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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日本人的自律
从"小事"看日本:
说说日本人的自律
在日本做记者前前后后有13年的时间,经历了许许多多事情。
然而,一些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同样与那些重大的新闻事件、重要的报道活动深深驻留在记忆中。
正是这些不起眼儿的“小事”更多地帮助我了解和认识了日本这个国家和它的国民性。
今天,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两位已并不是遥远的事。
可是,建设一个民主的、平等的、有秩序的和谐社会,我们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永远保持一种谦虚的学习态度,不断为之付出努力。
本文所提及的“小事”,实则不“小”,它折射出的是一个真实的日本,一个值得我们从细微处学习的日本。
十六、说说日本人的自律
新华社前东京分社社长 冮冶
乘客排队在等候乘坐新干线列车冮冶摄
同学从公司里打来电话……
这是在手机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的年代所发生的一件小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那年,一位多年没有联系的大学同学打来电话,我们当时谈得很热乎,相互倾吐着毕业后的情况。
可是,过了不大一会儿,这位在一家日企上班的同学却说,电话卡要打完了,你把电话打到办公室来吧。
我当时很纳闷,你现在不就在公司吗?
怎么公司里也使用电话卡?
这位同学告诉我,刚才他是用公司楼下的公用电话给我打的电话,在公司里是不兴在工作时间占用公司电话打私人电话的,但你从外面打电话进来另当别论,更何况你是讲的中国话呀,人家也听不懂啊。
"公司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吗?
"我问。
"没有,但是大家都不这样做,"他说。
我想,也是,在大家都一心做着业务,你嘴里突然冒出与业务不相干的话题确实不雅,周围的人不会管他人的事,但你自己却会感到很不自在。
在很多公司,或在楼道或在院内都设有公共电话,方便公司内部人打个人电话或外来客人使用。
如今手机广泛使用,有的公司职员有两部手机,一部是公司配的,用于业务;另一部是个人手机。
"公司"与"个人"分得很清楚。
一眼就能辨认出哪些是日本人
分社的一位年轻记者一次对我说,他在新干线列车上一眼就能辨认出哪些是日本人。
我当时问:
这话怎么讲?
他说:
"日本人一般都规规矩矩,手中的包物从不乱放,要不放在自己的脚下,要不抱在双膝上,要不放在头上方的行李架上。
很少有人将自己的包物放在临近的座椅上。
"
另一位年轻女记者一次对我讲了这么一个小故事。
她说,在一次过斑马线时,大家都在等红灯,尽管当时街上没有过往的车辆,但大家还是在等绿灯亮。
可是就有这么两个女孩大概想反正没有人认识我不必那么循规蹈矩,就大摇大摆地闯红灯过马路。
这个故事如仅说到这里是不成为故事的,有意的是:
这两个女孩闯红灯过马路还一路高歌,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可是,没有想到在斑马线的另一端等红灯的人群中竟有人给合了一声"往前走!
