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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还是变革信息技术影响课程的阶段性考察
“整合”还是“变革”?
——信息技术影响课程的阶段性考察
[摘要]信息文化产生以后,信息技术对课程的影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这个新阶段中,惯常大家提及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实质上是在信息文化背景下课程的重新建构。
因此,在这个阶段信息技术对课程的作用,既不能简单地看作工具,也不是仅仅改变了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而是导致了课程的全方位变革。
[关键词]信息文化;信息技术;课程;整合;变革
“整合”还是“变革”?
当因信息技术应用催生了席卷整个社会的信息文化以后,我们再来解析信息技术对课程的影响,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从文化变迁与课程发展谈起。
一、文化变迁与课程发展
文化变迁是指“一个社会或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逐渐放弃旧的行为标准体系而接受和形成新的行为选择标准体系的过程。
”[1]文化变迁理论认为:
“文化总是在‘变迁’(变化发展)的;文化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迁的;文化变迁主要是由技术革命所推动。
”[2]作为推动力量的技术革命之所以能够促进文化变迁,原因在于“技术文化起着文化导向的作用,新的技术文化一旦形成,其他文化因素将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结构形式和功能机制,……,破坏了传统文化的内部格局,使传统文化的载体、构成、功能、区态、手段都发生了变化”。
[3]
课程与文化“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
就历史发展而言,课程缘起于文化承传的需要,没有文化便没有课程。
因而,千百年来,课程完全是遵循着社会文化的道路嬗变,追随着社会文化的潮起潮落。
”[4]
当前,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应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作为一种新的基因,它正在注入一切传统产业和生活方式,引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最广泛的社会变革。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信息技术正在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促进社会文化的变迁,信息文化将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并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
在这次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与文化有着“血肉联系”的课程,也必将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
其实这个变化早已发生,学界对此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只是当人们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信息文化的推动和变革作用时,采用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概念来描述这个变化的过程。
“技术文化对其他文化现象有显功能和隐功能,前者是人们直观感觉到的文化现象(如物质文化)的变化,而后者是通过抽象概括才能感知的变化。
”[5]信息技术对课程的影响,也可以用显功能和隐功能来概括。
显功能表现为课程载体、课程实施的硬件条件等方面,而隐功能则表现在课程价值取向、教学理念、教学行为习惯等方面。
我们可以通过下述阶段的划分来进一步明确这个过程。
二、信息技术影响课程阶段划分
信息技术进入教育领域以后,其对课程的影响最先表现为外显的课程实施的硬件条件上,然后逐步开始影响师生的教学行为习惯、教学理念、课程价值取向,等等,沿着由表及里、由外向内、由具体到抽象、由显功能到隐功能的过程逐层深入的。
按照对课程影响的层面不同,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阶段一、信息技术作为工具
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三位热心于教育的研究人员就在其IBM650型计算机上连接了一台打字机作为教学终端教小学生二进制算术,这堪称为信息技术(早期主要以计算机为主)影响课程的开端。
之后,把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的尝试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二维、三维动画在教学中的应用,用电子幻灯片呈现图片、图像用以展示教学内容或者创设教学情景,使用统计软件处理实验数据、学生成绩,使用Blog辅助形成性评价的进行,通过网络论坛补充传统课堂师生相互交流的缺憾,等等,都是信息技术作为工具在教学中的应用。
这个阶段,人们对待信息技术的态度是尝试使用,发现它可能在某些具体教学环节能够发挥作用,就拿过来试试,希望能够弥补实际教学的不足。
这种尝试使用的效果如何,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促进、优化了教学,也可能没有明显效果,还费事费力。
因此,这种工具性的应用虽然不乏创新之举,也多有盲目之嫌。
总的来说,在这个阶段信息技术影响的是课程实施的外在条件,并且这种影响还是零星的,不系统的。
但是,有一点是需要肯定的,由于新技术的层出不穷,这种工具性的尝试使用是不会间断的。
阶段二、一种新型的教与学的方式
随着信息技术作为工具应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其对课程教学的影响也在逐步加深,在某些具体的教学领域,开始逐步形成与信息技术应用相配套的教学软件、硬件,甚至软硬件相结合的教学产品。
比如,软件方面,我国的教学软件研发公司——科利华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推出的面向中小学的“家庭教师”系列教学软件,北京金洪恩电脑有限公司推出的“随心所欲”、“开天辟地”、“环境英语”、“洪恩宝宝”等等系列教学软件,这些软件均能系统完成某些教或学的功能,如英语听力训练、电脑入门、数学启蒙等等,用户可以借助这些教学软件实现预期的学习目标。
