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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对华认知变化及政策调整
欧盟对华认知变化及政策调整
张健
2012-10-2216:
36:
40 来源:
《现代国际关系》(京)2007年7期
作者简介:
张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博士,主要从事欧洲一体化、欧中关系等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当前中欧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于欧盟对华认知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包括:
经济上不愿再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而是将中国视为可能对其造成潜在威胁的竞争者;政治上对中国未能向欧洲价值观靠拢感到失望和焦虑;在安全问题上欧盟出现“美国化”趋势,即在“防范”中国崛起问题上,与美国的共同语言开始增多。
欧盟对华认知发生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中欧双方实力对比和相对地位有变、美国对欧盟影响力增强。
欧盟对华认知变化已导致欧盟对华政策出现一定调整,对华经贸政策更趋保守、更具防卫性和保护性,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全球性议题上强调所谓“中国责任论”等。
未来中欧关系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对华政策调整的方向和力度。
关键词:
中欧关系对华认知政策调整
近年来,中欧关系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频繁的经贸磨擦影响到双方互动氛围,再一是欧盟对华军售解禁及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久拖不决。
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认为,双方彼此产生了某种失望情绪,中欧关系“蜜月期”已经结束,挑战和困难开始增多。
①当然,中欧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也有较大差异,出现问题和分歧在所难免。
但本文认为,中欧之间的军售解禁和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有长期化、复杂化趋势,是影响当前及未来中欧双边关系发展的核心问题,需要引起特别重视。
一
当前中欧关系中的问题与欧盟对华认知的变化和政策调整有很大关系,这些变化和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在经贸领域,欧盟不愿再将中国看作是发展中国家,或至少不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而倾向于认为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已对欧盟构成较大威胁的工业化国家和竞争对手。
通过比较欧盟不同时期的对华政策文件,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欧盟在经贸问题上对华认知的变化过程。
在1995年欧盟首份对华政策文件“中欧关系长期政策”出台时,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开始逐年增长,但这份文件并没有把贸易逆差视为“一个问题”,而是强调了中国经济奇迹以及中国作为欧盟产品销售市场的巨大潜力。
②1998年,欧盟出台“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政策文件,此时的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已从1996年的153亿埃居(欧元诞生前欧洲统一货币的称谓)增加到1997年的200亿埃居,且据这份文件统计,“中国一直是欧盟普惠制的受益者,仅在1997年就占了所有欧盟普惠制受益者进口总额的30%还多”。
该文件虽然抱怨“中国本身的市场壁垒具有阻滞性影响”,但对华贸易基调仍是积极的,表示要积极“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欧盟委员会还对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法提出了修改意见,取消了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分类。
欧盟承认,“尽管生活水平已有很大的提高,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③
2000年和2001年,欧盟连续两年发表了对“1998文件”执行情况的评估报告,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欧中贸易关系作出了积极评价,认为这将“大大改善欧洲公司向中国出口、同中国进行商务往来和在中国投资的环境”。
同时,评估报告也对中国对欧巨额贸易顺差表示不满,认为其部分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存在的、阻碍了贸易和投资流动的市场准入壁垒”,包括“不能令人满意的知识产权状况”等。
④
2003年,欧盟再次发表新的对华政策文件“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关系共同的利益和挑战”,经贸问题不是这份文件的重点,但透过这份文件,欧盟对中国看法已出现微妙变化,认为中国自2001年12月“入世”以来,已成为“全球化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国家,应在调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利益之间发挥重要作用”,并“期待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建设性和负责任的角色”,⑤其言外之意是中国已经有点“发达了”。
2006年,欧盟出台第六份对华政策文件,首次将贸易文件单列发表,经贸问题已由中欧关系中的稳固基础开始转化为欧盟对华政策中最为突出的问题,而且欧盟在这一问题上的对华看法也出现较大转变。
