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戏剧运动概观一.docx

抗战时期大后方戏剧运动概观一.docx

《抗战时期大后方戏剧运动概观一.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抗战时期大后方戏剧运动概观一.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抗战时期大后方戏剧运动概观一

抗战时期大后方戏剧运动概观

（一）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兼顾时序，从空间角度选取了几个中心城市的戏剧活动连缀成篇，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戏剧运动作出了基本轮廓的勾勒，并对一些重要戏剧现象的历史文化意义作出了某种理解与阐释。

【关键词】大后方/戏剧/运动/概观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戏剧运动，历时八年，绵延数省，其时间与空间皆随军事力量的进退和政治力量的消长而不断发生变化。

其艺术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历史文化内涵也历经嬗变，极为丰官。

由于时隔久远，资料遗失，今天，人们已很难详知其当年的辉煌盛况了。

这里，我们主要兼顾时序，从空间角度选取当时几个剧运中心城市的戏剧活动作一描述，以期勾画出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基本轮廓。

一、以上海为中心的救亡戏剧运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感应这一国难，上海剧人最先作出强烈反应。

7月15日，上海剧作者协会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根据夏衍的提议将该组织扩大改组为中国剧作者协会，以适应团结抗日的形势需要。

会上还决定集体创作三幕剧《保卫芦沟桥》，以揭露日寇的侵略暴行，激励国人英勇抗日。

该剧集合上海演剧界各路精英，由辛汉文、陈白尘等7人组成筹备演出委员会负责，崔嵬、张季纯、章泯等17人参加写作，洪深、唐槐秋等19人导演，上海影剧界100多人参加演出。

如此前所未有的浩大集体行为，显示出上海剧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炽热的爱国情感。

8月7日，该剧在南市蓬莱大戏院正式上演，立即轰动上海。

观众反映甚为强烈，实为上海剧场中罕见盛况。

演出日夜进行，直到“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才被迫停止。

如同该剧《代序》中所言：

“《保卫芦沟桥》是我们在战时工作的开始，我们热烈地希望这个剧本能够广泛地上演于前后方，我们更希望看过这个戏的观众，能和我们——和戏中所有的民众士兵们相共鸣”1]。

《保卫芦沟桥》实是上海剧人团结抗日的先声，是中国戏剧阵线的战斗宣言，是向国人发出的战斗呼唤。

《保卫芦沟桥》的上演揭开了抗战剧运的序幕。

继之，全国各地的文化界、戏剧界人士和广大爱国青年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演剧的其它宣传活动。

各种抗战演剧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初期抗战剧运呈现风起云涌的局面。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8月15日，中国剧作者协会在卡尔登剧院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组织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和救亡宣传队事项。

会后，征得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同意，迅速组成13个救亡演剧队，并立即分派到上海各街头巷尾、电台、学校、广场开展抗日宣传。

后又根据周恩来指示：

“把大部分救亡演剧队设法组织出发到内地去作爱国抗战宣传工作。

上海租界有五百万人民，要留下几个宣传队，准备上海四郊沦陷后，坚守宣传阵地”2]。

除10、12队留沪工作外，其余各队自8月下旬起，先后离开上海，向全国各地扩散，开始了他们辉煌壮丽的战斗历程。

上海救亡演剧队率先“垂范”，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地抗战演剧宣传活动的开展。

继之，上海影人剧团和中国旅行剧团也先后从上海出发，沿长江向西南大后方进军，演出一系列抗战戏剧。

全国其它城市如广州、桂林、昆明、重庆、贵阳等地的抗战演剧活动也蓬勃开展起来，抗战使中国戏剧运动进入又一个高潮期。

二、以武汉为中心的戏剧运动

1937年10月以后，京、沪失陷，武汉一时间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抗战剧运中心也随之移至武汉。

当时，全国绝大部分戏剧工作者都汇集到汉口，各剧团先后进行公演，使武汉剧坛空前活跃起来。

10月初，救亡演剧一队演出由崔嵬、王震之、宋之的编剧的三幕剧《上海战争》，演出以炽热的爱国激情震撼武汉群众。

11月初，救亡演剧二队演出洪深编导的《飞将军》、《米》两个独幕剧，也获得热烈反响。

此外，熊佛西率领的中华平民教育会抗战剧团演出了《后防》、《战歌》、《一片爱国心》、《电线杆子》；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中国旅行剧团演出了《塞上风云》、《夜光杯》、《前夜》、《回春之曲》、《阿Q正传》等剧目。

