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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对《沂蒙山小调》的溯源管窥民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由对《沂蒙山小调》的溯源管窥民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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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对《沂蒙山小调》的溯源管窥民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音乐论文
由对《沂蒙山小调》的溯源管窥民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张林[1]
[内容提要]上世纪40年代产生的《沂蒙山小调》由于自身的许多未解之谜,引起了众多学者就其是民歌还是创作歌曲,来源于何地民歌,原型为谁的争论。
通过对这一溯源过程的梳理研究,发现了进化论、传播论应用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关键词]《沂蒙山小调》/溯源/传播/进化论
中图分类号:
J60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573(62015)04-0098-4
[1]:
张林(1976~),中央音乐学院博士。
《沂蒙山小调》自1940产生之日起至今已经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流传了七十多年。
它注入了沂蒙人太多的情感,也使它成为中国经典歌曲之一。
但由于其曲调的来源存在诸多未解之谜,从上世纪80年代起,众多学者迈出了对其寻根溯源的步伐,至上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
期间不乏对某些问题进行了数个回合的辩论,纵然有个别学者做出了终极探源的结论,但探源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仍在继续。
《沂蒙山小调》的产生以及人们对其探源的进程是一种现象,对这种现象背后所隐含的东西做一些思考或许能给后来的研究者一些启发。
这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
一、探源历程
1.序幕拉开
《沂蒙山小调》诞生以来的几十年间,人们一直把它看做沂蒙山地区的传统民歌,尽管有人曾质疑其曲调的来源,但苦于没有更多的证据而无法立论,上世纪《中国民族民间歌曲集成》工作展开后,一些音乐工作者通过实地考察搜集掌握了大量资料,并通过曲调的比对,逐渐揭开了这首歌曲的层层面纱,1980年6月,苗晶在《音乐研究》上发表了《沂蒙山小调释疑》一文正式拉开了对其探源的序幕。
作者通过河北民歌《小白菜》及其变体《十二条手巾》与《沂蒙山小调》的旋律对比,论证了《小白菜》就是《沂蒙山小调》的较早雏形。
又通过山东威海民歌《独梨子树开白花》、鲁北惠民秧歌调《十三个月》、鲁西北临清的《十二月采茶》、聊城吴学礼的《猜花》、鲁西黄河哦号等曲调的分析,发现了一些与《沂蒙山小调》具有很深渊源关系的民歌,最后得出该曲调来源于民间一种花鼓调的结论。
2.高潮迭起
苗晶得出的结论有理有据,文章发表后的十年间并未引起更多的质疑,可谓一枝独秀,几乎成为共识。
九十年代,随着研究者掌握的素材越来越多,一些音乐工作者对此问题重新进行了思考,出现不同观点。
1992年第五期《人民音乐》上发表了吕金藻的《再为几首歌曲作者正名——读赵沨同志文章有感》一文,作者认为在山东民歌中并没有《沂蒙山小调》的原型,因此这首歌曲应是一首创作歌曲,不是民歌。
这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当然,作者的本意是想说明该歌曲是属于民歌还是创作歌曲的问题,在行文过程中应该没有读到苗晶的文章。
既然在山东找不到原型,其论据与苗晶所述显然矛盾,究竟孰是孰非,引起了一些人与之商榷,数位学者多回合辩论也就无法避免,《人民音乐》瞬间成为交锋的阵地。
与吕金藻认为《沂蒙山小调》找不到原型不同,方萌在1993年1月发表在《人民音乐》的《沂蒙山小调民歌原型考》一文认为《沂蒙山小调》的原型是王波记于热河的《新年新月新打春》和杨久盛记于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的《墙里栽花墙外开》两首东北民歌。
可以说,这篇文章所举的的例子直接否定了吕金藻文中找不到原型的论据,但属于创作歌曲这一论点仍不能完全否定,后来又有学者从多方面予以论证。
王希彦在1993年第3期《人民音乐》的《沂蒙山小调是山东民歌——就吕金藻同志“正名”一文再正名》一文中认为吕金藻的观点不对:
“《沂蒙山小调》就是一首山东民歌(或山东民歌、李林改编)”[1],聊城的《猜花》、惠民的《十二个月》是其原型。
就民歌与创作歌曲的区分,作者认为“对于一首新民歌来说,不要因为有‘作者’就必冠以创作歌曲,实际上新民歌一般都可查出它的作者或整理者的,但这首歌是否属于创作歌曲,主要应根据音乐的实际情况来确定。
”
上述的吕文和王文本来主要想说明《沂蒙山小调》究竟应该属于民歌还是创作歌曲,在论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民歌原型和地区属性,于是许多学者从这两个角度进行了研究。
冯国林于1993年8月在《人民音乐》《也谈沂蒙山小调的民歌原型》一文说是河北的《小白菜》、保定涞源的《十二条手巾》、保定博野的歌舞曲类民歌《狐仙段》以及安波记谱的绥德民歌《雪梅吊孝》,作者认为《,沂蒙山小调》的曲调更具有河北民歌的风格特点,得出“是否可称作河北民歌,李林改编或编曲?
