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南中国海与近代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以闽南地区为中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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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南中国海与近代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以闽南地区为中心

南中国海与近代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以闽南地区为中心

南中国海与近代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以闽南地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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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闽南地区既是中国东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南中国海地区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闽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牵动了环南中国海华人跨国网络的一系列变化，并从一张华人跨国贸易网络，演化为一个由贸易、移民、金融、社会等多种网络交叉构成的复合网络。

华人跨国网络的变化，又影响、制约了闽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的趋势和力度。

[关键词]华人跨国贸易网络．侨汇网络。

社会经济变迁

关于近代我国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以往国内学术界已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问世。

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待于视角的转换和方法的改进。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

第一．诚如我在先前的一篇文章里曾指出的，以往国内近代中外经济关系的研究基本上被定格在中西经济关系的框架内，一部近代中外经济关系史几乎成了中西经济关系史，近代中国与周邻亚洲地区（除日本外）的经济关系被很大程度地忽略了。

①受这一研究定势的影响和约束，以往学术界讨论近代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的论著，往往仅关注来自中西经济关系的影响，忽略了来自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关系的影响。

②第二，就区域史研究的方法论而言，一个既定区域的社会经济变迁，不仅受制于该区域内部的社会与自然因素，而且受制于该区域的外部联系，即该区域在一个更大空间内的结构性位置。

然而，先前的研究成果大多仅把关注点集中于我国东南地区自身，缺乏一种大的空间视野．事实上，上述两个问题都涉及一个对中国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影响甚大的区域，即南中国海地区。

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福建南部（即闽南）地区，既是中国东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南中国海地区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由于历史上当地居民持续不断地前往东南亚地区，从事商业、工矿业和种植业等经济活动，并在东南亚地区形成了诸多华人社会，从而在环南中国海地区形成了一张独具一格的华人跨国社会经济网络．因而，该地区近代以来所经历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迁，便与环南中国海地区华人跨国社会空间及其社会经济网络的演化密切联系。

故此，本文将在环南中国海的区域视野下，考察和讨论近代闽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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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戴一峰：

《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研究论纲》，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②有趣的是，国内从事海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学者，在研究东南沿海侨乡时。

自然而然地注意到这一影响．

一环南中国海的华人跨国网络

环南中国海的华人跨国网络的最初形态，是华商跨国贸易网络。

而这张跨国贸易网络的萌芽，至迟可以追述到汉代。

此后，随着中国商人对外贸易活动的重心从陆路转向海路，以及对外贸易主体从官方转向民间，这一贸易网络逐渐发育，扩展，并在明代中叶进入鼎盛期。

①步入近代，这一跨国贸易网络进入转型期，即从单一的贸易网络逐渐演化为一个由贸易、移民、金融、社会等多种网络交叉构成的复合网络。

这一转型与包括福建南部地区在内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息息相关，互为因果．为行文方便，我们不妨先考察这一跨国网络在近代的演化。

一般说来，以往学术界在考察五口通商后各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时，大多只关注与西方的贸易往来，对于此前已经存在并已经历漫长发展时期的环南中国海地区间的贸易几乎完全忽视了。

事实上，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设一批又一批的通商口岸，固然大大扩展了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关系，但另一方面也带动了环中国海华人贸易网络的发展。

如在作为南中国海贸易网络主要结点之一的厦门，根据厦门海关税务司休士（Hughes,G）1864年的贸易报告，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描述：

