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的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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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的论文
「说三分」与关羽崇拜:
以苏轼为例的论文
苏轼《东坡志林·怀古》(《东坡全集》卷一百一,文渊阁四库本)云:
「王彭甞曰:
『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
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
宋代「说话」有「说三分」一科,且有专擅之艺人。
据南渡之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回忆「崇(宁)、(大)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说:
「孙寛、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祥,讲史。
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
......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
毛祥、霍伯丑,商谜。
吴八儿,合生。
张山人,说诨话。
刘乔、河北子、帛遂、吴牛儿、达眼五,重明乔、骆驼儿、李敦等,杂扮。
外入孙三,神鬼。
霍四究,说三分。
尹常卖,五代史。
文八娘,叫果子。
其余不可胜数。
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
元人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博弈嬉戏部·影戏》:
「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异其说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
」
于此可知三国一段历史,在宋代已经成为「说话」和影戏的表演内容之一,此其常识之谈,故略而不论。
按关羽崇拜之起源演变牵扯复杂,笔者已有数篇文章论及。
⑵宋代「说三分」即《三国志》的文学化和大众化所以会在仁宗朝骤然兴起,应该还有具体原因。
不妨拈出苏轼(1036-1101)为例,略为申述之。
以上引用之三则,不过是本文的逻辑框架。
把看似毫不相干的人、事拉扯一起,前人之惯伎耳。
可能是故意制造商业噱头,也可能是靠张力取得论证空间。
欲知本文如何,且听一一分解。
一,史观论断:
「帝魏帝晋」与「尊刘贬曹」
以苏轼为例的第一个原因,是他历史观念之转变,在北宋颇具代表性。
《三国志演义》「尊刘贬曹」倾向的形成,无疑与宋代理学兴起,尤其是朱熹(1130-1200)之《通鉴纲目》的盛行有关。
而原其初始,则起于欧阳修(1007-1072)康定元年(1040年)著《原正统论》引起的「正统」之争。
⑶要言之,具体到三国史,欧阳修在《明正统论》中表明了他的选择:
「魏与吴、蜀为三国,陈寿不以魏统二方面并为三志,今乃黜二国,进魏而统之,作《魏论》。
」⑷用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后集》总结的话,这场争论的结果是「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
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熹)作《纲目》以纠之。
」笑到最后,笑得最好,还是朱熹理学之论占据了历史的上风。
青年苏轼赞成欧公「魏统」之论,他在至和二年(1055年)未登第时,已撰有《后正统论·辨论二》反驳章望之。
⑸事实上,眉山三苏对蜀刘政权及诸葛亮都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
如苏洵(1009-1066)以为「管仲曰:
『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
』......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
」(《权书·强弱篇》)「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
诸葛孔明弃荆州取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
」苏轼《诸葛亮论》则批评说:
「取之于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
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
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
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并历数「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
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俯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
」并断言「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絶曹氏之手足,宜其屡战而屡却哉!
」(《东坡全集》卷四十三,文渊阁四库本)在《魏武帝论》中则径称「帝(曹操)」为「智者」,唯「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惜其赤壁之败而未能统一天下。
(《全集》卷四十二)苏辙(1039-1112)在《三国论》中顺带还批评到刘备,以为:
「世之言者曰:
『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
』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
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
」(《宋文鉴》卷九十九)可见尽管三苏是蜀人「蜀党」,当时却丝毫不以帝蜀为意。
⑹
在参与国事,尤其是经历「党争」以后,中年苏轼的情感观点发生显著变化。
如赞扬孔明:
「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
今朝游故里,蜀客不胜悲。
谁言襄阳野?
