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史学方法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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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史学方法论
第四章史学方法
第一节传统史学方法
1、历史的方法
历史的方法也称为实证的方法,即通过对事物发展过程的考察,注重按事物发展的顺序和历史事实说明历史问题。
一般从具体的事实出发,搜集丰富细致的材料,从而弄清历史过程的各个环节,甚至细节。
历史的方法是史学研究中运用得最普遍的方法,也是最基本的方法。
胡应麟考察妇女缠足始于何时所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史学家对某一历史人物生卒年的考证,某一史书编纂经过的考察,某一战役具体进程的探寻等,多运用历史的方法。
考证的方法可以使史学工作者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避免游谈无根。
但是单纯的历史方法有其局限性,适宜考证、确定史实,却难以揭示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
因此研究者应将历史的方法与其它史学研究方法相结合,不仅叙述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而且阐明为什么是如此。
2、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法,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划分为阶级,及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社会历史的方法。
要求史学研究者将其研究对象与其相关的阶级、阶层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揭示其阶级实质。
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无论是经济关系、政治法律制度、军事斗争、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无不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和阶级意向。
所以研究历史问题,要深入分析这一历史时期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着重考察产生阶级、阶级斗争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
使用阶级分析法时应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避免将阶级当作标签到处乱贴,用同一个模式到处乱套。
同时应区分有阶级性和不带阶级性的历史现象,不能将阶级性统括一切。
将所有的历史现象都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范畴中去,并不能说明历史的真相。
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在运用阶级分析法时造成过失误,教训是深刻的。
史家将所有的历史问题,都套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甚至认为研究者要站在各个历史时期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研究问题。
研究奴隶社会的历史就要站在奴隶阶级等劳动人民的一面,研究封建社会的历史应站在农奴或农民阶级等劳动人民一面,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就应站在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一面。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的历史研究难以对历史进行实事求是地研究,不能历史地看待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往往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甚至要以农民战争史代替中国通史。
因此使用阶级分析法时一定要杜绝简单化、庸俗化。
3、系统的方法
即运用系统的观点,将研究对象置于系统中进行考察,从客观世界(历史过程)的整体与部分、整体与层次、整体与结构、整体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出发,去认识和揭示事物的整体关系与整体特性。
系统论是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
钱学森认为系统的方法是对所有的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
因此也适应于历史研究。
4、分析与综合法
分析是将研究对象分解为各个部分、各方面和特性,通过对各部分、方面、特性、因素和阶段的分析来研究整体。
客观历史是一个整体,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就需要将组成其整体的各个部分、方面、特性、因素和阶段分解开来加以考察,将复杂的历史现象分解成简单要素,通过对简单要素的研究,进而把握整体的本质特征。
在分析的基础上,再将研究对象的各个部分、各方面统一起来,从整体上进行考察,这就是综合。
分析和综合二者互为前提,互为条件,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而分析的目的是为了综合,分析过程中有综合,综合过程中也有分析。
5、归纳法和演绎法
归纳法是从个别前提出发,推出一般性结论的逻辑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的一种推理方式。
历史研究中,归纳法是常用的逻辑方法。
由于历史材料不易搜罗完备,因此历史研究中只能就其研究对象的某一方面作出不完全的归纳,其结论没有绝对的肯定性,故切忌以偏概全,即就是人们常说的孤证不立。
搜集的材料愈完整愈好,证据愈多其结论愈可靠。
归纳法对探讨历史的本质、因果关系及其它联系有着重要的作用。
演绎法是从一般性的原理、原则推出与其有关的个别事实或结论的逻辑方法,是由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个别的推理方法。
演绎法是以已有的原理为前提,因此要使推出的结论正确,必须保证其前提是正确的。
否则虚假的前提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演绎法也是历史研究中常用的逻辑方法,在具体的研究活动中,归纳法和演绎法通常交替使用。
