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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成语及其文化内涵
《史记》成语及其文化内涵
【摘要】《史记》是司马迁所著的中国首部纪传体通史。
自《史记》问世以来,后人就不断研究,其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一定程度。
本文将使用定量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对《史记》中的成语进行探究,具体包括成语来源、深层文化内涵等方面。
【关键词】:
成语;《史记》;文化内涵
TheidiomsoftheHistoricalRecordsanditsdeepculturalconnotation.
Abstract:
TheHistoricalRecordsisthefirstbiographicalhistoryinChinawrittenbySiMAqian.SincethepublicoftheHistoricalRecords,descendantscontinuetostudy,thedepthandbreadthofwhichreachacertaindegree.ThispaperwillexploretheidiomsoftheHistoricalRecords,includingidiomssource,andthedeepculturalconnotation.
Keywords:
idiom;theHistoricalRecords;culturalconnotation
一、引言
《史记》问世时以《太史公记》之名被人们熟知,由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所写。
《史记》是一部不朽史学著作,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被鲁迅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史记》穷极上古黄帝时代至汉武元狩元年的人物、历史事件,分为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凡百三十篇。
其中,本纪用以记载历代帝王政绩,世家用来记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列传则是为重要人物的言行事绩,表即大事年表,书记载典章制度、天文历法等等,涉及的内容比较广阔。
(一)国内研究现状
《史记》自问世以来就不间断地有人研究,从汉代到清廷的研究涉及到各个领域,如:
音韵,校勘,版本,疏解,诂训,评注等等。
《史记》中的成语较早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这可能跟中国人以偶为佳的心理有关),研究的主要阵地是《史记》成语的来源这一块,且研究的成果很喜人。
如:
黄懋颐在1983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上的《〈史记〉与汉语成语》中以成语作为研究内容,根据其源头将其分为两大类:
出自古代著作,经《史记》予以运用提炼而成的和首次出现在《史记》的,并对这些成语于塑造人物和在修辞中的作用作了分析,同时,对这些成语的结构方式进行了归纳,内容全面系统。
[2]
刘治平在《源于〈史记〉的成语》中把《史记》成语分为五种构成,即文中原词的摘取,节缩,改动,比合,故事、事件的概括和归纳。
[3]
李娟《〈史记〉成语研究》把《史记》成语分为三类:
一,引用典籍语言或者成语或是谚语;二,从《史记》中总结出来的;三,首次出现在《史记》中的成语,之前并没有出现过。
[4]
综上所述,前人的所作的研究大多是关于《史记》成语的分类,而对于成语全方位的解读则少之又少。
对此,本文将从文化内涵角度对《史记》进行探究。
(二)研究方法
本文将利用定量和文献研究的方法,站在前人研究的肩膀上对出现在《史记》中的成语实行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
融统计和调查为一体,采用电脑、人工检索的策略,穷尽式地对《史记》成语进行提取、搜索,接着对这些成语分类和整合,最后使这些成语的文化内涵尽可能的显现出来,并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
二、《史记》成语的来源
据不完全统计,《史记》中共有685条成语(重复出现的不计算在内),这些成语多为四字,四字成语在6865个份额中占了631个,占了绝大多数。
多于四字的,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卑之无甚高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等等,凡54条。
第一次出现在《史记》中的成语总共有360条,其中四字成语有354条,超过四字的统共6条。
(一)承用前代典籍的成果
主要包括来自经书类和诸子类。
经书类也即四书五经,包括《论语》(10条)《孟子》(2条)《诗经》(6条)《礼记》(9条)《尚书》(4条)《易经》(4条)。
诸子类包括是《墨子》(3条)《老子》(2条)《庄子》(8条)《韩非子》(9条)《荀子》(5条)《管子》(5条)《淮南子》(六条)《抱朴子》(1条)《吴子》(1条)《尸子》(2条)《孙子》(2条)《晏子》(2条)《文子》(2条)《燕丹子》(1条)《冠子》(3条)。
出自其他著作的:
《左传》(12条)《国语》(8条)《吕氏春秋》(10条)《孔子家语》(1条)《公羊传》(1条)。
(二)在《史记》中出现的成语
1.直接摘取原文
直接对原文语句进行摘取,不作任何的修改。
这类成语有薄物细故、众口铄金、鲜廉寡耻等。
2.文中原词语的节缩
酒池肉林,高屋建瓴,锥处囊中,倒行逆施,强干弱枝,不名一钱,劳苦功高,解衣推食,家徒四壁等都是属于这一类。
3.文中原词语的增添
目不交睫,定于一尊,一抔黄土,取而代之等。
目不交睫,是在第一字的位置添加字眼,类似的还有作壁上观、出言不逊等。
定于一尊,是在第二字的位置上增加了一字,类似的有决一雌雄。
一抔黄土,是在第三字的位置加了一字。
类似的还有守经达权。
取而代之则是在第四字处添了一字。
4.文中原词语的变换
