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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都门学的文化功能与历史误读
鸿都门学的文化功能与历史误读
【摘要】鸿都本为东汉藏书之所,汉灵帝即位后在鸿都门设待诏,以辞赋、书画等技艺相招。
后出于校订经书的需要,遂置鸿都门学。
灵帝不通过东汉官吏选任机制,开卖官鬻爵之路,直接敕命鸿都门待诏、鸿都门生出任地方高官,此为后世称为鸿都门榜。
蔡邕、杨赐、阳球等人上书反对的是鸿都门榜,而非鸿都、鸿都门学本身,我们有必要厘清这一历史误读。
【关键词】鸿都门学;藏书;写经;鸿都门榜
对鸿都门学的讨论,往往以光禄大夫杨赐、尚书令阳球和议郎蔡邕的奏疏作为资料,对其文化作用进行辨析,涉及到鸿都门学设置的政治背景、文化意图以及文学功能等。
[孙明君:
《第三种势力:
政治视角中的鸿都门学》,《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5期;曾维华、孙刚华:
《东汉“鸿都门学”设置原由探析》,《东岳论丛》,2010年第1期;陈君:
《鸿都门学之兴衰及其历史启示》,《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2期;王永平:
《汉灵帝之置“鸿都门学”及其原因考论》,《扬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从反对者的视角来看鸿都门学的性质,很容易被他们牵着鼻子先入为主地审查鸿都门学的弊端,将三人的反对意见作为证据,论点自然带有倾向性。
假如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从制度渊源来考察鸿都门学设置的历史动因,才可能对鸿都门学的性质进行客观的分析,[(北宋)司马光曾言:
“熹平中,诏引诸生能文赋者,待制鸿都门下。
蔡邕力争,以为辞赋小才,无益于治,不如经术。
自魏、晋以降,始贵文章,而贱经术,以词人为英俊,以儒生为鄙朴。
下至隋、唐,虽设明经、进士两科,进士日隆,而明经日替矣。
”参见《司马温公文集》卷8《起请科场札子》,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第205页。
]就会发现后世对鸿都门的文化功能并不否定,而反对的是鸿都门选,即汉灵帝直接敕命鸿都门待诏、鸿都门生出任高官,彻底冲毁了东汉选官制度,因而引起广泛的非议。
我们有必要还原鸿都的性质、鸿都门学的功能和鸿都门选的实质,才能更加客观地审视鸿都门学的文化属性、历史作用及其被误读的原因。
本文试论之。
一、鸿都藏书职能考辨
通过历史资料的比对,我们大致可以确定:
东汉鸿都的基本职能是藏书。
按照范晔的记述,鸿都是与兰台、石室、东观等并立的藏书之所:
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
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
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后汉书》卷79《儒林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48页。
] 在范晔看来,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一样,是两汉“藏典策文章”之所。
我们知道,东观、兰台、石室乃是皇室秘藏图书的场所。
[《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上》:
“御史大夫……有两丞,秩千石。
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
”(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25页)《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
”(北京:
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页)]辟雍实谓太学,蔡邕曾言:
“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曰清庙。
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
取其尊崇矣,则曰太室。
取其堂向明,则曰明堂。
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
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则曰辟雍。
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
”[《后汉书·祭祀中》引蔡邕《明堂论》,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78页。
]辟雍代指太学的藏书之所。
宣明殿也是东汉藏书、校书之所。
当年汉明帝请侍中桓郁“常居中论经书,问以政事,反复乃行,受章录事,不离左右。
明帝自制五行章句,令郁校定于宣明殿中”,[(西晋)华峤:
《后汉书》卷2《桓荣传》,引自周天游辑注:
《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45页。
]实际是皇帝的书房,集读书、校书和写书为一体。
隋朝开皇初,秘书监牛弘上表请求隋文帝开献书之路时,言及东汉藏书:
“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
……肃宗亲临讲肆,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
”[《隋书》卷49《牛弘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298页。
]认为自汉章帝、和帝时期,鸿都就与兰台、石室、东观并列,作为东汉的藏书、校书、写书之所。