硬件方面,浙江大学方圆电子信息有限公司、北京东方正龙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全数字语言实验室”、“多媒体网络教室”等产品提供了数字化教室的解决方案,特别是东方正龙公司的网络多媒体语言学习系统,它实现了“数字化语言实验室”、“计算机网络教室”、“多媒体教室”的完美结合,为专业化的语言教与学“搭建”了四大平台:
授课平台、自学平台、考试平台、管理平台。
这个语言学习系统能够满足语言教与学的几乎所有的需求,它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语言教学方式。
这些教学软、硬件产品,有的能够为某个领域知识的系统学习提供服务,有的提供了各种专业教室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一方面,扩大了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使得原本零星的应用走向系统化,另一方面,在这个基础之上,重要的是一种新型的教与学的方式逐步形成。
这种新型的教学方式大都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在完全数字化的软硬件环境中进行教和学的活动。
虽然这种新型的教学方式大都需要和传统的教和学相结合来共同完成教学任务,但在某些教学领域,它几乎完全颠覆了传统,成为现代教学方式的主流。
总之,这个阶段是阶段一的拓展和延伸,是信息技术作为工具应用的系统化阶段。
阶段三、基于信息技术研制课程的理论和实践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教学方式产生以后,传统课程的“大纲+教科书+教参”的形态以及传统教学条件基础之上的教学理念逐渐暴露出和这种新型教学方式不适应。
人们开始尝试重新设计课程:
在教学资源建设中,今天常见的是把承载课程的媒体进行数字化,把课程实施的外部资源条件进行数字化;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人们也开始逐步屏弃或重塑传统的教学理念,以使其和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教学方式相适应。
这些变化最终导致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研制课程的产生。
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课程,不仅表现在其承载媒体是信息技术,而且还表现在其教学方式、教学理念等等都是信息技术“化”的。
虽然如此,但是课程的价值取向及其相应的课程目标均没有显露出明显的变化。
因此,这个阶段可以看作在传统课程价值取向基本不变的基础上,信息技术对课程建设的其他方面进行全面改造的过程,可概括为基于信息技术研制课程的理论和实践。
阶段四、信息文化视野下的课程重构
信息技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加速了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这次文化变迁的结果必将直接导致信息文化的产生,并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
因此,在这之后,与文化相适应的课程也必将被完全改造和重塑。
课程的价值取向随之发生变化。
传统的课程是和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目的、学科取向的、同喻文化背景下的课程,转变之后,是和信息社会相适应的、以素养培养为主要目的、前喻文化背景下的课程。
课程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前三个阶段所发生的课程在物质载体、教学方式及相应的教学理念上的变化,使得传统课程“面目全非”,被信息技术逐步地全面解构。
因此,在这个背景下,就需要全面重新建构和信息文化相适应的课程体系。
这种重构是彻底的全面的,包括课程建设的方方面面;这种重构也必须是在综合考虑信息文化对课程因素基础之上的重构。
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概括为信息文化视野下的课程重构。
三、阶段划分的文化解析
一般认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构成了社会文化有机体”,[6]课程文化是文化的属概念,当然也由这三个文化层面构成。
在这里,为了描述和研究的的方便,我们对课程文化进行再划分,界定出一个行为层面。
这样,课程文化就由四个部分构成。
其一、物质层面,是指课程存在的物化形态和课程实施的软硬件条件。
具体包括承载教学内容的媒体形式、教学场所配置、教具、学具等等。
其二、行为层面,是指在物质层面基础之上,以教学理念为依据所形成的和教学活动相关的行动指南和习惯。
其三、精神层面,是指教学理念和课程价值取向及其相应的课程目标。
其四、制度层面,是指涉及课程分科原则、课程标准编制等宏观课程管理方面的规范体系。
[7]
这四个阶段逐层深入地展示了信息技术对课程影响的整个过程。
从文化变迁和课程发展的视角审视此阶段划分,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
与其说这四个阶段体现了信息技术对课程影响的过程,还不如说它体现了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信息文化从萌芽到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逐步改造与之不相适应的课程的过程。
进一步分析这四个阶段的特点,可以看出它们大致可以和课程文化的四个层面相对应:
阶段一体现了部分物质层面的变化;阶段二体现了部分物质层面和行为层面的变化;阶段三体现了物质层面、行为层面和部分精神层面的变化;阶段四体现了整个课程文化的变化。
反观信息技术影响课程的四个阶段,在初期,学界之所以不能认识到信息文化的变革和推动作用的原因,在于人们的认知过程本来如此。
在事物发展的初期,人们看到的往往就停留在外在的直观的层面,而对于深层次的东西不去想也可能根本想不到,只有当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其本质特征也有所显现的时候,人们才会去重新思考,最后得到对事物的本质认识。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直用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来诠释课程所受到的这种影响的原因。
那么,我们可否一直使用“整合”这个词汇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整合”。
四、“整合”还是“变革”?
