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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道德建设
正义与善念因为有爱,所以耀眼2011年11月14日
停留在龙口最美女孩刁娜和武汉的哥正义救人的感动里的人们,依然憾恨、痛心于小悦悦不幸遭遇的社会大众,甚至也许还在天堂口哭泣的小悦悦,或许能获得些许安慰:
这个社会终究有善意的温暖仇视着那些冰冷的邪恶甚至残忍的行凶者——种种善行的出现,那些人性的光芒,耀眼到无以复加,满是生命的力量,向阳,灿烂。
正义和善念是社会的主流,这不仅是舆论的共识,而且是每一个社会人发自心底的认知。
而那些关乎“最美”的赞扬让我们感动的同时,恐怕其背后折射的原因更让人毛骨悚然——因为稀缺才生发的格外的珍惜与看重。
每天愤愤不平的声音此起彼伏却得不到正义的安抚而失望渐多,部分感动人的事件,千呼万唤始出来却仍旧遮遮掩掩,因为另一半也许依然是被操纵的灰暗,这对社会良心的撕裂无疑是雪上加霜。
我们不能让善良与互助成为道德苛责言论的歪曲,如若优秀文化里一直传承而来的美德,人人遵守,人人呵护,然后遍布阳光下大片的温暖与善意,便足以让这个社会的每个人,安然前行。
且不说每个人本就该出于道德与人性的高贵,去挽救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只为心安。
呼唤立法,以法律的严惩换取冷漠者的代价;建造纪念碑,在每个人的心间打造一把枷锁,用以时刻提醒良心与丑陋的博弈,这些事后诸葛的做法能否把人性泯灭或者部分丢失者从社会的耻辱柱上生生拽下,我不得而知,只是推己及人的道理大家都懂。
这个社会的希望,不是在某些著书立说者的头脑里,而是因为正义与善念的并存,人心才康健。
就像最美妈妈吴菊萍,为一个脆弱的小天使插上了羽翼;就像最美护士余书华,用专业与德行延续了一段伦理的路途;就像刁娜,最美的女孩,有着最灿烂的笑容。
指责“路人”不如践行“最美”2011年11月14日
与其一味痛心于道德缺失,呼唤道德复苏,还不如从自己开始,唤醒真善美的人性
一位山东“最美女孩”车流中救助陌生伤者的义举,以及车祸肇事者、被救者、施救者三家人“因祸结缘”的故事,正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这位名叫刁娜的24岁龙口姑娘,前不久与丈夫在下班途中,看到一位女子被撞倒在路中央。
为了不让伤者被二次碾轧,“不让小悦悦悲剧重演”,刁娜与丈夫毫不犹豫地下车救人,一边拨打急救电话,一边护在伤者身前疏导交通。
天色较暗,车流中的刁娜不幸被撞倒,右腿骨折。
刁娜的善举也感染了车祸中的肇事者、被救者,他们用友善、谅解和诚信,续写了一段关于良知、公德与责任的佳话……
在一个民族陷入集体的道德焦虑、道德追问之时,刁娜的善行义举,各方的人性善良,既是一抹亮色,也让我们深思。
这段时间,摔倒的老人无人扶、轧伤的孩子无人救,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这些原本天经地义的行为成为迟疑不决的纠结。
人们在问,我们是否真的患上了“路人冷漠症”?
素以守望相助、急公好义著称的中华民族,是否真的集体丢弃了善意与义举?
这种道德焦虑当然有其现实基础,不过,“道德信心”不应被轻易否定。
一方面,在一些媒体的“选择性报道”中,“路人冷漠症”有被过度渲染、放大之嫌;另一方面,每一次“痛心”与“焦虑”的背后,恰恰说明,如潮的向善之心从未泯灭和走远。
以小悦悦事件为例,事发后,仅在新浪微博的转发与评论就多达453万余条,微博“小悦悦悼念堂”的关注者多达19万余人。
这种道德渴求、对善与恶的鲜明立场,不正是道德复苏、弘扬的最坚实基础吗?
