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自天然汗青材 裁为玲珑几上器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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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自天然汗青材裁为玲珑几上器一

本自天然汗青材　裁为玲珑几上器

（一）

　　　　悠久的竹刻艺术　　　　在我国传统的工艺美术宝库中，竹刻艺术可以称得上是一朵璀璨的奇葩。

中国是一个盛产竹子的国度，自古以来，先民们便对那傲骨挺拔、不畏霜寒的竹子有着不可言语的特殊偏好，古人有所谓“茂林修竹”、“汗青留名”之说，甚至将临冬不凋的松、竹、梅比作岁寒三友，赋予了其拟人化的涵意。

从不少反映古人隐居生活的图轴里，时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景，高人雅士坐于茅舍前的竹林之中，吹萧抚琴，陶然自乐，发出了“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的感叹。

古人不仅爱竹，更喜欢以竹为材料雕琢出精美绝伦的工艺作品。

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历史，还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中华民族这样对于竹子及竹刻艺术有着如此痴迷的钟爱。

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我国的竹刻历史相当悠久，“惟殷先人，有册有黄，”可知，削竹为简册，文字书于竹，至少在商代已经流行。

又据《礼记?

藻》载：

“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说明竹笏是周朝仅次于玉、象牙笏的礼器。

然而，由于历史与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实际的考古发掘中，极难找到商周时期的竹制品。

目前所见到的较早的竹雕器是湖北江陵拍马山战国楚墓中出土的三兽足竹卮和西汉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雕龙纹髹彩漆竹勺柄。

南北朝时期，竹刻制品由于其制做精细，已成为皇帝赏给臣民的一种赐物。

《南齐书?

明僧绍传》就有六朝时期，齐高帝御赐明僧绍竹根如意笋箨冠的记载。

北周时庾信《奉报赵王惠洒》诗有“野炉然树叶，山杯捧竹根”的诗句，可知当时雕竹器物的使用情况。

唐代时期，竹刻艺术有了较大发展，“留青”技法盛行。

今天在日本的奈良正仓院所藏我国唐代竹刻“人物花鸟尺八”（尺八，唐时的一种乐器，又称“箫管”或“竖管”），从头到尾刻满图案花纹。

几名仕女，或在树下扑蝶，或在园中采撷花草，或在石上弹琴，其翩翩之姿，呼之欲出，笑容可掬的神情，跃然竹上，它从构思到制作，都说明竹刻技术在唐代已经成熟。

宋代，竹刻艺术有了新的发展，元代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宋詹成造鸟笼，“四面皆花板，于竹片上刻成宫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鸟、纤悉俱备，其细若缕，且玲珑活动。

”精巧冠绝于世。

　　明代竹刻艺术主要集中在在长江下游富庶的嘉定一带，嘉靖年间该地区出现了竹刻世家，如朱松郯、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代，擅长竹根雕和竹节雕。

刀工精细，刀法洗练、题材文雅、构图讲究，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清代是竹刻技法发展的兴旺时期。

清代中前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清朝统治者自1644年入关以后，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几位帝王孜孜不倦地开拓经略，至乾隆帝统治中期，清代的社会处于相对安定的时期，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较前代有了较大发展，这一时期国力强盛，国库充盈，四海来朝，八方入贡，清代统治阶级好大喜功的心理极剧膨胀。

在艺术创作上处处体现盛世景象，讲究标新立异、崇尚精巧。

清政府为了满足皇室贵族的特殊需要，沿袭了明代设置专门机构，督促生产、兼收税赋。

当时工部所属有造办所，掌典银工、绣工等五种官办工场。

于江宁、南京、苏州、杭州设织造局，于景德镇设御窑厂。

康熙时期招致天下名工巧匠，制造百物。

更于北京的皇宫大内设“造办处”，造办处下又设二十七种作坊，专门为帝王之家生产生活消费品和各类雅玩，满足皇室贵族穷奢极欲的需求，故这一时期的工艺美术作品如陶瓷、玉器、家具、漆器等无不精工细做、巧夺天工。

在竹刻方面亦不例外。

这一时期的竹刻艺术在继承前人的经验基础上，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技法，称为文竹。

