。

在2000年11月份，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在Raleigh市设立一个领事馆，专门向大批涌入的墨西哥移民提供服务。

“这儿还是农耕区，农田的工作也好找”。

本县的一位经理理查德塞尔夫先生说。

首次与杜克接触是在1999年4月18日。

嘉丝卡因为体弱多病经常不能上学，福兰克林县卫生部门将她送到杜克的心脏病科接受诊疗。

诊断结论是她有限制性心肌病，在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中，这种病相对说来比较常见，但在美国几乎没有人听说过还有这种病。

患有这种病的人，心脏抽吸血液正常，但心壁僵硬，因此在两次心跳间隙中心脏得不到舒张，血液无法充分注满心室。

本来应当进入心脏的血液就会回流，这样流向身体的血流就不足，心脏也就会开始衰竭。

小孩患有这种病，情况很严重。

医生可以采用药物疗法缓解病征，但如果心脏功能减弱，心脏移植术是唯一的治疗方法。

嘉丝卡的心脏恰恰开始出现了衰竭。

全县大约有275个小孩等待接受心脏移植治疗。

2002年1月11日，嘉丝卡也成了一个等待接受心脏移植治疗的病人。

杜克把她的年龄、身高、血型和其它医疗信息输入到“器官共享联合网”维持的数据库。

器官共享联合网是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家非盈利组织，器官移植界都称其为“UNOS”。

该组织管理着全国的器官网络。

嘉丝卡被定为二级病人，即属于“非急危”病人，也就是说她还不必接受住院治疗，虽然走动起来会很困难，但毕竟还能走动。

1a级病人是最急危的病人，而1b级病人急危程度稍微好些。

萨蒂莲病案几乎立即引发各种各样的质问，并且有些质问很不友善。

“把珍稀器官捐赠给非法移民的孩子符合道德伦理规范吗？

”，UNOS采用电话、电子邮件和普通邮件方式进行大约250次调查，发言人约耳书.纽曼说：

“人们说他们把捐赠卡都给撕了”。

但是，UNOS的政策却非常明确。

在器官移植中心接受器官的外国侨民，无论是非法还是合法入境的外国人，最多可占该移植中心的器官接受者总数的5%，而且适合于美国本国人的器官捐赠规则也同样适合于外国侨民（少数几个移植中心实际上已接近了5%的这个上限了。

去年，总共有24892名病人接受器官移植手术，其中外国人占3%）。

UNOS政策规定非法的常住外国侨民如果符合享受居住所在州或联邦医疗卫生资金援助的条件，就与美国本国公民和已获得永久居住权的外国公民同等对待。

幸运的是美国有伤残疾病医疗补助制度，这样低收入的非法外国人通常就都有享受医疗卫生资金援助的资格。

但是，UNOS却很难查明等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是不是非法的外国侨民。

所以，大多数医院，包括杜克在内，对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是不是非法的外国侨民这样的问题连问都不问。

加格斯第一次见到嘉丝卡是在2002年4月5日。

她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

病情发展到就算稍微使点劲她就会昏过去。

5月17日，她由心脏移植候诊名单上转到了心脏-肺脏移植候诊名单上。

她能做心肺移植手术的机会好像很渺茫。

在整个2002年也只做过6例小儿心肺移植手术（目前共有28个小孩等着要接受心肺移植手术）。

但是，就在一个月后，也就是6月23日，医院接到通知有与嘉丝卡般配的心肺。

嘉丝卡也被送进医院，准备做手术。

但令人失望的是，加格斯决定再向后拖一拖。

他说：

“这些器官只勉强合用”。

筛选病人

接着，就在2月6日这一天晚上，一系列事件发生了，就从波士顿儿童医院开始。

当天早些时候，一个7岁的孩子死了，是明显的脑死亡，他的器官可以用。

医院自己并不保存器官。

保存器官是59家地区器官采集中心的事情，它们是扮演中介人的角色，寄存人体器官直到有器官接受者来取。

医院如果有器官要捐献就与本地区的器官采集中心联系。

就波士顿儿童医院来说，其本地区的器官采集中心就是新英格兰器官库，也在波士顿市内。

有关捐献器官人的医疗信息就输入到与UNOS联通的计算机内，根据“候诊病人名单”生成一个“器官匹配清单”，再根据地理距离远近、需要医治的急迫程度、血型和其它方面的因素挑选出合适的病人。