在教育领域中,一般认为“整合”是舶来品,是英文“intergrate”和“intergration”的汉译词汇。
从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义来看,它包含“重建”、“重构”、“使统一”、“使一体化”的含义。
对于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课程构成的某些因素发生了变化,为了使课程适应或者接纳这些变化,有必要把这些变化了的因素进行重新组织使其和原来的课程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样的理解把信息技术与课程二者置于不同的层面:
信息技术是对课程产生影响的“影响因子”,而课程是被影响的“主体”。
信息技术对课程的影响是逐层深入、逐步渗透的,整合则是“主体”不断吸纳“影响因子”所带来的变化而使主体不断更新的过程。
“变革”,从词义上讲,它具有“革新”、“革命性的变化”、“彻底的改变”等含义。
因此,“课程变革”显然可以理解为“解构旧课程,重新建构新课程”。
对比“整合”和“变革”的涵义,其区别是显然的。
认识论意义上,变革是本体意义上的省思,而整合则是主客纬度上的审视。
本体论意义上,变革是脱胎换骨,整合是修修补补。
实践论意义,变革是价值的升华,整合是行为的改变。
因此,“四阶段说”中的前三个阶段,我们认为可以用“整合”这个概念来描述。
阶段一中课程的变化表现在课程文化中的物质层面。
具体表现为新型媒体在教与学过程中的应用。
有人在总结这个阶段的“整合”活动时,把这种认识进行了具体化,认为我们目前讨论的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其实主要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整合,“信息技术与中小学教学的整合应是一个以符合教学和学习需求的方式,高效益地应用信息技术,不断优化教学和学习,以此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
[8]
阶段二中课程的变化表现在课程文化中的物质和行为层面,具体表现为教与学的方式的变化。
有人认为,这个阶段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指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把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方法、人力资源和课程内容有机结合,共同完成课程教学任务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
”[9]
阶段三中课程的变化表现在课程文化中的物质、行为和部分精神层面。
在探讨这个时期的“整合”活动时,已经开始有人从文化学的视角出发,并且认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能够“针对当前教育领域中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存在的割裂等问题”,“通过信息技术与课程的互动性双向整合”的方式,“建构起整合型的信息化课程的新形态”。
其实质是“一种基于信息技术的课程研制的理论和实践”。
[10]
在阶段四中,课程已经被信息文化全面地改造和重塑,它的分科原则、课程标准、价值取向、教学理念、教学方式、承载载体、教学媒体、课程内容、课程形态都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是彻底的革命性的。
[11]从整合的涵义来讲,这个阶段不再适合用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来描述,到是课程“变革”这个词更贴切,理由如下。
其一、课程被全面改造和重塑以后,认识论意义上作为“整合”主体的“课程”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
当这个飞跃完成以后,“整合”这个概念则无力继续概括这种新的形态。
其二、“变革”本身具有“革命性的变化”、“彻底的改变”等涵义,因此,课程变革更能准确的反映阶段四的课程变化。
其三、“整合”这个概念从2000年前后提出以后,在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其理解多局限于阶段一和阶段二两个阶段。
如果在阶段四还用“整合”这个概念,就不能让人深刻地理解阶段四所代表的含义,很容易让人误读为前两个阶段的另一种描述方法或者把这个阶段简单地等同为阶段三。
五、结语
用课程变革来描述信息文化对课程的影响和改造,对正在进行轰轰烈烈基础教育领域课程改革的当今,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它对本次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进行了理论升华。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多次从不同的侧面留下了信息文化对课程影响的“蛛丝马迹”,但均没有上升到信息文化这个层面,因而使得课改的指导思想在体现信息文化方面显得零星、不全面、不系统。
比如,在课程目标方面,它有这样的要求:
“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12];在教学过程方面,它这样倡导:
“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普遍应用,……,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和有力的学习工具”[13];等等。
另一方面,它有利于加深一线教师对本次课程改革的理论认识。
对一线教师而言,本次课程改革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或许就是课程目标的转变,笔者在不同地方、不同场合均听到过一线教师的这种“心声”。
而这种提法恰恰对此从理论上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和说明。
注释:
[1][2]郭洁敏.信息文化人类文化发展的新走势[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0(3).
[3][5][6]吴晓敏.高新技术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J].江西社会科学.1994(5).
[4]赵颖、郝德永.当代课程的文化底蕴与品质[J].教育科学.2002,18(5).
[7]金志远.课程文化研究述评[J].中小学管理.2004(7).
[8]苗逢春.信息技术与中小学教学整合[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9]李克东.数字化学习——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核心[J].电化教育研究.2001(8-9).
[10]黄甫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质与原理[J].教育研究.2002(10).
[11]刘成新,李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文化解析[J].电化教育研究.2005(9).
[12][13]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国教育报.2001年7月27日第二版.
注:
本文已发表在《电化教育研究》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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