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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最后一个流氓犯牛玉强
专题:
最后一个流氓犯牛玉强
最后一个流氓犯纪实1
最后的“流氓犯”牛玉强将服刑至2020年6
揭秘中国最后“流氓犯”保外就医被认定在逃8
中国最后一位“流氓”的荒诞人生12
最后一个流氓犯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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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心提示
∙2 “严打”
∙3 结婚
∙4 重回监狱
∙5 寄托
∙6参考资料
核心提示
在新疆石河子监狱,囚犯牛玉强以“窝囊”而闻名。
打饭的时候,大师傅给别人盛两勺菜,只给他盛一勺。
他常要加班做工,回来时,狱友们大多已睡了一觉。
但他从不申诉,也不抱怨。
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囚犯指着牛玉强的鼻子说:
“就你这样的,都给罪犯丢人!
”
狱友们侃大山时,他就一个人坐在床边,翻出儿子的照片,看一遍,再看一遍。
他们大都不知道,眼前这个已经谢顶的中年人,曾经被判“死缓”,而他已背了26年的罪名,叫做流氓罪。
监狱里的大部分囚犯都不知道这段往事。
算上牛玉强在内,当年因为流氓罪而服刑的囚犯如今只剩下3个,而按照预计刑期,牛玉强将是全中国最后一个走出监狱大门的“流氓”。
“严打”
“从重从严从快,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
1983年,我国开始第一次“严打”,9月,《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公布,6种犯罪行为被大幅提高量刑幅度,其中,流氓罪列于首位。
北京京棉二厂的模范员工韩秀金一度认为这与她毫无瓜葛。
但就在当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儿子牛玉强出事了。
根据后来送交韩秀金的《刑事判决书》描述,牛玉强参与了流氓团伙“菜刀队”。
他犯下的罪行包括:
持械抢劫一名男青年,抢走一顶军帽;纠集同伙,将刘红家的窗玻璃砸碎;纠集同伙,威胁并殴打一名叫许林的青年。
对他的量刑是:
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时至今日,75岁的韩秀金依然能清晰记得大喇叭广播里高亢的声音:
“从重从严从快,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
邻居们关于牛玉强的一切记忆都和“流氓”无关。
他小时沉默、腼腆,喜欢画画。
街坊们都说,大强像个大姑娘。
在京棉厂宿舍大院儿里,没上学的孩子有十几个,他们拉帮结派,没考上高中的牛玉强也“入了伙”。
韩秀金说,大强的性格是别人说东,他肯定不敢说西,“不敢不去啊”。
韩秀金坚持认为,儿子是想脱离他们的,好几次,有“大哥”来找他的时候,他都会躲在门后,冲着母亲做出“说我不在”的口型。
后来,这群孩子成了“菜刀队”,其中有两个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这个被粉碎的犯罪团伙,
没有一个罪犯超过20岁。
1984年,没被枪毙的流氓犯都被送到石河子监狱劳动改造,牛玉强也在其中。
结婚
一到晚上,牛玉强就抱着儿子,哄他睡觉。
朱宝侠一度以为,日子就会这么平凡地过下去,还有点幸福。
回首一起服刑的日子,当年的狱友刘海龙对牛玉强的评价是,“一脚踢不出个屁来”,“太窝囊”。
牛玉强似乎只有一个念想:
“劳积(劳动积极分子),减刑,劳积,减刑。
”“没有人比他更听话。
”刘海龙说,牛玉强从不叫苦,也不申诉,“就拿自己当牛,当马。
”
劳改的工作是修水库,要运沙土上山。
别人拉五六百斤的沙土,牛玉强拉七八百斤。
刘海龙记得,牛玉强个子太小,拉车时稍一低头,就只能看见车在走。
1990年,因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牛玉强被连续两次减刑,改判为有期徒刑18年。
就在同年,由于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他患上了严重的空洞性肺结核。
年底,他被老父亲接回北京,体重不足90斤。
1991年,石河子监狱方面组成的保外就医考察组曾来到牛玉强家中。
经过评估,做出续保一年的决定,但据牛家人介绍,之后再没有人来过。
次年,牛玉强大病初愈。
街坊们说,大强变得更蔫儿了。
他很少出门,只是闷在家里写思想汇报,然后送到派出所,送到居委会,送到街道的司法所。
他很少跟人说话,碰见街坊
也会刻意低头,甚至买菜时也从不讲价。
1996年,在朋友介绍下,他开始与朱宝侠处对象。
头回见面,他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个犯人”。
妻子朱宝侠说,嫁给牛玉强,纯粹是图他老实。
2000年,他们生了个儿子。
一到晚上,牛玉强就抱着儿子,哄他睡觉。
朱宝侠一度以为,日子就会这么平凡地过下去,还有点幸福。
重回监狱
“怎么14年了都没个信,说带走就要带走!