器官采购中心开始查找目标病人，查找目标病人的工作以辐射的方式从器官采购中心所在地开始向外展开推进。

依据病情急重程度，器官优先提供本地的病人。

如果本地找不到接受器官的病人――这样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了――接着再向更远的地方查找目标病人。

新英格兰器官库是寄存人体器官的机构，也是捐献器官机构，或者说是器官采集中心。

如果计算机没有查找到本地的病人，器官采集中心就会呼叫其它相关的器官采集中心（收受器官的采集中心），由其再呼叫进入“器官匹配清单”的本地病人居住的附近医院。

要匹配儿童心脏特别困难，大卫.凯普贝尔说：

“最主要的原因是小孩心脏大小难合适”，他是丹佛市儿童医院心脏移植科主任，已做过大约180例心脏移植手术。

幼儿的心脏太小，就不能适合16岁的姑娘。

十来岁男孩的心脏太大太有劲也不适合5岁小姑娘。

新英格兰器官库在“器官匹配清单”的1级或2级病人中先查找匹配的小孩。

如果找不到匹配的小孩，就再查找成人，尽管7岁儿童的心脏用于成人，发挥功能的前景不容乐观。

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器官接受者，就将搜寻范围扩大到波士顿周边500海里（海里是空中航程的计量单位，大多数人体器官都通过航空运输的方法运送）以内的所有器官移植中心，这个环形区域被UNOS称为区域A。

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器官接受者。

环形区再进一步扩大到1000海里的范围内，也就是区域B。

北卡罗莱纳达拉姆离波士顿530海里。

匹配找到了!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位于达拉姆的卡罗莱纳州捐献中心还得到一次呼叫。