"弄得这两个女孩红了脸。
这还用看吗,听也听出来了不是日本人。
日本人很少做那种跨越栏杆或护栏那样不太得体的事,排队加个塞儿什么的也很少见,从小大概他(她)的父母或老师就教育他(她)不给他人填麻烦。
在公共场合能听到日本人大声喧哗的情况也不多。
不自律带来的后果
有一则消息报道了这样一件小事:
有两名日本中学生有一次在给朋友回短信时发现手机没有电了,于是就近在一家便利店的外墙上的插座给手机充电。
结果被商家举报遭到当地警方以盗窃嫌疑指控。
据说当时这两名中学生给手机充了约15分钟的电,窃电约1.5瓦,电费约1日元(约合7分钱人民币)。
当地警方称犯罪金额不是问题的关键。
按日本刑法电也属于财物。
现在,随着人们携带的电脑、手机等电器越来越多,日本一些公共场所如机场候机厅、新干线列车上等都备有供乘客使用的电源插座,但是除了特定的场所外,在使用他人的设备(包括电源)时一定跟人家打声招呼,求得同意,该付费时就付费,免得不经意间带来大麻烦。
十五、晒晒日本的"铁饭碗"
新华社前东京分社社长 冮冶
东京都市容冮冶摄
"铁饭碗"与"老板是'日之丸'"
每每提起公务员,笔者就想起很多年以前采访的一位叫中田的老公务员说过的一句话:
"在日本,公务员是个铁饭碗。
"
"铁饭碗"在日语中表述也非常形象,即:
老板是"日之丸"。
"日之丸"是日本国旗,在这里当然是指国家。
公务员中职位最高的要数首相。
那年,作为公务员的老前辈福田康夫首相出席了新任公务员集训的开幕式。
他在致辞中说,大家做公务员可不是为了当伟人呀政治家什么的,而是要始终要保持一颗为国民而工作之心。
福田首相还诙谐地说,公务员最大的"好处"就是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也不必担心破产,你和民企职员不同,你的工资、工作甚至生活都是靠国民税金支撑的,因此要安安心心地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国民服务"的工作之中。
不用说,公务员是为国为民服务的,是由国民的税金支付"俸给"的。
单纯从谋生的手段来看,公务员这种职业,稳定而无失业之忧,因为国家是不会像企业那样倒闭的。
只要进了公务员的门,就一直能够工作到退休。
所以,公务员称得上这个社会的佼佼者,受到社会的尊敬。
在购房贷款、办理信用卡等方面的审查都比较宽松,因为这个职业没有被解雇之忧。
在平日采访中,笔者接触到不少各省厅的负责人和职员,他们大都是照章办事,采访结束后很少再有更深入的交往。
总的感觉是,日本公务员办事认真,一是一,二是二,不善于拉关系,也不借助人际关系。
所以,只要严于律己,秉公办事,不谋私立,就能守住"铁饭碗"。
公务员林林总总 考试好比"登龙门"
日本公务员种类很多,从内阁总理、国会议员、都道府县知事,到各官厅职员、国立和公立学校的教员、警察、司法人员以及公共事业单位的工程设计和管理人员,等等。
总之粘上"公"字边儿的都统称公务员。
日本公务员又分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两大类,前者供职于国家机关,后者供职于地方自治体(政府)。
要做公务员首先要经过公务员考试。
国家公务员考试分一、二、三级;地方公务员一般分大学毕业和高中毕业两个档次的考试。
而国家公务员的一、二级考试的应试资格必须是大学毕业学历。
特别是国家一级公务员考试,可谓是选拔公务员的"精英",考试合格率也就是5%左右。
一般人是不敢问津的。
国家一级考试合格,就等于拿到了走上公务员仕途道路的通行证,终极目标是各政府部门的干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级官僚。
比方说,一个大学毕业生一级考试合格被录取为公务员进入省厅后,其晋升路线将是刚入厅时任办事员,25岁时任业务负责人,之后经过部门调动,29岁时任课长(相当于处长)助理,34、5岁时任课长代理,40岁左右时任课长,46、7岁时任审议官(相当于副局级),50岁左右时任局长,55岁左右时任事务次官(副部级)。
而通过二级考试被录用为公务员者晋升到头也不过是一个调查官,也就是说顶多享受局级的待遇,其培养和发展途径大不相同。
通过公务员考试,不等于已成为公务员,而是获得了从事公务员工作的一个资格。
日本政府内有一个人事院,地方政府中也有相应的机构,将公务员考试合格者的名单按成绩排列,供用人单位前去面试挑选。
日本各类公务员大约有450万人,按人口平均每36人中就有一名是公务员。
皇居附近冮冶摄
职位高低决定奖金多少
每年的12月中、上旬,是日本政府机关和民间企业发放冬季奖金的季节(日本一般全年发两次奖金,夏季奖金是指上半年的奖金,冬季奖金是指下半年的奖金)。
2007年那一年的冬季奖金,作为日本最高行政长官的福田首相拿到了407万日元,较全额领取少了约30%。
这倒不是因为首相的政绩不佳,而是因为福田9月份上任后在职时间较短。
当年公务员系列的"特别职务最高冬季奖金"为最高法院院长岛田仁郎的约586万日元,众参两院议长的奖金约为554万日元,国会议员约为330万日元。
而普通职务最高奖金为中央政府部门事务次官(副部级)的约343万日元,局长级奖金约为261万日元。
当年普通行政职务的国家公务员(平均年龄34.9岁)冬季奖金平均约为69.63万日元,地方公务员(平均年龄36.5岁)约为66.2万日元。
公务员的奖金是与业绩挂钩的。
那年因养老金记录不全而遭到舆论谴责的社会保险厅就曾要求其下属工作人员主动返还5%至50%的夏季奖金。
而企业奖金的多少就完全受经济景气好坏的影响。
那年日本大企业(193家东京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企业)发放的冬季奖金不菲,人均达到89万日元,连续3年创下新高,是1995年有同类统计以来的最高值。
公司职员的平均奖金超过了公务员,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企业业绩随经济景气恢复而好转。
做公务员?