如:
内视反听、相知恨晚、招摇过市等等。
5.文中原词语的改换
言听计从(言听计用),平易近人(平易近民),强弩之末(强弩之极),丧家之狗(丧家之犬),捷足先登(疾足先得),论功行赏(论功行封),闻所未闻(闻所不闻)等等。
6.文中原语句的比合
拔山扛鼎,期期艾艾,布衣黔首,土壤细流,熙熙攘攘,尺不斗笠。
7.总结原文大意
作法自毙,指鹿为马,卧薪尝胆,冯唐易老,破釜沉舟,起死回生,鸡鸣狗盗等等。
三、《史记》中成语的文化内涵
(一)人本
人本思想,顾名思义即以人为本的思想,人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出现的具体时间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尤为突出)。
“百家争鸣”时期各个流派都有对人本思想进行阐述、讨论,其中儒、道、法三家的论述犹如巨擘,对《史记》的创作有着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
先秦儒家的人本思想中以“仁”为核心,孔子的思想是基石。
孔子把人的地位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马厩失火了,孔子下朝回来问有没有伤到人,而不是问有没有伤到马。
在那个命如草芥的时代里,孔子的做法是难能可贵的。
从这里咱们能够看出孔子注重人的生命,肯定人的尊严。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肯定人的基本物质诉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承认人谋求合理利益的正当性。
孟子思想以“仁政”为核心,提出“民贵君轻”的先进学说。
荀子主张“惠民”,认为人是天下最贵。
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庄,他们认为人是世界上最有灵气的东西。
老子推崇的是少政令、少战事的政治主张,这充分体现了他“以人为本”的思想。
庄子他所提倡的是物无贵贱,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探讨人与社会关系,制定一套“以法治国”的方案,是法家人本的思想的集中体现。
人在法家思想中居于核心的地位。
法家前期的重要代表人物管仲,是中国第一个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人。
他认为以百姓为根本是成就霸业王业的开始。
百姓得到治理则国家稳固,百姓动乱则国家趋于危亡。
韩非子关注民生,从力量的角度道出了人民之重要性:
“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
”同时他还站出来反对厚葬、陪葬、人祭等等落后的风俗。
从上头的阐述中咱们可以得出一个论断:
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思想都多多少少地体现了以人为本,古代的思想家都有从他们的思想中汲取积极的养分,使得中国的人本思想得以传承而不间断。
司马迁的人本思想从何而来?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总结出原因:
外部环境的影响和自身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司马谈——司马迁之父,西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
著有以探讨春秋战国至汉初各家思想利弊得失的《论六家要旨》一文,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影响。
他从小就对诸子百家的学说有浓厚的兴趣,正因为从小的耳濡目染,人本主义的种子已经萌生。
司马迁以弱冠之年,游遍整个江淮和中原地区的经历。
李陵之祸。
公元前99年,也就是汉武帝天汉二年,李陵在对匈奴的作战中以失败而告终,武帝知道后非常震怒。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获死罪,在钱财不足以赎罪的情况下他接受了腐刑。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
”(《司马迁传》)[6]李陵之祸,让司马迁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封建集权制度下对于人性的摧残在他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侮辱先人,……每念斯耻,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司马迁传》)[6]这使得司马迁开始脱离对君主的依附,回归人本位。
《史记》凡130篇,为人物列传的传记就占据了其中的112篇。
《史记》的写作对象不仅仅是帝王将相还有那些身份“低贱”却为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的人。
司马迁为这众多的人物进行了全面而又多层次的描写,“因人叙事”的纪传体记史方法从此得以延传,并在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司马迁为那些当时被认为是末流的商贾列传,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那种以帝王为主的历史价值观,“以人为本”的思想得以体现。
因人成事、运筹帷幄:
筹:
计谋、谋划;帷幄:
古代军中帐幕。
指拟定作战策略。
引申为筹划、指挥。
[7]“高祖置酒雒阳南宫……高祖曰:
‘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
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禽也。
’”(《高祖本纪》)[5]高祖在洛阳摆庆功宴,问群臣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群臣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高祖说:
“你们只知其一!