达拉姆的卡罗莱纳州捐献中心是杜克与器官移植网络的一个联络点。

杜克有两名病人出现在心脏移植的“器官匹配清单”上，一个是成人，另一个是小孩。

卡罗莱纳州捐献中心的一名器官移植协调员将此消息通知卡梅罗米兰诺，他是杜克医疗中心待命的成人心脏移植手术师。

孩子优先，所以米兰诺把这位协调员介绍给加格斯，加格斯是杜克医疗中心待命的儿童器官移植手术师。

加格斯没有要这颗心脏，因为他的病人患的病是滤过性毒菌型心肌病，身体太弱，不能做手术。

但是后来，他又想到：

另一个孩子会不会有可移植的心脏和肺脏呢？

如果有的话，他到是想知道肺脏的质量。

这个孩子名字就是嘉丝卡·萨蒂莲.加格斯现在根本不记得是否谈到过血型，尽管协调员已对事故调查员们说他当时已明确把血型告诉了加格斯。

加格斯甚至于忘了把杜克“候诊清单”上病人的名册带回家了。

按道理，他和其它器官移植手术师都应当随时携带。

他沮丧地说：

“通常，我知道我名单中病人的血型”。

捐献的器官血型是A型，而嘉丝卡的血型是O型。

合适的病人未能进入器官匹配清单并不是特别反常的事情。

雪莉施莱辛格说：

“有时候检验血型或检查器官大小会出错”。

他现在是杰克逊市密西西比州大学医疗中心肾脏移植的医疗主任，还是UNOS管理委员会的委员。

UNOS的器官中心每天平均要处理350次有关器官移植的查询要求，其中许多次的器官查询要求都是各器官采购中心的核验信息。

达拉谟的查询理应属于常规性的情况。

卡罗莱纳州捐献中心的协调员提醒过新英格兰器官杜克医疗中心想要为一名不在器官匹配清单上的病人获取心脏和肺脏。

据新英格兰器官库发言人西恩费兹帕特克说，协调员同意与UNOS核实，确认嘉丝卡正是等候接受心肺器官移植的人。

波士顿器官采购中心自己不能做这事。

器官采购中心虽然有器官匹配清单上的病人名单，但是却并没有未列入器官匹配清单上的病人名单。

另一方面，收受器官的采购中心虽然可以得到它们所服务的各个医院的候诊清单，但却得不到器官匹配清单。

这些限制规定是在90年代开始实施的，因为UNOS曾抓到有些器官移植中心利用这些清单偏袒它们的病人。

2月7日清晨，卡罗莱纳器官捐献中心协调员呼叫UNOS。

凡是呼叫器官中心的电话都会被记录下来。

计算机音频文件和转录副本报送给《美国新闻周刊》。

在协调员提到关于嘉丝卡的问题时，他刚开始拼错了她的名字，明确地但却错误地认定她的血型是A型。

回想起来，这应当是个明显的警示信号。

费了一番功夫后，UNOS器官专家找到了她：

UNOS器官专家：

“哦，找到了，没错。

她是二级急症病人，需要心肺的病人”（他没有核实她的血型，事实上，UNOS的政策没有要求他得核实血型）。

随后，通话交流就开始了：

协调员：

照你这么说，她在名单上啦？

UNOS：

她现在好像还没在“器官匹配清单”上露面呢，因为...

协调员：

她不可能排在名单很靠后的位置吧？

UNOS：

她可能是排在名单很靠后的位置，或者因为某些原因，你也知道，比如说某项规定要求，她不能在名单上出现。

未能幸免

另一个警示信号没有记录下来。

要是能再多提一、二个问题也许就能阻止这场器官移植事故的发生。

但是，器官采购中心协调员按指示是既不要质疑医疗决策，也不能参与医疗决策。

另外，既然器官采集中心和器官移植中心已合作多年，未发生过事故，协调员也就几乎没有理由还要始终保持警觉。

“这正是出问题的部分根源”，器官移植手术师都恩.大卫这样说，他既是杜克医疗中心的心肺手术主任，又是卡罗莱纳州器官捐献中心的医疗主任。

像他这样有着双重身份的人在器官移植业界是很常见的。

“协调员与我们打交道已很习惯了”，他说。

协调员的工作只是确证嘉丝卡·萨蒂莲就是名单上等待着要心肺的人，而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没有违反UNOS规定的任何政策或程序。