”
不过,2004年4月,这种日子到头了。
两个穿深色夹克的狱警突然来到牛玉强家,要带他回新
疆服余刑。
“怎么14年了都没个信,说带走就要带走!
”朱宝侠急得直跺脚,牛玉强却不说话,一扭头进了里屋。
朱宝侠再三央求,狱警答应明天再来押人。
牛玉强是第二天中午离开的。
临走时,他没说太多话,使劲抱了抱刚5岁的儿子。
到了监狱,他又一次遇到了田跃进。
1984年,牛玉强刚进监狱时就认识了他。
田跃进是直接被带进面包车的,之前刚给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洗完澡。
事实上,和牛玉强同期突然被抓回去的“在逃犯”,共有27人。
而这27人被缉拿时,都已成家。
牛玉强后来才被告知,保外就医的十几年被监狱认定为“在逃未归”,将不算入刑期,他的刑期被顺延到2020年2月21日。
知晓这个消息时,家里刚申请到“低保”,这还是牛玉强临走前给居委会做义工,铲电线杆上的小广告,才争取来的。
石河子监狱作出的官方回复是,牛玉强长期脱离居住地,谁也找不到他,因此先后于1999年和2001年分别对其进行了网上追逃,无果后才派人押回。
但朱宝侠不服,她说,大强恨不得每天都去派出所报到,怎么就成在逃了?
朱宝侠念叨说,牛玉强是草民,但草民也是人,“这不是法治社会吗,不相信法律,我还能信啥?
”
韩秀金则对每一个到访的记者作揖。
茶水刚喝一口,她就会起身倒满。
“大强进去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呢。
”她颤抖着说,“2020年,他就是个老头了!
”
她觉得,儿子没杀人没放火,窝囊一辈子,凭什么。
寄托
他们一年只被允许打3分钟的亲情电话。
他会戴上表。
快到一分钟时,他急着让妻子喊老妈;快到两分钟了,他又着急要听儿子的声音。
3分钟太短了,短到他从来没有说出过再见两个字。
“牛玉强现在是太可怜了。
”老狱友王友立告诉记者,在狱中,牛玉强患了高血压,但为了不减工分,他拒绝住院。
他比以前更沉默,每天快熄灯时,他就捧着儿子的照片看,看着看着就哭。
朱宝侠告诉记者,他们一年只被允许打3分钟的亲情电话。
打电话的时间通常是大年三十,她说,只有那时候,一贯慢吞吞的牛玉强才会起急,说话才会“又快又大声”。
他会戴上表。
快到一分钟时,他急着让妻子喊老妈;快到两分钟了,他又着急要听儿子的声音。
3分钟太短了,短到他从来没有说出过再见两个字。
每每挂了电话,一家三口都会痛哭。
平时,书信是一家人的唯一寄托,最近半年来,牛玉强寄回家的信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短。
朱宝侠猜测,这肯定是因为“大强太累了”。
她捧着一沓子丈夫的来信念给别人听:
“老婆我好困,就写到这里吧”;“为了儿子,我才活着”;“我的信越来越少,你和儿子会生气吧?