还是公司职员?
就日本的情况而言,社会对公务员这一职业的认识随着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不同以及经济景气的好坏而变化。
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日本还不象今天这样富裕,找到一个公务员的职业是非常荣幸的事。
6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起来,特别是1964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就业机会增多,公务员的工作不再象从前那样紧俏。
如果从收入来看,公务员不像民间企业那样很具有伸缩性,企业业绩好时收入增加,不好时下降。
但总体上公务员的收入比一般大企业低些,比中小企业高些。
因此,越是经济状况不好有志成为公务员的人就越多。
从90年代初日本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到了上个世纪末跌入了景气的谷底,日本的失业率也曾高达创记录的百分之五左右,报考公务员趋之若鹜,公务员成了非常热门的职业。
据说,当时公务员的竞争率高达十几倍。
就是在现在日本经济走上复苏的轨道、连续几年保持低速稳定增长的今天,报考公务员也是一些大学毕业生在考虑就业时的优先选择。
日本新的年度是从每年的4月1日开始,各类公务员资格考试一般都安排在4、5月份,6月份发表合格者名单。
元月一过,有志成为公务员的年轻人将开始为收集各类有关公务员采用的信息、应考复习、报名投考而奔波。
一个年轻人拥有了做公务员的资格,无疑为他的职业生涯开辟了另一片蓝天。
十四、在日本感受秩序
新华社前东京分社社长 冮冶
上班时分 冮冶摄于东京品川车站
有一则消息说,印度青年到中国访问,对中国大都市的秩序大加赞赏。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城乡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面貌焕然一新,变得越来越有秩序了。
但是,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人,又无不对这里的秩序津津称道。
20年前我作为记者第一次去日本时是这样,今天众多的来自中国的游客、政府官员、商务人员仍然对这里井然的秩序有着强烈的感受。
几年前,偶然读到这样一则消息:
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亨利科县5500多人蜂拥抢购千台50美元二手电脑,秩序混乱,现场失控,造成踩踏事件,17人受轻伤。
如此踩踏事件发生在美国这个有着高度现代文明的社会确实不能不成为新闻。
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日本却很难想象会发生。
过去听老同志讲,日本人很遵纪守法,往往一根绳,一条线就能限制住。
只要拦上一根绳或画上一道线,一般人很少越雷池半步,因而在日本画线的地方特别多。
在中国人看来,通常需要用铁栏杆来维持秩序的地方,日本往往是用拉绳或画线代替。
排队购票也好,购买紧俏商品也好,绝对是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
记得是在我第二次在东京赴任期间,有一年,商家大打广告战,纷纷推出超低价商品,最典型的是"一日元电脑"。
用一日元买价值约十万日元的电脑,这是商家为追求最大的广告效应而向顾客"白送"。
按当时我们的想法,这非挤黄了不可。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秩序相当好,排队者自动组织起来,每隔两个小时点一次名,绝对没有那种点了个卯然后回家睡大觉或半途加塞儿的现象。
排队者大部分是无收入的学生,他们带着帐篷,在东京最冷的一月份,风餐露宿街头。
这队一排就是三天三夜。
由此,我得出这样一个看法:
在日本,无论妇孺老少,只要你排队"站"在那里,你就得到一份权利,很少会有人恃强凌弱剥夺你的这种权利。
一辆小汽车驶过并不宽敞的路面,在日本,高楼大厦之外,这样的小街随处可见。
孙巍摄(友情提供)
遵守与维护秩序,似乎已融入到日本人的血液中。
不论高官还是百姓,人人都履行遵守和维护秩序的义务,那么这个社会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而有秩序的社会往往是与高效社会连在一起的。