生此万乘师。
山中有遗貌,矫矫龙之姿。
龙蟠山水秀,龙去渊潭移。
空余蜿蜒迹,使我寒涙垂。
」(《全集卷二十七·隆中》)⑺元丰元年(1078年)在徐州刺史任上《答范纯甫》诗,又说:
「而今太守老且寒,侠气不洗儒生酸。
犹胜白门穷吕布,欲将鞍马事曹瞒。
」⑻遭遇「乌台诗案」后,苏轼在黄州所作《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均撰于元丰五年)则以盛赞周瑜倜傥风流,抗御强敌为主,于曹氏仅以「固一时之雄,而今安在哉」感叹世事之迁。
⑼
经历宦海浮沉之后,苏轼晚年看法大有不同。
他认为「西汉之士,多智谋,薄于名义;东京之士,尚风节,短于权略。
兼之者,三国名臣也。
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论。
」(《全集卷九十四·题三国名臣赞》)已视诸葛为三国之首杰。
在谪居儋州时还说「孟德黠老狐,奸言嗾鸿豫。
哀哉丧乱世,枭鸾各腾翥。
」(《和陶杂诗》之六),又道「管幼平怀宝遁世,龙蟠海表,其视曹操贼子,真穿窬斗宵而已,终身不屈。
既不可得而用,其可得而杀之乎?
」(《东坡先生志林》卷十二)并以为:
「文举以英伟冠世之资,师表海内,意所予夺,天下从之。
此人中龙也。
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
而尔其势絶不两立。
非公诛操,即操害公。
」「世之称人豪者,才气各有高卑,然皆以临难不惧,谈笑就死为雄。
操以病亡,子孙满前,而咿嘤涕泣,留连妾妇,分香卖履,区处衣物。
平生奸伪,死见真性。
世以成败论英雄,故操在英雄之列。
」⑽(《全集卷九十四·孔北海赞》,重点号为笔者所加)
宋人治史之风颇盛,苏轼最初也以「史才」自任,并曾对《汉书》下过功夫。
⑾苏辙《栾城集·墓志铭》(《宋史·苏轼传》亦同)云:
「公生十年,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
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
太夫人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
公侍侧曰:
『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乎?
』太夫人曰:
『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
』公亦奋厉有当世志。
太夫人喜曰:
『吾有子矣!
』」⑿
据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第五十七,略谓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
「少励清节,为州里所服。
举孝廉、光禄四行。
」「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在职,严整疾恶。
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埽迹斥逐,不与共朝。
」因得罪权豪,「郡中中人以下莫不归怨,乃指滂之所用,以为『范党』。
后牢修诬言钩党,滂坐系黄门北寺狱。
」狱中不屈,后释归乡里。
(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
督邮抱诏书「伏床而泣」,县令「出解印绶,引与俱亡」,而滂「即自诣狱」,母与之别,勉励曰:
「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
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死年三十三歳。
这个经历与苏轼缘「乌台诗案」系狱和「元佑党碑」谪儋两次贬斥的坎坷极为相似,苏门弟子之遭遇亦仿佛「范党」。
苏辙所以为乃兄特书此节,正是标榜苏氏一门的风节自励,这与《宋史·苏轼传》论赞奬誉「其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
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如出一「辙」。
考虑到范滂实与曹操同一时代,则苏轼以自身遭遇,领悟到「成败论英雄」史观的缺失,从而颠倒了对曹操和诸葛亮的历史评价,是一重要变化。
⒀
又王楙《野老记闻》载:
「子瞻问欧阳公曰:
『《五代史》可传否?
』公曰:
『修于此,窃有善善恶恶之心。
』苏公曰:
『韩通无传,恶得为善善恶恶?
』公默然。
通,周臣也。
陈桥兵变,归戴永昌。
通擐甲誓师,出抗而死。
」⒁(中华书局校点本)
其事虽不必有,但可觇知后人以为苏轼历史观念的道德倾向,较之乃师更为严格。
据说王安石曾劝苏轼重作《三国志》。
邵博(?
-1158年)《邵氏闻见后录》卷第二十一:
「东坡自黄冈移汝州,舟过金陵,见王荆公于钟山,留连燕语。
荆公曰:
『子瞻当重作《三国》书。
』东坡辞曰:
『某老矣,愿举刘道原自代云。
』」⒂(中华书局校点本)
其它笔记亦有类似记载,大概苏轼的历史观念正在剧烈变化之中,他的婉拒自有其意味深长之处。
⒃
作为观念转变的背景,还有数事,略可一道:
景德二年(1005年)五月戊辰,宋真宗曾「幸国子监库,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
』」馆阁诸臣「或言《三国志》乃奸雄角立之事,不当传布。
上曰:
『君臣善恶,足为鉴戒。
仲尼《春秋》,岂非列国争斗之书乎?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可知宋初馆臣对《三国志》的印象不佳。
范仲淹词《剔银灯》也表现了类似情緖: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
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
屈指细寻思,争如刘伶共一醉。
人世都无百歳,少痴呆,老成尪悴。
只言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
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中吴纪闻》卷五,载《全宋词》第一册,中华书局校点本)
王安石《读蜀志诗》亦云:
「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
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
」(《王临川集》卷三十三)
其实北宋外临契丹、西夏,所据亦汉疆之三分之一隅耳,即使澶渊之盟与北辽暂息兵戈,但苟安之下,必有祸患,哪来恁大口气?