现在应该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杜克的时候了，但是还有一个障碍需要再跨越。

大约在上午2点钟，协调员与待命的成人心肺器官移植手术师大卫联系，要把人体器官提供给器官匹配清单上的成年病人。

大卫拒绝了，因为这些器官太小。

大约1小时过后，再次呼叫加格斯。

手术师加格斯正式接受了要提供的器官，协调员就呼叫他在新英格兰器官库的同事，他们就向杜克医疗中心发放这些器官，准备给嘉丝卡。

在杜克医疗中心，加格斯开始启动了这项工作。

要通知嘉丝卡的家人，把她送到医院来。

这就该由儿科协调员办理。

在大多数器官移植中心，器官移植协调员也要根据捐献人的医疗资料复查病人的医疗资料。

这项工作既是后勤服务工作也同样属于临床业务。

在杜克医疗中心，有15名持证护士，她们在其它每次器官移植手术中都担任器官移植协助员，如肝脏、肺脏、肾胰脏和成人心脏手术移植手术中都是这样做的。

儿科心肺移植协调员是一名从业护士，比持证护士要高一个资格级别，但是，她没有像其它协调员那样接受过同等的强化训练。

器官移植手术师没有指望她去校验或者甚至于过问一下捐赠人器官的血型。

校验血型是手术师的责任。

加格斯也只得安排别人到波士顿去取出器官拿回来。

当时也没有可以临时派上用场的“采摘器官”手术师，所以加格斯就派舒林去取器官。

舒林不是专职主任医师，是一名住院医师。

许多器官移植医院通常都派住院医师做采摘器官工作。

这涉及到资源问题。

任何一家医疗中心也不会有足够的器官移植手术师可以抽出来派去取器官，特别是在多重器官移植进行过程中更是如此。

但是，林医生是通过医疗委员会认证的普外科医生，从事硕士研究已12年，以前也做过几次采摘器官的工作。

大约上午9点钟，林医生在卡罗莱纳州器官捐献中心代表的陪同下登上包机飞往波士顿。

他有三点信息：

嘉丝卡的姓名；她瘦小――身高大约5英尺2英寸，体重80磅；她是儿科病人。

他并不知道嘉丝卡的血型是O型。

林医生到了医院后，和加格斯通了三次电话，从未提到过血型。

他在摘除器官前和加格斯讨论了器官的检验结果，摘除捐献人的器官后又复查一次，然后才放入一个大型无菌圆型冰柜里。

林医生检查了“捐赠人的病例袋”，包括实验结论、捐赠人的身高体重、死亡原因及其它医疗信息，如血型等。

病例袋挂在一个清楚明白的塑料文件夹里，文件夹上也标记为“A型血”。

卡罗莱纳州器官捐献中心挂在器官上的标签标明捐赠人的血型是A型。

为了进一步进行提醒，就在无菌圆型冰柜上也标有捐赠人的血型。

手术室里没有人知道嘉丝卡的血型。

无论是政策角度，还是一向的习惯都没有要求他们过问病人的血型。

即令是他们知道病人的血型他们也没有必要对照捐赠人的血型核实病人的血型。

林医生就在离开医院前最后给加格斯打了一次电话，告诉他估计抵达的时间。

钟表在嘀嗒地走着。

心脏在体外存放时间（用器官移植界的行话来说就是“局部缺血时间”）越长，复活和功能完好的机会就越低。

手术师一般都希望其局部缺血时间不超过4小时，最大极限不超过8小时。

返回达拉谟的航班因为要除冰被拖迟45分钟。

在存放心肺的冰柜送进嘉丝卡躺着的手术室里时，时间已经接近下午5点钟。

将近6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即令是手术室里随便谁看到标注在不止一处的血型，这些标注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嘉丝卡被用纱布缠裹着，等待着。

她已被摘掉有病变的心肺，正准备安装新的心肺。

加格斯开始工作了。

无论是嘉丝卡的家属，还是本篇文章采写过程中接受采访的任一位器官移植手术师，谁都从来都没有质疑过加格斯的技术水平。

恰恰相反，凡了解他工作的手术师都称赞他的技术。

加格斯说他已得到“同行和其它医务人员的极大支持”。

但是，在嘉丝卡死后，他将不得不证实自己有能力。

杜克医疗中心准备进行正式的同行审查–这种审查是一种苛严的内部审查，由医生来评判医生。

几乎没有基准

尽管有案可查的心脏外科手术已做了很多次，但却几乎没有可靠的基准。

自然而然地，做得最好的就是纽约州，它要求所有的医院都要汇报心脏外科手术的结果。

加格斯的记录数据显示在2000－2002年间他在杜克医疗中心共做544例儿科心脏手术，其手术死亡率是同期的纽约州集体手术死亡率的一半（因为统计数据是供同行审查时内部使用，具体的死亡率数据不能公开发布）。