而令演出达到高潮的，还是12月25日，武汉戏剧界为华北义勇军募捐筹款举行的联合公演，由军委会政训处抗敌剧团、怒潮剧社、救亡演剧二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国旅行剧团等10多个团体联合演出的由田汉编剧、洪深导演的《最后的胜利》，轰动了武汉三镇。

演剧团体和剧人的空前集中，客观上具备了戏剧界联合起来的基础。

于是，一个统一领导全国戏剧运动的中心组织便应运而生了。

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简称抗敌剧协）在武汉光明大戏院开会成立。

参加者四百余人，大会通过协会章程，确定每年10月10日为戏剧节，推举出97人理事名单和以张道藩、方治、洪深、田汉等为首的25人常务理事名单。

协会章程宣称：

“本会以团结戏剧界人士，发展戏剧艺术，推动抗敌工作为宗旨。

”规定“本会常务理事会之下分设总务、话剧、歌剧、杂剧、编译五部，每部设正副主任各一人”3]。

大会还通过了田汉起草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宣言》，指出：

“对于全国广大民众作抗敌宣传，其最有效的武器无疑是戏剧——各种各样的戏剧。

因此动员全国戏剧界人士奋发其热诚与天才为伟大壮烈的民族战争服务实为当务之急。

”“我们的团结是为着抗战。

”“只有抗战使我们团结。

”“今日的中国不怕敌人的深入而怕的是民族内部的团结发生动摇，同样，今日中国的戏剧艺术界不怕不能发挥伟大的抗敌宣传力量而怕的是这一团结不能充分巩固。

……因此我们不能不要求我国有血性有觉悟的戏剧界人士，捐除一切成见，巩固这一超派系超职业超地域的团结。

”“我们相信中国戏剧艺术必因和抗敌任务结合能摒弃过去的积弊开拓新的境地。

……必能使中国戏剧艺术在相当年月后达到更高的完成。

”“也相信相当艺术完成的戏剧必能更有力地达成推动抗战的目的。

”《宣言》最后呼吁：

“我们迫切地要求全国戏剧界人士以群策群力为这些平凡要求的实现而奋斗。

这儿已不容有一刻的踌躇，一毫的猜疑，艺术重真诚，‘不诚无物’，请大家以最大的真诚与毅力巩固这一抗战中模范的合作，中华民族幸甚！

中国戏剧艺术幸甚！

”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对于团结组织全国剧人服务抗战，御侮救亡，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作用。

不仅如此，它也积极推动了抗战戏剧运动，发展了戏剧艺术。

不同种类不同派别的戏剧人才能在此一时期空前融汇，因而使各类戏剧在艺术上、美学上能够相互影响渗透、相互借鉴，无疑大有益于戏剧艺术的发展。

随后，全国许多城市纷纷成立抗敌剧协分会，领导开展当地的戏剧运动。

抗敌剧协也随后创办了《戏剧新闻》、《抗战戏剧》等戏剧刊物，对交流剧运情况、发表新剧作、指导剧运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随着抗战形势的向前发展，1938年3月，国共统战组织军委会政治部在武汉成立，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出任副部长。

政治部下设三个厅，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专司宣传。

第三厅又设五、六、七三个处分管艺术、电影、国际宣传等事项，其中六处主管艺术，田汉任处长，集中了洪深、徐悲鸿、冼星海等一大批优秀的进步的艺术家在其麾下工作。

第三厅成立不久，即组织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

如庆祝“台儿庄大捷”、“戏剧日”、“雪耻兵役扩大周”等等，充分发挥了戏剧的直观鼓动作用，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第三厅作的最有意义的工作是组织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

当时，国民党当局害怕高涨的群众抗战运动会冲击到其腐败统治，便千方百计抑制群众救亡团体的活动，提出整编、遣散群众团体，使大批来到武汉的戏剧工作者面临生活无着，并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为保存抗战戏剧力量，周恩来据理力争，争取到编制和经费，终于由第三厅出面将这些抗日宣传团体保存了下来。

1938年8月，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等正式成立，并在武昌昙华林进行短期集训，进行了政治学习、业务准备和军事训练。