”[2]的结论。
延声在1993年9月的《人民音乐》中《含民歌素材的歌曲新民歌——对沂蒙山小调是山东民歌的几点质疑》一文中对王希彦文中认为《沂蒙山小调》是山东民歌的看法提出了三点质疑。
并认为“《沂蒙山小调》是以民歌音调为素材创作的歌曲,是说得通的;如果作者本人要求正名,也是无可厚非的。
”[3]杨久盛于1994在《乐府新声》发表《满汉民歌之融合与剥离》一文。
作者利用曲调的对比证明《沂蒙山小调》、《小白菜》、《数落调》、《压不生》、《文咳咳》、《采花》出自同一母体——满族萨满神歌。
锐云(山东)1996年第三期《音乐小杂志》中说是聊城的《猜花》。
[4]
3.进程延续
按理说,90年代的探源历程已经形成了各家争鸣,似乎难以形成定论,也的确无法让一方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另一方。
于是有学者转换了看问题的角度,提出“《沂蒙山小调》是山东和东北民歌双向传播交流的产物”[5]这一观点。
但学者们研究的脚步并未停止并不断有所新的发现。
经过苗德雨和赵桂秋二人的合作,前者在2006年5月《春秋》上发表文章《沂蒙山小调终极探源》论证《沂蒙山小调》是山东花鼓调,名字应该叫《太阳出来红满天》、《蒙山小调》或《云蒙山小调》。
后者于2007年4月的《音乐生活》发表《你不可不知的沂蒙民歌——王禅修仙在云蒙山》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尽管作者认为已是终极探源,探索脚步可以就此停止,结果可以大白于天下,但仍有学者并不完全认可。
陈树林在《中国音乐》2007年第4期发表的文章《小白菜与沂蒙山小调》得出结论《沂蒙山小调》采用了北京民歌《织手巾》的旋律配词,但源头是北京(及华北地区)民歌《小白菜》。
2011年杨玉芹《沂蒙山小调的著作权归属———质疑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东卷的编选》一文重提作品属性的问题,认为应是创作歌曲。
经过统计发现,研究人员讨论的问题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就《沂蒙山小调》属性的讨论,是民歌还是创作歌曲?
王希彦认为是山东民歌(或山东民歌、李林改编),冯国林认为是河北民歌,李林改编或编曲;吕金藻、延生、杨玉芹认为不是民歌而是一首创作歌曲。
另一类是对《沂蒙山小调》源头的讨论,其中苗晶、王希彦、苗德雨、锐云认为来源于山东;杨久盛、方萌认为来源于东北;冯国林认为源头在河北;陈树林认为源头在北京(或华北地区)。
客观地说,经过这些专家的不断努力,虽然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都有自身的衡量标准,并没有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但是逐渐掀开了《沂蒙山小调》的层层面纱,使人们对它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可是究竟应该是民歌还是创作歌曲抑或是民歌改编曲,学者们忽略了一个人的存在——李林,因为当事人自身的看法也很重要,就像郭颂于《乌苏里船歌》,尹宜公于《小河淌水》,王洛宾于《在那遥远的地方》,作者均对署名权据理力争,但遗憾的是,李林始终没有发表任何言论,笔者推测,如果李林认为歌曲属于自己的创作,到头来免不了作为众矢之的,与上述三位的命运殊途同归。
但是这类歌曲的署名是历史遗留问题,首先作者的作用绝对不能忽视,试想,这首民歌那么多的变体中有多少人会唱《采花》、有多少人记得《十二条手巾》,为何没有一首象《沂蒙山小调》一样成为一张名片并广泛流传?