且范、王二氏都是以恢复为己任,敢于担当的重臣,范氏还有抵御西夏,「先忧后乐」的传世之誉。
此番言语或出于年青位低,不负责任之时,于此亦可知欧阳修撰《正统论》时的舆论倾向。
宋神宗赵顼就开始屡以刘备自拟。
《宋史·王安石传》:
「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
『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
』因言:
『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欲辞相位,宋神宗挽留,「引刘备托后主于诸葛亮事,曰:
卿所存岂媿诸葛亮,朕与卿君臣之分,宁有纤毫疑贰乎?
」(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第二册页429,中华书局校点)。
赵顼亦不满于曹操,「苏子瞻自湖州以言语谤讪下狱,吴充(1021-1080)方为相,一日问上:
『魏武何人?
』上曰:
『何足道!
』充曰:
『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
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也?
』上惊曰:
『朕无他意,只欲招他对狱,考核是非耳,行将放出也。
』」(吕希哲《吕氏杂录》)陈善《扪虱新话》「苏氏作《辨奸论》憾荆公」条:
「(苏轼《王司空)赠官制》当元佑初,方尽废新法,苏子由作《神宗御集序》尚以曹操比之,何有于荆公?
」可见「尊刘」及褒扬孔明之论,与「贬曹」之风,或者就始于赵顼朝。
只是王安石由「诸葛亮」忽然被诋为「曹操」,弯子未免转得太大一点。
盖北宋朋党攻忤之论褒贬特甚,正所以见出历史观念之落差。
清代馆臣以为:
「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
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
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⒄恐怕也还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言。
笔者所以把目光狃结于这一时期,是因为强化道德评价,且于后世史学影响极大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及《资治通鉴》均修撰于此时,而「帝蜀」「帝魏」之争当时看似热闹,实际已经开始消歇。
有关三国历史观念的转换情况,还可以用《三国志演义》传本以外,且被定为「宋元旧本」的两篇有关三国的话本作一比较。
明人所辑《古今小说》之《闹阴司司马貌断狱》(第三十一卷),或为宋人「说三分」内容之一。
其以楚汉相争之宿怨,分派三国鼎立之是非,以道教神祗玉皇阎君,发明佛家「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因果,可谓奇思妙想。
如以刘邦托生汉献帝,受尽韩信托生之曹操欺侮,「胆战心惊,坐卧不安,度日如年。
因前世君负其臣,来生臣欺其君以相报。
」又以司马貌断狱公正,「来生宜赐王侯之位。
改名不改姓,仍托生司马之家,名懿,表字仲达。
一生出将入相,传位子孙,并吞三国......只怕后人不悟前因,学了歹样,就教司马懿欺凌曹氏子孙,一如曹操欺凌汉献帝故事。
」仿佛家庭纷争,邻里纠葛,就毫无理学「尊王」之观念。
又独以彭越后身为刘备,「千人称仁,万人称义」,有所偏袒。
最有意思的是以关羽为项羽托生,「只改姓不改名」,与樊哙托生之张飞「二人都有万夫不当之勇,与刘备桃园结义,共立基业。
」唯因前生有孽,「二人都注定凶死,但樊哙生前忠勇,并无谄媚;项羽不杀太公,不污吕后,不与酒席上暗算人。
有此三德,注定来生俱义勇刚直,死而为神。
」又似乡塾斤斤计较,自谓分别因果,妥贴安排,但已粗现「尊刘」倾向,与王彭转述的北宋说话若合苻节。
此说带有北宋浓厚的民间平话特点,可以肯定出现在理学「帝蜀」论占据统治地位之前,却又与欧阳修所持「帝魏」论絶不相侔。
⒅
明人洪楩《清平山堂话本》辑有《夔关姚卞吊诸葛》一篇,叙及仁宗嘉佑五年嘉禾人姚卞应「成都府安抚晁尧臣」之邀赴蜀攻书,路经夔门关时致祭孔明,遇「葛姓老丈」问难曰:
「昔日汉室衰微,奸雄竞起,跨州连郡,以众击寡,不可胜计。
且如魏有张辽、张合、徐晃、李典、司马懿等辈,吴有周瑜、鲁肃、吕蒙、陆逊。
此数子运谋决胜,用武行师,未甞败北,解元并无一言称道盛德。
诸葛孔明困守一隅之地,六出祁山,虚费钱粮,功业小成,何如此之浅陋!