生气也好,那样我就会打喷嚏,就能感受到你们了。
”
在朱宝侠的房间,能找到很多钉在墙上的老照片,其中大多是儿子的照片,从牛玉强离家那年起,她就经常为儿子拍照片,每年都拍,每月都拍,她说,等大强回来了,能再看儿子长大一遍。
老照片中,最大的一张是牛玉强夫妇的新婚照。
那是1997年的11月8日照的,没有婚纱,没有钻戒,他们只是“破天荒”地在厂里的饭馆摆了两桌喜酒。
照片里,朱宝侠穿着烟儿色带花毛衣,牛玉强则新买了一身藏蓝色西装。
那天,牛玉强格外高兴,少言寡语的他居然主动拉着新婚妻子,表演了一首《纤夫的爱》。
朱宝侠记得,当年的“流氓犯”贴着耳朵对自己说,“媳妇儿,我们要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
”
一个他们从不知道的新闻,就在1997年,《刑法》重新进行了修订。
此次修订中,原流氓罪被正式取消,并具体分解为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罪,量刑最高的可判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流氓罪的取消,被公认为中国法治社会日趋完善的标志之一。
据《中国青年报》
他曾在20岁时抢了一顶帽子,砸了一扇玻璃,打了一个人,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缓。
在劳改过程中,他因重病而被保外就医,并娶妻生子。
1997年,“流氓罪”从《刑法》中取消。
2004年,他却突然被抓回监狱,刑期被顺延至2020年。
按照预计刑期,他将成为全中国最后一个走出监狱大门的“流氓”
参考资料
最后的“流氓犯”牛玉强将服刑至2020年
编辑:
日期:
2010-12-814:
49:
00
牛玉强1965年出生于北京。
翻开1984年4月28日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上面记载了牛玉强犯下的“罪行”:
第一起是1983年5月的一天,牛玉强和几个朋友在北京某地抢了一名路人的一顶帽子;第二起则是牛玉强和朋友与另外几个人打了一架。
牛玉强被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保外就医回京
1984年底,牛玉强被押送到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
1990年,牛玉强因为表现良好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8年。
由于长期生活在条件艰苦的戈壁地区,牛玉强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
1990年10月,新疆监狱方面作出决定,由牛玉强的父亲具保,对牛玉强给予保外就医的决定。
当年11月1日,他回到北京后住进了医院。
1991年夏季,新疆监狱方面派人到北京评估了牛玉强的病情,作出了续保一年的决定。
一年后,病情仍未明显好转的牛玉强和家人等待着监狱方面再次来人考察,但始终没有人来。
在此期间,每个月的月初,牛玉强都要在老父亲的陪伴下向管片民警汇报自己的思想及活动。
新婚期间“流氓罪”被删除
1996年,牛玉强经人介绍认识了河北女子朱某。
1997年夏,牛玉强与朱某办理了结婚登记。
1997年7月1日,经过第四次修改之后的新刑法正式实施,流氓罪被删除。
2004年夏季的一天,两名新疆警察来到牛玉强家,告诉他监狱曾经多次来信或是给北京警方发函要求他返回监狱,甚至两度在网上通缉牛玉强,但他迟迟没有返回,已被列为逃犯,所以特地前来抓捕他。
自己明明在家里待着,并且每月都要到派出所汇报思想,怎么成了逃犯呢?
牛玉强的妻子向管片民警询问情况,经查发现监狱方面确实曾两次通缉牛玉强。
第二天,牛玉强在和妻儿告别后,继续服刑去了。
为什么北京警方会对来自新疆监狱的信函置之不理呢?
面对记者的“协捕”疑问,当年负责牛玉强家片区的民警给出了“我是后调到该警务区的,对通缉的情况不了解”的说法。
刑期顺延至2020年
2004年底,一份来自新疆石河子监狱的资料邮寄到了朱某手中。
资料显示,由于牛玉强保外就医迟迟不归,所以经过研究决定对其刑期顺延,由原来的2008年4月28日释放顺延到2020年4月28日。
牛玉强将是最后一个在我国监狱里服刑的流氓罪犯,他将成为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犯”。
从那一刻起,朱某开始为丈夫的事情奔走起来。
“我丈夫14年里一直在家呆着,哪里也没去。
”朱某认为,这是监狱方面在推卸责任。
北大法学院教授王磊:
监外14年应计入刑期
“流氓罪”已被取消,牛玉强是否还该服刑?
他在监狱外度过的14年是否应该计入刑期?
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磊。
是否还要为业已取消的“流氓罪”服刑?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磊说,1997年7月1日之后,刑法就已经取消流氓罪这个罪名。
虽然取消了流氓罪,但刑法第12条也规定,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根据这条规定,牛玉强还是应该为此服刑。
但王磊同时指出,此案发生在1984年,不排除当时存在判刑过重的可能。
加之流氓罪罪名已取消,因此考查当时具体的犯罪事实后,应朝着有利于当事人的角度来判定。
监外度过的12年是否应计入刑期?