如果没有作者的贡献,恐怕不会有这首歌曲的出现。
但以传统民歌作为素材毋庸置疑,经过众多学者的举证,可以看出其旋律采用传统民歌曲调的痕迹甚为明显,故不宜完全作为创作歌曲出现。
因此,笔者认为属性为:
新民歌,阮若珊填词,李林改编较为合适。
二、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1.文化的单向传播
“所谓‘传播’,原指‘扩散’或‘漫流’。
在文化人类学中,它指文化或文化特质从一地流传到另一地的现象。
”[1]
通过对前人文章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沂蒙山小调》小调的源头在何方,这些歌曲作为同宗民歌的事实已经存在。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沂蒙山小调》的探源无非就是对中国同宗民歌源头的研究。
同宗民歌这一现象的产生无疑是民歌流传的结果,冯光钰先生在《关于音乐与传播的思考》一文中认为中国传统音乐传播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民间艺人行艺传播、移民传播、商贸传播、战争传播、音乐流派师承传播。
“传播使音乐跨越时、空流动,不仅影响着音乐的形成,而且影响着音乐的变化和发展”[2]
由于音乐传播的载体是人,人口的流动也就带动了音乐的传播,那些被带入外地的音乐与当地的文化相融合而发生变化。
而传播不是以一个或几个人为载体,而是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文化载体。
在文化的传播中或多或少都扮演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
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一个人或一种文化在影响另一个人或另一种文化的时候也会受到来自对方的影响。
汉族文化影响少数民族文化的时候,也会受到来自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沂蒙山小调》的探源就说明了一个事实——文化传播是多向的。
无论是从山东流传到东北,还是从东北流传到中原,无论是河北与山东的融合抑或是北京与东北的互动,无一不反映了中国音乐文化频繁的交流,也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向传播。
这在杨久盛先生的《满汉民歌之融合与剥离》一文中已经充分体现,杨先生认为:
“满族在吸收汉族文化的同时,也把本民族的文化传给了汉族……可是,由于汉族是一个大民族,在文化上具有强大的吞噬和消化能力,加上满族自身的汉化,遂使汉族的满化成分被掩盖不易察觉。
”[3]又说“:
到了今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性多,个性少,很难剥离开来。
”[4]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
在三十年的探源历程中,多数学者只看到了传播的单向性,没有看到相互性。
尽管有学者从双向传播交流来看待这一问题,但仅仅局限在山东与东北两个地区,对早已有学者提出的河北源头说未加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至后来陈树林先生提出北京源头说更是对这种只看到山东、东北双向传播的有力回应。
笔者认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民族融合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也许是“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一般悄无声息,不被人注意。
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汉族、少数民族自身中间,文化无时无刻不在相互传播。
这种传播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反复的,不是只有一个中心或几个中心向外传播,而是有无数个点向外辐射,这无数个点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传播网络。
在无数次反复的互动中,文化形态受不同地域风格的影响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以致经过时间的沉淀,文化的原型很可能已经不复存在,或已经面目全非,无法辨认。
《沂蒙山小调》的产生是一个貌似简单其实相当复杂的过程,它是文化长期融合、发展的产物,在传统民歌的研究中我们不能仅仅以直线性、单一性孤立地看待文化的传播方式,而应以曲线性,反复性辩证地看待文化的多向传播。
2.文化的单线进化
古典进化论,又称单线进化论,直线进化论,源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理念,是十九世纪中后期人类学进化学派的主要理论。
这种进化论认为全人类的社会和文化都是循着固定不变的单一模式进化的,都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到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
从对《沂蒙山小调》探源的各篇文章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沂蒙山小调》到《小白菜》的追溯还是从《沂蒙山小调》到萨满神歌的寻根,它们都向我们传达了同一个信息——民歌的原型是非常简单的,民歌的发展是一种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
不可否认,这种情形固然存在。
但能成为一种普遍规律吗?