20世纪西方逻辑实证主义者波普尔、亨佩尔等人提出的“覆盖定律”,讨论的是“普遍定律”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即根据“普遍定律”从史料中逻辑地演绎出历史现象的真相,说明其发生的原因和条件。
“覆盖定律”的不足之处是将历史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而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差别。
6、历史假设法
假设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从理论上提出假定的解释的思维方法。
恩格斯说:
“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
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
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
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
如果要等待构成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么这就是在此以前要把运用思维的研究停下来,而定律也就永远不会出现。
”因此科学的假设是突破旧理论、提出新观点必不可少的思维方法,是建立科学理论的普遍形式。
历史假设往往是建立科学结论、发现真理的前导。
历史研究中也常采用假设的方式。
假设的提出必须与科学的世界观、历史上的科学结论以及逻辑的要求相一致。
在已有的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假设再进行推演,即以假设为前提,逻辑地引出一系列的结论,然后运用各方面的材料对假说进行验证。
验证的结果可能证明假设是完全正确的,也可能证明是部分正确的,或完全错误的。
最后根据验证的结果对假说做出相应的结论。
历史研究中的假设实际上是我国传统的考证方法与近代西方科学假设的结合。
胡适所说的: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是传统史学方法与资产阶级史学方法相结合的产物。
大胆假设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出问题有积极作用,但假设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不能胡思乱想,建立假设的前提和根据不能忽视。
如英国汉学家根据公元前53年古罗马克拉苏兵团克莱尔战役溃败后,有一万余人被安息俘虏,然后不知下落,而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都护陈汤率兵剿灭郅支单于的战役中,郅支单于守卫时有鱼鳞阵和重木城,就断定郅支军队中有罗马军人,而这些罗马军人战败后被汉朝安置于河西,并为之建立了骊靬县。
此假说早就受到台湾学者的驳斥,但1989年以后有人却将德效骞的假说当成结论,在中国大肆宣扬,从而蒙骗了广大读者,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还有人说“假设辛亥革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能彻底地推翻封建势力,取得革命成功。
”这样的假说是反历史主义的,因而也不可能得到历史的验证。
7、历史比较法
历史比较法是指通过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条件下的复杂历史现象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异同,从而探讨历史现象之间的共性和特殊性的史学方法。
在进行比较研究时,用于比较的历史现象必须具有可比性,有共同的基础和联系,同时又要具有差异性。
否则,比较就毫无意义。
我们可以将李白与杜甫进行比较研究,秦始皇与隋炀帝进行比较研究,却不能将李白与秦始皇进行比较。
历史比较研究的运用程序,一般分为五步:
第一步,确定可比性主题;第二步,分别研究可比对象各方面的特点;第三步,综合比较异同;第四步,提出假设命题,探讨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第五步,验证假设。
比较的类型,有性质比较、数量比较、关系比较、历史模拟比较、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宏观比较、微观比较等等。
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可以采用一种或几种比较方法,以加深对课题的研究。
比较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纠正偏见,避免坐井观天,或妄自菲薄,更好地认识世界历史的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当然,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应避免机械的模拟和毫无原则的以古喻今的“影射史学”。
8、类型法
即将历史现象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分别研究各类型的特点和相互关系的方法。
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就是一种典型的类型研究,人们以生产方式为标准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分别研究每一种社会形态的特点、发展规律。
汤恩比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文化形态学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将人类六千年的文明史概括为二十一个类型。
通过对各种类型的文明的考察,他认为其中二十个类型的文明已经解体或正在解体,只有西方文明充满生命的活力。
而影响文明发展的因素是挑战和应战。
进行历史类型研究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不同的历史现象中,找出其本质的联系,从而划分出不同的类型,分析不同类型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9、具体历史对象的特殊研究方法
各种具体的历史对象,还有一些特殊的研究方法。
比如研究历史人物,评价的目的是看其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的正反与大小,即是非功过,有人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为“功过论”。
