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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的生活方式窥探动荡中的思想学术自由赵老师批注版
从民国文人的生活方式窥探动荡中的思想学术自由
第1章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的关系
1.1思想自由的形成过程
1.2学术自由的形成过程
1.3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的关系
第2章思想自由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高潮
2.1晚清思想自由理念的启蒙
2.2新文化运动中的自由思想
2.2.1新文化运动的爆发
2.2.2民国文人思想学术自由的表现
2.2.2.1胡适—自由主义的践行者
2.2.2.2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蔡元培时期的“北大精神”
第3章思想自由与生活方式
3.1从传统到近代的生活方式的变迁
3.2思想自由与生活方式的辩证关系
3.2.1民国思想学术自由了民国文人生活方式
3.2.2民国文人的生活方式促进了民国思想学术的自由
第4章民国思想学术自由在文人生活方式上的表现
4.1民国初期的婚姻自由
4.2近代服饰的变革
4.3自由的择业观
4.4饮食文化的中西合璧
结语
参考文献
结构建议:
一、民国文人的生活方式(你原来的第4章)
(一)衣食起居(4.2与4.4合并)
(二)婚姻自由
(三)自主择业
二、民国的思想学术自由
(一)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原第1章,2.1,2.2.1合并糅合)
(二)民国思想学术自由的表现(分为思想自由的表现,学术自由的表现。
把胡适和蔡元培的史料揉进去,必须再加别的知识分子的史料,找他们思想自由的共同点,学术自由的共同点,绝对不能把一个人从头写到末,必须把一个人按照我们结构的需要解剖为各个方面,用在该用的地方。
你比如胡适的衣食住行婚姻工作分别拆开用在第一部分,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表现分别拆开放在第二部分。
别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
三、民国文人的生活方式与民国的思想学术自由(这部分是上述一、二部分的横向联系,写的时候注意挖掘层次关系)
(一)民国文人生活方式是民国思想学术自由的表现
(二)民国文人生活方式促进了民国思想学术的自由
摘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我国知识分子在民国这个特殊时期的精神追求。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西方各种学说思想纷纷涌入中国,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思想发生巨变,他们不仅在思想和学术上要求自由独立,而且在生活上也表现得特立独行,各种令人费解的怪异行为恰恰是他们思想精神自由发展的产物。
关键字思想学术自由人格独立生活方式大学自治民主
民国(1912—1949)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新与旧、传统与近代相互碰撞的历史时期。
随着庚子赔款留学生的回国,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思想,民主与自由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清末新政中科举制的废除,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摆脱了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选择模式,在新的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的职业选择开始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出现了诸如教授、作家、编辑等各种独立职业,促成了思想自由发展的新局面。
当今学术界对于民国文人的思想自由和民国文人的生活情趣和奇闻轶事的研究可谓著述繁多,但对于从民国文人生活方式上的不同选择为出发点来窥探其思想上的自由精神等方面仍有些不足,本文以民国文人的生活方式为经,以其思想学术自由发展为纬,从物质层面来探析精神上的发展。
第1章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的关系
1.1思想自由的涵义
所谓的思想自由是指一个人的思想不受社会、传统习俗和宗教等势力的束缚,能够根据个体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和个人需要,有选择有计划的进行自由分析和探索。
换句话说就是“思想自由就是公民凭借自我独立思考而产生理论、学说、观点、信仰、主张等抽象思维结论的自由。
”由此可见,思想自由的前提是保证拥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和不受外界约束的社会立场,能够在道德和法律的许可范围内自由的进行学术研究和思想著述,思想自由囊括甚广,其中最重要的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学术自由等,按《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对思想自由含义的具体界定,思想自由是指一个人“进行思考,形成一定主张、意见和想法的权利,思想自由强调个人内心活动的自主性,它是保证公民依照自己的世界观和思维能力进行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做出各种自主性行为的基础。
”
思想自由一词源于西方社会,在14、15世纪为了打破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长期桎楛,在意大利以但丁,彼特拉克等人文主义者率先发起了以“人权”代替“神权”,呼吁个性解放,强点自由平等的文艺复兴运动,从此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观念开始得到广泛传播,直到法国启蒙思想运动兴起,它开始明确批评封建思想专制,强调人权至上等自由主义观点。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
“要享受自由的话,就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什么就说什么;要保全自由的话,也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法]孟德斯鸠著:
《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思想自由之风已开始全面复兴。
1.2学术自由的含义
学术自由源于德语akademischefreiheit,英语译为academicfreedom,它最原始的意义是“学术界自由的进行学术研究的自由”,是一种不依附于任何势力,不盲从于任何权威的纯粹的学术探究精神。
学术自由最初的产生可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所设立的“学园”,这是一座从事学术研究的“象牙之塔”由于古希腊是一个充满理性充满自由的时代,在这种时代背景的影响下,产生学术自由的条件也应运而生,“以一种自由的精神从事学术的研究与探讨”(周光礼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期刊】2002.3)。
学术自由的明确提出是在中世纪伴随着近代大学的出现而产生的。
中世纪(MiddleAges),约公元前1066年—公元1453年,这一时期欧洲没有一个强有力地统一的封建王朝来结束频繁的战争,科技和经济发展滞后,被称作是中世纪早期的“黑暗时期”,在此时大学中的学术自由完全处于一个停滞甚至是倒退的阶段,直到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期)学术自由开始走出黑暗并在德国得到了实践和进一步的发展,1674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创办了以“思想自由”为宗旨的哈雷大学,被誉为“思想自由之堡垒”,之后又与1737年建立了哥廷根大学,再次举起了学术自由的大旗,取消了神学对其他学科的监督,使神学丧失了凌驾与其他学科之上的专制地位,形成了真正的学术自由的氛围。
学术自由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真理,或者取得在最可靠的证据基础上建立的结论,教授和研究人员应该忠实地探索。
他或是她必须是一个摆脱了任何束缚的工作者,不接受外界企图灌输的或炮制的证据的指挥,不被收买”(美.胡克学术自由原则【J】文摘1985).
1.3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的关系
思想与学术的是一种相互支撑的关系,它们互为表里,思想自由是学术自由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学术研究的自由发展正是思想自由的直观体现,没有思想自由就不会产生学术上的自由,两者互为存在,正如根与枝的关系,进行学术的自由研究必须要保证有一个自由的社会身份和独立的人格意识,即学术自由是超脱了外界物质诱惑的纯粹研究,这便需要思想上的自由来做支撑,荷兰哲学家斯宾诺在论述《神学政治学》中论述思想自由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时所说“思想自由对于科学和艺术史必要的,因为,若是一个人判断事物不能完全自由,没有拘束,则从事科学和艺术,就不会有什么创新和收获”(荷兰.斯宾诺神学政治学【M】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92版274页)因此,可以看出学术自由的本质就是学术自由。
第2章思想学术自由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高潮
2.1晚清思想自由理念的启蒙
在20世纪的中国,严复是最早将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介绍入中国的。
1895年2月严复撰写了《论世变之亟》一文,他深刻分析了中西文化的不同之处,他在文中声称西方“苟扼要之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邢政则屈私,以为公而正。
斯二者,与中国理道无异也。
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严复<论世变之亟>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版2、3页)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严复认为学术和行政的发展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都是没有本质区别的,至于成败不同的原因只在于这个国度中自由是否充分。
中国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中处于劣势,任人欺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2000年的封建专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具备独立的人格意识,看不到当前世界的发展局势,更不能做出有效的判断,无法真正的是中国发展起来,因此为了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以世界强国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必须重视自由,强调自由,这也是严复开始宣传自由主义的根本出发点。
19世纪末,维新变法失败后,严复系统的翻译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包括《天演论》、《群己权界论》、《法意》等,是西方思想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并得到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赞同和接受。
紧跟严复步伐的梁启超接过了民主自由的旗帜,梁启超以鲜明的笔调先后写下了“中国大学思想变迁”、“新民记”等文章,他强调“思想学术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
帮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梁启超撰夏晓虹导读.论中国思想学术变迁之大势【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他认为思想学术的发展,深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并向青年一代积极鼓吹民主自由意识。
与此同时,梁启超认为要想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成绩和突破,就必须要赢得精神上的自由,他在总结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的原因时说其在于“思想言论之自由,蕴蓄之宏富”。
思想学术自由真正得到发展和广泛传播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大多都接受了当时的先进思想,极力宣扬自由主义。
2.2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学术自由
