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朝鲜遣使事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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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朝鲜遣使事件

1887年朝鲜遣使事件

1887年，朝鲜政府决定向欧美各国派遣使节，以对国际社会宣示其外交自主。

清政府在阻止不成的情况下，制定了朝鲜使节必须遵循的三项规定（称三端），以维持中国宗主地位。

朝鲜方面虚以应付，奉命出使美国的朴定阳抵美后，无视三端，自行其是。

清政府认为朴定阳态度不逊，要求朝鲜撤回并加惩处。

朝鲜政府一再拖延敷衍。

由于清政府自身虚弱，强硬政策难以如愿。

朝鲜遣使事件表征了清政府面对朝鲜力图挣脱控制、争取自主外交时的困境与无奈。

清政府/朝鲜/袁世凯/朴定阳/三端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面临着全新的国际环境，在对外交往中有着双重的困境，一方面，在与列强的对抗中，不断重复着反抗战争失败割地赔款的屈辱；另一方面，一些在地缘上临近中国、有着传统朝贡关系的小国纷纷离去。

前一种情形人所共知，后一种情形则较少为学界所注意。

研究近代中国的对外交往，确定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需要从两方面着手，既要研究清政府是如何与大国强国打交道的，也要研究它是如何与小国弱国打交道的。

这是一体两面，后一种情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朝鲜是与中国关系最悠久、地缘上相邻的国家。

清政府如何面对朝鲜要求摆脱旧有的宗藩关系，独立自主开展外交活动的那段历史，显示了晚清外交的另一种困境。

本文拟以中朝两国1887年围绕朝鲜遣使事件的折冲过程，展示清政府面对邻近小国自主意识的崛起，被迫调整角色的痛苦与无奈。

在以往研究中朝关系、朝鲜外交史及相关人物如李鸿章、袁世凯的论著中，对朝鲜遣使事件有所涉及。

本文运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收藏的驻朝鲜使馆档袁世凯，辅以韩国出版的《旧韩国外交文书（清案）》和《朴定阳集》等史料，将此事件放在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大环境下加以考察，全面展现事件的过程，剖析清政府在形势比人强的情势下的无奈与退让。

一、宗藩体制的瓦解：

遣使事件前的中朝关系中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强大的国力与先进的文化曾长期是东亚地区的中心。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制，它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领土、主权等观念传入之前，基于东亚地区实力对比所形成的一种地缘国际关系。

日本学者佐滕慎一在研究中国近代国际观转变时指出：

在以册封与朝贡为基轴的中国国际秩序观中，中国皇帝与其他国家国王的关系被解释为君臣关系。

君臣关系是上下关系，这样，国家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就被视为正常的了。

朝鲜的李氏王朝自14世纪末建立就与中国保持着宗藩关系。

1637年，朝鲜国王向清帝称臣，行三拜九叩之礼，接受清朝所赐的玉纽、金印和诰命，受册封。

朝鲜国王的地位受到中国皇帝的承认与保护，享有一定的自主权。

李氏王朝确定事大交邻的外交方针。

所谓事大，就是奉中国为正朔，向中国年年修职贡，明确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为大与小、上与下的关系。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一些藩属国先后被西方列强蚕食、鲸吞，沦为殖民地，1824年英国侵入缅甸，强迫其签订不平等条约，1853年将缅甸并入英属印度；1826年，英国迫使暹罗（今泰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所有港口；1858年法国侵入越南，强占越南领土。

东亚地区传统宗藩体制在西方的强力冲击下渐趋瓦解，朝鲜成为中国最后的藩属。

在内外交困之下，如何维持对朝鲜的控制，防止列强以朝鲜为跳板来侵略中国，成为清政府对朝鲜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驻日使节曾向朝廷报告：

