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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二战后日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兼业现象
论二战后日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兼业现象
张文伟
[摘要]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户兼业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兼业是指农户在从事农业的同时从事非农行业或以非农行业为主而取得非农业收入的现象,它是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增加农业收入的一条重要途径。
这种现象在二战后日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尤为突出。
一
在日本农村农户按其收入来源可分为三类:
全时农户(其收入全部源于农业);第一兼业农户(其收入主要源农业,同时兼营他业获得收入);第二兼业农户(其收入主要源于非农业)。
这种专兼农户之分最早可追溯到明治年代。
由于当时刚迈上现代化道路的日本未经历彻底的资本原始积累;现代化对农村冲击也不大,农民与生产资料分离不彻底,另外畸形发展的重工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也不强。
所以当时农村人口外流多是临时的,以打零工和做季节工为主,一般很少离村离家,绝大多数农户仍从事农业。
到20世纪20年代农村劳动力外流增加,导致兼业农户增加。
1927-1937年间兼业农户已占总农户70-80%;从30年代末到二战结束,兼业农户已超过总农户数的一半[1];战争期间由于大批劳动力上了战场,许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事雇佣劳动,到战争末期农村专业农户仅占总农户数的30%左右,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农村逐渐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和兼业为主的两类农户。
二战结束初期,日本经济陷入崩溃境地,保障人民生存所需成为政府首要任务,因而政府政策主要向农业倾斜,以保证粮食的生产与供给。
当时日本出现了城市人口倒流农村的现象,农村成为城市失业人口的贮水池,专业农户又出现反弹,比率一度达55%强。
但1950年后专业农户有趋减少。
1955年日本开始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到20世纪70年代终于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
此间日本农业也完成了现代化改造,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农户兼业现象更加普遍(见下表)。
到1975年专业农户仅占总农户的12.6%。
兼业成为日本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大特点。
1955-1975年日本专、兼业农户数变化表(单位:
万户)
年份
农户总数
专业农户
兼业农户
第一兼业农户
第二兼业农户
1955
604.3
210.6(34.9)
393.7(65.1)
227.4(37.6)
166.3(27.5)
1960
605.7
207.8(34.3)
397.9(65.7)
203.6(33.6)
194.3(32.1)
1965
566.2
121.9(21.5)
444.6(78.5)
208.1(36.7)
236.5(41.6)
1970
540.2
84.5(15.6)
455.7(84.4)
181.4(33.6)
274.3(50.8)
1975
495.3
61.6(12.4)
433.7(87.6)
125.9(25.4)
307.8(62.2)
资料来源:
万峰著《日本资本主义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5页。
括号内数字系所占比例。
战后日本兼业发展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兼业发展十分迅速,农户中兼业农户比重增加很快,兼业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体,如上表所示从1955-1975年间,在农户总数从604.3万户降至495.3万户同时,兼业农户数却从393.7万户增至433.7万户,比重也从65.1%上升至87.6%,但从1953-1975年平均看,日本农民一般是农业收入只占全部收入的26.4%,非农业收入却占了73.6%[2],而1977美国农民收入中农业收入占了42.5%[3]。
第二,在兼业农户中第二兼业逐渐成为主要形式,第二兼业农户在总农户中的比例到1975年已超过了60%,对许多农户来说,农业已成为家庭副业。
1975年日本占有土地在0.5公顷和0.5—1公顷的阶层中,农业收入在农户总收入中的比率各为7.2%和23.5%[4]。
第三,在兼业农户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主要是妇女和老人,有文化有技术的青壮年以外出兼业为主,甚至连许多户主,主妇也从事兼业。
1975年,有男子专门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户只占全部农户的1/3,有2个男子只占5%;而无一个人是一年中从事农业劳动60天以上的农户占27%(占地0.3公顷以下的农户为62%)[6]。
第四,农民兼业由临时转固定为主,以在工厂务工为主,大多数人取得以工资劳动为主要内容的固定性职业,许多人还从事脑力劳动。
三
战后日本农村农户兼业发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与日本全面现代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从1955年开始,在经济恢复基本完成后,日本确定将现代化作为今后发展的方向,其中工业现代化在为重点,导致非农部门发展速度超过了农业。
从而造成这些部门劳动力缺乏,只有从农村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农户兼业的迅速发展。
经济愈发达,兼业化程度也就愈高,日本兼业的地理分布也反映了这一点:
离大城市愈近,兼业农户愈多,第二兼业农户也愈多。