更重要的是,储存于民间向善的道德力量依然深厚博大。
我们拥有像刁娜那样的“最美女孩”、拥有像杭州吴菊萍那样的“最美妈妈”,也拥有大火中为邻居架梯、救了20多条命的上海“最美奶奶”朱燕珍……这些美好的人和事,让我们感动且温暖,让我们互信与互爱,让我们确信:
“人皆可以为尧舜。
”
其实,行善本该不假思索,平凡朴实。
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的朱燕珍很淡然:
“这有啥,谁都会这样做!
”善念默默涌动在国人心中,这是助人为乐蔚然成风最深厚的民意基础。
而平常的向善之心,才能激发出临危救人的勇气,让善的一闪念凝成大义大勇,温暖人间。
“大义大勇”在生活中并不多见,更多的则是举手之劳的平凡善举。
拥挤的公交车上,能否为白发老人让个座?
有人问路,能否耐心回答甚至送上一程?
邻家没人冒出黑烟,能否及时拨打119并通知其他人……勿以善小而不为,人性的善良温暖就在这样的微小善举中,不断凝聚成“最美”的风景。
爱,是一次举手之劳,也应是长久温暖;是危难之下的“最美”,也是日复一日的“平常”。
与其一味痛心于道德缺失,呼唤着道德复苏,还不如从自己开始,唤醒真善美的人性。
从政府、媒体到每一个人,都合力凝聚真善美的力量,抑止假丑恶的泛起,从指责“路人”走向从我做起、走向道德践行。
“最美”行动诠释“德法相成”(道德需要法律扶住)2011年12月05日
每年12月4日揭晓的年度法治人物,都是当年法制宣传日的一大看点。
什么样的人入选法治人物,反映出当年法治进程的某些特点。
毕竟,法治不仅是威严静态的律条,更是鲜活生动的生活,而生活由每个人的点滴行为构成。
今年评选的“十大法治人物”中,一个当选群体引人注目——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烟台“最美女孩”刁娜等见义勇为模范携手亮相,共同组成“2011最美中国人”的温暖形象。
因为几桩“助人遭诬”、“路人冷漠”事件,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成了今年法治话题中议论较多的一个。
偶发的极端个案,让人对道德的无助心生焦虑。
“出德入法”,法与道德相生相依、相辅相成,法治的正常运行离不开道德的支撑、铺垫与辅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最美中国人”以自身的善行义举,触及了法治社会的大课题。
见义勇为、好人好报,是人所嘉赞的行为,但践行起来却并不容易,即便是被称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法律,有时也难以维护这最朴素的信条。
拿“老人跌倒扶不扶”这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来说,施助与受助双方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是证据缺失。
只要哪一方有“确凿充分”的证据,结论自然明了。
而实际上,除了几个保留现场视频资料的案件外,其他事故现场难以还原,法庭认定的法律事实难以确定与客观事实一定相符。
道德无助,凸显法治无力。
某些场合下的困境,给道德之美添了几分悲壮。
这既刺痛人心,也提示法治完善的方向。
比如,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原则,细化证据保全制度;确立“爱心救助免责”制度;健全保险制度,保障应急医疗救治经费支付等。
正因此,深圳近日公开征求意见的“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才引发强烈反响。
许多人都对通过地方立法解除好人后顾之忧抱有期待,希望其立法与实施过程能为其他地方立法以及更高层次的立法探路。
“最美中国人”做了人们觉得应该做却常常没有勇气做的事。
如果法律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化解风险,那么,善行义举自然会“该出手时就出手”,越来越多的人会加入到“最美中国人”的行列。
纵观人们对法律与道德纠结的讨论,以及地方的立法探索,指向很明确,就是希望通过增强法治的力量,提升道德水准,匡正社会风气。
与此同时,表彰典型、弘扬道德对法治建设的推动力,也没有被忽视。
显然,道德水准提高的过程,必然是公民意识增强的过程,责任担当的理念更为坚定,自觉守法的氛围得以强化,维护权益的行为更加理性,法治实行的成本就会降低。
道德体现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行动。
对法治建设来说,任何空洞的争论、质疑,都比不上一次负责任的行动。
“最美中国人”之美,就在于他们的行动。
颁奖词说,这个普通人组成的群体,“以行动印证良知,以诚信唤起爱心,以责任呼喊正义”。
法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每个人的参与。
如何以自身的道德之美成就法治社会的和谐之美?