朝鲜居亚洲要冲，为中国左臂，朝鲜若亡，我之左臂遂断，藩篱尽撤，后患不可复言。

列强在上述国家得逞后，开始染指朝鲜半岛。

朝鲜王朝最初采取锁国攘夷的政策，先后击退了进行试探性侵略的法国、美国军队，并拒绝了日本的谈判要求。

其间，朝鲜政府依藩属规矩，不断将外国入侵的事件报告清政府。

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陷入困境：

一方面列强要求清廷利用宗藩关系出面压迫朝鲜屈服；另一方面朝鲜以藩属的身份，要求清政府协助对抗列强，保护其权益。

1871年底，美国兵舰滋扰朝鲜，双方都将事件提交清朝，要求其斡旋。

奕亲王上奏同治帝，剖析美朝双方的用心，陈述应对之策：

查美国历次照会，及朝鲜咨覆礼部文件，大意皆以中国属国为辞。

美国思欲借属国二字，令中国势压朝鲜，以遂其谋。

朝鲜亦思借属国二字，请中国力制美国，以资庇护。

该二国之隐衷，大率不外乎此。

臣等揣时度势，悉心酌覆。

朝鲜虽为中国属国，然其政教禁令，中国向来听其自为主持朝鲜于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给美国，全不隐避，窥其用意，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

故该两国构衅一事，中国只能从中排解，劝美国不必前往，此外别无可代筹之策。

清政府的认识比较清醒，无奈自己是泥菩萨过河，找不出两全之策来调处朝鲜与列强的纷争，只能采取规避责任的搪塞手法，当列强来逼时，强调朝鲜虽为属国，有很强的独立性，中国向来听其自为主持，当朝鲜来求时，则要求其凡事自行处理。

这种方式导致列强与朝鲜双方都不满意，朝鲜的失望尤大，渐渐失去了对清廷的尊重。

19世纪70年代末期，朝鲜兴起了开化思潮，部分官吏结成开化派，要求对外开国通商，对内革古维新，富国强兵。

开化思潮代表了国权意识日益高涨的朝鲜人不满于旧有的宗藩关系，要求摆脱清朝而独立自主的愿望。

朝鲜内部开化派与保守派间的斗争十分激烈，1882年7月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采取干预政策，派军队进入朝鲜平乱。

同年10月，应朝鲜方面的请求，李鸿章与朝鲜奉正使赵宁夏等人签订《清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以正式条约来规范中朝关系。

《章程》强调了原有的宗藩关系，称朝鲜久列藩封，典礼所关，一切均有定制，毋庸再议。

惟现在各国既由水陆通商，自宜亟开海禁，令两国商民一体互相贸易，共沾利益惟此次所定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国一体均沾之例。

《章程》内容中除双方互在对方开放口岸设商务委员、扩大边境贸易等平等条款外，也有清朝兵轮可在朝鲜沿海游弋及停泊各处港口、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条款。

《章程》在原有的宗藩关系之上，又增加了某些西方殖民主义的内容，显示出清廷的大国沙文主义。

朝鲜主动提出与清朝签订此条约，目的是要以平等姿态及自主的方式处理与清朝的关系。

谈判过程中，朝鲜代表对有损其权益的条款据理力争，争取到在中国京城派驻使节的权利。

韩国学者认为，当时朝鲜官员还缺乏近代意义的民族自觉，同意将属邦关系以条约固定下来，以致陷入被动。

当时，清政府处理与缔约国关系的事务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与朝鲜等周边朝贡国的关系却仍由礼部主管，明显体现了晚清二重外交的特质。

二重外交的出现有其历史背景，清政府需要用不同的思路和态度来处理与不同国家的关系。

事实上，清政府内与朝鲜事务有关的机构包括礼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北洋大臣，其中以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角色最重。

1884年秋，在朝鲜的袁世凯向李鸿章密报，朝鲜的态势极不稳定，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

袁强调朝鲜屏障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

李鸿章对此亦有同感，但也只命令袁不动声色，坚守静镇，并随时侦探情形详细密。

1885年，李鸿章鉴于朝鲜内乱不断，而驻朝道员陈树棠谨厚有余，才智不足，特上奏建议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理由是袁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