“厦门是中国市场与南方市场的沟通点。

南方市场包括曼谷、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马加撒等地。

在爪哇、西贡、海峡殖民地（即新加坡、马来亚、槟榔屿等）的中国人大部分来自福建．这些人自然希望能够用上本国生产、制作的产品。

所以厦门与海峡殖民地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贸易。

”。

这些贸易基本上为以福建商人为主体的中国海商所操持。

对此，厦门海关税务司在贸易报告中已有所说明：

“在厦门口岸，中国商人不必外国商人作媒介，独自经营着相当规模的贸易”。

这里所说的“相当规模的贸易”，指的是中国与东南亚间的土产贸易。

②此后历任厦门海关税务司都不断报告有关中国商人从事这方面贸易的情况。

其中厦门海关税务司英人吴得禄（Woodruff，F．E）于1881年提呈的报告表明，至19世纪70年代末，在厦门口岸从事这方面贸易的中国商行有50家。

其中ll家从事与新加坡等海峡殖民地的贸易；15家从事与望加锡、巴达维亚、三宝垄和泗水间的贸易；15家从事与菲律宾群岛的贸易，9家从事与暹罗及交趾支那间的贸易。

③

就环南中国海华人跨国网络而言，与跨国贸易网络的存在和发展相比，更重要的变化是这一网络正从单一的贸易网络逐渐演化为一个由贸易、移民、金融，社会等多种网络交叉构成的复合网络．推动这一转型的一个主要因素，是19世纪中叶以降，东南沿海地区向东南亚地区移民规模的迅速扩大。

在厦门开埠前的数百年间，福建南部地区已出现海外移民，但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则始自19世纪中叶。

据载，厦门开埠后，“从厦门前往英属海峡殖民地的移民劳工人流从未间断”，④估计每年人数不下3000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被迫允准华工出国合法化。

既为西方列强掠卖华工大开方便之门，也刺激了沿海居民的海外迁移；加之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锡矿业和烟草、可可等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兴盛，对华工需求更大，使移民人数不断上升．至1890年，透过厦门，从福建南部移居东南亚的人数累计达30多万人。

19世纪90年代后，福建南部海外移民进入高潮。

从1890至1930年的40年间，累计约136万人迁移海外，每年的净迁移人数高达3．4万人。

此后，由于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东南亚地区的锡矿业和经济作物种植业由盛入衰，福建南部地区的海外移民才转入低潮。

至1949年，净迁移人数约4万人．⑤

由上可见，近百余年间经由厦门迁移海外的福建南部居民，其净迁移人数高达170余万．正是这一川流不息的海外移民潮编织成一张南中国海华人移民网络。

提到19世纪中叶以后的海外移民，人们自然想到臭名昭著的“贩卖猪仔”或“苦力贸易”。

但实际上，19世纪中叶以降福建南部居民向东南亚的移民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契约移民，俗称“赊单新客’。

这类移民以签订契约形式赊欠迁移沿途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到达移居地有了收入后，才清还欠账；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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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王賡武的《南海贸易：

华人在南海贸易的早期历史》，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西亚分会学报》，第31卷，第2期，1959年．ChinaandChineseOverseas。

Singapore：

了imesAcademicPress，1991．（《中国与海外华人》，新加坡时代学术出版社，1991年），陈高华、吴泰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勤，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李金明，廖大珂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②ChinaMaritimeCustoms：

TradeReports，Amoy，1865．

③ChinaMaritimeCustoms：

厂radeReports，Amoy，1880．

④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4辑，第512页，中华书局，1981年。

⑤关于这一时期移民规模的估算，请参阅戴一峰：

《近代福建华侨出入国规模及其发展变化》，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一种是自由移民，俗称“现单新客”。

这类移民自己负担迁移沿途的各种费用。

苦力贸易只是契约移民的一个变种。

它的基本特征是利用欺骗手段甚至动用武力强迫移民接受条件苛刻的劳工契约。

19世纪末，苦力贸易就已成强弩之末，1916年前后，契约移民制在东南亚更相继被废除。

①因此，本文集中关注的是以自由移民为主形成的移民网络。

②

福建南部自由移民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它的链条式迁移方式，由此而有了“链条式移民”的学术称呼。