范晔、牛弘对东汉书籍聚散的描述,都提及鸿都。
不同的是,范晔叙述的是全部典籍的流散,太学所藏之书乃颁行天下之作,宣明本是皇帝读书著书之所,朝臣常于此讨论政务,非专门的藏书之处。
故牛弘言及的“秘牒”,只有兰台、石室、鸿都、东观四处。
鸿都所藏,资料阙如。
其既与三处并列,其作用亦如之,多藏秘不示人之书。
扬雄在《答刘歆书》中曾说:
“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得观书于石室。
”以能观秘藏之书为荣。
而班固“徵诣校书,除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令史,卒前所续史记也”,[(唐)徐坚:
《初学记》卷21《史传第二》,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04页。
]入兰台方得以官方史料撰成《汉书》。
黄香之所以名闻天下,在于“元和元年,肃宗诏香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后汉书》卷80《文苑列传·黄香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14页。
]所未见之书,乃皇宫之外不能见到之书,黄香得以阅读秘藏之书,学识自然超群。
记述这两则史料的是史学家和目录学家,其中,范晔“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宋书》卷69《范晔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20页。
]翻检资料,比勘记录,其言必有据;牛弘主撰《四部目录》,对隋前藏书之流传,言必有序,故二人对于鸿都性质的确定,绝非道听途说,必有史实依据,方才确定鸿都乃东汉藏书之所,[(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序》亦言:
“但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藉篇章,无由披览。
于是,燃脂暝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
”(参见穆克宏点校:
《玉台新咏笺注》,北京:
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页)后世遂以鸿都代指藏书机构。
]又称鸿都府。
《太平御览》卷880引《后汉书》言:
“灵帝时,地震,海水溢,又震鸿都府门。
”此文今本不见,既称为“鸿都府”,其规模可以想知。
东汉秘藏之书非常丰富,且不轻易示人。
李固在《对策后复对》曾提醒汉顺帝:
“陛下宜开石室,陈图书,招会群儒,引问得失,指擿变象,以求天意。
”[(清)严可均辑:
《全后汉文》卷48,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84页。
]黄琼也曾在《灾异上疏荐黄错任棠》时说:
“陛下宜开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条上永建以前至汉初灾异,与永建以后讫于今日,孰为多少。
”[(清)严可均辑:
《全后汉文》卷42,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25页。
]二人所谓的“开石室”,实际是恳求皇室能够将秘藏之书示人,让群臣得以明白灾异的成因究竟为何,以便于行政参考。
这些秘藏之书一直存于皇宫之中,后曾随献帝迁徙。
初平元年(190),董卓迁都关中,司徒王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
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
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
”[《后汉书》卷66《王允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74页。
]直到汉末,依然密存,并且不计代价地随皇室迁徙,范晔认为鸿都所藏之书,与其他秘藏书籍一样,在献帝迁徙途中,大多散失,故后世多无睹。
我们要考察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鸿都门位于什么地方?
依李贤注,鸿都门为东汉洛阳城之内门,即皇宫之门。
《汉宫殿名》亦记载:
“洛阳有太夏门、阊阖门、西华门、万春门、苍龙门、长秋门、景福门、永巷门、丙舍门、鸿都门、金牙门、不老门、章台门、濯龙门、定鼎门。
”[(宋)李昉:
《太平御览》卷183《门下》引,北京:
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89页。
]但具体位置尚存争议:
《太平寰宇志》认为其为洛阳北宫之门,[(宋)乐史:
《太平寰宇记》卷3《河南道三·河南府一》:
“鸿都门,洛阳北宫门也”。
]但顾祖禹却认为“南宫正门即端门,旁有鸿都、盛德、九龙及金商、青琐诸门。
其正殿曰崇德殿,旁为嘉德殿、崇德殿,西则曰金商门也。
”[(清)顾祖禹,贺决君、施金和点校:
《读史方舆纪要》卷48《河南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234页。
]此与《河南志》所载相同,且《后汉书》记载汉安帝时期,诸多大臣为了证明太子无过,“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其中来历“独守阙,连日不肯去”,[《后汉书》卷15《来历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91-592页。
]汉制以阙为正门,东汉洛阳宫城坐北朝南,故鸿都门当为洛阳南宫正南门端门之侧门。
[参见杨继刚:
《汉鸿都门学地理位置与政治斗争考论》,《暨南学报》,2014年第2期;张军威:
《鸿都门学探究》,《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
第三个问题是,光和元年(178),灵帝“始置鸿都门学生”是别出心裁还是制度需要?