未必如此。
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说:
“民歌,在起源时它必定有一个作者,后经口头传诵,经过许多次‘第二重创作’,才产生许多变体。
”[5]对朱光潜先生的这个观点冯光钰先生表示认同:
“这种分析是很切合同宗民歌的产生及变化发展规律的。
”[6]既然民歌在起源时都有一个作者,作者在创作时就一定从最简单的民歌开始吗?
答案是否定的。
作者完全可以创作一首较复杂的民歌。
就象文章可以扩写也可以缩写一样,音乐也可以“转换生成”或“简化还原”,民歌的篇幅在传播中也可以被增加,也可以被缩减。
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无法找出确切的证据来证明,但这不能作为否认这种现象存在的理由。
再说,简单的民歌就一定很古老吗?
民族音乐学家布鲁诺·内特尔在《民族音乐学:
定义、方向、及问题》一文中有句话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很好的解释:
“不应该说,我们所认为的简单的音乐文化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是古老的。
”[1]另外,每一首民歌都会有一个母体是肯定的,人们对于民歌母体的追溯有利于发现民歌流传衍变的一些规律。
在人们的头脑中,民歌的母体存在两种情况:
想象中的母体;事实上的母体。
“想象中的母体”是人们认为在由同一母体衍变出的众多民歌中有一首产生最早,认为该首民歌就是母体。
“事实上的母体”是衍生出一类同宗民歌的最原始的音乐形态,一般已经不存在。
我们所寻找到的母体基本上是“想象中的母体”,它只是人们主观认为的最早存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传统民歌的研究中,以单线进化论的思维探索民歌的发展并不是十分科学的。
当研究者以进化论的方法去寻找事物简单的原型时,这其实束缚了研究者的思维,它容易引导研究者走入一个误区而不能自拔,使之不能从更多角度看待问题,得出的结论也会失之偏颇。
3.研究者的地域倾向
民歌的载体是人,研究民歌的也是人,由于研究者长期生活在某地或置身于该地区的研究,对该地区的音乐文化更为了解,产生某种感情不可避免,在某种程度上便具有“局内人”的身份,与“局外人”相比,情感的牵绊可能或多或少使得出的结论不够客观。
另外,《沂蒙山小调》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已经使它成为了一张名片,在当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风行的社会大潮中,“名片”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尽管一些学者在研究中确实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但在这种利益驱使下多少也会左右研究者的思维倾向,得出“沂蒙山小调属于某地民歌”的结论。
民歌的传播正如乐器的传播,林谦三先生认为:
“不能即以今日的乐器分布地就认为是这个乐器所由发展的文化圈,因为起源地和现存地往往相距甚远。
即便是文化落后,墨守古制的民族,也未可即以其今日的状况来整修套定其过去。
”[2]无独有偶,苗晶认为:
“人口的流动与变迁对民歌的传播作用很大,因此民歌的流传要考查其广泛性,不能因人而决定民歌的出处,往往只能说明它的流行地区,但不一定它就是当地的民歌,这对于我们研究一首民歌的来源时是十分重要的。
”[3]
结语
《沂蒙山小调》是在特殊的背景下产生的,人们对于它的探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还在继续。
笔者认为对其源的探索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对其地域来源的探寻,一种是对其原型的追溯。
在这一进程中,能看到学者们智慧火花的碰撞,也能看到他们深受进化论和传播论思维的影响。
这些思维最初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实践密切相关,诸如“在传播论派看来,全世界原来只有几个地方或只有一个地方曾独立发明各项事物,因而成为文化中心。
各项文化特质均由这些中心向四面扩散、传播,导致了文化的接触,引起文化的变迁。
”就现在的观点来看,显然具有狭隘性。
当然并非完全不可用,但如何应用于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需要仔细斟酌,应该从多方位的看待问题,以防陷入“某某中心论”之中不能自拔。
(责任编辑张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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