田汉、洪深、郭沫若等先后为他们讲课，各队编排了许多演出节目，集训结束时，举行了大规模的汇报和交流演出。

出发前，周恩来亲自给他们作了长达四、五个小时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示他们“深入前线，随军行动，向战地军民宣传党的主张，占领文化宣传阵地，坚持原则立场，开展统战工作；利用合法身份，争取自主条件，进行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宣传。

”4]各演剧队分赴各战区后，克服种种困难，积极开展灵活机智的演剧宣传，为鼓动民众与将士勇于抗战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不但如此，演剧活动也锻炼了他们自身，为戏剧艺术的普及与“大众化”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夏衍曾指出：

“在参加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整个文化兵团中，戏剧工作者们已经是一个站在战斗最前列，作战最勇敢，战绩最显赫的部队了。

”5]这话用来评价抗敌演剧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三、以重庆为中心的戏剧运动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抗战戏剧运动的工作重心西移，重庆成为抗战中后期大后方剧运中心。

重庆的抗战戏剧运动实际是与抗战同步的。

抗战爆发不久，重庆本埠就产生了第一个业余演剧团体怒吼剧社，由华北流亡到重庆的部分剧人和重庆电力公司、成渝铁路局的业余戏剧爱好者50余人组成。

成立不久即举行第一次公演《保卫芦沟桥》，使山城人民第一次欣赏到了话剧这种艺术形式。

另外，该剧团还组成街村演出队，用四川方言到乡镇演出，成为重庆普及话剧、宣传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大批外省剧人来渝，重庆剧坛开始活跃起来。

1937年10月，陈白尘、沉浮、孟君谋率上海影人剧团来渝，带来白杨、吴茵、谢添、路曦、施超、王献斋等新老电影明星，演出《芦沟桥之战》等剧。

1938年，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也由武汉来渝，演出《塞上风云》等剧。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这个当时全国一流话剧团体也于这年4月28日抵达重庆，带来赵丹、顾而已、魏鹤龄、叶露茜、章曼苹、钱千里等明星和宁之的、陈鲤庭、沈西苓、贺孟斧等著名编导，他们以精湛的技艺演出《民族万岁》、《夜光灯》、《塞上风云》、《汉奸》、《芦沟桥之战》等剧，提升起了山城观众的爱国热忱与观剧热情。

此后，曹禺、吴祖光、阎哲吾随国立戏剧学校来渝，应云卫、章泯、葛一虹等许多戏剧工作者也先后来渝。

重庆的剧运中心地位因之确立。

剧人云集，演出不断。

1938年3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国立剧校、怒吼剧社、戏剧工作社等戏剧团体举行联合公演，演出话剧、歌舞、汉剧，平剧，话剧剧目为《祖国进行曲》，由《放下你的鞭子》、《反正》、《火中的上海》、《八百壮士》四幕组成，连演三天。

9月，新闻界联合怒潮剧社募集5万元制作寒衣5万件，演出话舞剧《为自由和平而战》，群众为剧情感动，踊跃捐款。

1938年10月10日起，重庆举行第一届戏剧节，是重庆有史以来最盛大的戏剧活动。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四川旅外抗敌剧社、怒吼剧社、中电剧团等25个演出团体进行了为期22天的活动。

前三天各剧团在市区、郊区进行街头演出。

10月4日起，各剧团在重庆的社交会堂进行了一星期的“五分钱公演”，连演十余场。

29日起，全市戏剧工作者200余人联合演出压台戏《全民总动员》，一时轰动山城，将此次戏剧节推向了高潮。

这次戏剧演出盛会不仅使重庆观众饱览了许多现代话剧，也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抗战热情，达到演出预期目的。

1939年，重庆剧坛也相当活跃。

1月，为纪念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一周年，重庆戏剧界动员二千八百多人举行盛大火炬游行，并以农村赛会形式演出了“抗敌剧协”编定的，由《自由魂》、《民族公敌》、《群魔乱舞》、《怒吼吧！

中国》、《为自由和平而战》、《全民总动员》、《最后的胜利》等剧目组合而成的组剧《抗战建国进行曲》，吸引和轰动了山城人民。

4月，为募集《救亡日报》基金，留渝剧人以强大阵容在国泰大戏院联合公演夏衍新作《一年间》，连演7场，轰动山城。

10月起，在渝剧人举行第二届戏剧节庆祝活动，怒潮剧社、怒吼剧社、复旦剧社、国立剧社等15个话剧团体及平剧、川剧、汉剧、楚剧等8团体参与了这次戏剧节的活动，先后演出《中国万岁》、《民族光荣》、《残雾》、《上海屋檐下》等10多部大型话剧。