我自己倒是没什么本事,但是我会用人呀!
出谋划策,我不如张良;安邦定国,我比不上萧何;行军打仗,我差韩信一截。
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豪杰,他们却能为我所用。
项羽虽然有范增这个能人帮助他办事,但项羽妒贤忌能,范增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所以向羽败了。
”刘邦所具有的领导才能管窥一斑,同时可以看出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体现了“人本”思想。
无疑,项羽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但是他却被列入了记载帝王的《本纪》之中,说明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
司马迁将项羽放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下,对他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才气过人。
“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项羽本纪》)[5]司马迁认为他“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5]相反的,身为皇帝的汉惠帝,司马迁却没有为他立《孝惠本纪》,因为惠帝没有真正自己掌过权。
“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
即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
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事者。
”[5]司马迁对于张苍、周昌等人的事迹进行了褒奖之后,对于那些于社会,于历史没有什么贡献的人进行了如上的批评。
素车白马、约法三章: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
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
诸将或言诛秦王。
沛公曰:
‘始怀王遣我,故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
’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
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
召诸县父老豪桀曰: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
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
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馀悉除去秦法。
诸吏人皆案堵如故。
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
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
’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
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
沛公又让不受,曰:
‘仓栗多,非乏,不欲费人。
’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高祖本纪》)[5]这与项羽入关前后的做法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入关前:
“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入关后:
“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
这正好应证了那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项羽的行径,使得秦人大失所望,为后来的败亡埋下了祸根。
所以可想而知,秦帝国为何二世而亡,倾刻间王朝土崩瓦解。
司马迁说:
“国君虽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
太上修得,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
”(《天官书》)[5]他所强调的就是统治者要修德、修政,重视人心。
这种思想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史记》成语中,如“毛遂自荐,三寸之舌,国士无双,人众胜天,名不虚立,短小精悍,漆身吞炭”等等。
通过对不同人的描写,体现了不同的阶层的人在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不同影响。
(二)德治
“德”之观念产生在原始社会,初始时“德”并不具有“道德”的含义,西周时,因为理性思维的迅速崛起,“德”才成为政治思想的核心,德制观念第一次达到了高度的自觉,但是德治在当时并没有形成完备的体系。
到了先秦时期,儒家的德治思想已然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汉代之后,“德”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系的主构架,占据了中国文化的主流。
《辞海》中对德治的解释为:
“儒家的政治思想,主张用统治阶级的道德感化来统治人民”[8]罗国杰教授在《以德治国论》(前言)中认为,儒家的“德治”在政治上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以道德标准遴选人才、统治者身正为范、实行道德教化、将是否能实行德政作为奖惩官员的标准。
[9]黄成惠认为:
“人性是德治的理论基点,仁政是德睁的基本主张,德行是德治的伦理构架,治身是对德治的个体修养,尚贤是德治的人才要求,教化是德治的重要途径。
”[10]孙峻山在《中国的德治思想元型试析》中说道:
“德治思想在《尚书》中就有了较为成熟的蕴化,同其他意识一样,萌育于宗教或宗教认识。