王磊认为,这个问题不应该朝着有利于公权力的角度来思考,而应本着保护当事人权利的角度来对待。
根据报道,从1990年至2004年的14年(包括保外就医的2年)间,牛玉强从未离开家,并未有意逃避回监狱服刑,相反还经常向住所地警方汇报思想情况,遵纪守法。
王磊说,这些表现都证明未回监狱服刑过错不在牛玉强。
王磊说,两地警方在12年间都没有要求牛玉强回监服刑,不排除警方出现了工作上的失误。
如此来看,牛玉强未回监服刑的责任不应该由他本人来承担,他在监狱外度过的12年应该计入刑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警方是否有过错或失误,举证责任应该在警方,而不该由牛玉强来举证。
他只需要证明自己没有有意逃避服刑就够了。
”
【综合12月3日《新闻晨报》、《法制晚报》】
揭秘中国最后“流氓犯”保外就医被认定在逃
2010年12月19日14:
22羊城晚报
牛玉强和家人在一起网图
他因流氓罪获刑入狱保外就医十多年后变成“逃犯”再度入狱此时,“流氓罪”早已寿终正寝……
牛玉强——末代流氓犯
羊城晚报记者鲁钇山实习生郑飞陈文宇
27年前,因为抢帽子砸玻璃,他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缓,关在新疆的监狱。
20年前,他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8年,并因肺结核保外就医回到老家北京,娶妻生子孝敬老人。
6年前,监狱找上门来,将他当“逃犯”抓回新疆,他的刑期被顺延至2020年……
说起牛玉强,亲人和街坊邻居的说法是:
“老实,太老实了。
”和他一起在监狱里呆过的人则称:
“老实得有点窝囊。
”如今,“流氓罪”已然不存在,老实的牛玉强成了“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罪犯”。
牛玉强的妻子朱宝侠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细数牛玉强事件的来龙去脉。
逃犯
1990年,因“流氓罪”服刑六年的牛玉强获准保外就医;2004年夏,狱警来到他在北京的家中,告诉他:
他是两度被网上通缉的“逃犯”。
1983年,牛玉强参与了流氓团伙“菜刀队”的活动。
他和同伙们持械抢劫一名男青年,抢走了一顶军帽。
他还纠集同伙,将别人家的玻璃窗砸碎,并威胁与殴打了一名叫许林的青年。
法院对他的量刑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84年底,牛玉强被带到新疆石河子监狱,开始了牢狱生涯。
老实内向只会埋头干活的他,因为表现良好,于1986年被改判为无期徒刑,1990年又减刑为有期徒刑18年。
同年,他患上了肺结核,年底,牛玉强被老父亲接回北京。
1991年,石河子监狱组成的保外就医考察组曾来到牛玉强家中。
经过评估,做出续保一年的决定。
次年,病情略有好转的牛玉强等待着监狱考察组的到来,但却没人再到北京来。
其间,牛玉强每个月月初都要在家人陪伴下到北京市朝阳区一个派出所,向民警汇报自己的思想及活动。
牛玉强和朱宝侠相识,是在1996年。
朱宝侠说,当时是经人介绍认识的。
初次见面,牛玉强就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全部告诉了朱宝侠,这让朱宝侠觉得他诚实、可靠。
1997年夏季,牛玉强和朱宝侠登记结婚。
由于身体不好,牛玉强不能出外工作,这个被朱宝侠称为“很爱干净”的人,承担起所有的家务活,厕所、厨房天天擦洗,把家里照顾得很好。
“生活虽然不富裕,但也很幸福。
”朱宝侠说。
2000年,牛玉强和朱宝侠生了个儿子。
因为朱宝侠要上班,孩子主要由牛玉强照料。
“他很疼孩子,和孩子的关系也很好,教孩子写字的时候,如果孩子写得不好,我骂孩子,他都会在旁边劝阻,很心疼孩子。
”那时候的生活平淡而温馨,他们都认为这样的日子会持续下去。
刑期
已生效的判决必须执行,“废罪”的“余刑”也一样。
保外就医的时间依法要计入刑期,但监狱应该及时掌握保外就医犯人的身体状况,在适当的时候及时收监,这是监狱的责任。
牛玉强因流氓罪获刑,至今仍在服刑,而流氓罪已经废止多年。
这种因“废罪”获刑,并在新法实施后仍在服刑的犯人,该如何处理?