袁世凯上任后，李鸿章曾致函朝鲜国王加以推荐，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

年轻气盛的袁世凯有意要在朝鲜施展政治抱负。

以上情况表明，一方面是已经衰败的清政府要强化对朝鲜的控制，一方面是已经觉醒的朝鲜要冲破宗藩体制，争取平等自主的国际地位，双方冲突势不可免。

遣使事件

朝鲜自主外交的尝试朝鲜与日本于1876年签订《江华条约》后，签约国先后向朝鲜派来外交使节，但11年间朝鲜并未向各国派驻使节。

随着上下自主意识的加强，朝鲜政府1887年决定依国际惯例，对等向外派驻使节。

如何征得清政府的同意，是其首先必须要面对的。

为减轻压力，朝鲜政府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

1887年8月，朝鲜国王派闵泳浚出使东京，任驻日本代理大臣，然后将结果报告清政府，即所谓去后始咨，此举有试探之意，清政府并未反对。

9月，朝鲜国王又指定朴定阳为驻美国全权大臣，沈相学为驻英德法俄意五国全权大臣（后因沈病，改派赵臣熙），仍拟用去后始咨方式，待使节成行后再报告清政府。

这次大规模的独立外交活动，引起清政府的不满。

北洋大臣李鸿章闻讯后指令袁世凯照会朝鲜政府：

韩交涉大端，向与本大臣先商。

近闻分派全权赴各国，并未豫商，即将前往，且各国并无朝鲜商民贸易，何故派往，徒增债累？

该员往办何事？

有何意见？

朝鲜政府对此已有准备，声称本无意派使，唯各国屡以遣使出洋为请，不得不派。

袁世凯并不满意这样的答复，要求朝鲜必须对并未预商，即将前往一节作出明确解释。

对此，朝鲜议政府领议政沈舜泽于1887年9月24日复照袁世凯如下：

查本国向有交涉大端，必先商北洋大臣查核示遵，非止一再。

美国首先通好而派员襄助妥订条约，嗣后太西诸国继至修好，后先订约，所有条约亦皆备文咨报，均经奏准，此皆交涉大端之先商者也。

查本国与各国所订条约，内开彼此均得派遣使臣驻扎京城、商办交际事宜等语，原约既经咨报奏准，则约内所开各节亦皆邀准。

而且各国派使来住已有年所，本国并无派员前往，是以各国驻京使臣屡以遣使出洋为请，本国政府以朝鲜商民并无出洋贸易，而出使经费究亦无着，不允其请，置为缓图。

至近日而各国之请愈切，本国念及友谊，重违其请，乃派定欧美各国使臣，姑以塞西人之请。

将此事由正拟商请傅相（李鸿章引者）之际，适承来文，殊甚歉愧。

查向例本国派使出洋，均系一面派送，一面咨行，并无先咨后派之例。

是以本国曾简全权大臣派赴亚美日本等国，而均系去后始咨，今年派遣办理大臣往驻日本，而亦去后始咨，此次赴美全权之行，自应按照向例办理。

沈的复照解释了朝鲜派使的原因（苦衷），认为派使是与各国条约中的内容，而与各国签约均已请清政府批准，故无须专门报告，且以派使日本为例，称去后始咨是按照向例办理，并没有违背惯例。

本来，朝鲜根据条约向各国派出使节，清政府无权干涉，但由于多年宗藩关系，两国之间存在着事实上与心理上的不平等，朝鲜不得不应付来自清朝的压力。

清政府也意识到，朝鲜与各国立约，既有派使互驻之条，现在遴员前往，自无不可。

何况，朝鲜给中国的奏章，　情词恭顺，具见悃忱。

由于无法反对朝鲜的合理要求，清政府便善意地劝阻：

朝鲜物产无多，商务未旺，加以频年多故，国用日繁，若再派使分驻各国，并无应办之事，而徒此常年顿添巨款，嗣后若因经费不继竟行中辍，或勉力筹措，债负日增，既于国计无裨，转致远方腾笑。

意即朝鲜根本没必要派使节驻外，但朝鲜不为所动。

清政府阻挠不成，只得转而考虑朝鲜派使后可能遇到的新问题，即如何在国际场合下维持清朝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与面子，这成为日后各种争执的关键所在。