入选的这些可敬、可亲、可学的普通人,用“最美”的行动,做出了最动人的诠释。
“万人拔萝卜”是一张公德试纸2011年12月01日
近日,河南滑县农民韩岗的80亩萝卜滞销。
由于销路不好,怕菜烂在地里,他决定免费赠送给市民食用。
媒体刊登消息后,引来近万人拔萝卜,萝卜被拔光了。
他种的红薯也被偷了三四万斤,地边上种的两亩菠菜,也被拔得剩下三分之一,损失惨重。
这位农民出于好心,也是为了能让公众从自己种植的萝卜上获益,于是公开声明免费赠送。
无疑,在公民道德的这张试纸上,这名菜农表现不错,而前来采摘的近万人的表现却并不怎么样,不仅将赠送的萝卜采摘一空,还将地里的红薯、菠菜、辣椒也搜刮了不少。
这样的结果,或是这位好心的菜农原本没有想到的,部分人不考虑菜地主人感受、利益,在菜地里“肆意”,证明了其公民道德“不及格”。
“万人拔萝卜”最终出现令人尴尬的后果,性质上和近几年来多次出现的公共场所的鲜花被哄抢一样,折射出公民文明素质方面的缺失。
部分国人“规则”意识、自律意识缺乏,公德意识没有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而同步上升,还反映在日常司空见惯的抢闯红灯、排队加塞“抢位”、见危不救等等。
这张“试纸”还试出来了部分人群原本不该有的“私欲和私心”。
拔萝卜现场究竟如何混乱,新闻报道没有提及,但提着大口袋的或装满数个大口袋的为数不少。
采摘这么多,自己一家吃得了吗?
据报道,很多人是开车从城里来的,现场都被车围满了,城市开车的群体恐怕不可能买不起几毛一斤的萝卜吧?
这样一个“疯狂万人采摘赠送品”的现象,是不是又折射出了“有光不沾,过期作废”这样一个市侩心态?
其实占点小便宜倒在其次,关键是不能罔顾菜地主人的利益,抛开公序良俗,把菜地弄得一团糟,甚至做出触及法律的哄抢之事。
“万人拔萝卜”出现的尴尬场面,是道德水准的一个侧影,暴露的是道德自律方面的阙如,说明国人从物质文明走到真正的“精神文明”、拥有现代公民意识,还需要不断努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守德”如何不再难?
最近,社会道德领域的一些现象给人“冰火两重天”之感。
吉林长春一家小馄饨馆的店主,收下乞讨老人捡的游戏币和圆铁片,照样送上热腾腾的馄饨;河南郑州卖馒头的老太7年“无人售馍”,顾客自觉“天下无贼”,使人感到暖流涌动。
而一些老人倒地之后无人救助的场景、佛山“小悦悦”事件的伤痛,又让人颇觉寒意袭来。
其实,在“冰火两重天”的表象背后,是更令人纠结的“道德两难”问题。
当道德面临现实风险,我们能否为道德埋单?
如果见义勇为可能付出被诬陷的司法代价,老人倒下了扶还是不扶?
如果救助伤者可能因救助不当被告上法庭,孩子被撞救还是不救?
当经济快速攀升,社会急剧变迁,各种出人意料的道德事件像集束炸弹轰击传统道德理念,我们又该如何坚守道德底线,重构道德世界?
