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医者的生存与尴尬.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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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医者的生存与尴尬

民间医者的生存与尴尬

【√】时代不同了，国家以法治国，任何行医行为都被置于法律的评价之下，那民间医者又该如何生存呢2月14日，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特别的案件，被告人于维成是一位僧人，法号隆魁，被控非法行医。

检方认为，于维成在担任寺院住持之余，用自制药酒给人看病，不幸导致年轻女孩张宗敏丧命。

因为没有行医资格，于维成非法行医造成就诊人死亡的行为触犯了刑法。

3月8日，昌平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于维成非法行医罪名成立，获刑十年。

消息一经媒体报道，许多人痛骂于维成，也有人抚手称快。

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被害人张宗敏的家属在案发后，不仅没有索要赔偿，反而多次要求司法机关不追究于维成的刑事责任，甚至为于维成说好话；而尚住在寺中的居士们，也纷纷表示于维成是“好心遭了恶报”。

寺院住持被判刑，看客欢喜，受害当事人却郁郁不平，如此奇怪的结局，是因其魔力太大迷倒众生，还是真正有值得他们惋惜不平的情节？

48代相传的行医秘方

于维成1955年出生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克山县，家中排行第六，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于维成的父亲是军人，曾经参与解放战争，母亲一家世代都是医家，共传了48代。

据于维成介绍，她母亲医术就很高明，虽然家中没有开医馆，但常常有人慕名来求医，母亲就用世代传下来的药方给人治病，因为家中条件还算殷实，治病通常不要钱。

于维成的哥哥于德成告诉记者，于维成从小就很聪明，学什么会什么，而且“个个要样”，用他们佛教里的话说叫做“有慧根”。

于维成案发以后，于德成念及弟弟的好，写过一首长达39句的诗来纪念他，里面写道：

“自幼小，性倔强；做裁缝，木瓦匠，烹调术，更漂亮；学中医，把脉长，交朋友，七成棒。

”

正是因为于维成聪明，家中的医术秘方就顺利传到了他手上。

但没有想到的是，其中一个调治风湿、类风湿疾病的秘方成为了后来十年徒刑的祸根。

虽然年纪轻轻就学成了祖传医术，但这一时期的于维成还没有开始治病。

上世纪70年代，于维成念完高中以后，就进入克山县的一家麻袋厂工作，一直做到车间主任。

26岁的时候，于维成成了婚。

于维成的婚姻生活持续了24年，因为妻子不能生育，所以他没有儿女。

后来，妻子患上了罕见的淋巴系统疾病，于2005年去世，也就是那一年，于维成在黑龙江嫩江一座寺庙里正式受戒成为僧人，法号释隆魁。

于维成变成僧人隆魁不是偶然，其实他小时候就很喜欢到家旁边的名为永安寺的寺庙中玩耍，有时听寺中僧人讲佛家故事，一呆就是一天，后来对佛教法事有些了解，也会跟着诵经供佛。

隆魁受戒以后，一边吃斋念佛，一边就开始用自己的祖传医术给人看病。

他是个纯粹的僧人，不会用电脑，不会用手机，读的都是线装书，每日寺中的早晚课是他最主要的活动。

6年时间里，隆魁先后在黑龙江嫩江、辽宁本溪、黑龙江大庆、北京昌平、江西九江等多个地方的寺庙居住，他“能治病”的名声渐渐远播，并且因为一些行善积德的事迹，成为了中华慈善总会的会员。

于德成介绍，隆魁的善良是毋庸置疑的。

他当年与陈光标一起加入慈善总会，汶川地震之时，隆魁是第一批赶到灾区行善的僧人。

早在2005年受戒之前，隆魁在河南客居，看到当地的露天大佛，想起故乡克山县至今还没有一座露天大佛，就发动居士募捐买下了价值12万的一座大佛，运回了克山县，树立起克山县的第一座露天佛像。

2009年初，隆魁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慈善大会，应一位朋友邀请，随后他来到北京昌平区流村镇瓦窑村的平安寺担任住持。