清政府在同意朝鲜派使之前，提出了三项要求：

（1）朝鲜驻外使节与中国官员往来时，必须保持属邦体制。

具体规定是：

所有朝鲜派驻各国之员，无论何项职衔，遇有公事与中国驻各国之大臣交涉，应用呈文往来用衔帖，中国驻各国之大臣与朝鲜驻各国之员，遇有公事行文，均用笔照会，以符体制。

以此来规范中朝驻外使节之间的上下关系。

（2）其余未尽事，宜仍著李鸿章随时通问筹商，务臻妥协。

即李鸿章仍有掌控朝鲜外交的权力。

对此二条，朝鲜政府均接受。

（3）清政府驻外使节均为二等官，朝鲜拟派的是全权大臣，清政府忧虑在外国会出现因其使节官等低而排在朝鲜使节之后的尴尬情况，因此要求朝鲜将使节改为三等使节。

朝鲜婉绝此要求，理由也巧妙：

诸国幅员权力十倍朝鲜，不可不派大公使，惟派使之初未谙体制，未先商请中朝，于派定后即饬外署知照各国，以备接待，兹忽改派，深恐见疑。

仍请准派全权公使前往，待报聘事竣调回，或以参赞等员代理，庶可节省经费。

李鸿章仍不放心，为了杜绝后患，他制定了朝鲜使节在外必须遵守的三项原则，即下列三端，如果朝鲜国王接受，可不再强求朝鲜使节改名：

本大臣亟应预为声明有三端：

一韩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再报请由中国钦差挈同赴外部，以后自不拘定；一遇有朝会公宴酬酌交际，韩使应随中国钦差之后；一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示。

此皆属邦分内应行之体制，与各国无干，各国不能过问。

三端表明了在国际正式场合的中朝关系原则，旨在抬高中国、压制朝鲜。

三端与其派使实行自主外交的初衷南辕北辙，朝鲜方面断难接受。

以后的冲突均是围绕三端展开的。

双方围绕三端讨论往来，费时甚多。

其间，朝鲜曾想硬闯关，在不接受三端的情况下让朴定阳先赴美国。

袁世凯闻讯，强迫朝鲜政府中止了朴定阳的行程。

朝鲜政府遂改变策略，以先允同意三端，促成朴定阳出发为首要目标。

1887年11月7日，朝鲜督办交涉通商事务赵秉式照会袁世凯：

前派各国使臣，已束装经月，而转瞬严冬，道路迢远，如候由咨文往返筹商，恐又须时日，转请袁总理先将咨内所开各节电达北洋大臣核筹电覆，即便照办。

11月11日，朝鲜国王照会袁世凯，正式表示愿意接受三端，当即于本月杪饬驻美全权朴定阳、驻英德俄意法公使赵臣熙先后前往泰西，各敬厥职，认真遵行。

国王并称赞李鸿章仰体皇上字小之恩，曲谅敝邦难便之势，俯允所请，仍旧使号，俾保信义于天下，不启猜疑于邻邦，允许其派全权大使外出，是周全之至，铭感之衷更何有。

同日，朴定阳一行启程赴美国。

日后的发展说明，朝鲜政府的安排颇有玄机。

朝鲜国王在给朴定阳的训谕中不仅未提及三端，且将中国与其他有约国家并列。

那段时间，朴定阳与袁世凯有较多的来往，了解交涉的经过。

关于清朝限制朝鲜驻外使节级别问题，朴在10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中国北洋回咨来到，而欧美之送使虽为许施，至于全权则不许，使号改以驻扎为可云。

11月10日他在见了袁世凯后记道：

中国北洋大臣李鸿章回电来到于袁总理，而使号许以全权。

已有三端外，又另约三端。

朴在当天日记中还清楚地记下了三端的全部内容。

次日，朴定阳出席袁世凯为其举行的饯行宴。

可见，朴在行前对三端的背景与内容是完全清楚的。

12月28日，朴定阳一行到达美国旧金山。

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特地强调朝鲜的独立性，并披露清政府对其出使的阻挠，言辞中甚多不满：