这确实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严峻挑战,只有找准这一现实问题的“题眼”,才能找到破解的钥匙。
一方面,馄饨店主、售馍老太同样面临道德风险,却用信任、爱心等朴素的情怀避免了“两难”处境,带来了良性的道德循环,这说明人们并不乏道德良知与勇气,个体的善行也能激发出令人敬佩的道德能量。
另一方面,一系列负面道德事件也在警醒我们,如果好人屡屡受到诬陷讹诈,如果法律在关键时刻不能站在善良这一边,如果社会心理一再被暗示行善的后果,那么人们即使在情感上渴望扶危济困,在生活中也很可能选择独善其身。
“道德两难”由此向社会现实提出了迫切的课题:
营造道德践行的社会环境,解除道德行为的后顾之忧。
让道德不再为难,降低行善所要付出的代价和成本,是破解“道德两难”的现实路径,也是描绘社会道德图景的基础工程。
正反的事例告诉我们,道德不仅是个人的良知与修养,更是社会共同的责任与担当。
这就需要执法者守护道德底线,别让常理推定淹没道德情理;需要媒体坚守社会道义,不再为吸引眼球去夸大渲染;需要公众守望社会公德,不再只是针对他人而抛开自己去做道德评判。
只有这些成为常态,才能走出“道德两难”的困境。
换一个视角来看,日本作家栗良平感人肺腑的《一碗清汤荞麦面》正在长春那个小馄饨馆中,以关爱和尊重为主题上演;一些公司贴出的行善“撑腰通告”,以责任与行动为潜台词传播;山东“最美女孩”刁娜在车流中救助陌生伤者,车祸肇事者、被救者、施救者三家人互谅互帮,以良知和大爱感动了无数人。
这些让人眼热的场景都在真切地告诉我们:
只要更多的人站出来去修复和维护道德,就能为破解“道德两难”提供更多现实支点,让“两难”变成受助者获益、道德受鼓舞的“两全”。
“道德两难”的存在,也在提醒我们,当经济的洪流冲刷道德的堤岸,对道德的坚守与建设迫在眉睫,决不能让道德“亡羊”了才想起“补牢”,“积重”了才想起“难返”。
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深入探究道德问题的演化轨迹,照亮其曲折路途,疗治其存在病症,以抓经济搞改革那样的干劲,脚踏实地致力于精神家园的建设,这样才能创造出与时代梦想相辉映的道德成果。
如何提升全民思想道德素质(《半月谈》2011年第19期)
编者按: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
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显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
近年来推出了大量的时代先锋人物,以及连续举办了好几届道德模范的评选。
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个极大的推动。
因为有了道德的力量,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温馨和谐;因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加强,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
一项项有力举措、一个个美德故事、一系列先进事迹,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不断推进,文明道德之花竞相开放。
公民道德建设深入发展
9月22日,《关于表彰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的决定》公布,郭明义等54名同志荣获“全国道德模范”称号,李桓英等261名同志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全国道德模范”——一个崇高、珍贵的荣誉。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道德真谛,感召着整个社会。
新时期雷锋传人郭明义,退休后回乡义务植树20多年、情满青山的老地委书记杨善洲,为民造福、鞠躬尽瘁的安徽小岗村第一书记沈浩,命运多舛却坚强乐观的“90后”孝女孟佩杰……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同一支支闪亮的火炬,向整个社会传递着道德的力量,放射出道德的光芒。
把道德的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让道德光芒照耀神州大地。
全国道德模范用平凡的行动和高尚人格,激励全体公民见贤思齐,不断提升道德素质。
他们用感人的事迹和先进思想,引领奋发向上的社会风尚,推动全社会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一个个鲜活事例,一笔笔精神财富,唤起人们内心的感动,唤起人们对于公民道德的认同和追求。
向道德模范致以崇高的敬意!