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媒体社庆酒会,因故晚到了些,正赶上时任首相的安倍从会场走出来。
当时饭店门前迎送车辆很多,交通出现拥挤现象。
安倍首相的车也是在饭店方人员的疏导下按顺序离开饭店的,这有点出乎意料。
说到底,遵守与维护秩序体现出的是日本国民的普遍平等意识,大家都是这个赖以生存的社会的平等参与者。
当然,这里讲的平等并非绝对的平等,绝对的平等在现今世界上恐怕还不存在,只是相比较而言。
当然,外国人在日本也能看到"无秩序"的戏剧性场面。
这当属日本朝野势力在国会审议争议颇大的法案时发生的争斗。
那年6月,执政党议员和在野党议员在国会审议关乎到日本人老后生活的年金法案时甚至揪扯起来,很有点打群架的味道。
之后,在野党采取"牛步战术"和"冗长演讲术",拖延议案的审议。
民主党议员森友子讲演一开口就是3个小时零1分钟,创下了纪录。
该党的另一位议员大冢耕平也讲了2小时零7分钟。
联想起那年日本国会审议"联合国和平维持活动合作法案"(派兵法)时在野党采取"牛步战术"拖延审议长达13个小时的情景,这种政治决策过程的"无秩序"确实让人费解:
大量的国民税金难道就是这样要在争吵中、在乌烟瘴气中、在起哄声中白白地消耗掉吗?
但是,在日本时间长了就不难发现,日本可称得上是一个"上"无秩序而"下"有秩序的国家,以局部的"乱"来换取全局的"治",即使国会吵翻了天,整个社会都还是处在有序之中。
公司职员第二天照样去上班,家庭主妇料理完家务后照样又去逛街购物,涉谷的时尚年轻人们照样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歌厅、舞厅、咖啡厅,说说笑笑,蹦蹦跳跳。
可是,当国会消停了,法案变成法律确定下来,不管你曾是反对也好,赞成也好,大家都不折不扣地遵守、履行。
最典型的就是消费税法了。
当时执政党和在野党在国会争斗的激烈程度自不用说,就是在国会外抗议示威的市民每天都是成群结队。
可是,消费税法通过后,没有谁购物不交消费税。
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始终在低谷徘徊,政局动荡不稳,10年左右的时间,换了9位首相,但社会相对稳定,没有出什么乱子。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一个成熟的社会,其方方面面都是有序可循的。
秩序得以维护,靠的是法律以及国民长此以往形成的法制观念。
十三、远没有撑起"半边天"的日本女性
新华社前东京分社社长 冮冶
京都女孩与外国游客冮冶摄
穿和服的小女孩冮冶摄
一位知名大公司的广报部部长一次在闲谈中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公司总裁第一次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竟然碰到的是一位年轻的女记者。
他的话让我马上意识到我们在采访安排上尚有欠妥当之处。
的确,在日本这个非常讲究等级的社会,一个权倾全社的大社长面对一个走出校门没有几年的女孩,怎么说都不妥。
日本媒体是绝不会这样安排的,起码得派一位编辑长或部长级以上(在公司里相当于局级的干部)的资深老编前去采访。
这位部长说,当时他们真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新华社这样安排的意图。
"其实,想复杂了,我们不过是根据要采访的内容,安排负责这方面报道的记者前去采访而已,"我说。
幸亏新华社在日本知名度高,人家很在意我们,否则当初能否接受我们的采访还两说着呢,我想。
俗话说"入乡随俗",再碰到类似的情况我这个分社长不得不亲自出马,我们年轻的女记者倒成了记录员。
日本社会仍是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与中国女性相比,今天的日本女性还远没有撑起"半边天"。
虽说现在的日本女性在接受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在参政、就职以及社会地位等诸方面,男女之间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男女作用分担意识依然很强,对女性的传统偏见依然很重。
在企业工作的日本女性绝大多数是从事事务性工作或辅助性业务。
