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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
摘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它是一个相对真理。
它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
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辩证法和唯物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组成部分,实践概念是它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始终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人民群众自我解放的思想武器。
哲学要面向生活,就必须成为实践的力量;哲学要改变世界,就必须与社会进步力量相结合,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就更加重要。
关键字:
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其诞生至今已经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
一百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在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各种新思想、新哲学不断涌现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还有当代意义与价值?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进行了深入反思,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当代意义的观点可以概括为“过时论”,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已经过时了。
“过时论”的理论根据大致有两个,一个是从人类政治、经济生活变化的角度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认为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社会矛盾的许多思想已经过时了,因而作为马克思社会思想基础的哲学也过时了;另一个是从西方哲学发展产生的各种思潮,特别是现代、后现代哲学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后现代哲学的语境中已经失去了当代意义,属于需要被解构的传统哲学。
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的各种观点看似有理,其实只是对当今时代的表象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从当今时代的特征来看,尽管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整个人类世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不过是表象的。
在实质上,当今时代与一百年前的时代并非根本不同。
从经济上说,仍然是资本统治一切,知识、信息、技术对经济活动重要性的提高,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方式。
追求超额利润仍是资本的目的,追求金钱以及由其带来的物质生活享受仍是人们的主要生活目标。
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实质的揭露与批判对当今时代来说仍然有效。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并没有过时,作为这些思想基础的哲学也没有过时。
从政治上说,当今时代仍是民族国家时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并没有改变这一点。
虽然当今时代出现了欧洲共同体及地区性政治合作等现象,但世界政治的基础仍是民族国家。
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并未到来,全球化的趋势也不过是在原有经济、政治关系基础上国际合作关系不断增强的表现而已。
从人的发展阶段来看,当今世界仍处于“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个体独立性”阶段,还远未达到人的自由个性与全面发展的时代。
从马克思以后西方哲学发展的各种思想来看,虽然流派众多、观点各异,但从总体上看无论是现代哲学还是后现代哲学,都不过是对西方古典哲学继续而深入的批判。
这些哲学思想都确有其合理之处,但从理论的深刻性与对古典哲学批判的彻底性上来说,这些哲学思潮都无法超出马克思主义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对古典哲学的批判是从西方哲学发展中进行的,虽然从理论内容上抛弃了古典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但从形式上无法抛弃知识论与逻辑思维。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现代哲学对古典哲学的批判并不彻底,只有作为现代哲学开创者的马克思才对西方古典哲学进行了彻底颠覆。
正是由于西方现代哲学的不彻底性,才导致后现代哲学的兴起。
后现代哲学从形式上对古典哲学及现代哲学进行了彻底解构,但这种解构的结果却是意义的丧失,理性的毁灭,价值的颠覆。
后现代哲学在哲学的意义上砸碎了一个旧的世界,却无法重建一个新世界。
从这一点上说,后现代哲学无法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对人类的命运充满乐观主义的信心与激情,也无法给人以改造世界的勇气与力量。
后现代哲学只能使人们生活在碎片之中,这样的哲学是无法承负起提供人类生存的理解根基这一哲学使命的。
当然,在后现代的无情破坏背后也隐含着建设的要求,这种要求的主题是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重建,但这种要求更多的体现为个人对社会的优先,甚至是只要个人不要社会。
应当说,后现代哲学对个人绝对自由的追求,仍然局限于古典哲学个人与社会二元对立思维框架之中,在这种对立中寻求的个人自由是缺乏现实性的。
社会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已经内在于个人的生活之中,社会作为个人的限度是无法突破的,个人自由只能在社会中通过社会而实现,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只能通过改造社会来实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表达的思想。
这种思想的哲学基础则是马克思对人与社会真正关系的理解。
在马克思看来,理想的社会与人的自由要求是一致的,这种社会的个人基础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样的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的真正自由能够实现的社会,社会不再是人的限制,而是人的自由赖以实现的基础,个人与社会是和谐统一的。
与后现代对个人自由的思想相比较,马克思的思想更深刻,境界更高,这是任何一个后现代哲学家都无法企及的。
用我国当代哲学家高清海先生的话说:
“如果马克思主义是一发炮弹的话,那么后现代哲学仍在这一炮弹的射程之内。
”
综上所述,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的观点是没有充分理由的,这也从反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具有当代意义与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是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当今时代仍是现代性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是这个时代的哲学,是具有当代意义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科学总结了过去13年的基本经验,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展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和创新能力,在新的世纪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飞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涵盖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全面体现了党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实现新任务、新目标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从哲学方面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科学根据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来自伟大的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实现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科学分析当今世界、当代中国和我们党自身状况发生的重大变化,深刻总结我们取得的丰富实践经验,以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智慧,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必然结果。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是时代、实践和科学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实践和科学迅速发展的客观要求,对当今时代提出的许多重大课题进行科学探索的伟大成果。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
“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
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
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注: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632页。
)
就世情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许多严峻挑战;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多极化的发展是曲折的,多极与单极的斗争十分激烈;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但它象一把“双刃剑”,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又使发展中国家在整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世界科技突飞猛进,不仅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且使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通讯方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从而对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提出了新的课题;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严重挫折,目前仍处于低潮,国际上一些执政时间很长的大党老党相继丧失了执政地位。
这些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思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这种新的国际条件的必然产物。
就国情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快速而巨大的转型期,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处在攻坚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
如何使党的领导更加切实有效地覆盖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广阔领域,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如何使党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协调好不同社会群体的具体利益,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把全国人民和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好、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
这正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产生的国内历史条件。
就党情看,经过80年的发展,我们党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如何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的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
但是,从党的现实状况看,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还存在三个“相当不少”,即“现在党的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还相当不少,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不符合甚至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也相当不少,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我们需要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也相当不少。
”如何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时代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
所有这些都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总结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成果,在理论上作出新概括,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是13年来伟大实践和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我们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异常复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
面对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准确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特征,坚持以改革总揽全局,咬住发展不放松,集中力量解决事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经受住了来自国内国外以及自然界的考验,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前进。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
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外交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取得历史性进展,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这一切充分展示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驾驭全局、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带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的高超领导艺术。
在这一伟大实践中,我们党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处理好的十二个重大关系。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
在1998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的十一个方面的历史经验。
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系统总结了13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个方面的基本经验。