张宗敏病急投医

那个朋友之所以邀请隆魁担任住持，是因为隆魁的“真修”在僧众当中是出了名的。

所谓“真修”，即真正一心修佛，不是假把式。

他既是“真修”，那么居士们都愿意相信他，愿意出钱出力。

当时的平安寺根本不像一座寺庙，门庭荒芜、佛像残旧，寺中香火几近断绝，正需要隆魁这样的人。

隆魁来到平安寺后就开始整饬，在原址的基础上争取到一块邻近的荒地，筑墙围成一个四合院作为新的庙宇，他还翻新了寺院的门脸，插上了降福的彩旗。

寺中佛像残旧，隆魁便托人陆续从黑龙江、江西等地运来新的。

至2011年，平安寺虽然还是小寺，但已被隆魁打点得有声有色。

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停止给人看病。

平安寺建成以后，每周都有四五人前来拜访，有慕名而来求佛的居士，也有专程请他看病的人。

求佛居士有愿意留下来一起参佛的，加上看风湿病的病人不宜远行也有自愿留在寺中的，寺里人渐渐增多，而且有男有女。

隆魁便和居士们一起出钱在寺院后搭建了一栋小楼，隔成两段，每段几间屋子，6个人一间，男女分别居住。

寺中人多的时候能住到20多个人。

2012年年初，《方圆》记者走访平安寺的时候，寺中尚有5名居士在住。

张宗敏是2011年3月8日来到平安寺的。

这位1986年出生的贵州女孩在两年前得了类风湿，苦治无效，而且越发严重，后来听人介绍，就来到北京找隆魁看病。

一直在寺中修行的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学生孙萌告诉记者，当时张宗敏是“扶着墙”进来的，全身关节没有一处不浮肿，没有一处未变形。

因为膝关节变形，她走起路来一高一低就像瘸腿之人，右手最多只能弯曲成90度，不能伸直。

隆魁一看，病重成这样，就将张宗敏留于寺中，一则她确实不宜再来回奔波，二则这样重的病需较长时日医治。

随后的3个月里，隆魁就用祖传的治类风湿的药方制成药酒为张宗敏治病。

隆魁告诉《方圆》记者，这种药酒一日服用两次，每次两钱，不能多服。

而且服用药酒之后一个时辰以内不能吃桃、柿子等忌口食物。

他给人看病通常都是给人写方子，令其自己回家抓药吃，只有留在寺中的个别人，才服用他亲自制作的药酒。

在一开始，隆魁每次都还嘱咐张宗敏注意服用的剂量，后来药用得多了，隆魁就没再管她服药的情况了。

张宗敏的病也确实渐有好转，后来甚至能自己去县城溜达了，隆魁还会给张宗敏一些零花钱，让她去寺外活动活动。

在为张宗敏治病的过程中，隆魁分文未取。

张宗敏哥哥证实了这一点，他告诉记者，他们家条件不好，妹妹的病也是因为没钱而耽误了治疗，隆魁无偿治病很让他们感激，所以妹妹出事以后，他还到寺里向隆魁“道歉”，自己的妹妹给隆魁造成了这么坏的影响，他们十分过意不去。