”[11]涂秋生则对“德治”思想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寓政于德的思想导致了人治的出现,而人治加上等级观念孵化了专制主义。
”[12]
德治出现的时间很早,大概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周朝)。
夏、商的灭亡使得周朝认识到德治的重要性,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取得合理性,周朝推翻了夏、商的神学政治体制(也即突破“君权神授”,“受命于天”等思想的束缚),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顺应民意的举动,同时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措施来巩固统治。
为了限制王权的使用,加强统治,德治应运而生,但是还没有形成完备的体系。
德治的对象为统治者,人民无任何权利,政治的好坏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统治者负全部的责任。
当时,德治的思想是从它眼下的现实出发,并没有考虑得很长远,随着周朝的覆灭,这种思想也就尘封为了历史。
东周建立,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礼崩乐坏”是对它准确而又生动的反映。
政治的动乱,导致了各种思想的火花层生,诸子百家各自提出了“治国方略”,儒家的“德治”和法家的“法治”最具代表性。
“孔子曰:
‘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老氏称: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太史公曰:
信哉是言也!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
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
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
言道德者,溺其职矣。
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下士闻道大笑之”。
非虚言也。
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於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
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酷吏列传》)[5]大致的意思就是说,美好的国家政治,并非取决于刑罚是否严密,而是在于君王是否宽厚。
在道德与法制之间,司马迁主张先德后刑,刑德相济。
抱薪救火,扬汤止沸:
“抱薪救火,抱着柴草救火。
”[13]“扬汤止沸,把沸水舀起来再倒回去,以试图止住沸滚,喻治标不治本。
”[13]“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
”(《酷吏列传》)[5])司马迁引用孔老之语,认为法律作为执行命令的手腕治标不治本,只是使人们的缺失了人格的力量和羞耻之心,尽管犯罪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假设法治,奸伪盗贼就会层出不穷。
治丽国家的根本办法是道德,利用道德的感化作用使犯罪的念头从心底里消除,产生对犯罪的羞耻之心,这样才会达到天下无状可诉,即没有刑事犯罪的天下大治的境界。
汉朝重用酷吏、重视刑罚有它的必要性:
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增长带来的兼并、不法的问题。
《平准书》云:
“当此之是,纲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借于上,无限度。
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5]其二是财政危机。
财政危机,激化了社会矛盾,不得不任用酷吏为治。
《平准书》在记述天下罪犯众多不能杀尽后说“御史大夫张汤方隆贵用事,减宜、杜固等为中垂,义纵、尹齐、王温舒等用修急刻深为九卿,而直指夏兰之属始出矣。
”[5]尽管司马迁看到汉武帝任用酷吏是为形势所迫,但他并不因此赞同汉武帝的吏治政策,认为汉家未能以礼义教化为治,而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换句话说,汉家在“制治清浊之源”上背离了“王道”。
《酷吏列传》文中载道:
“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5]。
指出任用酷吏使案件激增,结果是全国变成一个大牢狱。
杜周为延尉时,“二干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
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干余章。
章矢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干,近者数百里”,[5]“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余万人”。
[5]由此观之,王道德治已然被抛诸脑后,人命如草芥的时代再次上演,酷吏扮起了历史的主角。
这岂止是“民免而无耻”,简直就是侧目而视,重足而立了。
如狼牧羊,宁成乳虎,不寒而栗:
这三个成语都是形容官吏很严酷。
如狼牧羊和宁成乳虎的主人公叫宁成,是西汉时的有名的酷吏。
初时为武帝的侍卫,凶残成性却深得皇帝的喜爱,官运亨通的他终成济南都尉。
他去拜见外号为“苍蝇”的太守郅都,前几任都尉都是要层层通报才能见到,他直接就自己进去了,坐在了自己的位子上。
郅都早就听说过宁成“于是上遇,与结欢”。
“宁成家居,上欲以为郡守。
御史大夫弘曰:
‘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
成不可使治民。
’上乃拜成为关都尉。
岁余,关东吏隶郡国出入关者,号曰:
‘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
’”[5]武帝想把宁成调去当郡守,御史大夫公孙弘极谏到:
“我在山东做父母官时,正好宁成是济南的都尉,他以专施暴政而著称,让他来治理人民,就像让狼放羊一样,您怎么能让他接管一个人郡呢?