　　文竹器物曾成为清代宫中御用珍品

　　“文竹”又称“翻篁”或“贴黄”，其工艺程序是将南竹锯成竹筒，去节去青，留下薄层的竹黄，经过煮、晒、压平后，胶合在木胎上，然后磨光，再在上面刻饰各种人物、山水、花鸟等纹样。

竹黄打磨后呈色如年代久远的象牙，再和乌木、紫檀等深色木料结合使用，更突出了明暗对比分明、花纹显著的特点。

其中有一种透雕作法，即在粘贴好的竹黄上，将花纹部分镂空，呈现较深的木质底色，具有剪纸及雕漆般效果，可以说把文竹的做法发展到了极致。

清代文人纪晓岚有《咏竹黄箧诗并序》云：

“瘦骨碧檀栾，颇识此君面。

谁信空洞中，自藏心一片。

凭君熨贴平，展出分明看。

本自汗青材，裁为几―上器。

”对文竹器的制作做了一番形象的描述。

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位清代文人对文竹器物的喜爱。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文竹装饰手法起源于清代初期，成熟于清中期。

从现在所掌握的文献来看，文竹器物的制作以福建上杭为较早，《上杭县志?

实业志》记载：

“三吴制竹器悉汗青，取滑腻而已。

杭独衷其共同而矫合之。

柔之以药，和之以胶，制为文具玩具诸小品。

质似象牙而素过之，素似黄杨而坚泽又过之。

乾隆……十六年翠华南幸，采备方物入贡，是乾隆时尚精此技，今已不可得矣。

”说明至迟在乾隆初年，文竹器物就已在江南一带出现。

清人谢堑《金玉琐碎》卷下记载：

“孰不知竹性最脆，独嘉善所产，大可翻转其里，雕镂人物，制笔筒、笔瓶诸器，谓之‘翻篁’”。

对嘉善一带所产的翻篁器物备加推崇。

至于清宫之内何时流行这种做法，今已很难查考，不过以笔者所看到的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造办处活计档来看，文竹器物的出现见于清代乾隆早年，乾隆二十四年内务府造办处行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二十四年）闰六月十六日郎中自世秀、员外郎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文竹小瓶一对（带鸡翘木座）、文竹昭带一件……。

”这可以说是文竹器物在宫内的较早记载，在此之前的雍正年间档案内并未发现有文竹器物的记载。

据此可以推断，文竹器物在清宫的大量盛行当在乾隆年间以后。

在乾隆朝的造办处活计档内，文竹器物的记载比比皆是。

如：

　　“乾隆二十八年（皮裁作）十一月初六日，郎中自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文竹花瓶一对，（随铜胆），传旨着配绫绢花钦此。

”

　　“乾隆四十五年记事录）十月二十六日员外郎五德、催长大达色将嵌玉花文竹长方盒一对，文竹镶桃丝竹八方盒一件……，以上俱安在养心殿里览。

”

　　“乾隆四十七年（油木做）十一月十一日，员外郎五德催长大达色等来说太监鄂鲁里交文竹包镶大案一张（系慈宁宫），文竹香几二件（俱圆明园）。

”

　　“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灯裁作）员外郎五德、催长金江来说太监交文竹如意式盒一件（内盛白玉双桃暖手一件）、文竹方胜式盒一件（内盛汉白玉双桃式暖手一件），传旨将玉器配白绫垫钦此。

”

　　从上述档案引文得知，清宫的文竹器物来源分为两类，一类为清宫造办处承做，还有一类则是外地督抚呈进的贡品。

这些文竹用品种类繁多，家具、屏风、如意、戒牌、捧盒等无所不有，作为一种既可品玩赏鉴、又可堪付使用的日常器物，文竹器物进入到了帝王家居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使用范围相当广泛了。

在故宫博物院内，迄今还存有一批文竹器物，它们无一不是精工细作，风采犹在。

下面就介绍几件代表之作。

　　文竹蝉纹方鼎

　　鼎，是古代用来煮肉的炊具，也是青铜礼器中最常见、最重要的器类。

在商周奴隶制社会里，鼎还曾被奴隶主贵族用来“别上下、明贵贱”，作为祭祀等用的礼器，成为标志统治权力和身份等级的一种器物。

这件文竹蝉纹方鼎，为清代中期乾隆时所制作，清中期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盛世”之时。