具体方法除了阶级分析、心理分析、素质分析、气节论、盖棺论等以外,还有阶段论,就是根据历史人物历史活动的不同性质,分为不同阶段,结合该人物所处的历史大势及具体时间、地点、条件,逐段评论其功过得失。
综合论,就是在分阶段评论的基础上,从总体上对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作出评价,做出基本的结论。
比如康有为,先是变法维新的领导人,后是保皇派的首领,有人做出总体评价:
康有为是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之一。
方面论,就是把历史人物多重性的各个方面分解开来,进行评论,既谈主要方面,也说次要方面;既论政治态度,也评学术成就,从而把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完整地显现出来。
历史条件论,即从历史人物所依存的客观历史条件出发,考察这些历史活动的性质和规律,以观察这些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
角色论,这是胡如雷先生引进社会学中的“角色”原理来研究历史人物的方法。
每个人物在历史上都要扮演一定的角色,如秦始皇是政治家,杜甫是诗人等。
曹操除了充当政治家这个角色之外,还兼有诗人的角色,这个角色决定了他在历史舞台上的地位,对他的思想行为心理都有重要影响。
按照社会学原理,一个人从6岁到12岁是社会化的第一个阶段,对其一生有重要影响。
杨坚出生于冯翊的一座般若寺,而且一直在寺中为尼姑所抚养,13岁时才离开寺尼回家。
据之可以解释,为什么北周武帝要灭佛而杨坚却大力提倡佛教。
角色原理中角色的内心冲突,包括角色改变时的心理矛盾,也可以用于研究历史人物。
例如杨坚一方面受佛教影响,性格中有行善、忠厚、宽容的一面,但作为皇帝,这个角色又要求他玩弄权术、行施刑罚,这就产生了角色冲突。
从此就不难理解其既佞佛又对百官异常猜忌的矛盾现象。
总的看,研究历史人物的方法尽管各种各样,实际上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具体化,将他们综合起来分析历史人物,就能使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更为准确。
第二节新史学方法
一、20世纪新史学的兴起
1912年美国史家鲁滨逊出版《新史学》一书,倡导建立一门新的史学代替传统史学(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新史学》一文呼吁“史学革命”),指出:
“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或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
大到可以描写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
”这与实证主义史学研究领域的狭隘形成对照。
指出以往史学的缺点:
1、随便罗列人名、地名,对读者无意义。
2、偏重政治事实的记载。
3、好叙述特殊的事件。
热衷于战争记述,好似战争构成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
对历史功用的认识不同于传统史学:
“历史可以满足于我们急切的或闲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用布林勒劳克的话来说,那就是它能提供一种可信的无知。
但是历史还有一件应做而尚未做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
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
”
提出采用新的研究方法:
“我们不应该把历史看做一门固定不变的学问,他它仅仅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评和融合新的资料获得进展。
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历史学的理想和目标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它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应比从前发挥更为重大的作用。
”达到此目标,历史学需要与其他学科合作改进研究方法,应将新兴的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作为自己的同盟军,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
这样不仅可以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而且可以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家孩子的成果。
特纳用边疆解释美国历史、比尔德从经济的角度解释美国历史
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抛弃亚当斯用“生源论”解释美国制度的做法,提出“边疆说”,即用边疆的开发来解释美国历史,在他的影响下,美国形成了“边疆学派”。
比尔德《最高法院和宪法》、《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从经济角度解释杰弗逊的民主制》,将经济因素引入到政治史研究中,经社会的矛盾冲突尤其是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作为美国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动力。
《美国宪法的经济观》通过分析参加1787年制宪会议代表拥有的财产与社会地位,指出这部宪法并不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是反映某一集团的利益。
这些标准着新史学的开始。
二、以多学科(跨学科)的方法研究整体的历史——法国年鉴学派
年鉴学派是集合在《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周围,在共同信念鼓舞下从事史学研究的一批学者。
这份杂志是法国史家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于1929年1月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的,其创刊号告读者说:
我们都是历史学家,都有共同的体验,并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我们都为长期的、从传统分裂状态中产生的弊端而苦恼。
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的文献材料时,使用着陈旧的方法;另一方面,从事社会、近代经济研究的人,正在日渐增加。
这两方面的研究者,互不理解,互不通气。
现在,在历史学家之间,在从事其他研究的专家之间,存在着一种不相往来的闭塞状况。