按照李贤注:
“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
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
”鸿都是为藏书之所,鸿都门学则是灵帝为鸿都藏书而设置的机构,位于鸿都门内,故名。
两汉藏书、校书、写书多在藏书机构之中,灵帝下令各州、郡以及三公推举所能为尺牍、辞赋、精通书法者,恰是西汉藏书、校书、写书之官的必备技能。
尺牍,《说文解字》言:
“牍,书版也。
”尺牍为两汉公文通用格式,颜师古注言:
“咫尺者,言其简牍或长咫,或长尺,喻轻率也。
今俗言尺书,或言尺牍,盖其遗语耳。
”[《汉书》卷34《韩信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72页。
]能为尺牍者,实乃擅长公文写作且深通公文格式者。
工书法,更是两汉史官考核的必备技能。
依汉制,“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
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
”[《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1页。
]韦昭注:
“若今尚书兰台令史也。
”[《汉书》卷30《艺文志》注引,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2页。
]便认为尚书兰台令史亦出于此类史官。
在这其中,学童所考的“六体”,即“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
”[《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1页。
]皆为校书所必须掌握的基本字体。
缪篆,清桂馥《缪篆分韵》认为是汉魏印采用的多体篆文之统称,“工书鸟篆者”实乃要求参加课试者精通各种形体的篆文,其中就包括秦视为“八体”的鸟篆,[容庚:
《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是带有装饰意味的古文字,至王莽合为六体,[(汉)许慎《说文解字·叙》:
“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
时有六书:
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
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
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之所作也。
四曰左书,即秦隶书。
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
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由此看来,灵帝下诏选用的能为尺牍、工书鸟篆者,实乃源自西汉选举史官的必备技能。
至于能为辞赋者,实出于灵帝的爱好,西汉诸帝皆曾以其所好而令士人待诏金马门,如汉武帝时公孙弘、东方朔、主父偃、严安、徐乐,宣帝时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郑朋,元帝时贾捐之,成帝时冯商、哀帝时的夏侯良等都曾待诏金马门,或以容貌秀丽,或以能调笑,或以能辞赋,或以能撰述,其备为皇帝顾问,随时可以入于禁中参与议论、起草诏令。
东汉光武时的策士马援、名士桓谭等、章帝时制作四分历的张盛、京房、鲍业、杨岑等,和帝时的相工苏大等都曾待诏公车,待诏作为皇帝考察、选用士人的一个方式,并不局限于经术,这些士人“诸以材技征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诏”,[《汉书》卷11《哀帝纪》注引,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0页。
]其根据所表现出来的才能,由皇帝量才使用,一般多以郎官入仕,担任百石左右的低级职务。
灵帝好辞赋篇章,其招能为辞赋者至鸿都门参加考试,蔡邕也承认“其本以经术相招”,是以待诏身份进行选举,合乎两汉的待诏传统。
[参见《文献通考》卷54《职官考》:
“盖以言语文字被顾问,以翰墨技艺侍中、侍诏,则汉武帝所以处邹、枚、严、徐,灵帝所以招鸿都文学之类是也。
至于出入禁闼,特被亲遇,参谋军国,号称内相,则汉、魏以来侍中、领尚书事、秘书监、中书监之类是也。
若代言典诰之任,则武帝所以命司马相如,历代所以置中书舍人是也。
”]
由此来看,鸿都为皇宫的藏书之所,灵帝所选用的能尺牍、善辞赋、工书法者,乃藏书、校书和写书的需要,且招用、选用这些士人,是符合两汉待诏传统的。
也就是说,光和元年(178)灵帝设置鸿都门学,做法并无不妥之处。
二、鸿都门学与熹平石经的刊刻
在鸿都门学设置之前,灵帝已经下诏令诸儒正定五经,鸿都门学与在此期间刊定的熹平石经有无关系呢?
