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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最新资料
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
[摘要]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
外交是国家行为,每个国家的外交都带有鲜明的本国文化特色,中国也不例外。
周恩来总理是当代中国外交之父。
20世纪50年代的“万隆会议”、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公报”签署两件典型事件生动体现了周恩来总理和而不同、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的外交风格,从总理对这两项重大外交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特别是中华文化中“和”的光辉。
一、研究中华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一,研究中华文化,放在今天全球变局中来看,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一定的紧迫性。
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几百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一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化。
当然,重心转移的过程远远没有完成,我们正处于重心转移的初期,要完成这个过程还需要很长时间。
国际关系的重心为什么会向亚太地区转移?
根本原因是亚洲在崛起,中国的崛起是亚洲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亚洲的崛起。
美国和欧洲都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但亚洲仍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这就使世界对亚洲、中国刮目相看。
亚洲、中国今天所受到的国际社会的重视程度,可能达到了几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也在迅速上升。
随着亚洲、中国的崛起,更加需要文化的支撑。
第二,我们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也存在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绝非偶然,是历史形成的。
中华文化有至少五千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
它为什么如此长寿、如此富有活力?
其根本原因是中华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它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包容的而不是排他的,愿意吸收世界各种文化的营养来丰富自己。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哺育和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
炎黄子孙不论走到世界哪个地方,都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不论当地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如何,炎黄子孙都能够在那里落地、生根,而且做出令人羡慕的业绩,表现十分优秀。
这是中华文化所决定的。
毋庸讳言,中华文化也有它固有的弊病,这些弊病导致中国在近代落伍了。
所以,上个世纪初爆发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对于中华文化的弊病和痼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现在回头看看,这些批判虽然有过头的部分,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五四”运动,大概也不会有后来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于孔子的全盘否定显然是不对的。
今天的中国,正在把革命运动所矫枉过正的地方捡回来,各地兴起了学习《论语》、研究儒学、研究孔孟的热潮,肯定其中许多积极的成分。
但是,回到“五四”运动时的情况看,如果人们继续遵循孔夫子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那么中国革
命就无法进行
毛主席在人民革命胜利前夕曾经指出,要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华文化,弘扬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这件事毛主席虽然说了,但没有人去做。
特别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国家自1957年以后,极“左”思想膨胀、泛滥,导致“文化大革命”,否定中华文化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8年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我们把国门打开,中国人走出去,外国人走进来。
我们看到的外部世界并不是在中国处于封闭时期向人们灌输的那样一团漆黑,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外部世界有很多好东西,因而派了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去学习。
中国人在学习外部世界好东西的过程当中,有些人也完全拜倒在西方文化面前,否定中华文化,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一洋东西比中国东西好,新的比旧的好,现代的比古代的好。
这种理念是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其必然性。
但是对于这种理念,今天的中国人正在进行反思。
倡导研究中华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反思的一种表现。
综上所述,由于革命的冲击,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了解得就不够,更谈不上深刻,所以,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
即便是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们对旧文化进行猛烈抨击的时候,即便是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把中华文化批判得一无是处的时候,也不意味着中华文化就中断了。
文化植根于人民当中,人民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中华文化即便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也在继续。
第三,中华文化是不断发展、成长、变化的。
一方面,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特别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创造了很多好东西。
没有这些好东西,中国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
这些好东西本身是中华文化的延伸和发展。
另
TY面,我们的国门被殖民主义的炮舰打开之后,特别是自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们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许多好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所以,我们讲中华文化,不仅仅是中华传统文化。
今天的中华文化当然包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历史考验所证明的精华,但同时,它也包含着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创立的好东西和我们从国外学习的好东西。
因为上述三个理由,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研究中华文化,向世界介绍中华文化,变得非常必要和紧迫。
二、中国外交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的特色笔者是搞了一辈子外交的人,想从中国外交的角度来探讨―下中华文化。
显然,笔者这里所讲的文化是大文化的概念,而不是小史化的概念。
所谓大文化,是指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
外交是国家行为,因此,每个国家的外交都带有鲜明的本国文化特色,中国也不例外。
周恩来总理是中国当代外交之父,总理的中华文化底蕴很深,他一生对中国外交贡献极大。
“万隆会议”和“上海公报”是周恩来总理在外交上的两个光辉篇章。