当然,各行的研究家都致力于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如果他们再能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就十全十美了。
可是却被高墙堵住了。
我们站出来大声疾呼,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分裂。
这说明年鉴学派的宗旨,采用多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
1、年鉴学派产生的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及其知识界的氛围、时代特征为年鉴学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近代法国在法国大革命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用阶级观点解释近代法国史,如梯也尔、米涅、基佐等。
普法战争后受德国兰克史学影响,实证主义史学占据主流,兰克的再传弟子摹诺德(1844-1912)创办的《法国史学杂志》只载考证文章,朗格诺瓦、瑟诺博斯的《历史研究法导论》(李思纯译为《史学原论》)成为经典的史学方法教科书。
但很快地法国的实证主义史学就遇到了挑战,首先是社会学的冲击。
19世纪后期新兴学科不断出现、迅速发展。
他们提出了多种理论解释人文、社会现象,改变了关于人类社会与历史的许多陈见,推翻了历史学家的旧说,解释了历史学家用旧的方法不能解释的问题。
法国涂尔干(迪尔凯姆)创立了社会学学派,对历史学形成强烈的挑战。
他强调社会学应把社会整体而不是个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社会学的人物不是研究个别事实而是社会事实。
所谓社会事实,第一它们外在于个人的,第二能对个人行为施加影响或限制。
社会事实不能还原为个体行为或用个体行为来加以解释,相反个体行为只有放在社会事实中才能加以解释。
涂尔干学派力图将其社会学观点、方法、主张推广到其他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领域。
虽未成功,却对其他学科产生冲击,历史学也不例外。
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都受到其影响。
马克·布洛赫说:
“涂尔干学派这种科学化的巨大努力,使我们的历史学得益匪浅,它教会我们分析,使之更为深刻,更善于抓住问题,甚至可以说,使我们的思想更为充实。
再次,我是怀着无比感激和敬意来谈论涂尔干学派。
”(《历史学家的技艺》)
亨利·贝尔(1872——1954)建立的“国际综合中心”和创立的《历史综合评论》也对年鉴学派的产生有影响。
亨利·贝尔不是职业历史学家,本行是文学、哲学,但对历史理论问题感兴趣,也是出色的学术组织者。
1900年建立“国际综合中心”和创立的《历史综合评论》,吸引了各科著名的学者共同合作,设置爱因斯坦、卢瑟福、朗之万等著名的物理学家也参与其中。
他创办杂志的目的是要克服19世纪以来史学界的狭隘性,通过确定史学的共同任务,使史学各领域的学者加强合作、支持。
他提出的历史综合研究史要将历史学、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统一起来,用意解释历史,批评当时史学界只注意史料,只是罗列史实的经验主义:
“史料的搜集并不比集邮或搜集贝壳有更大的科学价值。
”个别历史事实也是如此。
史料重要,但只是历史综合研究的准备工作。
没有综合,史料的发掘往往造成孤立化的倾向。
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都先后参与这份杂志工作。
吕西安·费弗尔说《历史综合评论》是安放在传统史学营垒中的“特洛伊木马”,并认为其孕育了年鉴学派。
1903年他就与亨利·贝尔建立联系,成为《历史综合评论》的主要撰稿人。
1913年亨利·贝尔策划了“人类的进化”丛书,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参与编写。
马克思对年鉴学派也有影响。
马克·布洛赫在《奇怪的溃败》一书中说:
“如果有一天,革新派的历史学家决定为自己建造先贤祠的话,那么那位来自莱茵河畔的先哲的银髯飘然的塑像一定端坐于殿堂的首列。
”
此外,法国的地理学、经济学等对年鉴学派也产生过影响。
1920年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相遇,共同的观点与兴趣使其成为莫逆之交,1929年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将法国史学推到新阶段,并具有世界性影响。
2、年鉴学派发展阶段
大致经历三阶段。
创建阶段(1929——1945),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以年鉴杂志为阵地对传统史学批评,宣传新史学,倡导研究人类活动的整体史,包括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情感、政治等因素,注重社会结构,扩大史料的范围。
第二阶段(1945——1968),代表人物为费尔南·布罗代尔、夏尔·莫拉泽等。
1946年将你见杂志更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文明一词用复数,进一步拓展了历史研究范围,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联系起来研究,进一步体现了年鉴学派整体史研究精神。
1947年费弗尔与莫拉泽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下,创立了可与巴黎大学相抗衡的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步(经济和社会科学部),费弗尔任主任,作为跨学科研究中心。
在第六部,社会学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合作,推动了跨学科整体史的研究。
1950年世界历史科学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年鉴学派的理论与实践引起与会学者的兴趣,标志着其已经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历史学派。
这一时期也称布罗代尔时代,史年鉴学派的鼎盛时期。
第三阶段(1970——)代表人物有勒高夫、拉杜里、勒维尔等。
在继续出版年鉴杂志的同时打出了“新史学”的旗号,一方面继续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研究各种社会结构,另一方面重视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同时拓展研究领域,但奖励是弄得支离破碎,潜心于小问题,有些人重新强调政治史的重要,承认事件史的意义。
3、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的贡献