对此,众多法学专家普遍认为,从严格的法律角度考量,已生效的判决必须执行,这完全符合法律的实质要义,所以“废罪”的“余刑”也一样要执行,这是无可争议的。
部分专家则表示,如果判决本身确因时代等原因有严重问题,也可以通过特赦、减刑等方式来进行纠正。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建武便如此认为。
那么,在因“废罪”服刑期间,保外就医的时间是否可以计入刑期?
对此,学者们表示,保外就医的时间依法是要计入刑期的。
广东省律师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主任何富杰表示,按照法律规定,当身体已经痊愈之后,监狱就应该将犯人重新收监,这是监狱的责任。
监狱应该及时掌握犯人的身体状况,从而采取措施,否则监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
以牛玉强案为例,他最初在家的两年,其保外就医时间计入服刑时间是没有问题的,而此后监狱没有及时掌握其身体情况并采取措施,其后他在家12年时间也应该按保外就医算入刑期,牛玉强只要服剩下的刑期即可。
2004年夏天,生活的转变突如其来。
朱宝侠说,那天两名新疆警察来到她家,告诉牛玉强监狱曾经多次来信或给北京警方发函要求他返回监狱,甚至两度在网络上通缉他,但他迟迟没有返回,已经被列为逃犯,这次是特地前来抓捕他。
这个如晴天霹雳般的消息让这个家庭顿时陷入恐慌。
朱宝侠难以接受:
“他整天在家里待着,每月都去派出所汇报,怎么会是逃犯?
”牛玉强却始终沉默。
第二天,狱警再次登门,临走时,牛玉强嘱咐朱宝侠好好照顾家里,“他不让我跟他一起去,说他过几年就回来了。
”
牛玉强以为,按改判后的判决书,他在2008年4月就能出狱与家人团聚了。
2004年底,朱宝侠得知,牛玉强保外就医的十几年被监狱认定为“在逃未归”,不算入刑期,牛玉强的刑期被顺延到2020年2月21日。
这个消息让朱宝侠的最后一丝希望落空了,于是,她辞了工作,到处为牛玉强的事情奔波。
“人生能有几个12年?
现在是法制社会,我相信老百姓的权益会得到保护的。
”
朱宝侠说,牛玉强每年只能在春节打一次电话回家,只能讲3分钟。
“每次通话时间都很紧张,我放下电话就哭。
”朱宝侠平时和丈夫联系只能通过写信,“他会说说那边的情况,让我们不要担心,也说想念家里。
”
今年9月,曾经与牛玉强同在监狱里服刑的田某刑满回家,朱宝侠从他那里知道了丈夫在监狱里的情况。
“他还是很安静,只会埋头干活,也不会跟狱警打招呼,不懂得自己去争取。
”朱宝侠说,牛玉强患有心肌膜炎和高血压,现在监狱已不允许寄邮包,无法给丈夫寄药了。
牛玉强家里还有11岁的儿子和75岁的母亲,儿子是在媒体报道此事之后,才知道父亲在监狱服刑。
此前,他一直不明白牛玉强为什么不在家。
母亲韩秀金患有心脏病,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在有生之年再见儿子一面”。
罪名
所谓“口袋罪”,是指因为规定过于宽泛导致很多违法犯罪行为都可以归到同一个罪名下,从而使该罪名成了一个什么都能装的“口袋”。
“流氓罪”和“投机倒把罪”便都曾是“口袋罪”。
在法学界,1997年新刑法通过之前有一些公认的“口袋罪”,其中以投机倒把罪、流氓罪最为闻名。
所谓“口袋罪”,是指因为规定过于宽泛导致很多违法犯罪行为都可以归到同一个罪名下,从而使该罪名成了一个什么都能装的“口袋”。
“流氓罪”和“投机倒把罪”便都曾是“口袋罪”。
这两个“口袋罪”的发展演变过程,是中国法治进程的一个重要标本:
———流氓罪。
源于1979刑法第一百六十条:
“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其后,相关部门不断对流氓罪进行司法解释,“霸占售票窗口,强行发放自制的编队序号,迫使旅客购买序号”算流氓罪,“未婚男子以‘恋爱’为名,玩弄女性,奸淫多名未婚妇女,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也算流氓罪。
1997年,新刑法通过,流氓罪被取消并分拆为具体名目的多个罪名:
即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淫乱罪和引诱未成年人参加聚众淫乱罪、盗窃、侮辱尸体罪,并确立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以及猥亵儿童罪。