解元以为世之罕比,莫非太过否!
此乃老夫胸中之疑,愿足下察之!
」而姚卞为孔明辩护之慷慨陈词,并为朗吟一赋「灰飞烟灭」云云。
不料所见正是诸葛亮托化,不但酬谢姚为之释疑辨诬,而且特开后门,梦中授题,使其高中科第,以后历仕显宦,并特以晁尧臣之口,盛赞他「如此饱学栋梁之才」云云。
⒆其实「葛公」之言恰是典型的「成败论英雄」,正类三苏当年;而姚卞义正辞严之反驳,又与苏轼晚年见解接榫。
又话本中姚卞之「解元」名号,亦可与后文论及南宋「说话人」情况相参证。
特以话本形式表出,即南宋失意文士沦入瓦舍书场「演义」之类。
可知上层观念之转变,已经悄悄开始了向平民百姓传输的过程。
后文分解。
二、小说平话:
「想当然耳」与「姑妄言之」
拈出苏轼的第二个原因,是探讨他的文艺观念与宋代「说话」的关系。
其实在北宋,无论德才识学苏轼都光焰万丈,他大起大落的人生坎坷本身就是一部传奇,且于当时文体无所不能,时论后人均乐道津津。
生前既已名播海内外,后世且有「大苏死后忙不彻,三教九流都扯拽。
」(清·禇人获《坚瓠集》),在文士中更是絶无仅有。
⒇
李廌(1159-1109)《师友谈录》记载一则苏轼的自叙:
「士大夫近年效东坡桶高檐短帽,名帽曰『子瞻样』。
廌因言之。
公笑曰:
『近扈从燕醴泉,观优人以相与自夸文章为戏者。
一优丁仙现者曰:
「吾之文章,汝辈不可及也。
」众优曰:
「何也?
」曰:
「汝不见吾头上子瞻乎?
」上为解颜,顾公久之。
』」
案蔡绦《铁围山丛谈》卷第一:
「有老吏常主睿思殿文字、外殿库事能言,偶得见泰陵时旧文簿注一条,曰:
『绍圣三年八月十五日,奉圣旨:
教坊使丁仙现祇应有劳,特赐银钱一文。
』乌乎,累圣俭德,类乃如此。
」(21)
又《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条:
「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
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
......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
又《梦梁录》卷二十「妓乐」:
「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杂剧本子,葛守诚撰四十大曲,丁仙现捷才知音。
」(《都城纪盛》略同)
可知丁仙现者本为汴京名优,不但常侍御禁中为「教坊大使」,亦曾当面以苏轼作场调笑以娯君王,且效果颇佳,苏轼亦忻然得色,此即东坡与名优相互认可的一个证据。
陈鹄《耆旧续闻》曰:
「宋氏子弟云:
元丰末东坡赴阙,道出南都,见张文定公方平,因谈及内庭文字。
张云:
『二宋某文某文甚佳,忘其篇目,惟记一首,是张贵妃制。
』坡至都下,就宋氏借本看,宋氏诸子不肯出,谓:
『东坡滑稽,万一摘数语作「诨话」,天下传为口实矣。
』」(22)
案「诨话」本「说话」之一科,参前揭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张山人,说诨话」及卷八「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条。
此非苏轼亦能此道之证据,抑或当时士夫亦「想当然耳」,以他为擅此说话之道的畏惧耶?