能够发挥她们专业知识、专业技术水平以及发挥其创造性能力的机会仍很少。
女职员的平均工资要比男职员低得多,通常仅相当于男职员的百分之六十几。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2005年,日本制造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男性大学生,月工资平均为20.78万日元、女性为20.26万日元,差别并不明显。
但随着年龄增长差距逐渐拉开,比如到35岁,男性每月平均可拿到38.14万日元,女性为31.6万日元;等到了45岁,男性工资涨到每月54.36万日元,而女性还停留在每月39.83万日元的水平。
目前,在企业工作的日本女性已达到总从业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但身居管理层的女性微乎其微。
据统计,担任课长(处长级别)的女性仅占百分之二左右,部长(相当于局长或部门经理等)仅占百分之一点几。
于是,在日本如果出现了身居要职的女性如"事务次官"(相当于副部长)、"都市银行支店长"、"国铁驾驶员"等,都能成为媒体的话题。
日本女性在料理家务、养育儿女、照顾老人等方面的负担仍很繁重,职业与家庭难能两立的现实仍是今天日本女性推迟结婚和生育年龄的主要理由之一。
男性在家庭、企业、社会受重视、待遇优厚的现象依然很普遍,"男女有别"的意识仍根深蒂固。
近些年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和职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企业转而重视人才、专业知识、技术水平、策划和判断能力等。
企业的雇佣管理,过去以资历为中心,男女区别对待,而现在实行的则是根据能力、适应性开展因人而异的管理办法。
在雇佣领域不能因为是女性而得不到公平待遇的认识已相当普遍。
但是,实际上,不分性别,按个人意愿、能力、特点用人的方针在今天的日本并没有彻底得到贯彻。
企业在招收新职员时,与其说是从"男女雇佣均等"的角度出发,不如说更多地是从企业的效益考虑。
据说,一名新职员来到企业,最初的几年主要是接受培训,企业只是在"投入"。
之后,才是企业通过"他"或者"她"为企业创造效益。
而日本女性大多数都是在工作几年后结婚、生育、退职、进入家庭。
这也是企业方面不愿意雇佣女职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再者,在日本女性本身的意识中,希望工作到退休的人是少数,工作到结婚或生育为止的人居多,以"责任太大"、"事业和家庭难以两全"等为由,不希望提升的人仍存在。
这种情况也很难满足企业的要求。
不过,也有相当多的女性把相夫教子、料理家务本身看成是一种"职业",在填写表格时在有关职业一栏中会大大方方地写上"家庭主妇"。
她们在家中掌管丈夫的"钱袋",闲暇时或结伴去旅游,或参加一些诸如插花、社区合唱团等修身养性的活动,过得也有滋有味,其乐融融。
在日本,有许许多多个标准的"男主外、女主内"型家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著名影星夫妇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了),男、女主人各有各的活动空间和交际圈,一个一心扑在事业上,一个全意营造家庭,这也称得上是一种和谐。
十二、日本式的"经济适用房"
新华社前东京分社社长 冮冶
从高处俯瞰银座地区,这里曾经是世界上地价最高的地方。
孙巍摄(友情提供)
日本有一种住房,叫"公营住宅",是专门用来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我称之为日本式的"经济适用房"。
可别小觑这"公营住宅",它在缓解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方面发挥的作用可不小。
在日工作期间,我曾采访过一位做小时工的家庭主妇Y女士,她一家曾住过20多年政府提供的这类低房租公房,从她的住房经历中,我们对日本在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难问题上所实施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可略见一斑。
解决住房难靠立法
早在1951年6月,日本就颁布了《公营住宅法》,至今已修改了14次,最新一次修改是2007年5月。