欧盟首次明确表示,中国对于欧盟贸易政策而言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挑战”。
在该文件所大量、详细列举的“中国挑战”中,包括加大了欧盟在产品升级和结构转型方面的困难、欧盟企业外迁中国、中国迅速提升的研发能力对欧盟的技术挑战以及贸易逆差等。
按欧盟对华贸易文件的说法,造成欧中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欧中之间没有一个互惠的自由、开放和公正的市场。
欧盟还指责中国在环境、社会保障、货币、自然资源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移等方面的政策对欧洲企业构成了不公平竞争。
⑥这表明,欧盟在对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内部某些行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较大冲击的情况下,已不满足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加入WTO时的承诺,开始要求中国更多地向欧盟“开放市场”和“承担责任”。
也就是说,欧盟在中国未能如其预期那样成为欧盟一个大市场,而欧盟则相反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外市场时,对华心理和认知上出现转变,不愿再将中国视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更多强调中国的挑战,强调中国是“实力持续增长的”竞争对手,并要求中国承担超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WTO框架下所应承担的责任。
在政治和外交领域,欧盟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有所强化。
在中欧关系中,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政治性议题包括人权以及西藏问题等,并没有给双边关系带来太大麻烦。
长期以来,发展经贸一直是欧盟对华关系的重点,政治处于从属地位。
欧盟在这方面的对华战略是“支持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接触”,并支持“中国向一个基于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开放社会转型”。
⑦1995年以来,欧盟这一立场基本没有改变。
欧盟的目的是,通过与中国的交往,包括政治和人权对话以及发展援助,可以将欧盟的“自由、民主与法治”观念灌输给中国,促进中国向欧盟价值观靠拢。
但近年来,欧盟对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未能更快地与欧盟价值观“趋同”,产生了明显的“失望”情绪,这在以下领域表现尤其突出。
其一,人权问题。
这是中欧关系中的老问题,未来也将长期存在。
欧盟没有像美国那样赤裸裸地将人权问题作为对外干涉的工具,而且很早就认识到,“频繁强硬的声明”只会适得其反,“恰当时机的声明加上正式的私下讨论和实际上的合作”可能更为有用。
⑧因此,自1997年以来,欧盟放弃了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案谴责中国人权的做法,开始与中国进行人权对话。
欧盟在其1995年、1998年和2003年的对华政策文件中,尽管在人权问题上延续了其一贯居高临下的态度,指责中国“没有达到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但基本上承认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改善。
⑨然而,欧盟2006年对华政策文件却开始对延续了十多年的中欧人权对话提出质疑,表示欧盟对“对话的期望已有所上升”,这种期望没有从中欧对话中得到满足。
2006年底欧盟理事会的一份文件表达更为直白,称欧盟将“继续严重关切中国的人权问题”,并“极为遗憾中国在一系列领域几无进展”。
⑩
其二,关于中国外交。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外交活动和国际影响力还很有限,与欧盟的关系基本上限于双边关系,很少涉及第三方。
欧盟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合作伙伴,对华政策是“尽最大可能将中国卷入国际领域”,“支持中国全心全意加入国际社会”。
(11)因此,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欧盟似乎都以“欣赏”的态度看待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认为“无论是就其地区外交政策而言还是就其全球外交政策而言,中国都变得更为坚定、更为负责”。
(12)到2003年出台第五份对华政策文件时,欧盟开始注意到,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日益活跃”,中国的外交政策“更积极也更有建设性”,欧中双方在“多边国际体系的重要性和全球治理规则上”有共同的看法。
欧盟首次明确将中国看作是“战略伙伴”(13)。
在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欧盟仍以相当积极和正面的态度看待中国的对外政策和活动。
然而,从2004年起,特别是2005年以后,中国外交政策和活动受到欧盟越来越多的抱怨和指责,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指责中国的发展援助政策没有达到西方的治理和透明度标准(14),“中国不守规则,当其他国家停止援助时,中国就简单地填补进来”,“中国的发展援助政策必须要有大的改变”(15);二是称中国资源和能源导向型的外交政策与欧盟鼓励“良治”的政策形成冲突,不利于欧盟向全球推广其价值观体系。
欧盟2006年的对华政策文件称,中国传统的“严格遵守不干涉原则”的外交政策“越来越站不住脚”(16),中国应做出改变,向欧盟标准靠拢。
其三,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欧盟发现,中国经济发展和开放并不意味着其会自动过渡到欧盟一直希望的那种西方式民主,这令欧盟感到失望。
(17)
此外,在安全领域,欧盟对华认知出现“美国化”趋势。
欧盟是一个经济和贸易集团,主要以贸易和发展援助等软力量推进其外交理念,既无实力也无意愿追求全球霸权。