回顾总理对这两项重大外交事件的处理,可以鲜明地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
(一)万隆会议
1955年4月18-24日,在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统的倡议下,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万隆举行。
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对亚非人民的切身利益进行讨论的大型国际会议。
万隆会议在战后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万隆会议,出席会议的许多亚非国家领导人认为,周恩来总理对亚非会议的成功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万隆会议举行时的国际形势是十分错综复杂的。
一方面,冷战开始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在对峙。
另一方面,一大批亚非国家已经取得了独立,还有许多国家正在为取得民族独立而斗争。
亚非国家走向独立的道路不一样,他们同两大阵营的关系各有深浅,而且这些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面临着百废待兴和发展民族经济等一系列问题。
上述情况决定29个亚非国家,虽然走到一起来开会,但是,各自的立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然而,战后席卷全球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是一股推动人类进步的历史潮流。
“万隆会议”如果成功举行,会进一步推动这股历史潮流的前进;如果会议失败了,就会使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遭受挫折。
因此,“万隆会议”开得如何,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万隆会议”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第一次出席的大型首脑级的国际会议。
世界要通过这次会议来看中国外交的走向,中国要通过这次会议表明新中国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这个意义上说,“万隆会议”对中国外交也是至关重要的。
周恩来总理在会上的三次发言,对会议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4月19日的下午,周恩来总理第一次在会上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指出: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
有的。
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
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
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
”随后,周总理表示,中国方面本来可以向会议提出台湾问题,但是这容易使会议陷入争论,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提出台湾问题。
接着周总理强调: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
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定下来。
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
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
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
我们还应在共同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周总理这次讲话,为开好“万隆会议”指明了方向。
4月20日会议进入了实质性的讨论阶段,各国代表之间的分歧明显暴露出来。
锡兰代表团团长21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鼓吹“台湾独立”,主张国际社会对台湾进行“托管”。
随后,他又把一颗威力最大的炸弹投向了大会,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欧和中欧国家”。
上述言行当然遭到了许多亚非国家的强烈反对,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周恩来总理此刻在会上第二次发言,强调:
“中国代表团参加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这次会议和谐的达成协议,而不应该在这里争论各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针对锡兰代表团的提案,周总理说他已经在会外与锡兰总理进行了单独接触,对方表示他仅仅是一个声明,而不准备提出什么建议。
周恩来总理的第二次发言缓和了会议的紧张气氛。
但是紧接着土耳其代表团抛出了“九国提案”。
其实质是想把斗争的锋芒从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转向反对共产主义。
十分明显,如果让这种意见得逞,那必将导致会议的破裂。
在土耳其代表团抛出“九国提案”后,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越来越激烈,会议濒于破裂的边缘。
在上述情况下,4月23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在会上进行了第三次讲话,这篇讲话后来被认为是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
周总理在会上强调指出:
“目前世界的形势的确是紧张的,但是和平并没有绝望,拥护和平的人_天天多起来。
29个亚非国家在这里开会,一致呼吁和平,就证明我们所代表的,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民是要和平和团结的证明和平愿望是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的,也证明战争是可以推迟甚至制止的。
既然要谈和平和合作,亚非国家就应该首先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等问题,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
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集团,增加战争的危险。
《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公约》和其他类似公约,都是我们不赞成的。
”
随后,周恩来总理综合了连日来各国代表团发言中的共同点,即:
“
(1)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
(2)互不采取侵略行为和威胁,(3)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4)承认种族的平等,(5)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6)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7)互不损害。
”周总理接着又说:
“此外,我们在提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
这是能够得到大家同意的。
”周恩来总理的这篇讲话,列出亚洲各国的八大共同点,不仅结束了会议上的纷争,而且为会议最后成功铺平了道路。
4月24日,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达成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其核心内容是被后来国际舆论所称为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这十项原则是:
(1)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3)承认一切国家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
(5)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
(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7)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8)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4月24日,“万隆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取得了圆满成功。
上述情况表明,“万隆会议”获得成功的关键是“求同存异”,“求同存异”贯穿了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三次发言的始终。
“求同存异”源于中华文化。
孔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在《论语?