所谓链条式移民，指的是先行移民在安定之后，往往或亲自，或委托移民中拟回乡的亲朋好友，将家乡的亲戚或同乡带到移居地来，并帮助他们在移居地安居。

这样不断由老移民带出新移民的循环反复，就形成前后链接的持续不断的移民流。

显而易见，链条式移民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由血缘、亲缘、乡缘编织成的人际关系网络上的。

反过来，它又加强了传统的人际关系网络。

链条式移民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东南亚移民在移居地形成的相对集中的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聚居形态。

这为东南亚移民血缘、地缘组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而由此形成的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则为环南中国海华人跨国社会网络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由链条式移民形成的移民网络中，水客、客头和客栈起着引入注目的作用．“水客”源自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民间对从事水上小型贩运生意（俗称走水）的小商贩的称呼，而后这一称呼也被用于指称川行于东南亚（南洋）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间，贩运两地土特产等小宗商品的小商贩．由于对旅途及两地情况的熟悉，水客也时常充任引领、介绍新移民（俗称新客）的角色。

客头則指从事引领、招募和组织运送新移民的人。

客头在自己的家乡招募移民劳工，代办移民手续及介绍在移居地的工作．对于旅费无着落的移民给予融资。

与此同时，由于经常川行于中国东南沿海何东南亚两地间，客头也时常顺便贩运两地的小宗商品。

③由此观之，在现实活动中，水客和客头的职能多有交叉、重合。

正因此，民间亦时常将其混称。

据日本人的调查，到20世纪初期，厦门一地仍有客头1100人。

④

客栈是专为移民提供住宿之地，并协同客头输送移民的经济组织，通常设在移民出入的沿海口岸．客栈与一般旅店的区别在于，客栈只接待出入国的移民。

⑤客栈大多与客头建立密切合作关系：

或预垫客头所引领的新移民的船票、住宿及其它费用，定期结算；或与客头共同投资，利润分成。

有些客栈甚至就是客头投资开办经营的。

据调查，在19世纪末，厦门的客栈数目不少于100家。

客栈接纳的移民天然地分为两类：

去马尼拉和去新加坡的。

到了20世纪初，厦门口岸的客栈增加到184家。

新加坡方面，据时人调查，在二十世纪初有不少于20家的客栈。

⑥

19世纪中叶以来形成的福建南部向东南亚的移民潮，基本上是由青壮年男子组成的。

他们在移居地安居后，一般都会汇款回家乡，赡养父母、亲人，或接济亲戚、乡亲。

其中一部分移民在积累了一定财富后，还会汇款回家乡投资经营各种企业。

由此产生了众所熟知的“侨汇”。

已有的研究表明，经由厦门进入福建南部的，来自东南亚各地的侨汇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据不完全统计，从1871—1949年，侨汇总数约为58000万美元。

⑦

大量侨汇的流动，在南中国海地区编织成一张特殊的资金流通网络——侨汇网络。

支撑这一网络运作的主要中介组织，是被称为“侨批局”的一种特殊华人民间企业。

侨批局专为海外华人移民递送汇款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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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吴凤斌：

《契约华工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事实上，在契约移民和自由移民并存的时期，两者形成的网络是部分交叉和重叠的．下文所提及的作为网络重要中介的水客、客头和客栈，就常常作用于两种移民网络。

③台湾银行调查课：

“南洋华侨‘中国移民’付汇兑关系’调查报告。

译文见杨建成主编《侨汇流通之研究》，《南洋研究史料丛刊第十五集》，台北：

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第39—40页。

④杨建成主编《侨汇流通之研究》，第106—107页。

⑤参见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63，665页。

⑥GeorgeL．Hicks，Cd，OverseasChineseRemittancesJnthe1910s,SingaporeSelectBooksPteLtd，1993．P28-29；杨建成主编《侨汇流通之研究》，第33一39，110一111页，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闽南侨批史纪述》，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8页．

⑦郑林宽：

《福建华侨汇款》（福建调查统计丛书之一），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0年，第97页．林金枝：