中国与欧盟相距遥远,且无领土、主权以及历史纠葛,因此,传统安全问题在中欧关系中并不像经贸问题那样受到重视,也不像政治和人权问题那样容易引起争议。
对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安全问题,如台湾问题、东亚地区安全等,欧盟作用有限,而且也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的重点。
欧盟1995年首份对华政策文件甚至根本未提及东亚地区安全和台湾问题,只是简略地提到防扩散及武器出售等问题。
这种背景促成了中欧之间在传统安全问题上一直相安无事。
但近年来,随着欧美在涉华安全问题上加强协调和沟通,欧盟立场出现了向美国靠拢的趋势。
比如在台湾问题上,欧盟2006年对华政策文件以及理事会结论均以较大篇幅阐述欧盟立场,虽仍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在用语上却借用了美国的一些说法,如要“考虑地区战略平衡”,“支持各方开展对话”,“强烈反对使用武力”等,这是此前没有过的。
关于中国军力,欧盟也借用了美国的用语,称“中国国防开支不透明引起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应认识到提高透明度的重要性”。
欧盟这份对华政策文件还首次表示“应提高对中国军事发展的研究分析能力”。
关于武器解禁问题,该文件在承诺继续推动解禁的同时,新增了“两岸关系”及所谓“军费开支透明度”问题作为解禁的新条件,这无疑也有明显的美国痕迹。
(18)
二
欧盟近年来对华认知之所以发生较大变化,主要原因是双方实力对比和相对地位的改变和美国因素的作用。
首先,中欧经济力量对比出现较大变化。
经贸是中欧关系的基础,是中欧双方最稳固的联系。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一种相对不对等的基础上。
欧盟作为一个经济和科技实力处于绝对优势的经济和贸易集团,一直视中国为潜力巨大的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因而欢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壮大,并给予中国普惠制待遇和发展援助。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几乎全部出口产品都是产业链低端的低附加值产品,而且出口额相对有限,欧盟甚至在1983-1987年持续保持对华贸易顺差。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实力的积累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经济在质和量上均开始快速攀升,但直到2003年以前,欧盟仍主要将中国看作是机遇,并容忍了对华贸易逆差。
因为此时的欧盟产品仍保持着对中国产品的高附加值优势。
2003年以后,随着中国入世效应的逐渐显现,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中欧贸易量及中国对欧顺差均持续大幅增长,2006年欧盟对华逆差达到1282亿欧元(19)。
同时,中国对欧出口产品结构也发生变化,除传统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外,中国的出口商品正在沿着“价值曲线”快速上升,近年来中国对欧出口增长最快的领域是机电设备和电子产品。
而同期,欧盟主要国家经济却陷入较大困难,如2005年德国GDP增长率仅0.8%,法国1.5%,意大利0.2%。
在这种背景下,欧盟对中国的批评和指责开始增多,对中国竞争的忧虑普遍增加。
就事实而言,中国仍是人均收入极低的发展中国家,欧盟则是一个富裕繁荣的社会,理应更多地从机遇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发展。
而且,欧盟也从中欧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好处。
欧盟对华商品出口在2000-2005年间增长了一倍多,比欧洲对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速快很多;欧盟对华服务产品出口在1994-2004年的10年间增加了6倍,特别是欧盟的传统优势行业,如金融、建筑、分销和教育服务等;欧盟从中国进口的具有价格优势的产品为其企业降低了生产要素成本和制成品价格。
据经合组织估计,2001-2005年,中国商品价格使欧元区通胀率减少了0.2%。
对于最具争议的欧盟对华贸易逆差问题,欧盟自己也承认,“孤立地看待欧中贸易逆差具有误导性。
在过去10年中,亚洲在欧盟进口所占比重稳定地保持在20%-25%的水平。
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一个事实,即中国对欧盟的出口部分地取代了亚洲其他国家对欧盟的出口”。
(20)可见,中欧贸易互惠互利和双赢的本质没有改变,欧盟对中国经济的认知改变,从根本上讲是其还没有适应全球化,没有适应中、印等新兴大国的快速发展和竞争力提升。
关于这一点,很多欧洲人也已意识到,“没有什么能阻止中、印以及其他国家的发展”,欧洲人要做的不是害怕,而是“拥抱未来”。
(21)
其次,中欧政治实力和外交影响力等软实力对比也有一定改变。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与欧洲不同,但却展现了旺盛的生命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政治和社会稳定发展。
中国的成功显然不是因为实施了西方式的“自由”和“民主”制度,而是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顺应全球化趋势的道路。
有些外国学者据此提出了所谓“北京共识”(22)的说法。
中国强调世界的多样性,尊重各国根据国情选择的发展模式,实行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外交方针,也无意输出本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中国承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给予非洲国家援助就是很好的证明。
但在欧洲一些人士看来,中国的发展模式由于其巨大的成功效应,已成为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样板”,从而与欧盟在全球推广的价值观形成了竞争关系。
(23)特别是在非洲,那里大多数国家曾是欧洲的殖民地,传统上被欧洲视为“后花园”,中非关系快速发展自然让欧盟备感压力。