子路第十三》中提到: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理念。
中国人认识到世界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源于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之内也有各种不同的文化。
文化上的多样性是没有办法消灭的,惟一的办法是承认不同,相互学习和借鉴。
尽管文化上千差万别,但是人和人、地区和地区、国家和国家之间总是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这就是共同点。
“求同”就是寻找相互之间的共同点、共同利益、共同立场。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第三次讲话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没有被各国之间的众多分歧所迷惑,也没有落入与不同观点进行无休止争论的陷阱,相反,他从各国的发言中找出了共同点。
当他把这些共同点一一列举出来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向他表示钦佩和折服,因为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不是共同点。
比较一下周总理在4月23日会上提出的八条和“万隆会议”最终达成的十项原则,显而易见这十项原则就是在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八条的基础上达成的。
钱穆先生曾经强调:
“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
”重“和合”就是注重共同点,在发展共同点的基础上,与对方和平和谐相处;西方重“分别”,是重对立,重斗争,目的是要改变对方。
难怪外界评价周恩来总理对“万隆会议”的贡献时说,他在会议“几乎陷入僵局的时候脱颖而出,成为会议的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支持反共领导人的态度,但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
当年出席“万隆会议”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先生,在“万隆会议”30年后,评论周恩来时说:
“周恩来是我过去时候的敌人。
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感动。
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但我和周恩来从那时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第三次讲话中还特别指出:
“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搞对立的军事集团,增加战争的危险。
”这个思想也是“和合思想”的体现。
搞军事集团,就是搞斗争,搞对抗。
这个思想对后来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不结盟运动”就是沿着这个思想发展起来的。
(二)上海公报
中美关系打开,《中美上海公报》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上海公报”是周恩来总理外交上的又一杰作,让我们来看―看这篇公报的内容: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
尼克松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陪同总统的有尼克松夫人、美国国务卿威廉?
罗杰斯、总统助理亨利?
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官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人经过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接触之后,现在有机会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对此,双方认为是有益的。
他们回顾了经历着重大变化和巨
大动荡的国际形势,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方面声明: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
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中国
方面表示:
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
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
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
中国方面表示:
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以及在今年二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系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
美国方面声明:
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
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
正而稳定的和平。
这种和平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各国人民和各国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愿望。
这种和平是稳定的,因为它消除外来侵略的危险。
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
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
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
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
美国强调:
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一贯的首要目标是谈判解决;越南共和国和美国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八点建议提供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在谈判得不到解决时,美国预计在符合印度支那每个国家自决这一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
美国将保持其与大韩民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
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
展现存的紧密纽带。
按照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美国赞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火继续下去,并把全部军事力量撤至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美国支持南亚各国人民和平地、不受军事威胁地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而不使这个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目标。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上述这些原则,双方声明: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一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一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
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一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
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双方回顾了中关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
中国方面重
申自己的立场:
台湾问题是阻碍中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
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
中国政府坚决反
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
为此目的,
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会是互相有利的。
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
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双方同意,他们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
双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关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上海公报”是一份风格与众不同的公报,它既列举中美之间的分歧,又列举中美之间的共同点,这种写法可能是国际上众多的公报中独一无二的。
基辛格博士有一次对笔者谈起“上海公
报”时说:
“周恩来总理主张‘上海公报'既列举中美双方分歧,又列举双方的共同点,是很有道理的。
”中美之间有很多分歧,长期对立,现在走到一起来了,并不意味着这些分歧的消失。
但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篇公报的重点,是突出了中美之间的共同点,特别是公报中这段话: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
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这段话是公报的核心,虽然其提法相当平衡,但是,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双方都反对前苏联霸权主义。
公报中还专门谈到了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严重对立的,但是公报却找出了双方的共同点:
“美国方面声明: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这一共同点,对于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关系重大。
没有这样的共同点,很难想象中美关系能够取得今天这样大的进展。
“上海公报”在世界国际关系学界被视为一个成功的范例,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也是贯穿了“求同存异”思想,这就是中华文化。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外交上的重大行动,没有一件看不到中华文化的特色。
我们在外交上产生的一些好方法,大概都源于中华文化。
三、新世纪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是中华文化中国能够为21世纪的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华文化。
许嘉璐先生在2007年4月举办的“国际道德经论坛”上的讲话指出:
“西方思想界鉴于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近二十年来世界动荡不安、烽火时时燃起的严酷现实,向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绝对真理'提出质疑,破除‘欧洲中心论',为寻求解救人类的未来道路进行思考,其中有一部分思想家开始关注东方,特别是中华文化。
”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对世界贡献很大。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以及现代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和人权、民主、自由的理念,这些都是来自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对世界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今天的世界之所以是这个样子,物质财富如此之丰富,大概都离不开西方文化。
然而,任何文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西方文化是基于基督教文明,其中二元对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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