《略论近代福建华侨汇款》，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件，兼有金融与邮政双重职能。

据载，到19世纪80年代，厦门已有侨批局8家，在新加坡则有福建人开办的侨批局12家。

到20世纪初期，据日本人组织的台湾银行调查课调查，在新加坡已有侨批局200多家，槟城有70-80家，巴达维亚有20家，万隆有1家，日惹有2家，梭罗有3家，三宝垄有8家，井里汶有3家，马尼拉7家（仅重要者），曼谷有50多家，西贡有30多家，仰光有l家（仅记录最大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福建人所经营。

在厦门则已有侨批局70多家。

初步形成了环南中国海的组织网络。

①

20世纪20至30年代前期，侨批局的发展进入高峰期。

据《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一书所载，“依1930年调查得知各地信局数计有马来婆罗洲缅甸共210处，东印度60处，泰国80处，法印50处，菲律宾15处，总数为515处。

另在中国之信局，依1935年之调查，仅举其规模较大者，福建省内厦门即有153处，福建其他各地有32处，合计185处。

”直到1950至1951年间，厦门登记的侨批局有110余家，尚在经营的64家，国内联号68家，境外（即东南亚）联号243家。

②

侨批局组织与经营制度的最大特色在于网络化。

侨批局按其所在的空间位置和经营内容可划分为东南亚侨批局和中国国内侨批局两大类。

前者分布东南亚各地，负责收取东南亚华人移民的信款；后者分布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负责向国内收信款人派送东南亚侨批局所收取的信款。

两者若从组织关系与经营形式上区分，則又可分为总局，分局和代理局三类。

总局大多设在东南亚，但也有部分设在中国国内。

东南亚的总局一般在东南亚和中国国内都设有分局或代理局，负责汇总所属东南亚分局和关联的代理局收取的信款，送往所属中国国内分局和关联的代理局。

再转送给收信款人。

中国国内的总局也在东南亚设立分局和代理局，负责接受当地华人移民的信款，汇到总局；再由总局分派到国内各地的分局和代理局，负责把这些信款派送给收信款人。

众多的总局、分局和代理局通过组织间的合作关系——侨批业界称之为“联号”——构成了如下所示的复杂多样的组织网络图：

①TheChineseCustoms：

Decenm’a／Reports．1882-1891，Amoy，SwatowandKiungchow．寒潭：

《华侨民倌局小史》，载《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1947年，第60页．杨建成主编《侨汇流通之研究》，第96-132页．②台湾总督府外事部印行：

《华侨经济事情》，（台湾总督府外事部调查第百三十三），昭和十八年（1943）出版．译文见杨建成主编《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南洋研究史料丛刊第七集）．台北：

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第99页．林真；《福建批信局述论》，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2l页。

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闽南侨批史纪述，第20、26页。

正是这样一张庞大的侨批局组织网络，承载着源源不断的侨汇的流动．而当我们把关注点投向侨批局产生的途径及其经营者的出身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

现有文献资料表明，侨批局的产生大致经由两个途径：

一是由水客或客头投资创办；一是由客栈、商号等经济组织兼营或转业。

因此，早期侨批业经营者的出身便大致包括两大类：

一是水客或客头，一是客栈、商号等经济组织的业主．而且，这些经营者所经办的侨批局又大多同时从事多种经营．这构成侨批局的一大经营特色。

这一特点一直伴随着侨批局的发展。

据吴承禧1936年2—3月在厦门所作的调查，“信局（笔者注：

即侨批局）除寄信款外，尚多兼营其他业务。

如兼营客栈生意，代赴南洋的华侨垫付船票之信局约有四五十家，兼营纸箔、粉丝、布疋、及其他华侨需用杂货之出口生意之信局约有一二十家’。

①郑林宽根据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调查也指出：

“目前闽南各地的分馆（笔者注：

即经营二、三盘的侨批局）还多半是商店附设代理，甚至没有专门的牌号”。

②由此可见，作为侨批业运作核心组织的侨批局，从一开始就是内生于环南中国海华人跨国移民网络和商业网络，并藉此嵌入环南中国海的华人跨国社会网络的．

至此，一张环南中国海的华人跨国网络的形态与概貌就逐渐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是一张由贸易、移民和侨汇构成的复合网络．华商所经营的客栈、商号、侨批局等各种经济组织是支撑其运行的支柱。