加格斯也不是一个新手。

在杜克医疗中心工作的七年间，他给13个小孩和24个成人做过心脏移植手术。

他还做过10例肺脏和3例儿科心肺移植手术，包括他在嘉丝卡身上移植心肺的手术。

单纯从手术次数来看似乎不多，但谁也不会做很多次儿科器官移植手术。

凯普贝尔是儿童心脏移植手术的老手，已经做过180例手术，但这是他在23年的时间里才做这么多次的。

有些报告中说加格斯是新手，对此加格斯特别恼火。

他把自己的记录数据用电邮给《美国新闻周刊》，宣明“尽管媒体报道可能会引起我们思考某些问题，但是我似乎并不是什么既缺乏资格，又没有经验的江湖庸医”。

在加格斯最后把嘉丝卡的新器官缝合到位时似乎没有出现任何差错。

血型不匹配可能会引起身体很多的反应。

真正的“特急性”反应很罕见也很吓人，许多器官移植手术师从来都没有遇见过。

肺脏呈现出来的特急性反应最剧烈。

“好像有人把水龙头拧开似的”，丹佛市儿童医院科心脏移植手术医疗主任马克堡塞科说。

“肺脏就会开始流出液体，开始变紫，这种情况可能在几分钟内就会出现”。

大多数排异反应虽说从严格的意义来说也被称为急性，但却远没有这么令人揪心。

嘉丝卡的排异反应就属于这一类反应。

血型不匹配

事情就发生在下午10点左右。

当嘉丝卡的胸腔正在进行合拢时，医院的器官移植实验室打电话报告说血型不匹配。

一位技师很警觉，对捐赠人的血液管进行常规的试验－但为时已晚－，结果发现血型同嘉丝卡的血型不匹配，就与儿科器官移植协调员联系，并通知协助加格斯的一名手术师。

立即使用防排斥的药物–免疫抑制剂－阻止嘉丝卡的免疫系统袭击异体细胞。

她已准备要采用血浆取出法，通过更换新的血浆组分，除掉血液中的免疫系统所产生的抗体。

加格斯同嘉丝卡的家属见面，把所发生的情况毫无隐瞒地全部告诉他们，承担这个过失，并谈论嘉丝卡的前景。

他相信他当时确切的话语中有“可能我们能控制免疫系统，这些器官或许还能用，她或许不会排斥它们”。

迈克.马哈尼对这些事件回忆就不是这样。

马哈尼是路易斯堡的一名家庭建筑承包人。

他原先是在《佛兰克林时代》读到关于嘉丝卡的事，并筹集数万美元用于支付她的医疗费用。

他也就成了萨蒂莲一家的密友，并为急病儿童设立了一个基金，叫嘉丝卡希望基金。

他说加格斯通过马哈尼（马哈尼会西班牙语）告诉嘉丝卡的家属说：

如果医生让嘉丝卡身体能接受新器官，嘉丝卡最长可以存活一年（加格斯否认说过这话）。

血型不匹配和嘉丝卡的真实状况没有公开过。

杜克医疗中心的发言人说没有公开是因为家庭的要求，而马哈尼则说杜克医疗中心想掩盖此事。

插队争器官

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消息立即披露出来，嘉丝卡能不能很快地获得替代器官。

这就意味着器官匹配清单不是获得人体器官的唯一方式，社会名人可能会“插队”，抢到本来应当属于别人的器官。

每当病危的名人，比如已故的纽约人棒球中场手米奇曼特尔或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罗伯特凯西，位于器官匹配清单的前头时，人们就会提出这样的怀疑。

增加获得人体器官的机会有多种途径，但这些途径与媒体报道无关。

最好的办法是生病。

如果有好几位等待接受心脏的病人，有一位病人病得最严重但还能经得起器官移植手术，其医生就可能会辩称这位病人位于名单的前头。

另一种方法就是接受其它手术师可能认为有问题的器官。

“在时间不足时，我们将想尽一切办法为人体器官找到去处”，UNOS总裁拉塞尔维斯纳说，他是明尼苏达州Rochester市Mayo诊所的肝脏专家和期刊《肝脏移植》的编辑。