”皇帝听到之后也有所忌惮,就任命宁做了关都尉。
一年之内关东的官民和出入的商贾就叫苦声不绝于耳,到处流传:
“宁可见到育子的母虎,也不要碰上宁成发怒。
”其严酷的程度可想而知。
不寒而栗:
源于《史记·酷吏列传》:
“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滑民佐吏为治。
”[5]原意是指天不寒而发抖,后形容十分害怕、恐惧。
这是一个关乎义纵的典故。
义纵因为姐姐的缘故被武帝委县令的职务,在任职期间他严格执法,铁面无私,不畏权贵,当地的治安改善了很多。
后来又步步迁升,官至太守。
宁成听说义纵要走马上任为当的太守后,赶忙带着家眷毕恭毕敬地站在道旁迎接义纵,但是义纵并不领情,一就任就遣人考察宁成家族,经查有罪的,一概判了死刑,宁成也没能幸免。
当地那些有劣迹的富豪都闻声遁逃了。
后义纵又被调到今内蒙古(治安很差),他一上任就把狱中两百多个重罪轻判的人都处以极刑,同时把那些私自来探监的家属也都处了极刑。
一天之内杀了四百人,尽管天气不寒冷,人们也都打起了颤栗。
虽然义纵能做到奉公守法,严格司法,但是也不免落下一个滥杀无辜的恶名。
虽然严格执法有它的必要性和无奈,但就像前文所说的,这种治国方案治标不治本,从长远的角度出发是不可取的。
当然,没有刑法的制约也是不可行的,除非人们的道德观念能超脱出刑法的范围,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
(三)爱国
国,众所周知,它的繁体字是“國”,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的“国,邦也;从口从或,或者,邦也,从口从戈,一以戈,一为守,其义尚不明。
盖口为国土意,若以兵器之戈而卫之,则其一为表示领土之境界意,一为有时如亘之有二线,亦犹表示田地境界之畺字。
”[14]古人认为,要具备了四个国家才能称之为国家:
一,土地;二,人口;三,军队;四,范围。
后来,“國”字简化成“国”。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迸发了多种多样的思想,其中就包含了爱国思想。
作为一定社会经济文化的产物,爱国思想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这一深厚的土壤之中。
“爱国”二字很早就出现在了我国的文献中,《战国策》针对秦国想吞并东周时写道“周君岂能无爱国哉”,苟悦《汉记》亦有“亲民如子,爱国如家”的说法。
从文字的记载情况来看,在两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爱国思想就已经深入民心了。
我们认为在社会在以部落为基本单位的时候爱国思想就已经萌发了。
原始社会是以血缘为基础的部落为生产活动单位的,商品交换的产生,出现了氏族混居的状况,这就是我们口中的“邑”,也即“国”。
有时部落之间为了抵御自然灾害而争夺良好的地域环境,迁徙和冲突不可避免。
部落内部之间凝聚力得以加强,在冲突中死掉的人则成了英雄,受到敬重、尊崇。
这种热爱族类、为集体献身的精神也就逐渐以习俗、仪式的文化方式得以传承,成为人们的生活准则,逐渐积淀为一种为国家的集体心理。
《史记》就不惜笔墨为那些爱国的仁人志士画上浓墨重彩的几笔。
而从《史记》中出现的成语爱国思想也可见一斑。
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语见《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一成语并不是由原文直接摘取而得的,而是后人根据典故总结而成:
公元前283年,赵惠文王得到了和氏璧。
秦昭王听说后,派人送信给赵王,说愿意用十五座城池的代价换取和氏璧。
赵王与群臣商议,最终选定了蔺相如为出使秦国的使者。
到了秦国后,蔺相如见秦王并没有要拿城池换玉的意思,便把玉骗回手里说:
“布衣间的交往尚不相欺,更何况大国之间呢?
”说得秦王无言以对。
蔺相如到了住处后就赶忙叫人抄小道将和氏璧送回了赵国。
秦王知道也不能因为一块玉的缘故就杀了蔺相如以损害两国之间的交往,于是就放蔺相如回去了。
(无独有偶的是,这一次的主角又是“玉”,从中我们可以窥得“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据着怎样高贵的地位。
)完璧归赵这个典故,有声有色地描绘了蔺相如面对强暴而无所畏惧的大无畏精神,也表现了他战胜强秦的威逼凌辱、维护赵国的机智与果敢。
他在维护和氏璧的同时,也维护了赵国的尊严。
接下来的渑池之会更是将蔺相如的这种爱国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几年之后,秦昭王给赵国下了一道请帖让赵王去渑池赴会,赵王屈于秦国的压迫不得已赴约(秦国对赵国实行军事和外交的双重手段,在此之前,秦国已经攻下了赵国四座城池)。
在席间,秦国步步紧逼,但是蔺相如都应对自如,真正做到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秦王饮酒,酣,曰:
‘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
’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
‘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
’蔺相如前曰:
‘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
’秦王怒,不许。
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
相如曰:
‘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
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
‘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秦之群臣曰:
‘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
’蔺相如亦曰‘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
’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
”(《廉颇蔺相如列传》)[5]蔺相如不顾个人的安危,很好地维护了赵国的利益与尊严,爱国的文化内涵又一次显现无遗。
不食周栗,出自《伯夷列传》(《史记》列传之首)。
讲述的是伯夷和叔齐在武王伐纣的时候以仁义叩马而谏,在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栗,终饿死在首阳山上的故事。
无疑,伯夷和叔齐是爱国的,但是这种爱国思想历来褒贬不一,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司马迁于大量的论赞之中对史料事实的陈述只是一笔带过,而对于伯夷、叔齐这两位贤者的下场却不惜笔墨地发表议论,表现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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