”湖北省洪湖市中医院院长、党委书记周祖山的话,说出了广大群众的心声。
全国各地充分发挥各级各类道德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把学习宣传道德模范的过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广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不断掀起学习道德模范高潮,公民道德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首都文明办利用“文明北京”官方微博广泛开展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先进事迹学习宣传,动员微博网友积极参与投票;天津市文明办开设“身边好人”网络论坛,开展线下“爱心接力”活动17场……
近年来,江苏常州在全市范围内推开“道德讲堂”建设,广大群众自觉热情参与,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一道靓丽风景。
自我教育,自我实践……全国各地广泛发动干部群众参与,各类群众性主题实践活动纷纷开展,创优氛围日益浓厚,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
在广东,各类时尚元素被注入公民道德教育活动中。
“手机学习天地”短信栏目每天早晨为移动短信用户免费发送学习信息,内容包括广东名人事迹、名言警句等,把公民教育内容以快捷、便利的通道,送到广大群众手中,增强了教育活动的时代感和实效性。
如今,神州大地已经形成学习道德模范、崇尚道德模范、争当道德模范的热潮,树立了知荣辱、树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文明之花盛开神州大地
扭秧歌,跳巴山舞,做健身操……每当夜幕降临,在湖北宜昌市夷陵广场、10余公里长的滨江公园等处,群众文体活动缤纷上演,广大市民热情参与,乐在其中。
在宜昌,文明创建已深入人心,市民整体素质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提高。
据介绍,宜昌年均献血人次超过4万,连续7年居湖北首位。
宜昌还成立了“孙万清工作平台”“元成突击队”“刚毅车队”“李文英工作团”等以道德模范名字命名的团体,促进了城市文明创建。
同心掬得满庭芳,文明花开满园春。
随着创建文明城市等活动的蓬勃开展,惠民措施逐步实施,城市功能日益完善,市民素质逐渐提高,全国上下,干部群众提倡文明礼仪、弘扬良好道德风尚、自觉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蔚然成风。
“文明乘车”“文明出租车”“文明出行”……北京市注重引导,通过开展各种文明活动,加强秩序文明建设。
每月11日在公交站台、医院等场所开展宣传推广活动。
目前,全市6700名公共文明引导员,在2300个公交和地铁服务站台持续开展排队文明引导活动。
福建省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认真实施文明礼仪进万家活动,他们组织编写《礼仪知识简明读本》,开办礼仪知识培训班,举办全省礼仪知识电视竞赛,大力普及文明礼仪知识等,逐步提高群众的道德素质。
甘肃省各地农村以“讲文明破陋习”为主题,以文明村镇创建活动为载体,在农户中深入开展争创“十星级文明户”“文明信用户”“文明家庭”等群众创评活动,大力培育“婚育新风”“绿色生活”。
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良好社会风气在广大农村开花结果。
……
增强文明意识、养成文明习惯、实践文明行为、树立文明形象,随着人们思想观念、行为习惯的转变,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综合素质不断提高。
道德在传承,文明在传递
今年7月2日,杭州女工吴菊萍在偶遇惨剧即将发生时,义无反顾地伸开双臂,徒手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童,她的义举感动了无数人,因此被称为“最美妈妈”。
更多的人把感动变成了行动:
一位妈妈一直在微博上关注着吴菊萍的伤势,当她得知吴菊萍在养伤过程中因为要注射抗生素,7个月的宝宝被迫断奶时,她马上在微博上发了个帖子:
“我来帮你喂宝宝吧,你放心养伤。
”
在道德模范的感召下,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仁爱”的博大情怀、“道义”的磅礴力量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上得到充分彰显,道德模范的高尚行为正逐步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越来越多的人悄然作出善举,自觉把爱融入社会大家庭中。
真情在交流中互动,爱心在交流中传递,广泛开展的道德实践活动吸引着广大群众踊跃参与、自觉实践,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传播到千家万户,公民道德素质不断提升到新水平。
在山东威海,“我为城市添砖加瓦”已成为广大市民的共同心愿;老百姓富裕了,追求文明的生活,拉萨市通嘎村村民阿努细数村里变化,“农家书屋建好后,看书的人多了,体育设施安装到了村里,锻炼身体的人多了”;绍兴市文澜中学教师何娟说,原来去网吧、电子游戏厅的学生很多,现在几乎没有学生去那里,“文明城市创建,加大力度管理网吧和电子游戏厅,这是一件大好事。
”
凝聚道德力量,闪耀文明之光,共建和谐家园。
随着公民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全民族素质正不断提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正不断得到弘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将顺利推进。
文化产品对社会道德的影响力
文化产品有认识、审美、教育等功能。
文化产品对社会道德的影响力,属于教育功能的范围。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产品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文化活动与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活动的基本内涵。
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塑造了人类。