高丽已定自为一国。

中国历代有控制高丽之权，今不再施，而高丽亦不愿再任他国控制也。

中国历与高丽代理事务，高丽各事须从他为主，惟出使一事，我国决意不从。

中国驻京华官阻拦我王派人出使已有一月之久，后终不能强遏。

华官又谓，所派之人不能称钦差大臣，我王亦不从。

他还不忘借机宣传朝鲜物产丰富，国王心志高广，励精图治，与美国人相待甚优等。

这篇报道被中国驻美使馆读到，并抄报回国。

根据三端，朴定阳到达后，应先向中国驻美公使馆报到，再由中国公使张荫桓陪同前往美国国务院。

但朴根本就没有遵守三端的想法，他称病不去中国使馆，通过随行的美国籍参赞径自照会美国国务院，安排在开月吉日独立前往会晤美国国务卿，商谈拜见总统及递交国书诣事宜。

张荫桓侦知朴的安排，顾不得三端中朝鲜使节须先拜会中国官员的规定，派参赞徐寿朋等人屈尊去见朴定阳。

徐寿朋明确告诉朴，中国使馆已经按三端与美国方面安排，将挈同前往访问，并诘问朴何以不到中国使馆报到。

朴定阳的答复是，先往中国使馆及同赴美国外部等事，我政府特与袁大人更议，俟定后通及云矣，尚无消息。

他以迄今尚未得到本国政府关于三端的明确指示，婉言拒绝。

徐寿朋将三端内容及朝鲜国王的允诺重复一遍，并说：

北洋大臣与贵国王商允各节系九月二十六日来电，乃在贵官尚未启程以前，何以贵国政府竟未知会贵官，殊不可解。

朴称政府只是泛告，并无明文，当待船便，探于我政府。

这是明显的拖延，徐寿朋碰壁而回。

朴定阳对此次见面的记载是：

清国公使张荫桓送其参赞官徐寿朋、彭光誉，随员李春官等三人，先问远涉之劳，以北洋另约三款中先赴同赴事诘问。

故答以登程时虽闻津电之到袁总理，缘于船期忙迫，未奉我政府公迹，有难径行云。

三人唯唯而还。

次日，徐寿朋等再致函朴定阳，重申三端，但朴置之不理，又依昨话答送。

1888年1月13日，朴定阳拜会美国国务卿，确定五天后单独向总统递交国书。

徐寿朋等以美国总统接见递呈国书时仪节事致函朴定阳，朴佯装不知其用意，修书送参赞官为谢。

与此同时，在汉城的袁世凯也努力迫使朝鲜政府阻止朴的行动，他于1月14日照会朝鲜外署督办赵秉式，要求其指示朴定阳照三端办理：

该使（朴定阳引者）至美国后，竟将定章视为弁髦，称为未奉明文，为谓政府并未饬知该使遵办，即遽列定章，是自相矛盾，想贵政府亦断不至此。

或该使已受贵政府命令，有意抗违，致贵政府命令为两歧，果尔，则揣诸事体，该使将命而出，不但辱命，竟违命也。

此其遗忧国家岂浅鲜哉。

惟望贵督办迅速电讯该使，因何抗违政府命令而背定章，并即饬令属遵三端办理，无得再有两歧，则大局幸甚。

袁世凯在三天内连续向朝鲜政府提出了四次措辞严厉的抗议，朝鲜方面均未答复，直到朴定阳独立拜会了美国总统，正式递交国书，达成了独立开展外交活动的目标后，赵秉式才照会袁世凯，称在朴定阳出发前，已将三端告知，未审朴不遵循，将诘问缘由。

事实上，朴定阳日记所载，他在递交国书的前一天已经收到本国大内电旨，即先赴同赴等事，而自北洋有电于袁世凯，袁以此等事与我外署有诘。

说明朝鲜政府已将袁世凯抗议之事告知，朴定阳的行动是在按照政府意旨行事，并非自作主张。

1月18日，朴定阳在递交国书后还往访了在华盛顿的海地、葡萄牙等28国公使，包括中国公使张荫桓在内。

为避免亲疏，他的拜访顺序依其到任之序次。

这又是一次周密策划的宣示朝鲜外交自主的行动，其意义并不亚于独自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