现代化发展使非农业收入水平超过了农业,且城市工作和生活一般也优于乡村,因此也形成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加剧了农户的兼业。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日本农业中使用农业机械更普及,1960年动力耕耘机、拖拉机为18万台,而1975年为392万余台,约増21倍[6],从而极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如以1960年农业生产率指数为100,1975年则达270;每1.5市亩耕地农业平均劳作时间,1960年为144小时,1970年则降为8小时,1976年只需21小时[7]。
为农业劳动力转入非农劳动创造了条件。
许多农民在转向他业时,亦能兼种土地。
现代化发展也改变了农业外部条件,有利于兼业农户的存在和发展。
农户可自由购进各种机械等农用物资,采用新技术,新良种;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服务设施,使年老者,妇女亦可从事农业;交通条件改善,使人员往来日益便捷,许多人可住在乡村而在城镇工作。
第二,与日本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特点相关。
战后经农地改革确立了日本的小农体制,而日本农业现代化正是在分散经营为主的小农体制基础上实现的。
在现代化过程中,日本农业单位面积机械化率和产量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但农户投入也大,且日本农村一直是人多地少,户均、人均耕地面积狭小,几乎70%的农户耕种不到1公顷的土地,其中又有1/3农户均耕地不足半公顷[8]。
因而无论农业生产效率有多高,农户农业收入也有限,加上现代化大发展后,农业与其他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仍在扩大。
因而到20世纪中后期,只有不到10%的日本农民可以仅仅依靠农业而获取同工资和薪金阶层差不多的收入。
生产规模小的农户凭农业收入已无法跟上全国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甚至无法维持生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农户的许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需从市场购买,而购买的资金光靠农业收入是无法满足的。
为避免破产迫使许多农户他业,大量农村劳动力脱离了农业劳动,转而由老人的妇女承担。
小农的土地私有制使许多农民将土地视为命根子,现代化大发展带来的冲击及生活的不稳定,也使许多人不愿彻底放弃土地和农业,因为它毕竟为他们带来一部分稳定的收益和依靠。
另外经济大发展使地价飞涨,许多人将土地视为资产而不仅仅是生产资料,使农户产生惜售心理,虽然60年代后日本政府一再鼓励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但收效甚微。
众多农户将土地视为可进可退的基地。
平时作为居住场所,为自己提供起码的消费品;通货膨胀时土地上的收获物可使自己节约生活开支;失业、退休时农村的土地可作为自己的最后依托。
第三,战后日本政府对农业的扶植和保护,使日本农户可从农业中获得较有保障的收入。
战后,日本农业现代化是在政府主导下完成的,政府的组织性大大克服了小农体制与现代化要求不适应之处。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努力采取种种措施保障农民的农业收入。
首先,通过20世纪50年代《自耕农维持资金融通法》和60年代《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的制订和颁布,政府在金融方面给予农户长期低息贷款促进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
其次,政府建立长期稳定的农产品价格保证制度。
战后日本逐渐形成了以政府统购统销(即“统制”)为特征的粮食管理体制,以保护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但长期粮食购销倒挂,政府投入大量的补贴;50年代开始政府还以预定金的方式收购大米。
这些制度长期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从1970年起,政府粮食统制的维持费每年近1万亿日元,加上其它各种补购,则每年高达1.4万亿日元.这些支出大部分转为农民收入,成为稳定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9]。
再次对农产品贸易实行保护。
政府建立粮管特别会计制度对粮食等农产品进出口实行严格限制;对农产品价格的直接支持;对农业生产予以补贴等。
日本在二战后成为世界上农业保护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政府的保护维持了日本农产品的高价格,提高了农业的收益率。
据计算,美国农产品产量比日本高10-20倍,但总的毛收入仅有5倍之差;日本大米价格将近是叛国的4倍,小麦为6倍;美国农户年得率仅18%,日本却高达58%;农产品的高价使日本农民所得到的好处约为美国农民的3倍[10]。
这些措施的持续稳定,使日本农民从农业生产中可获得稳定的收入,因而不太愿意放弃小块土地,即使外出有了稳定的工作,也将耕种田地收入作为自己收入的补充,因为它与劳动的付出相比较是划算的。
第四、后日本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大、中小型企业存的“双重结构”现象也有利于兼业的发展。
据统计1955-1975年,3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数一直占日本业企业总数的79%以上;在中小企业中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例一直保持在70%左右,其中10人以下企业就小人员比例为50-60%[11]。
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工资差别较大,据1974年对日本制造业进行的调查,与千人以上大企业比,规模为100至999人的企业工人月工资少20%,年奖金少30%;规模为10-99人的企业工人月工资少30%,年奖金少51%[12]。
低廉的工资待遇使中小企业对城市劳动者吸引力有限,能吃苦,适于完成繁重的非熟练工作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好填补了此空间。
并且日本许多中小企业及材料直接源于农业,大多分布在乡镇或城乡结合部,70年代初政府还进一步鼓励中小企业入乡镇,这对有“离土不离乡”要求的农村劳动力吸引力更大。
中小企业成为外流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集中处。
但中小企业的雇佣条件低且不稳定,使这些“工人”们为防“不测”仍不愿放弃兼营农业,既可作为他们的退身之地,亦可从中获取部分收入;而且随着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业劳动对他们在工厂的劳动并未有多少妨碍。
第五,社会保障水平低且不健全。