这些经济组织的客户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东南亚华人移民。

19世纪中叶后，随着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福建、广东两省居民持续不断地大批迁居东南亚，这一数量庞大、散居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人移民群体在迁入地建立了一个个新的华人社区。

这些社区与中国迁出地的原社区间保持着多种密切联系，由此建构起一个环南中国海的华人跨国社会网络。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维系这一跨国社会网络的是一种起源于迁出地的血缘和地缘交织的社会纽带。

这些经济组织就是借助同样的社会纽带，将自身网络化，并使其商业活动结构性地嵌入于华人跨国社会。

这种嵌入，属于格兰诺维特所定义的“结构性嵌入”，而且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嵌入，因为它是以一种网络形态，整体性地嵌入华人跨国社会的。

③而福建南部地区作为这张复合网络的一个重要结点，其经历的社会经济变迁就和这张网络息息相关。

二闽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

近代闽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中与南中国海华人跨国网络关系最为密切的当数以华人跨国空间为基础的一个极其特殊的消费市场的出现。

这一消费市场包括：

（1）海外移民在侨居地的消费市场，

（2）海外移民及其家属亲戚在国内家乡的消费市场。

这个消费市场对近代闽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甚大。

我们先看海外移民的侨居地消费市场。

这一移民消费市场的形成，是因为海外移民对来自家乡的某些商品（主要是食品和日用品）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嗜好。

对此，前引厦门海关税务司休士关于厦门是中国市场与南方市场的沟通点的描述已说得极其明白．确实，正是由于海外移民侨居地消费市场的存在，使闽南地区与东南亚的贸易在该地区对外贸易中一直占着极重要的一席。

尤其在出口贸易方面．据厦门海关贸易统计，在19世纪后期，闽南地区经由厦门对东南亚的出口贸易一直占其出口贸易总额的15％一50％．20世纪以降，由于茶糖两项出口欧美产品贸易的衰落，闽南地区出口贸易几乎靠对东南亚的出口贸易维持，其所占比重常年保持在70％一80％，至30年代更攀升到90％以上。

④

海外移民的消费市场不仅影响着闽南地区的对外贸易，而且也影响着闽南地区近代外向型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食品工业。

如成立于1893年的厦门“瑞记栈”罐头厂，其产品“在本地及海峡殖民地很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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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承禧：

《厦门的华侨汇款与金融组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社会科学杂志》，第8卷．第2期，1936年，第223—224页。

②郑林宽：

《福建华侨汇款》（福建调查统计丛书之一），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0年，第67页。

③格兰诺维特关于两种不同嵌入形式的讨论见MarkGranovertter，“TheOldandtheNewEconomicSociology：

AHistoryandanAgenda”，inBeyondMarketplace：

RethnkingEconomyandSociety，editedbyAldinedeGruyter，1990．pp．95-96．

④TradeReports，Amoy，1864—1940．

销’。

①而近代厦门最大的食品加工企业——厦门淘化大同公司的创设与发展，更是与移民消费市场息息相关。

据调查报告说：

“该公司的制品主要销售国外，消费者绝大部分是华侨．”其销路遍及东南亚各地，而以新加坡为转销站。

②以海外移民消费市场为依托，该公司发展颇为顺畅．至1935年，公司资本增至100万元，公积金30万元。

除原鼓浪屿、厦门两个厂外，还在温州和九龙设立分厂，成了厦门最大工业企业之一。

③

再看海外移民及其家属、亲戚在国内家乡形成的消费市场，这包括回国移民在国内的消费和其亲属在家乡的消费。

若以平均每人次携带150元计，海外移民回国消费数额分别为1841—1890年平均每年约130余万元，1891—1930年平均每年约870余万元，1931—1949年平均每年约750余万元。