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生于弗朗什——孔泰地区,1898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02年获得文学与历史学学士学位。
1903年于亨利·贝尔及其“国际综合中心”建立联系,1911年完成博士论文《腓力二世和弗朗什——孔泰:
政治、宗教、社会史》。
获第戎大学教职。
一战时应征入伍,1919年到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1929年于马克·布洛赫创办年鉴杂志,1933年任法兰西学院近代文明史讲座教授,二战期间在巴黎从事学术研究。
主要著作有:
《土地与人类演变:
地理历史学引论》、《马丁·路德:
一个命运》、《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
拉伯雷的宗教》、《为历史学而战斗》。
马克·布洛赫(1886——1944)生于里昂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为罗马史教授。
如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主修历史、地理,1909——1912年获梯也尔基金会奖学金资助从事中世纪史研究,在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学习,1912——1913年在蒙彼利埃和亚眠中学教书,1918年参战,1919年受聘于斯特拉斯堡大学。
1920年在巴黎大学通过博士论文《国王与农夫》,第二年升为教授,1923年出版《创造奇迹的国王》,1931年出版《法国农村的基本特征》1940年出版《封建社会》,二战期间离开巴黎,著有《奇怪的溃败》一书,总结所倡导的新史学思想,未完稿,投笔从戎,成为法国地下抵抗运动小组的领导》,1944年被捕遇害。
1920年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相遇,为法国史学的革新做出杰出贡献。
他们强调历史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
费弗尔说:
“历史是关于人的科学,史关于人的过去的科学,而不是关于物或私信的科学。
”所谓的人,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人的个别方面,而是完整的人,人的总体,史人类社会,史组织起来的人类群体。
“人不能分割为一个个片断,他是一个整体。
历史也局不能分割为这儿一堆事件,那儿一堆信仰。
”马克·布洛赫指出,我们的先辈古朗治早就教道我们说历史的对象时人,但他所说的是在某种意义上的单数的人,而不是我们确定的复数的人,。
不是单数的人,二是复数的人或具体的人,才能成为历史这门探讨变化的科学的真正对象。
在地形特征的背后,在工具或机器的背后,在文献的背后,以及在看起来几乎完全与它的创制者分离的制度的背后,都站着人。
历史学力图把握的真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
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肉的气味,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历史学家的技艺》)。
历史学以人为研究对象,但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研究的都是人,它们有何区别?
马克·布洛赫认为:
“我们已把历史学称为’人类的科学‘,那还是太含糊,有必要加上‘时间中’的定语。
史学家并非抽象地思索人类,他们的思想中总是自然而然地注入时代的气息。
”其他学科只是把时间当做计量的单位,为了各自的目的,任意分割成性质相同的碎片。
历史学的时间确实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它一往无前,不可逆转。
它是历史时间赖以出现的场所,也自由在时间中历史事件才能被理解。
历史研究时间中的人,就不能忽视时间的属性及其对人和人的历史的影响。
时间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历史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历史研究时间中的人,不仅意味着要将时间和历史当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意味着要将历史上的人事放到具体特定的时间中做深入全面的考察,坚持历史主义的观点,避免时代倒置。
费弗尔反对史家将自己的情感、思想、理智上道德上的偏见投影到过去,把古人现代化。
费弗尔指出,研究历史是”人类的需要,这是一种每一个人类群体在其演进时都认识到的需要:
人们从‘过去’的行为、事件、趋势中寻找着或赋予着价值,这些行为、事件、趋势预示着现实,使人理解现实并帮助人们生活在现实之中。
”因此,年鉴学派主张“问题史学”,即历史研究像其他科学一样应从现实的问题出发,通过历史研究来认识这些问题。
而历史事实则是史学家的一种发明和建构,建立在历史学家个人兴趣和时代总的知识水平基础上,其可靠性可因时间的变化而异,它取决于历史学家怎样运用各种象征方法来确立它。
有些事实的确立可利用书写文字、口头叙述、数学公式、手势语、碑铭记录、美学创造、技术手段等,这些事实史突然发生在有限的空间和短暂的时间内的一个事件或一组行动。
但并不是所有的事件都是这一类型,有些事件具有无意识的基础,有些事件与大空间和漫长的事件相关。
要确立这些事实,只有借助于地理学、人口统计学、人种学、语言学、经济学、工艺学、心理学和其他的一些学科。
一个历史事实的时空容量越大,或者说与它相关的时空北京越大,它所具有的意义就越丰富,月深刻。
历史学家若能抓住这类历史事实,他就有可能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历史的整体和本质。
这样,历史研究就进入了一个广阔的领域,普通人、自然的、地理的、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宗教的种种现象就代替了以往个别的人物和政治事件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要研究普通人的历史,研究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等等现象,传统的史学方法显得无能为力。
考证法史传统史学的工具,研究历史事件和人物需要也可以弄清其来龙去脉,考辨其真伪对错。
但要研究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考证方法则无能为力。
一则缺少足够和系统的历史记载以供考证,传统史籍回事普通人;二则即便有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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