2.2.1新文化运动的爆发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用非法手段窃取了革命果实,并开始积极准备称帝复辟。
1913年6月袁世凯亲自发表“尊孔令”,鼓吹了“孔学博大”。
1914年又发布《祭圣告令》,通告全国举行“祀孔典礼”,为复辟创舆论声势,为支持袁世凯的复辟行动全国各地掀起来一场尊孔复古的逆流。
为此,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在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反封建的运动。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分散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从事着各类不同的工作,他们不属于任何势力,以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表言论、传播自由思想。
而当时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和频繁跌换的统治政府更是给了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时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已在中国得到很大的传播,清末留学生的回国也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样,他们仿佛生来就拥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人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自由权利”(林贤治.五四之魂【M】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9)1919年陈独秀在北京创办《新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正式爆发。
新文化运动以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为口号,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等为主要内容,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
一时间,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等人纷纷发表文章,表示拥护支持新文化运动。
李大钊曾在《孔子与宪法》一文中指出“孔子者,历代专制之护符也”(1917.1.30<甲寅>日刊),强调要想思想学术自由必须打倒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思想,是中国人民摆脱精神上的枷锁。
这场“革命”以传播西方民主思想反对封建文化专制为宗旨,他们呼吁个性解放,宣扬个人主义,思想学术自由思想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实践,并涌现出了一大批自由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
新文化运动打破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民主自由精神的传播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思想的成熟,并在政治上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批关心国事,救亡图存的现代人才。
2.2.2民国文人的思想学术自由的表现
2.2.2.1胡适—自由主义的践行者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考取了庚子赔款,赴美留学7年,1917年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后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共同领导了新文化运动,他反对封建主义,宣扬个性自由积极主张白话文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
胡适少年时深受严复和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他在《四十自述》中曾言“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原刊《新月》第三卷第7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但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于在美留学期间,胡适在美7年,全面接触了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习惯等,在思想方面他深受杜威和罗素的影响,学习并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怎样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看做待证的假设”(胡适《接受我自己的思想》【A】唐吉庵、刘燕云编,胡适《教育论著述》【C】北京教育出版社1994,284)因此,胡适一直都提倡自由主义,宣扬怀疑主义,最终确立了自由主义思想。
1917年夏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全面提出文学改革的“八不主义”并积极提倡读书做文章使用白话文,所写的《尝试集》是我国第一篇白话诗集,1918年6月15日又发表《易卜生主义》宣扬个性解放,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全面形成。
强调个性解放宣扬思想自由
在新文化初期胡适就主张个性解放,他认为个性解放就是摆脱专制束缚,形成独立的人格和个人的自由精神,个体只有站在独立的立场上才能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胡适认为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
它的特性有两种:
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做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付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文集》第二卷第5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就是独立的精神,不依附任何人也不盲目听从“用负责任你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胡适极力鼓吹的个人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广泛传播,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混战不已几乎没有个人自由可言,因此胡适的这一番言论仿若是在黑暗中的一束光亮,也表现一个坚持自由思想期望国家富强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拳拳爱国之心。
思想自由是胡适一生的追求,在胡适看来思想自由最重要的体现便是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即人们可以任意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人们拥有何种信仰,何种思想观念政府不应该干涉更不能强制牵制,应该完全由个人的自由意志决定。
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实行的专制政策,甚至在一个时期,胡曾多次明确批判蒋介石的专制行为他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一文中呼吁
我们所以要争我们的出版、结社和言论的自由。
第一是要尽我们的微薄绵力,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做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监督指导的天职;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点新风气,引起国内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和监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对于自由的争取并不会因为强权势力而有所退却,并在文中进一步论证思想自由对于社会发展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他以西方国家发展为例,他认为正是400多年前的文艺复兴和马丁.路德德宗教改革,使人们的思想从封建神学的桎楛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个性发展和自我的完善,使得思想自由得到多元化的发展。
“二十年不谈政治”
胡适在1917年回国之际曾谈到一个问题说“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并且表示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然而对于胡适而言还是对政治感兴趣的,早在美国时他就曾经深入研究过美国政府的制度和三权分立、民主政治,在回国之后面对接踵而来的社会问题,胡适依照西方的敏数字有模式,于1922.5联合北大校长和其他16位著名自由主义者共同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建立一个“公开的”、“宪政的”、“民主的”政府,并指出当前中国政治黑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读书人自命清高,不参与政治导致的,因此他提出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组成“好人政府”改变现状,这是胡适第一次将自由主义思想应用于政治实践中,也是首次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宣扬政治主张,但在这次政治主张失败后胡适逐渐远离了政治漩涡,专心于学术研究。
但当他看到国民党政府制定的《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的决定》时,忍不住写信给司法院长王崇惠严厉指责国民党政府的一党专制行为,再次亮出了自由主义的大旗,要求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国民党政府的行为,种种行为都鲜明的体现了胡适的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新月》杂志曾高度赞扬胡适说:
“痛论中国人民没有法律的保障,不能享受应有的自由,根据事实用严谨的态度,大无畏的精神,向国人尽一个诚挚的忠告,在这个人权被夺几乎没有剩余的时候,胡先生的文章应是我们民众所不可不读的了”
胡适一生都在坚持着独立的精神和思想的自由,只是在那个混乱不堪的年代,环境并没有给他太多施展的机会,自从胡适卸去驻美大使的职务后便一心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刘东在《衰亡政治中的自由知识分子》中对于胡适有过精辟的总结:
“他总是号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但又总是注意保持个人的独立地位;总是珍重自己对政治的发言权,但又总是超乎政治之外地不愿付出卷入其间的代价;总是强调个人的独立判断能力,但又总是愿意以社会共同利益为准绳;总是批评社会的种种弊端,但又总是保持一种温和节制的态度;总是和现存的政治组织离心离德,但又总是尊重和利用现行的法律秩序;总是要求社会制度的不断改革更进,但又总是不赞成使用激进的手段;总是祈望人类历史的不断进化,但又总是渴望看到这种进步能够取道于缓慢的调整;总是在内心深处对人的生存状态怀有强烈的价值理想,但又总是倾向于在现实层面采取审慎的经验主义方法……他在小心翼翼地、左右为难地维护着个人的自由。
”
2.2.2.2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蔡元培时期的北大精神
学术自由与大学的关系
学术自由是伴随着大学的建立而产生的,学术自由的实现最终也只能在大学里完成,是大学治理的核心理念,一般看来学术自由有两层意思,一是教授的自由,具体指在校教师在其职位范围内可以自行安排授课内容的课时进程,对于学校建设可以提出任何有效建议,可以自由的发表学术观点,学术自由是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外在环境的重要保证,也是大学实行自治的最高境界;二是学生的自由,对于学生而言除了学校规定的必修课以外可以有计划有目的的根据自身需要进行课程选择,可以在学校纪律规定的范围内参加或创办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进行各种学术交流。
蔡元培时期的北大精神