我们有必要鸿都门学熹平石经刊刻的内在关联,才能确认灵帝设置鸿都门学的意图。
首先,我们可以确定灵帝熟知经学。
范晔言灵帝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后汉书》卷60《蔡邕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96页。
]一度喜欢经书,渐而喜欢文章。
又言:
“灵帝好学艺,每引见宽,常令讲经”,[《后汉书》卷25《刘宽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87页。
]对经学抱有浓厚的兴趣。
但此时的经学,既无家法之守,亦无师法之专,已经“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汉)桓谭《新论》:
“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
”]之所以如此,一在于顺帝之后,博士弟子、如博士弟子扩招,自然鱼龙混杂,学门不能清静,好利之徒自然云集,学问不精者,必附庸风雅而信口开河,使得章句之学变为议论之所。
二在于“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后汉书》卷8《灵帝纪》,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30-331页。
]学无大儒,遂使庸才成名。
自古好利之徒多竞进,庸俗之才好卖弄,其假经术为路径,必然有哓哓之争,若即学问而论之,则存敬畏之心。
然其非学问之士,妄作辩论,不能说服对方者,遂私自改定经书而为证。
熟知经学的灵帝知此弊端,遂下诏一统经学。
其次,刊订熹平石经反映了灵帝试图一统经学的努力。
对于熹平石经刊定的推动者,《后汉书》有着不同的叙述,《后汉书·儒林传》言为:
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
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是从经书紊乱、经学混乱的角度言之,是为刊定石经的大背景。
《后汉书·宦者列传》则说:
时宦者济阴丁肃、下邱徐衍、南阳郭耽、汝阳李巡、北海赵枯等五人称为清忠,皆在里巷,不争威权。
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高下,更相言告,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
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
由宦官李巡将太学中博士及博士弟子的弊端报告给灵帝。
《后汉书·蔡邕传》记述为:
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
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
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
蔡邕提出了解决办法,主张刊定经书文字,灵帝遂召集诸儒共同校订。
其中所提到的蔡邕等人“正其文字”的工作,便是前文提到的“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使得讹误多出、歧义日显的经书得以统一。
卢植《始立太学石经上书》,言当时正定经书的基本作法:
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
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秕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
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
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
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
[《后汉书》卷64《卢植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16页。
] 他也意识到《礼记》中颇多讹误,应该比较不同的版本加以勘定,但他又觉得独自一人难以完成,希望能够寻找两个善书的助手,一起到东观核对典籍,考察相关文献的得失,比对文字,确定最后的文字,刻为碑文。
可以看出,熹平石经的正定,不仅需要儒生去校雠经义,而且需要精通书法者对经书的古文、奇字、缪篆、虫书进行核定,才能刊定正文,最后由擅长古文、篆文、隶书三种书法者,对刊定的经文进行书写,交付刻工刻成。
卢植“就官财粮”的说法,也表明一经的刊刻,绝非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更何况有五经之多。
学界一般认为,熹平石经从熹平四年(175)灵帝下诏正定《五经》,到光和六年(131)“凡历九年而始告成”,[马衡《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
“此巨大之工作,起于熹平四年,讫于光和六年(《水经注》言光和六年,当有所据,疑是刻成之年载在碑文者),凡历九年而始告成。
”引自《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年版。
]参与者人数众多,是灵帝时期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
[杨九诠:
《东汉熹平石经平议》,《文史哲》,2000年第1期。
]
熹平四年(175)灵帝下令刊刻石经,卢植上书要求参与《礼记》的刊刻;熹平六年(177),亲自视察太学,体现出这段时期灵帝对正定五经工作的重视。
光和元年(178),灵帝设置鸿都门学,其最初用意正在提倡经学。
《后汉书·蔡邕传》明确说:
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
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
又载为:
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范晔认为灵帝设置鸿都门学的最初目的,是出于经学考量(“本颇以经学相招”),并在学内由画工刘旦、杨鲁等“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表明鸿都门学的宗旨在于尊儒校经。
尽管范晔在《后汉书》记载诸多反对鸿都门选的奏疏,但皆未否认鸿都门学校订经书的功用。
再次,鸿都门学为熹平石经选拔了书写者,为书写者提供了书法训练。
据唐张彦远所辑录《法书要录》记载,鸿都门学内集聚了当时最优秀的书法家。
其中,师宜官被认为是鸿都门学中书法成就最高者:
“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于鸿都门,至数百人,八分称宜官为最。
大则一字径丈,小乃方寸千言,甚矜其能。
”[(唐)张怀瓘《书断》,引自(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
《法书要录》卷8,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
]关于八分书,卫恒《四体书势》言: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
汉因用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