至于移民亲属的消费则基本上仰赖于海外移民的汇款。

其数额为1870—1900年每年约600—700万元。

1901—1920年每年约1800—2000万元；1921—1940年每年约4500—4700万元；1941—1949年每年约1300万元．④显而易见，这是一个高于闽南地区一般居民消费水平的消费市场，因而对近代闽南地区城市商业的兴衰具有较大影响力．正如一位当年在厦门作田野考察的学者所指出：

“厦门的商业情形，可以从汇款方面得以解释，而且只有从汇款方面加以解释。

”⑤如近代厦门主要商业之一的棉布业，据经营这一行业的人士披露，其兴衰很大程度受侨汇多寡的影响。

当侨汇增加时，营业额随之上升；侨汇减少时，营业额随之下降。

两者间存在荣枯与共的关系。

⑥棉布业的兴衰还受移民回国人数多寡的影响。

据调查，海外移民回国后的棉布消费量，约占厦门全市棉布营业总额的三分之一。

201仕纪20年代后期，移民回国人数猛增，厦门棉布业有了较大发展。

据1930年的调查，全市棉布商店共63家，其中批发商15家，零售商48家，资本总额106万元，营业额超过1000万元。

⑦

正是在上述特殊市场的刺激下，近代闽南地区形成了与海外贸易相链接的内外贸市场网络．据厦门海关税务司在1881年的报告，厦门已有183家中国商人经营的批发商行以及“大量商店”。

其中有11家从事与新加坡等海峡殖民地的贸易，运去货物为茶、瓷器、铁锅和锡箔等，运回的是锡、棉花和藤条等。

有15家从事与马加撒、巴达维亚、三宝垄和泅水间的贸易。

运去茶、瓷器、纸和砖瓦等，运回燕窝、牛骨、花生饼、牛皮和藤条等。

有15家从事与菲律宾群岛的贸易，运去瓷器和纸等，运回果油和牛骨等。

有9家从事与暹罗及交趾支那间的贸易，运去茶、瓷器和砖瓦等，运回大米、腌制鱼干和对虾等。

有42家从事与上海、牛庄，烟台、天津、宁波等厦门以北口岸的贸易，运去糖、麻布包、桂圓干等，运回大米、豆饼、豆、棉花、丝织品、酒和药材等。

有6家从事与福州间的贸易。

有40家从事与台湾间的贸易，运去鸦片、洋布、土布、烟丝等，运回茶叶、糖、大麻、花生油、花生饼和大米等。

⑧

由上述近200家批发商行和大量商店一起在闽南地区形成一个商品流通网络．这一商业网是由5条稳定的贸易通道联结起来的．这5条贸易路线首先连接着泉州、同安、浦南、漳州和白水营5个城市．它们是与厦门贸易的次一级货物集散地。

前两者与厦门东北面和北面的乡村相联系，即包括泉州府和更远的府；后三者则与厦门的西北面、西面和西南面的乡村相联系，即包括漳州及更远的府。

1880年，在泉州线路上，运去4000—5000担的棉布和一些毛织品及杂货，运回8000担红糖和一些铁器．在同安线路上，运去10000多担棉布和一些毛纺织品及杂货，运回5000担糖，800担铁器和84担靛青。

在浦南线路上，运去1200担棉制品和200担鸟粪，运回2300担红糖。

同时从靠近北溪口的东尾和东江桥，运回5000担冰糖，1300担白糖和5900担红糖。

在漳州线路上，运去46000担棉布，900担毛织品，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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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cennialReports，Amoy，1902-1911。

②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