这些基本经验,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统一,理论指导性和实践操作性的统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有机统一,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这些基本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
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崇高历史责任,积极倡导理论创新,努力进行理论创新,在全党兴起创新的热潮。
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就是不能用本本去框现实,而只能用实践去发展本本。
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坚持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指引社会主义中国胜利前进的同时,倾注了极大的心力,探索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江泽民同志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亲自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代潮流,把创新作为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坚持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其中最重要就是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这是决定我们党、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创新。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注意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3年来的实践经验,而且注意总结我们党80年来的历史经验;不仅注意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而且注意认真吸取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正是在充分总结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和最新实践的基础上,集中了全党的创造和智慧,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关注的视野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十六大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新境界,最根本的表现就是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总结新的实践,针对新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刻地回答了一系列新的时代课题,使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党的十六大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直接涉及世界观方法论的新思想和新观点,而且在总结实践新经验、开拓理论新境界、规划建设新蓝图的全过程中,都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
十六大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新境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的重大贡献。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动力理论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在社会发展规律和动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不同的论述,归纳起来,就是认为发展是由多种力量构成的动力系统推动的结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者有机地联为一体,看作是社会发展中最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动力理论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
这一精辟论述,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动力和规律的基本原理。
创造性地提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这一范畴,并强调它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致性,揭示了历史规律的层次性。
党只有坚持“三个代表”,才能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归根结底是因为共产党的执政规律要服从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因为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人类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最具决定作用的因素。
党的先进性之所以是具体的历史的,其根源也在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是变化发展的,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把最终动力和直接动力、物质动力和精神动力等统一起来,强调了社会发展动力的系统性。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杠杆,革命和改革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基本形式,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些都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它们分别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生产力、文化和人民利益三个方面,用“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加以概括整合,集中体现并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发展动力的系统和机制理论,发展了社会发展问题上的“合力”思想。
突出了生产力和文化的“先进”性,强调了“创新”是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灵魂”和“不竭动力”;突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利益”动因,并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各种具体的利益和内部矛盾”结合起来。
这些新思想、新观点,以及关于新的社会阶层构成和性质的新判断,关于推进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一系列新方针、新举措,都既坚持了唯物史观“动力论”的基本原理,又充分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当代中国实践的新经验,赋予这些基本原理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其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全面发展理论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江泽民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突出地体现在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观上。
他强调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解决发展问题,又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就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社会全面进步的战略目标。
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
江泽民不仅强调“先进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而且提出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化建设、弘扬主旋律与全面繁荣文化市场相结合,科学教育建设与思想道德建设相统一,吸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推进文化创新与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相促进,发展文化事业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相配套等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和举措。
这一切,都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社会意识各种具体形式特别是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既相区别又相统一的基本原理。
科学阐明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自身的全面进步。
十六大第一次把“政治文明”范畴郑重地载入党的代表大会文献,强调了物质文明的基础地位、政治文明的中介作用和精神文明的导向功能,把邓小平倡导的“两个文明一起抓”发展为“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深化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不同领域发展既相对独立又内在统一的基本原理。
明确提出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十六大报告在谈到新世纪新阶段“发展要有新思路”时,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规划建设新蓝图时,更是将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并列,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四个方面之一;强调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这不仅重申了马克思原本阐发过、而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遗忘了的生态哲学思想,而且将“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历史观的基本范畴,纳入社会的“全面发展观”,从时代的高度开拓了唯物史观的新境界。
再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提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并把它作为主体价值观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江泽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
这一问题,最初是他在“七·一讲话”中提出来的,后来又在“5·31讲话”中加以重申,最后在十六大报告中以党的文件确定下来。
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由“原始的丰富”即自然经济下狭小范围内人的完整性,经过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下的“异化”和“片面化”即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和片面发展,最后在共产主义下达到全面发展。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提出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无疑是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转
把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深化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以民为本的价值观。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注: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291-292,382页。
)落脚点是人民群众需要的满足,而人的全面发展则强调主体自身素质的提高,并且这种提高,不仅指群众,也包括个人。
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统一起来,并付诸实践。
十六大既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更把它作为党执政兴国的最终目的和归宿。
这就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
最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辩证法理论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革命性变革,不仅表现在彻底地贯彻了唯物主义,创立了唯物史观,而且也表现全面地坚持了辩证法,特别是注重运用辩证法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等分析社会历史问题,创立了社会辩证法,从而深刻地揭示并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历史领域的一系列矛盾运动规律。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改革时期,都对社会主义辩证法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在深刻分析和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基础上,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辩证法理论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发展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就在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把社会发展所要经历的工业化和信息化两个过程合并为一个过程,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过程论思想。
在加速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深刻分析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矛盾运动,明确提出并科学阐述了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十二大关系,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份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把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十大关系”思想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针对我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推进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江泽民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在描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蓝图的同时,十分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明确提出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提出要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提出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继续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尽快使尚未脱贫的农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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