宋氏子弟的这种疑虑担忧不无道理,苏轼之才学兴趣,足以使他影响新兴的书坛。
叶梦得(1077-1148)《石林燕语》载苏轼作赋省试事:
「梅圣俞(1002-1060)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
然中引『皐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欧阳)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斥落矣。
即擢第二。
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
子瞻徐曰:
『想当然耳!
何必须要出处?
』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
」
杨万里(1124-1206)《诚斋诗话》版本里,还增加了这样的情节:
「(欧公问):
『见何书?
』坡曰:
『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
』欧阅之无有。
他日再问坡,坡云:
『曹操以袁熙妻赐子丕,孔融曰:
「昔武王以妲己赐周公。
」操问:
「何经见?
」融曰:
「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
」尧、皐之事,某亦意其如此。
』欧退而大惊曰:
『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23)
「想」谓想象,「当然」乃切合事物之规律。
钱钟书论及《春秋》之类史书描摹人物对话口吻,洞其心曲之奥秘隐微时,既设疑曰:
「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
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腹相语,属垣隠烛,何所据依?
」复自答云:
「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
」并进一步分证道:
「明清评点章回小说者,动以盲左,腐迁笔法相许,学士哂之。
哂之诚是也,因其欲增稗史声价而攀援正史也。
然颇悟正史稗史之意匠经营,同贯共规,泯町畦而通骑驿,则亦何可厚非哉。
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
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
」(24)也以为「史家追述」与「小说、院本臆造」,其间差距未必悬绝天壤,「想当然耳」正是二者可以「搭桥摆渡」之处,语尤明彻。
如果孔融还把「想当然」用于反讽,那么苏东坡就径以「想当然」作为捏合、牵扯、虚构之依据。
虽然所论非关小说创作,却无意中道出了此中真谛。
古代史书每以《春秋》义例,强调循事简约,言必有据,义隐而旨显,自然有其道理。
但文学却允许而且鼓励放纵想象,逞其恣肆,以曲形尽状,描摹事态人情。
以此观之,苏轼辞谢另撰《三国志》建议时,所云「某虽工于语言,也不是当行家」,或非自谦之辞,而是自知之明。
「想当然耳」还有第二义。
王士祯曰:
「小说演义,亦各有据......故野史传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胜秽史曲笔者倍蓰。
前辈谓村中儿童听说三国故事,闻昭烈败则颦蹙,曹操败则欢喜踊跃,正此谓也。
礼失求诸野,惟史亦然。
」(《香祖笔记》卷一〇)《管锥编》第五册引之,钱氏且曰「即余所谓野语虽未足据以定事实,而每可以征人情,采及葑菲,询于刍荛,固以史家所不废也。
」(页25)以今人之视线关注,诠释古事之细微曲折,亦即「以今度古,想当然耳」之一种,而且首先是讲史演「义」的创作要诀。
又叶梦得《避暑录话》:
「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
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珍畦。
有不能谈者,则强与之说鬼。
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絶倒,皆尽欢而去。
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
其家子弟甞为予言之如此。
」
则东坡贬谪时所欲听而怂恿人言者,皆可作小说观也。
案宋时除讲史之外,「说话本有四家:
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
」(《都城纪盛》)此之「士马金鼓」,应是当时「中兴名将」之类。