隶书者,篆之捷也。
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
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
”[(清)严可均辑:
《全晋文》卷30,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96页。
]是隶书的前身,在灵帝时习者最广。
其弟子梁鹄,“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知名。
举孝廉为郎,灵帝重之,亦在鸿都门下。
”[(唐)张怀瓘《书断》,引自(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
《法书要录》卷8,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
]这些知名的书法家云集一堂,相互切磋,为熹平石经的书丹做了技术上的滋养。
作为熹平石经的撰写者,蔡邕正是得力于鸿都门学的训练,才得以卓然自立。
《笔阵图》言:
“昔秦承相斯见周穆王书,七日兴叹,患其无骨;蔡尚书入鸿都观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
”[(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
《法书要录》卷1,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依《后汉书·窦宪传》注:
“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
”蔡邕入鸿都观碑百余日,可见鸿都所藏碑碣之丰富。
蔡邕在鸿都门中见识了当时一流的书法作品,成为其撰写石经的参照。
后魏江式《论书》言:
“左中郎将陈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书也。
”[(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
《法书要录》卷2,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3-54页。
]可知当时鸿都珍藏了许多前代书刻,蔡邕才能够博采众长,形成独特的楷法,作为熹平石经的字体。
泽被后世深远的飞白,正是得益于蔡邕在鸿都门学的揣摩:
“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
”[(唐)张怀瓘《书断》,引自(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
《法书要录》卷8,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这一字体经蔡邕之手,成为后世书家常用的技巧。
最后,熹平石经书写于鸿都门学之中。
熹平石经最后树立于太学,此无异议。
然自古却有“鸿都石经”的说法,按照宋娄机《汉盘字源·序》的理解,将“熹平石经”说成“鸿都石经”,“误始于唐张怀瓘《书断》,而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晁公武《石经考异》等书因之”,并由此得出结论:
“蔡邕以刻鸿都学生被谴,尤不可以邕正字书丹之碑归之鸿都”,[(清)永瑢、纪昀:
《四库全书考证》,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09页。
]后代研究者多由此认为“鸿都石经”为“熹平石经”的误读。
[杨继刚:
《汉鸿都门学地理位置与政治斗争考论》,《暨南学报》,2014年第2期。
]此乃就经学史言之,看的是石经树立的最终位置在太学。
假如我们从工程史的角度来思考:
历时九年而完成的熹平石经,其文字刊定工作在东观、兰台等地进行,其书写和刻碑当在何地进行?
前文所引资料鸿都门学本是为校订经书而设置,集中了灵帝时期最好的书法家、画工的鸿都,有理由成为书丹、刻碑的工作场所。
后世书法史论者,多称将石经称为“鸿都石经”,当是着眼于石经的书丹之所。
《太平广记》卷209《书四·潞州卢》:
“东都顷年创造防秋馆,穿掘多蔡邕鸿都学所书石经。
后洛中人家往往有之。
”认为洛阳出土的石经,乃出自蔡邕在鸿都门学所书。
后董逌《广川书跋·蔡邕石经》仍之,陶宗仪《书史会要》、顾炎武《石经考》、朱彝尊《西岳华山庙碑跋》、倪涛《六艺之一录》等皆以“鸿都石经”称之,正出于认定石经刊刻之于鸿都而名之。
由此来看,鸿都门学是灵帝为刊刻石经而设置的训练书法的场所,承担着文字校订、书法训练和书碑撰写的功能,蔡邕、师宜官、梁鹄等人对隶书、楷书的改造,得益于鸿都门学对书法技巧的训练,大量云集的书法家相互切磋,提升了书法的技巧,[(宋)谢采伯《密斋笔记》卷3认为:
“魏晋以来,楷书日盛,皆鸿都门学之余,习正书,遂为后世不刊之法,与李斯之篆、程邈之隶同科。
]其所培训的书工,协助勘定五经文字,其所滋养的书法家蔡邕,最终书丹刻石而成为熹平石经。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引郑玄言:
“按石经之学,始于蔡邕。
始也,秦火之后,经籍初出,诸家所藏,传写或异;笺传之儒,皆凭所见,更不论文字之讹谬。
邕校书东观,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
乃自为书,而刻石于太学门外。
后儒晚学,咸以取正。
”]
三、鸿都门选对东汉选官制度的冲击
现存对鸿都门激烈批评的三篇奏疏,分别出自光禄大夫杨赐、尚书令阳球和议郎蔡邕,如果我们对其综合考察,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反对鸿都门生的辞赋、书画创作,甚至不反对鸿都门学,而是反对灵帝对鸿都门待诏、鸿都门生的超拔而形成的鸿都门榜,彻底扰乱了东汉的选官制度。
蔡邕《上封事》谏阻的理由很明确,是灵帝选拔鸿都门待诏至于高官,不符合传统:
……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
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
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
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
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
[《后汉书》卷60《蔡邕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96页。
] 蔡邕看到诏鸿都门者,非以经学入仕,而以小艺加官,认为此种做法极不合适。
他强调汉武帝时以射策选拔,文学之士的选拔,本重策论;汉明帝审之以明经为甲乙科考,文学的选拔更尚经学。
范晔为了证明蔡邕此文的一针见血,还专门记载灵帝用待诏鸿都门者:
“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
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
”[《后汉书》卷60《蔡邕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91-1992页。
]本想招致经学之士,但由于灵帝好文辞、喜技艺,此类人士转相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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