以上几次大型有影响的戏剧活动连同平时各剧团独立开展的演剧活动，使这一年重庆的戏剧运动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1940年至1941年间，由于国民党倒行逆施，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压制和摧残进步的戏剧活动，曾经蓬勃发展的重庆剧运顿时沉寂下来。

针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重庆戏剧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面疏散剧人到香港和西南，另一方面又及时集结未转移的重庆剧人组织中华剧艺社和中国艺术剧社，开展职业演出，以回击国民党的高压政策。

大后方剧运由此进入职业化演出时期。

在重庆剧运进入职业化演出后，以“雾季公演”最具影响。

1941年10月11日，新组建的民营职业剧团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首次公演，剧目为五幕话剧《大地回春》，揭开了重庆雾季公演的序幕。

第一届雾季公演在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间进行。

参演团体以中华剧艺社为中坚，次有中国万岁剧团、中央青年剧社、孩子剧团、育才学校戏剧组、中国实验歌剧团、朝阳大学剧社、中央广播电台、中电剧团、留渝剧人等十多个剧团。

演出了《大地回春》、《愁城记》、《天国春秋》、《屈原》、《忠王李秀成》、《北京人》、《野玫瑰》等29部大型话剧，3出独幕话剧，其中尤以《野玫瑰》和《屈原》的“对台戏”演出最具轰动效应，耐人寻味，活现出“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尖锐斗争，以及左右两派人士在抗战建国主题理解上的歧异。

这季演出反响甚大，轰动了整个重庆和大后方。

第二届雾季公演在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间进行。

共演出22部大型话剧。

其中，中华剧艺社奉献了《法西斯细菌》、《长夜行》、《孔雀胆》、《风雪夜归人》等6台戏；新成立的中国艺术剧社上演了《祖国在呼唤》、《北京人》、《家》；中国万岁剧团演出了《虎符》、《蓝蝴蝶》、《蜕变》；中电剧团演出了《金玉满堂》和《正气歌》；中央青年剧社演出了《清宫外史》，形成“五中”会山城之佳话。

此外，国立剧专校友剧团、怒吼剧社、育才学校戏剧组等业余演剧团体也为这届公演奉献了它们的作品。

第三届雾季公演在1943年10月至1944年6月间进行。

共演出《南冠草》、《董小宛》、《杏花春雨江南》、《戏剧春秋》、《牛郎织女》等大型话剧22个，《处女的心》、《求婚》等短剧5个。

中国艺术剧社为这届演出的主力，次有中青、中万、中电、中国胜利剧社、怒吼剧社等。

第四届雾季公演在1944年9月到1945年10月间进行，共演出《山城故事》、《万世师表》、《重庆屋檐下》、《桃花扇》、《清明前后》、《芳草天涯》等大型话剧25个，中电剧团、中国胜利剧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央青年剧社等11个剧团参与了演出6]。

四届雾季公演在重庆雾季日寇空袭的间隙进行，其历史作用与意义很大。

不但弥补了由于日寇封锁影片不足所致的山城人民的精神生活的匮乏，更主要是给予了在战争恐怖和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的山城人民以精神上的极大抚慰，坚强了他们的生存意志和不屈抗战的决心，使他们熬过严酷的冬天，迎来民族解放的春天。

四个雾季共演出一百多部大型话剧，产生了许多新作，成熟了许多剧人，发展了戏剧艺术。

其中如郭沫若的《屈原》和夏衍、于伶、宋之的合作的《戏剧春秋》等剧作，不但当时影响山城，即便今天衡量也是十分优秀的作品。

可以说，重庆雾季公演创造了中国戏剧的黄金时期。

观照抗战八年的整个重庆剧坛，不仅在抗日救亡反法西斯斗争中成就卓著，也在演剧艺术上业绩辉煌。

八年间，共演出多幕剧170余出，加上独幕剧达240余出之多7]。

传世之作迭出，精彩演出应运而生，一些编、导、演在演出活动中得到锻炼，并初步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重庆抗战剧运，在中国戏剧史上写下了辉煌厚重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