当今,文化及其产品日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成为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因素。
人们看得很清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正在并将继续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动力与支撑。
在这中间,文化产品对社会道德形成的影响力,也会日益凸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文化产品是文化的物质或精神载体,文化产品熔铸和蕴含着民族的智慧、品格、历史、灵魂和生命力。
文化包含着风俗习惯、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等多个层面,所以,它的产品对于社会和人们的影响也是或强或弱、无孔不入的。
早在《易经》里,我们的先民就知道这个道理: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直到通过观察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以文教化,就可以使天下达到相对文明的状态。
文化产品具有“教化”的功能,也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的。
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已经给出了可靠的证明。
文化产品与其他产品不同,它不是天然给定的,它体现着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系统;文化产品具有群体性和变迁性,它呈现着民族和人类的思想精华,积淀着厚重的历史元素。
这些特点,决定了文化产品对其接受者的道德、思想、观念,不可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
作为自觉的文化形态,文化产品大多折射着社会的心理和意识,渗透着浓郁的道德情怀。
人们常说的情感、情绪、性格、动机、愿望、好恶,乃是人们对涉及自身利益等问题的直接感受,一旦它诉诸作品,就会有相当的弥散性,就会对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道德理念产生影响。
唯物史观的原理告诉我们:
“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
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
”这就揭示了社会道德和心理的重要性。
以文艺作品为例,一本成功反映社会心理的小说,如鲁迅的《阿Q正传》,它对人们心灵的震撼程度简直是不可限量的;一首强烈呼应时代呐喊的歌曲,如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其旋律所产生的能量犹如一颗精神原子弹;一部出色地呈现社会积极变迁情绪的话剧,如老舍的《龙须沟》,它对人们境界的提升和道德的牵引也非常具有力量。
如今,我们已进入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的广泛和大众传播技术的迅猛拓展,使得社会心理和民众素质,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文化力量。
目前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民族素质的竞争。
这就预示着各种文化产品,作为社会心理和人文精神的容器和出口,它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将会加倍地呈现。
众所周知,所谓道德,是通过行为规范和伦理教化来调整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意识形式。
它以善恶评价的方式,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规范和准则。
现实生活和历史传统都表明,道德规范的调控作用几乎体现在人们的所有活动领域。
正是这一点,它给了文化产品尤其是文学艺术以无限广阔的活动平台。
譬如说文学,它被公认为“人学”,就是因为它所表现的对象和服务的对象都是以“人”为中心的,惩恶扬善、创美拒丑、斥假求真,始终是它的内在良知和追求。
这样,文学就潜移默化地处在了感染人们道德、情操、品质的先锋位置上。
其他的文化产品,如音乐、舞蹈、戏剧、绘画、雕塑、电影、电视等,也无不起着相同或相似的功能。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情感释放、道德诉求和精神需要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
正因如此,我们也就意识到,正确把握文化产品的价值取向,充分发挥它的引领作用,培植文化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就成了一件至为关键的事情。
胡锦涛总书记说过:
“道德情操的培养,文明习惯的养成,美好心灵的塑造,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需要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社会环境。
”文化领域,当然也不能例外。
文化这门行业,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
它的根本功用,就是创造和提升文明。
就文化与道德关系而言,文化产品应该做出特殊的贡献,应该着力培养接受者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树立心中有祖国、有集体、有他人的意识,增强辨别善恶、美丑和是非的能力,知道“快乐不是德行的奖赏,而是德行本身”的道理。
这样的文化产品,才是人民群众所急需和欢迎的。
毋庸讳言,文化和文化产品在性质上,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有“教科书”类与“春宫图”类之别。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的价值内涵日趋分化、失衡与多元。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浸润着文化活动的方方面面。
因此,注意文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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