“它或许会太小或者太大，甚至可能会在功能上勉强能用…，有些器官移植队伍可能会使用功能勉强还能用的器官，做得挺好，而另一些器官移植队伍就不会这么在行”。

还有一条捷径。

“首先不浪费器官”是UNOS未明确规定的戒律。

“这是我们可能做的最坏的事情”，维斯纳说。

器官采购中心要尽快为人体器官找到去处的压力很大。

比如说，脑死亡的捐赠人的器官恶化快。

“尽管现代维持生命的技术可能会把人体器官保持几天时间，但三、四天过后，某些功能就会丧失掉”，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JohnsHopkins医院心肺器官移植手术师大卫约何说：

我们愿意在24－28小时内找到器官。

捐赠人的家属可能会使时间弄得很紧迫。

卡罗莱纳州器官捐献中心常务主任劳埃德约旦说：

“有许多次，我们被同意采摘器官后，捐赠人的家属却让等若干个小时后才能采摘器官，因为他们要办丧礼”。

如果在有限时间内仍找不到接受器官的人，器官采购中心协调员有时就会孤注一掷，干脆不用器官匹配清单，直接找那些最后时刻接受器官并能手术成功的颇负声望的器官移植中心。

我们把这种做法称为“主动介绍”，UNOS常务主任怀特格拉哈姆说。

长期以来，UNOS对这种主动介绍不予记录，只要求器官采购中心编制一份专门报告，以备事后审查。

但是，自萨蒂莲事件之后，UNOS仔细地进行调查，雪莉施莱辛格现任UNOS调查血液相关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主席，发现在2002年期间，共发生过256场直接介绍的交易，器官直接介绍给未在器官匹配清单上的病人，约占移植器官总数的1%。

UNOS说这不是嘉丝卡获得第二套器官的原因。

手术预后不佳

器官移植后一周，也就是2月14日，马哈尼公开了这次血型混乱事件。

事件在Raleigh市一家电视台上公布的。

“马格林娜请求我不要公布，她说如果你找新闻机构公布后，他们就不会好好照顾我的女儿了，但是，最后我说服了她”，他说。

2月17日，杜克医疗中心予以确证。

从这时起，嘉丝卡就属于国家了。

2天后，另一套心肺就可以使用。

正如马哈尼和其它人所说的那样，它不是加里福尼亚州“一场导演的器官捐献”：

据这场虚假的捐献称，有一个14岁的小女孩，她母亲驾驶的轻型货车翻入加里福尼亚州一个水沟里，小女孩正在维持生命。

据推测她的血型和嘉丝卡的血型相符。

杜克医疗中心大概正在制订详细的手术方案。

而真实情况是她的第二套器官来源于正常渠道。

2月19日，卡罗莱纳州器官捐献中心接到中西部器官采购中心的呼叫，要把一位中年妇女的O型血型的心肺脏提供给嘉丝卡。

她也是按正常方法在器官匹配清单中上升到领先位置。

“提供的器官明显要大得多”，加格斯说。

“不理想，我们只得把双肺切掉一部分，有点肺气肿，她原先抽烟，但是肺功能还很好”。

他在那天后半夜才得到这个提供器官的提议，是在后半夜才告诉萨蒂莲的。

嘉丝卡在上午5点15分送进手术室。

第二次手术在6点钟开始。

移植的器官很宝贵。

儿童接受心肺移植手术后可以存活5年以上的大约只有50%，而还可以存活10年以上的却只有20%。

加格斯说：

医疗预后这么不尽人意，我们就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心肺移植手术危险性这么大，费用这么高，我们是不是对任何病人都应当做这样的手术。

而且，从1988年开始至今，只有5名儿童和5名成人接受过两次心肺移植手术。

嘉丝卡能不能存活很值得怀疑。

再说，从手术后第三天起她就不能说话了。

神经学检测结果显示其大脑受到损伤。

本意不论怎样高尚，既然一个姑娘如果再做一次大手术就可能会脑死亡，那为什么还要再给她新器官呢？

细微迹象

麻烦的事就在于神经学检测结果既可能说明一切，又可能会什么事情也说明不了。

“正如心肺这样的器官一样，对脑器官无法进行直接检测”，儿科重症特护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