谁也无法还原的殒命真相

2011年6月，张宗敏的病治好了大半，开始在寺中干活帮忙。

这时，她交了一个新的男朋友。

孙萌回忆，张宗敏来到寺里以后，先后交过两个男友，都是在镇上认识的。

第一个男友因为她的健康问题和她分手了，她一度非常沮丧，好几天都不说话，那时候她有一个日记本，上面写了很多有关分手后心情不佳的感触。

直到第二个男友出现，她才重新恢复了活力。

但是由于佛门是清静地，修佛的居士很少有谈论这些感情琐事的，所以对于她真实的心理状况大家都不太了解。

大概在6月29日，新男友来到寺中找张宗敏，并在寺中留住了两天。

隆魁当时不在寺中，他前往江西九江打点另一个寺庙的复建事宜去了，直到7月1日晚上才回来。

回来后，隆魁见那男孩不方便回家，也没有阻止他继续住一晚上。

7月2日一大早，天气还不错，张宗敏送走了男友，就回到自己屋里，当时寺里都各忙各的，没人注意到她。

直到10点左右，有居士推开张宗敏屋门，才发现其倒在地上已不省人事。

大家立即将张宗敏送往医院救治，无奈没有挽回她的性命。

事后，张宗敏被查出是因为一次性服用药酒过量，导致体内乌头碱过多，中毒而死。

但令大家不解的是，张宗敏已经按剂量服用了3个月的药酒，为什么这一次突然不知轻重服用过量？

有人推测，张宗敏殒命正好发生在男友离开以后，可能是因为新男友同样因为健康问题拒绝了张宗敏，她承受不了打击而自寻短见。

有人认为她可能并非决意寻死，可能是与男友吵架，想通过自己中毒来报复男友，不慎服用过多而死亡。

也有人说这是纯粹的意外，张宗敏不小心误服了过量药酒。

但谁也无法说清当时的真相，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已经不在人世。

但是和张宗敏同住的一位居士告诉《方圆》记者，张宗敏平时性格就属于较为阴郁的那种，和别人交流不多，而且因为自己的病，经常都有自轻的言论。

隆魁等寺里的人考虑到她的病渐渐好转，又在寺中每日念佛，都认为她心态会慢慢变好。

现在细细回想，自杀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管怎么说，自杀也好，意外也好，隆魁给张宗敏的药直接导致了她中毒身亡，而且隆魁没有行医资格。

据此，2011年11月，昌平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行医为由批准逮捕了隆魁，也就是于维成。

致死之药到底能不能治病

在看守所里，《方圆》记者见到了被捕后的于维成，他非常平静。

他对记者反复说，自己是个法盲，不知道这种行为是犯罪；如果法院认定他犯罪了，他愿意服从一切判决，并改过自新。

他在被捕后，仍然保持僧人的风范，见人作揖，告别也作揖。

当记者告诉他，他可能被判十年有期徒刑时，他也并不惊讶，还称这是“因果”。

于维成向记者详细透露了当时给张宗敏服用的药酒配方。

配方中含十味中药，分别是麻黄、木瓜、牛夕、杜仲、官桂、马钱等共计130克，然后用5斤50度左右的白酒浸泡半个月。

拿着这个配方，记者采访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振月，他表示，该配方的十味中药里面，川乌、草乌都含有乌头碱这种有毒成分。

口服纯乌头碱达0.2毫克即可中毒，3-5毫克可致死。

用这两味中药泡制的药酒在服用时一定要注意剂量，不能多服，一旦多服就有中毒的危险。

关于这个配方的治疗效果，王振月认为，中医里的风湿病症以“风寒湿邪”为特征，所以中药治疗以祛风散寒、解痉通络、活血化淤为主，同时温肾助阳、扶正固本，以达到强筋壮骨的功效，根除风湿症状。

按这个标准来说，于维成开出的药方中采用的药物都算对路，比如官桂能祛寒止痛、散淤消肿，杜仲可以强筋骨，马钱子等也是能治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中药。

但是因为不知道具体药物的配比，不能肯定有疗效，既然有被治好的，就说明是有用的。

王振月还介绍，用中药自制药酒治风湿，是民间治疗此类病症的传统，如果谨慎使用，对症下药，并且避免过敏、忌口等情况，还算是比较安全的方法。

何不堂堂正正做医生

很多人都说，于维成罪不致十年。

张宗敏的哥哥张宗坤也多次到北京来为于维成说情，他希望于维成能免罪。

有些居士认为“判十年太重了”，还四处寻找律师想在上诉以后帮帮忙。

无论法院最后如何认定，于维成的案件都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我国历史上自古就有神医悬壶济世的典范，扁鹊、华佗、孙思邈。