这些分解出的罪名在量刑时全部废除了死刑和无期徒刑。
“流氓”罪的叫法也从刑法中彻底消失。
———投机倒把罪。
源于1979刑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以走私、投机倒把为常业的,走私、投机倒把数额巨大的或者走私、投机倒把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投机倒把是指以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套购转卖等手段牟取暴利的行为。
1987年9月17日,国务院颁布《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规定的11种投机倒把行为,都是当时没有法律规范的行为。
其中包括:
倒卖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自由买卖的物资、物品的;从零售商品或者其他渠道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的;倒卖国家计划供应物资票证,倒卖发票、批件、许可证、执照、提货凭证、有价证券的;倒卖文物、金银(包括金银制品)、外汇的等。
1997年《刑法》取消“投机倒把罪”,2009年8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再次审议的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草案,删去法律中“投机倒把”、“投机倒把罪”的规定,并作出修改。
2009年1月15日,国务院以“调整对象已消失,实际上已经失效”为由,宣布《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正式废止。
中国最后一位“流氓”的荒诞人生
2010年12月17日09:
17新民周刊
[导读]牛玉强的黑色人生,离不开“严打”。
这项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刑事政策已有50余年的悠久历史。
高墙之内,早日减刑回家成为牛玉强活下去的理由
中国最后一个“流氓”
“流氓罪”和“严打”是牛玉强的悲情史中抹不去的两个关键词。
由于有关方面的推诿和不作为,他的刑期被顺延至2020年2月21日,据此,牛玉强将是全中国最后一个走出监狱大门的“流氓”。
记者/应琛
“流氓”一词,由来已久。
按学者朱大可考证,“流氓”原指丧失了土地家园与灵魂家园的人,其涵义随时代的延宕而逐渐狭隘化,最后演变为一种伦理之恶,遭到了国家的厌弃,并作为一种罪名被纳入律法之治。
很多今天看来根本不算犯罪的行为,却在当年“从重从快”的“严打”政策之下获得重判。
作为著名的“口袋罪”,流氓罪及其相关案件,更像是一个幽暗年代的黑色幽默。
1997年,新刑法正式实施,流氓罪被永久删除。
但这个由时代造成的悲剧,却并未画上休止符。
最新登场的主角叫牛玉强,他的青春曾与流氓罪打了个照面,从此青黄不接,命运多舛。
按照刑期计算,牛玉强将是全中国最后一个走出监狱大门的“流氓”。
牛玉强到底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
是谁让他成为了中国最后的“流氓”?
在流氓罪被取消多年以后,他又是否仍要为那一段荒诞的历史买单?
从“严打”到保外就医
12月的北京气温虽已接近冰点,但只要不刮风,并不会像南方的湿冷那般令人难受。
牛玉强的家就在北京八里庄一幢有着30多年房龄的6层公房内。
沿着楼梯来到顶层,楼道内已经囤积了一大堆过冬用的大白菜。
敲开牛家大门,一个身高不足一米六、40多岁的女人出现在门口——她就是牛玉强的妻子朱宝霞(化名)。
房间内,牛玉强的老母亲、妹妹和妹夫已早早地等候着记者的到来。
这是一个只有五六十平米的两居室,房间内尽是些简单而破旧的家具,斑驳的墙壁上,随处可见石灰掉落的痕迹。
采访在牛玉强母亲的房间内进行,如今已75岁高龄的牛母热情地给每个前来的记者倒了一杯茶。
一阵忙活之后,牛母坐在床边,回忆起了那段充满悲伤的往事。
1983年,我国开始第一次“严打”,9月,《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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