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保证人民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和医疗水平的公共福利制度,以国家补助金儿社会保险两大部分为主。
日本的社保历史很短且很不完善。
20世纪60年代才形成包括劳动者在内的年金结构;1971年起才支付保险赔偿费。
到70年代初年金制问题还是大选中争论的焦点。
1973年才采用了指数年金制。
但年金相对于高昂物价仍是偏少的。
日本社保经费总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由1960年的4.5%增至70年代末10%左右,而西欧国家当时一般达到20-30%[13]。
老年人甚至依靠年金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许多人生活无保障,尤其对刚流入城市的居民来说,维持小块土地经营是一种必要的生活保险。
他们自己尚有后顾之忧,更无力承担赡养老人之义务,老人被留在了农村耕作小块土地,以至到1980年日本农业劳动力中65岁以上的高龄劳动力占了38%[14]。
同时这些土地也可作为自己今后退休的退养之地。
这种状况也造成了大量的兼业。
四
日本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农户兼业的发达是日本式农业现代化的特点之一,也是一种历史必然。
它对于普遍人多地少且小农体制占主导的东方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兼业的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承的。
工业现代化的发展使工业高速增长,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造成农业由劳动力过剩部门迅速转变为劳动力缺乏的部门,为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迫使农业大量使用了农业机械,极大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的大发展,使之农业机械化水平迅速超过了美国。
另一方面,农业机械化、化肥化、良种化的大发展,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造成农村劳动力的闲置和农余时间大量增加,这又为兼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兼业的广泛存在,对于处在现代化高速展时期的日本来说也是减轻了一定的压力。
兼业为中小工商业企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保持了日本中小企业竞争力和生存;兼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保证了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的稳定;兼业的发展同样也减轻了人口大量涌入对城市的压力,社会保障水平不高而有可能带来的失业、退休的压力也得到缓解,承担了部分政府之忧,因而有利于整个日本社会的稳定。
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兼业的发达对农业向规模化经营发展是不利的。
在日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虽然政府一再倡导土地流转,培育专业大农户,但收效甚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兼业的发达。
但日本的情况对于同样人多地少、小农体制占优势的东方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指明了一条道路,兼业成为这些国家劳动力转移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亦可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有利于农村乃至整修社会的稳定。
有助于解决农村劳动力的潜在失业问题,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也为城市工商业和服务业以及农村非农部门的发展提供较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对城市化的过于膨胀起了一定的缓冲作用。
参考文献:
[1][2][11]万峰著《日本资本主义研究》,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4,322,278—280页。
[3][9][10][日]立花隆著《农协—巨大的挑战》,北京:
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83,167,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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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70,20,68页。
[7]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编《国外农业现代化概况》,北京:
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1页
[8][13][日]福武直著《当今日本社会》,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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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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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页
出师表
两汉:
诸葛亮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
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
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
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
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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