及至现代，像于维成这样在民间用土方治病的医者也还依稀尚存。

但时代不同了，国家以法治国，任何行医行为都被置于法律的评价之下，那民间医者又该如何生存呢？

昌平区检察院批捕处检察官贺阳告诉记者，目前针对民间行医的罪名条款主要是非法行医罪。

其构成要件有两点：

其一，行为主体不具备行医执业资格；其二，行为主体从事医疗活动情节严重。

是否牟利、开的处方是否正确并不直接影响非法行医罪名的构成。

也就是说，即使某人用上等好药无偿看病，是悬壶济世的神医，只要不具备医生执业资格，达到了“情节严重”的标准，同样可能构成犯罪。

贺阳补充道，根据司法解释，“情节严重”一般包括患者损伤、引起流行病等等情况。

此外，“致人死亡”是非法行医罪的加重情节，这使得于维成的非法行医罪罪名一旦成立，量刑起点就是十年。

贺阳介绍，自己曾办理过类似的案件：

有一个人得了感冒，去某小诊所开药，那医生没有取得医生执业资格，但治感冒发烧等小病还不在话下。

医生给患者开了药，患者回到家后一服用就出了大事，不仅没治好病，反而高烧不退，一度肾衰竭，甚至毁容。

原来，那个患者对某种抗生素过敏，事先没有告诉医生，而医生也疏忽未问。

“其实有很多非法行医的人都有相当的医疗技能，他们有时的确能治好病，但这种无证行医对患者带来极大风险，而且医生自己出了事也要担刑责。

”为此，贺阳建议，“何不就认认真真考取医生执业资格，堂堂正正地做医生呢？

”

 “秘方”拥有者的麻烦

近些年来，从“盖世华佗”胡万林，到自称明代太医后人的刘太医，再到绿豆治百病的张悟本……神医屡现江湖，却先后被法律斩落马下。

中医热的背后，开始展现民间医者的隐忧：

一纸秘方走江湖的年代已经结束了。

事实上，祖传秘方在法律上至少面临着两个难题：

一是关于“药”本身。

因为所谓祖传秘方甚至不是一个严格医学概念。

中医有古方和验方两种概念，前者主要是指清朝以前以古籍医药书籍记载的处方和药方开发出来的制药和诊断疾病的方法；后者的时间界定为清朝以后的药和方，主要是指从事中医药学者，在临床实践中总结出的制药药方、诊断疾病的方法和处方。

由于在中医药方知识产权保护上的缺位，大多数药方拥有者采取了秘密配制的方式使之成为“秘方”，从而缺乏严格的技术检测以确定其真实疗效。

另一个难题来源于“秘方”拥有者本身。

祖上行医，今天的拥有者未必依然是拥有行医资格的医生。

他们大都根据先人的口述认定自家的药方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并且往往在实践中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些作用。

但治病讲究对症下药，患者情况不同，一个方子很难通吃，一旦用药出现过量等情况，就极易引起不良后果。

一旦据此产生纠纷，“非法行医罪”就会成为牢牢套在“秘方”拥有者的头上。

农妇祖传秘方致人死亡

贵州农妇陈文俊2006年10月在洪雅县中保、槽渔滩等地以家有“祖传秘方”可治疗风湿病为名摆地摊诊疗卖药。

62岁的村民杨维清来到槽渔滩镇陈文俊地摊上买了三包自制粉状药，回家后当晚服食一包，次日凌晨发生不良反应于同月28日死亡。

后经法医鉴定，死者产生药物过敏反应与其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其自身特殊体质与药物过敏之间也有因果关系。

事后，陈文俊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宫廷秘方”毒死人

年近七旬的宋作英，自称祖父传授给她一剂宫廷秘方专治精神病。

2002年12月7日，宋作英在庄河市明阳镇高山村自己家中，替大连市金州区居民于某治病，宋作英开具处方，并将胆矾、白矾、胆星等配制成药，于某分三次将此药服下。

当日，于某便呕吐不止，死于回家的途中。

经专家鉴定，于某的死因为胆矾中毒。

后宋作英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