蔡元培1868年(清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为我国的现代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被称作是“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先驱”(胡耀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辛亥革命胜利后,蔡元培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在1911年底担任教育总长一职,并与1912年初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在文章中他否定了前清教育中“忠君”“尊孔”思想,他认为“尊孔与自由信仰相违背”,主张用思想自由来代替思想专制,对民国以后的教育影响甚大。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执掌北大,开始了蔡元培时期的大学自治时代。
蔡元培在对北京大学进行整顿时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元培的办学思想深受柏林大学的创建者冯波德(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的影响,蔡元培认为,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应该包罗万象,博采众家之才,促进学术发展的融合,因此在关于如何整顿北大是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任他们自由发展”。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宇宙风第56期1938.1.1)
吸收进步学者开“教授治校”先河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在维新变法中幸存下来的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在创办前期,所收学生皆是八旗贵族和官宦世家子弟,1902年桐城派领袖吴汝纶成为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一时间,桐城派占尽优势,顽固派人士迅速增长,他们大多沿袭古人学风,内容死板空洞,不利于蔡元培所倡导的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于是蔡元培开始聘请社会名士到北大任教,活跃大学学术气氛,增添新鲜血液。
如于1月13日聘请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激进主义分子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张);共产主义信仰者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自由主义者胡适任北大文科教授;保守主义者梁漱溟;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一时间北大人才云集,学术风气耳目一新,这些人成为当时北京大学的重要中坚力量“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仅仅局限于口号上的高呼,从上段内容我们看到在北大允许各种思想观点的并存,蔡元培在法德留学多年深知知识和人才对国家的教育和文化有着怎样的重要地位,鉴于此,从国民教育的角度出发,他更加看重的是他们是否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而不是看他们属于何种政治派别,因此在北大的教授之中不仅有接受了西方自由思想的新派知识分子,也有属于前清的传统文人,他们在思想上保守落后,但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却有独到的见解,也是蔡元培聘请的重要原因。
辜鸿铭(1856—1928)祖籍福建,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精通德、英、法、希腊等多国语言,曾为张之洞幕僚20余年,辜鸿铭因对英国文学有专长而被蔡元培聘为文本科教授并主讲英语。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江苏仪征人,是著名的古文经学家,著有《庄子校义》《荀子》等蔡元培因其国学造诣精湛,遂于1919年聘为文科教授。
当新潮派的学生在攻击辜鸿铭、刘师培等人时蔡元培说:
“我希望你们学习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复辟拥护君主立宪”(曹建《蔡孑民先生的风骨》)
在广泛吸收社会精英的同时,蔡元培也在着手对学校体制进行改革,取消以前由校长独揽大权的专断行为,改为民主办校,他仿效德国大学制度倡导“教授治校”设立评议会,由各科学长和教授推举评议员若干名,组成评议委员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并制定《评议会章程》规定:
课程内容设立或取消,聘请教授等重要事宜,须经评议会审查通过方能生效,讨论决定后即使校长也无法更改。
由此可以看出经过此项决议的设置“中国开始了近代大学学术自由的兴盛时期”(高天明学术自由与中国近代大学精神)。
鼓励学术研究创办社团刊物
蔡元培认为真正的大学应该是以一种独立自由的精神从事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应尽可能的给予大学一定的自主权,保持学术活动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他反对学生“奔竞及荡游的旧实”认为“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二十二周年开学仪式上的演说),因此在他的鼓励下,北京大学创办了各种社会团体并相继出版了各种杂志,学术研究之风蔚然而起,到20世纪初北京大学著名的社会团体有新闻研究会、地质研究会、画法研究会、新潮杂志社、技击会等社会团体;除了各种社会团体的创办外,北京大学出现了各种刊物如《北京大学月刊》等刊物,这些措施打破了从前沉闷和颓废的社会风气,杨晦回忆说:
“当时校内的学术思想活动是很活跃的,随着新旧思想斗争的展开,平常除了北京大学日刊每天出版外,还有宿舍的影壁上、墙上,随时出现的海报、布告等,有人发出什么号召,就有人响应,说开会就有人去......学术思想斗争与社会生活同时在北大活跃”(学术演讲启事)
蔡元培在北大的一系列措施,其实质是在教育制度方面及学术思想领域的一场反封建的革命,它促进了民主自由思想在青少年中的传播,并从侧面保护了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掀起了追求自由渴望解放的文学热潮。
第3章思想自由与生活方式
3.1从传统到近代的生活方式
1840年西方列强凭借着坚船利炮打开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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