次日，朴定阳电告国内，以腊五呈国书，清国天津另款先赴同赴已过事也。

认为三端已成过去式，言辞中难掩挑战清政府权威成功的喜悦。

又过一天后，朴定阳首次到中国公使馆，接见公使张荫桓（注意，他在日记中用的是接见）。

见面时，朴未按制度穿着章服，遭到清外交官的诘问。

20天后，朴定阳参加美国总统招待各国公使的夜宴，也未跟随在中国公使之后，视三端为无物。

朴定阳在美的外交行为，形成对三端与清廷权威的挑战，迅速加剧了中朝间的冲突。

三、结局：

朝鲜的拖延策略朴定阳在美国的行动，显然是朝鲜政府的精心设计，希望先造成既成事实，再以此为例请求清政府废除三端，达到实行自主外交的目的。

清政府了解事情的严重性，强烈要求惩罚朴定阳，以儆效尤。

（一）修改三端的交涉朴定阳违章之时，朝鲜赴英德俄意法五国全权使节赵臣熙已经启程，暂停香港。

袁世凯恐其效仿朴定阳而赴欧洲开展自主的外交活动，特于1888年1月24日照会朝鲜议政府领议政沈舜泽，强烈要求须明令赵遵守三端，以亡羊补牢：

赴英德俄意法全权赵亦继该使朴发往泰西，应虑该使赵或亦另有见闻，复违定章，尤属不成事体，极应备文照会贵政府，请烦从速电饬语使赵，复详查照，恪遵三端，先后至各国京都时，即先往中国钦差大臣处，商办一切，免致又有歧异而违定章，望即见覆施行。

沈舜泽回复称，将有一参赞赴香港与赵汇合，可令其当面转告，无庸从速电饬。

袁世凯认为这是敷衍，要求朝鲜政府将有关三端的所有文件全部交参赞官带去，确实面交。

袁世凯在照会中指出：

该使朴（定阳引者）已奉有贵衙门明文，尚托词于未奉明文，任意抗违，况以参赞官转详，适足以资该使赵托词抗违之地乎？

由此观之，或者该使朴所称未奉明文者，果亦有因耶？

贵衙门纵有此等政令，实非本总理所敢闻，即希贵衙门附该参赞官前往之便，札饬该使赵详悉遵照，以符体制而全定章。

袁世凯隐指朴定阳称未奉明文，实与朝鲜政府有关。

赵秉式不得不表示：

本督办当将前议三端，详悉札饬附该参赞官前往之便，饬即带去确交全权赵，免致口舌转详，以资托词之地。

朝鲜政府知道，如果赵臣熙赴欧洲后按三端行事，根本达不到自主外交的目的，且朴定阳事件后，也很难再以其他理由突破三端，故转而要求清政府修改三端。

赵秉式奉国王之命见袁世凯，先为朴定阳在美国的行动辩解，继而提出：

王意如五国使继至各国，再有此种难便，重违定章，殊非事体。

拟请先探宪意，如垂念难便苦情，准其将挈同赴外部一节变通办理，即具咨恳请，得允后再饬知五国使恪遵各端，先见华使商明，免挈同往，以全事体而免违章。

朝鲜国王不仅不惩处朴定阳，反而以其说法为依据，要求修改三端。

李鸿章断然拒绝：

三端既经议定，岂容轻改更张，要求袁世凯电知该国王恪遵前议办理。

朝鲜政府曾一度强令赵臣熙启程，但赵鉴于清政府处罚朴定阳的强硬态度，逗留在香港不敢赴欧，最后竟称病返回朝鲜，其继任者也因三端在前，未能成行。

至此，朝鲜派使欧洲的计划受挫。

然而，朝鲜并未放弃修改三端以独立向欧洲派使的努力，并艰难地取得些许进展。

至1890年，李鸿章鉴于朝鲜国王多次请求废除三端，怕事情拖延太久，夜长梦多，从羁縻朝鲜的角度考虑，立场有所松动，转而令朝鲜自行妥议如何改法，再为酌核。

朝鲜提出其派出使节的级别从全权降为三等使，清朝废除三端的方案。

李鸿章认为，该国君臣反复无常，狡变莫测，当时并未同意。

1891年2月，朝鲜国王派特使卞元圭奉命拜会李鸿章，当面提出修改三端的要求。

卞元圭称，朝鲜通知欧洲各国派使将近五年，至今未成行，皆所以尊上国之命而遵中堂之旨也，希望李鸿章慨允，使朝鲜得自立于各国之间。

李鸿章虽有松动，但见卞元圭所呈咨稿中有自主、中朝已经准许等语，便大加反驳说：

所称各国约章，曰自主，乃鄙人斟酌之辞，殊属捏饰。

当日国王缮函达各国，系在韩境自行缮办，后录报。

中朝不加驳斥，姑示宽容，竟擅谓业经商允，何其谬也。

岂擅称自主而遂非属邦，更昏谬之甚矣。

卞元圭称，因为有三端，美国欲将驻朝鲜的使节由公使降为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