案宋太宗命馆臣李昉等集纂《太平广记》(成于983年),广搜著录历代传奇神异灵怪稗言,蔚成大观,其中尤以佛教西传及「三教论衡」期间流传之西土佛子,东土神仙及灵异情事为盛,遂亦为后世小说家之渊薮,如罗烨《醉翁谈录》夸耀小说人的「博览该通」,就特别强调了「幼习《太平广记》」,包括其模仿之作「《夷坚志》无有不览」。
(25)苏轼既出入三教,习听或喜听类似新异故事,自不为怪。
实际上「姑妄言之」较「想当然耳」更进层楼,可视为摒弃束缚,强调创作须自由想象之口号(26)。
一旦脱离六朝及唐传奇的神怪窠臼,遂能于寻常生活,伦常日用中不断生发新意。
这也是宋人平话突破传奇藩篱,走向新起点之标志。
而与苏轼同时的司马光编年体《资治通鉴》,又恰好提供了一个史实因果的逻辑框架,方便演义讲史据此而「想」像发挥,逞其对「当然」之创造灵感。
此即吴自牧所以言「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梦梁录》),罗烨强调「小说人」学养,亦强调「长攻历代史书」(《醉翁谈录》)之故也。
钱钟书曾批评「宋人作诗、文,贵『无字无来历』;品图画贵『凡所下笔处,无一笔无来处』;儒生说理,亦扇此风,斤斤于名义之出典。
」(27)则更见出苏轼名言「想当然耳」和「姑妄言之」乃卓荦不群之通识,正道出小说创作亟需脱离「言必有据」的文士窠臼,而尽力发挥自由想象的真谛,也是「宋学」脱离训诂考据,注重辞章义理的形象例证。
吴自牧《梦梁录·小说讲经史》:
「但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都城纪胜》此句作『顷刻间提破』)。
」
宋人小说结撰之要诀,在于擅长「捏合」和「提破」,如张邦基《墨庄漫录》叙伐冢者盗掘杨王孙、伯夷、叔齐墓的故事,跨越时空,将不同朝代素不相干的人事牵连一道,正是「捏合」。
赵令畤(1051-1107)《侯鲭录》则覆述了苏轼讲的一个故事:
「予饮少辄醉卧,则鼻鼾如雷,傍舍为厌人,而己不知也。
一日因醉卧,有鱼头龟身者,自海中来告曰:
『广利王来请端明。
』予被褐草屦黄冠而去,而不知身步在水中,但闻风雷声暴如触石,意亦知在深水处。
有顷豁然明白,真所谓『水晶宫殿相照耀』也。
其下则有骊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齐,眩目不可仰视,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
广利少间配剑而出,从以二青衣。
予谢以『海上逐客,重烦邀命。
』广利且欢且笑。
顷,南溟夫人亦造焉,自知不在人世。
少间,出鲛绡丈余,命予题诗。
予乃赋之曰:
『天地虽虚廓,惟海为最大。
圣王时祀时,位尊河伯拜。
祝融为异号,恍惚聚百怪。
三气变流光,万里风雨快。
灵旗摇红纛,赤虬喷澎湃。
家近玉皇楼,彤光照无界。
若得明月楼,可还逐客债。
』写竟进广利,诸仙递看,咸称妙。
独广利旁一冠篸水族谓之『鳖相公』,进言:
『苏轼不避忌讳,祝融字犯王讳。
』王大怒。
予退而叹曰:
『到处被相公厮壊。
』」
结末点题,即是「提破」(28),今人谓之「抖包袱」。
如无此语,则类唐人传奇《柳毅传》之类矣。
胡仔《苕溪渔隠丛话》以为「此事恍惚怪诞,殆类传奇异闻所载,又其诗亦浅近,不似东坡平日语。
」或正其「姑妄言之」的即兴创作。
苏轼出入三教,无所不窥,故能从容言谈神怪仙佛之事,
罗烨《醉翁谈录》夸耀「小说人」才情时说:
「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
......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
言无讹舛,遣高士善口赞扬;事有源流,使才人怡神嗟呀。
」(据《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今存宋人话本《种瓜张老》(即《古今小说》第三十三卷《张古老种瓜娶文女》)开篇七律引苏轼、黄庭坚、晁冲之三词注释,《西山一窟鬼》(即《警世通言》第十四卷《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开篇《念奴娇》词,接连引用陈先、李清照、欧阳修等十三位宋代词人的十四首词注释,便是上述「家数」的明证,而尤以《苏小妹三难新郎》(《醒世恒言》第十一卷)通篇集逞智斗捷,文字雅戏之大成。
这正是宋代文士日常嘲谑之游艺,如吕祖谦(1137-1181)《轩渠录》「东坡知湖州」言坡出联「髡阃上困」,得「钉顶上钉」条;《回文类聚》记「神宗熙宁间,北朝使至,每以能诗自矜,以诘翰林诸儒。
上命东坡馆伴之」,苏以「神智体」《晚眺》诗使「北使惶愧莫云」条;岳珂(1183-1234)《桯史》述「承平时国家与辽欢盟,文禁甚寛。
辂客者往来,率以谈谑诗文相娱乐」,辽使出联「三光日月星」,苏回「四诗风雅颂」及「四德元亨利」、「两朝兄弟邦」条,等等,则更属文字类的智力游戏了,亦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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