欧盟指责中国“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外交方针”,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不愿承认中国发展模式和中国外交的成功。
此外,近年来欧洲一体化遭遇较大挫折,欧盟在快速扩大后,决策能力下降,内部矛盾增多,国际影响力未升反降,主要成员国经济长期低迷,社会问题突出,政府忙于国内事务,无力推动欧盟共同外交。
这些都进一步削弱了欧盟引以为自豪的所谓软实力和外交影响力。
显然,对于欧中在国际社会影响力此消彼长这一事实,欧盟一时难以适应。
(23)
最后,美国对欧盟的影响在增强。
2005年以后,随着布什第二任期的开始以及德国默克尔政府的上台,欧美关系逐步摆脱伊拉克战争的影响,双方从官方到学者等各个层面的对话和沟通明显增多,政策协调力度也在增强,“在一系列全球问题上,美国人和欧洲人正走到一起”(24)。
中国崛起并不是欧美对话和政策协调的唯一议题,但却是一个很重要方面。
比如,欧美关于解除对华武器禁令的争议就直接刺激了主要针对中国的“欧美东亚战略对话”机制的形成。
2005年5月,美国与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了首次东亚战略对话会议,之后便形成了每年两次的对话机制。
此外,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在2006年创办的布鲁塞尔论坛(25)等机制,都是欧美官员和学者讨论全球性议题包括中国议题的重要平台。
美国一些学者甚至认为,“遏制俄罗斯可能不再是维持(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黏合剂,但约束中国的共同愿望应该是(新的黏合剂)”。
(26)
当然,对欧盟而言,“接触和保持伙伴关系”是其对华基本态度,(27)这与美国对华两面下注的“遏制加接触”政策是有较大区别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欧美政策协调的结果似乎是欧盟更多地受到美国的影响,欧盟2006年对华政策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影响的体现,以致在中国学者中出现了欧盟对华政策“美国化”的说法,欧洲媒体也明确提到了这一现象(28)。
三
在欧盟对华认知逐渐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其对华政策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调整,其中最主要的是在经贸议题和全球性议题方面。
在对华经贸政策方面,欧盟更趋保守,更具防卫性和保护性。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以所谓的“互惠论”为借口,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特别是服务和金融市场,更多地进口欧盟国家产品,自我限制对欧出口,以减少欧盟对华贸易赤字。
近来,欧盟在这方面对中国施压的力度明显加强,称欧洲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仍面临重重障碍”,“欧中贸易关系并非真正互惠的风险将加剧”,“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欧盟内部拒绝向中国竞争进一步开放大门的政治压力将会增加”;(30)二是以多种手段强化经济上的保护措施。
比如,在技术转让方面要求中国停止针对国外企业包括欧盟企业的所谓“强制性技术转让政策”,欧盟应“坚定地利用反倾销手段”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应对“中国的不公平竞争”等;(31)三是寻求与日本、韩国、印度、东盟、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作为其应对中国挑战的全球贸易战略的重要一环;四是谋求与美国联手。
德国总理默克尔已将“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作为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中心议题,计划协调美国和欧盟的法律规范,以促进双方的投资和贸易,并最终为欧美投资者创建一个单一的跨大西洋市场,这一市场在知识产权法、金融服务业以及汽车等产品上将拥有共同的规范和标准。
(32)欧美单一市场计划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以此增强欧美应对中、印等新兴大国的力量,确保其全球领先地位。
对于德国/欧盟这一针对性极强的企图,即使是欧盟内部也有不同看法,如默克尔的两个最重要顾问,负责经济事务的魏德曼(JensWeidmann)和负责外交事务的豪伊斯根(ChristophHeusgen)都曾警告这一计划可能被解读为贸易保护主义;(33)五是试图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接受欧盟所谓的社会、环保以及劳动条件等标准。
默克尔经常鼓吹“全球规则框架,即最低的社会、环境与伦理标准,以防止先进但独裁、低工资经济体对西方这些领域的侵蚀”(34)。
提高生产标准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措施。
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议题上,欧盟强化了所谓“责任论”的提法,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
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是欧盟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欧盟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这比《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从1990年至2012年缩减2%至8%的目标要高出许多;欧盟还计划在2020年前使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在全部能耗中的比例升至20%,交通运输使用的生物燃料至少达到燃料使用总量的10%。
(35)
欧盟计划有其战略考虑:
一是想以新能源技术引领“全球新一轮的工业革命”(36),确保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技术优势;二是希望能以气候和环保标准及义务压制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
欧盟称,“欧盟不能单独达到能源和气候变化的目标”(37),所以要“确保中国融入全球能源市场和多边治理机制及机构,鼓励中国成为积极、负责任的能源伙伴”(38),要求中国与欧盟一起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改善环境等。
此外,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欧盟要求中欧在非洲问题上加强对话和协调,希望说服中国接受欧盟对非政策中的“良治”(39)条件。
在战略和安全问题上,欧盟似在有意识地加强与亚洲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关系,达到平衡欧中关系的目的。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中欧关系中的两个主要问题为何难以解决,即欧盟对华武器解禁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因为二者均已成为欧盟为数不多的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对中国施压的筹码。
中欧关系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对华政策调整的方向与力度。
从目前看,尽管方向上是负向的,但力度尚还温和,欧盟也表示,仍将继续“坚定不移地与中国发展成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40)。
有三个原因决定了中欧关系不会过于偏离正常轨道。
其一,中欧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多边性全球议题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能源安全、防扩散、可持续发展以及反对恐怖主义等在中欧关系中日渐突出,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形成了日益相互依赖的关系,欧盟与中国都必须借助对方的力量,才能维持对其经济发展有利的稳定国际环境。
这就决定了从长期来讲,中欧必须密切合作。
其二,在经济方面,只要贸易磨擦控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随着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中欧关系中的经贸基础将更为稳固。
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欧盟的未来在中国,中国也同样如此。
按照新功能主义者哈斯(ErnstHaas)的说法,国家间的合作从经济领域起步后,可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
(41)中欧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和交流也会逐步巩固和提升中欧的合作层级和领域。
其三,中欧关系已日益机制化,对话与合作网络也日益扩展。
在政治对话方面,中欧从1998年开始形成了年度首脑会晤机制,还有每年一到两次的部长级会晤、中国外长与欧盟驻华使团团长会议、政治司与地区发展司的会晤、每年一至两次的副外长级战略对话等(在上述中欧对话中,欧盟均由“三驾马车”代表,即欧盟委员会、轮值主席国、欧盟理事会相应级别的官员出席,有时也有下任轮值主席国的代表出席)。
在专家对话层面,中欧之间有经常性的对话和交流机制。
此外,中欧还签署或建立了至少20个部门协定或对话机制,包括科技合作协定、旅游协定、信息社会对话(工作小组)、贸易政策对话、关于就业与社会政策的对话等。
(42)中欧之间除形成了中国与欧盟层面的各层级和部门定期、不定期磋商机制和合作外,中国与欧盟各成员国的交流与合作机制也日益完善。
总之,中国与欧盟所构建的这样一个绵密的交流与合作网络,已成为中欧关系中的另一稳固基础,将是中欧关系未来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中欧关系当前问题和分歧的严重性。
就欧盟而言,应更为客观地评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在人权和民主建设方面的进展,以及对全球发展的贡献,如果欧盟不考虑中国仍处于“发展中”这一事实,一味指责中国的能源、资源或劳工政策,或要求中国承担不符合实际的“责任”,都将不利于中欧关系的稳定发展。
对中国而言,应更为有效地开展对欧公共外交,帮助欧盟国家和民众更好地理解中国,减少误解;也应逐渐调整粗放式的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
当前,中欧关系已进入一个成熟之前的过渡期,欧盟必须调整好心态,适应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也应理解欧盟的关切。
从中长期看,中欧关系竞争性虽有所增强,但仍将以合作为主,双边关系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注释:
①参见GudrunWacker,"MoreCoherenceinRelationswithChina,"inVolkerPerthes,StefanMair(eds.),EuropeanForeignandSecurityPolicy,StiftungWissenschaftundPolitik,Berlin,October2006;冯仲平:
“如何推动中欧关系深入发展”,《外交评论》,2006年第10期,第16页。
②"ALongTermPolicyforChina-EuropeRelations,"CommunicationoftheCommission,COM(1995)279/final,A.1,C.1.,http:
//ec.europa.eu/comm/external_relations/china/com95_279en.pdf.
③"BuildingaComprehensivePartnershipwithChina,"CommunicationoftheCommission,COM(1998)181,C.2.10,http:
//ec.europa.eu/comm/external_rel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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