但是,"以低廉房租向住房困难的低收入者提供住宅"的宗旨始终如一。
根据《公营住宅法》,东京都政府作为一项福利事业每年都在投资建房,由都政府建造并管理的这类公营住宅叫"都营住宅"。
东京都下属各区、市政府建造并管理的叫"区营住宅"、"市营住宅"。
Y女士曾住过的低廉房租公房就是"都营住宅"。
可以说,法律保证了公房租赁制度的公平合理,保证了住房困难的低收入家庭普遍受惠。
什么人有资格租住低廉公房
笼统地讲,无房户且家庭年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人有资格申请租用这类公房。
细说起来又有有家属的家庭和单身家庭之分。
从东京都城市规划局的网页上了解到,居住在东京、年收入在278万日元以下的两口之家的住房困难户有资格申请都营住宅。
三口之家年收入在316万以下,四口之家在354万日元以下,五口之家在392万日元以下,六口之家在430万日元以下。
而有申请资格的单身家庭一般是指在东京居住3年以上并符合一定收入条件的60岁以上的住房困难者。
Y女士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申请到了一套使用面积为32平方米的都营住宅。
据Y女士讲,东京都每年都举行两次公房租用募集,并公布房源(有腾空旧房,也有新建房),符合条件者可提出申请。
一般是由都政府中负责福祉事务的部门按申请者困难条件进行分配,但往往是一套住房会有几人或几十人同等条件的申请者,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通过抽签来决定。
京都供游人观光的人力车冮冶摄
公房房租依收入而定
与我们中国的"经济适用房"不同的是,日本的公房只租不卖,做到"专房专用"。
这样,东京都才能长期维持一定的房源解决住房困难户。
这类公房的房租与民间不动产公司的租赁房相比要低得多。
有趣的是每套公房的房租因入住者的收入多少而定,这也有点像日本公立幼儿园的入托费,收入多者多交,收入少者少交。
每年规定的日期内,入住公房者都要向都政府申报收入,都政府根据入住者上一年的收入情况定下一年的房租标准。
(收入申报属实与否在日本都有相关法律制约)
Y女士最早租用的32平米的都营住宅月租金只有12900日元,同样面积的民间住宅起码是这个数字的五、六倍。
后来,Y女士家庭收入有所增加,租用的公房面积也有所扩大,但由于有了小孩,仍属于低收入家庭,房租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维持在3万日元以下。
据来自日本国土交通省的资料,公营住宅的租金是依入住者的收入而设定的,基本上保证低收入者能够承担得起。
公房租用年限与退房
日本公房租用与管理的目的是要解决低收入家庭的实际住房困难,低收入家庭但住房不困难者(如继承房产者)、住房困难但属于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可去民间不动产公司租房)都不在公房申请许可者之列。
这就要求政府职能部门秉公执法,公正合理地进行公房分配;申请租用公房者依法如实申报收入以及相关信息。
如此,才能保证住房困难者有房可住,专用公房不至于外流。
那么,公房租用年限到底有多长?
对家庭收入增加、已脱离了低收入阶层并还想继续享受低廉房租的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能让他将公房腾出呢?
日本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
首先,政府会根据你的收入情况不断在调整房租。
你不属于低收入阶层了,你住的公房房租也与临近的民房租金看齐了。
其次,政府还会向你推荐租用符合你收入情况的条件更好的诸如公社、公团(政府出资的事业单位)建造的公寓住房。
但是,对于被要求腾房但仍不肯搬迁的人政府要课以更高的租金,最多可达到临近民房租金的两倍。
一般很少发生强行搬迁事件,只有在住户不交房租(不存在交不起的情况,因为政府为你设定的房租是凭你的收入能支付得起的,即使无业者或丧失劳动能力者政府提供的救济费中也包含你的房租)或住户严重违反居住条例者有可能被强行搬迁。
Y女士租用的公房到了2003年前后月租金已达到了近七万日元,原因是老大大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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