乾隆帝笃好文雅，留心翰墨，倡导尚古之风，因此在这一时期学术界尚古，考据之风盛行。

乾隆皇帝对于上古三代礼器颇多关注，特命清宫辑所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编成《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等书，造办处在这个时期所制作的瓷器、家具、竹器上也多好仿―上古三代之器，这件文竹蝉纹方鼎就是一例。

此鼎通高24cm，腹部直径最宽为12.5cm，朝天耳，紫檀木作盖，盖纽为一透雕竹根，盘错逶转，有类牙雕。

此鼎颈部微缩，腹部外鼓，腹部之下为四直腿圆足，在颈、肩、腹部分别用同色竹黄镂贴夔龙纹、云雷纹、蝉纹三匝，均以阴刻回纹作地，下面四足上则贴饰蕉叶纹，此鼎造型、纹饰纯仿青铜器制成。

雷纹、夔纹、蝉纹在西周青铜器上屡见不鲜，此鼎的作者借鉴青铜器纹样加以演化，改变为适合竹雕的纹饰，显得典雅娟美，且与器形相匹配，把造型美与装饰美融为一体。

　　文竹方觚

　　觚为古代的饮酒器具，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之一。

据考古资料表明，觚和爵是最基本的成组酒器。

古代文献中，觚的字义是方器。

此觚仿商代青铜觚制做，通高21cm，口径长12.7cm，宽10.7cm，正方足，每边均长7.6cm，撇口，颈部自口沿处向下大幅度地缩进，腹部微鼓，足部外展。

这件方觚的口颈、足端及腹部分别贴饰蕉叶纹和类似于如意云蝠的卷枝花叶纹，其口、足、腹部及上下蕉叶中的纹理皆用铁笔烙炙而成，即所谓“火绘法”。

按火绘法可施之于笺纸、竹木、葫芦等物体上，是一种工艺技法较为成熟的装饰手法。

　　文竹包镶花卉图插屏

　　插屏属于带座屏风的一种，它通常由屏框、屏心、站牙、立柱、绦环板和抱鼓墩组成，插屏的屏心分为正面和背面，正面多有木雕镶嵌、牙雕镶嵌、髹漆描金等装饰手法刻画山水、人物、风景等内容，极为美观，背面一般镶嵌诗句，有的则为素板。

这种屏风在明清两代风行一时，在清宫的帝王和后妃寝宫时常可见。

这件文竹插屏为清中期作品，通高71cm，宽41.5cm，厚23cm。

屏心正面为绿绣地，上绣花鸟图案，画面上嶙峋的山石上，花团锦绣，碧桃鲜艳，菊花盛开，一支绶带鸟攀援于枝头上，引喙欢鸣，神态活泼，整个画图案寓意着“春秋长寿”。

屏心背面则以蓝绢为地，以薄树皮贴出寿石、天竹、腊梅等组成图案，谐音“天祝眉寿”。

插屏底座、绦环板和披水牙凸起贴文竹螭纹。

此插屏采用树皮贴饰及文竹包镶等技法，构图生动，图案色彩鲜艳明快，颇有清新淡雅之感。

　　文竹饕餮纹瓶

　　此瓶高29厘米，口径9.9厘米，足径9.4厘米。

无款。

唇口，缩颈细而短，丰肩，肩以下渐敛，圈足外撇。

瓶以木为胎，表面贴竹黄，竹黄之上再粘贴深色竹黄装饰。

截面为圆形，口沿饰以回纹连续纹，颈外饰俯仰三角纹，三角中有仿古云纹，瓶之肩部阔而高，粘贴有莲瓣纹、勾莲纹、菱形连续纹，涡纹，仿古云纹及柿蒂纹等多种纹样。

瓶腹上粗下细，贴自上而下饰以变形蝉纹，蝉纹内部中央为一兽面。

考其源流，当来自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唯其纹饰虽取法三代青铜礼器，然经过损益变化，又无不具备乾隆时期雕繁刻复的特色。

此瓶做工精湛，构思新奇，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宫竹刻艺术珍品。

　　文竹器物收藏应予重视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人开始热衷于收藏各类古旧器物，能够在自己的居室雅斋中放上一件经年历久的古玩，从中品味着那内涵丰富、意境深邃的传统文化气息，不失为一种闲情逸趣，其乐融融。

以往，陶瓷书画一直是有闲有钱阶层收购的主流，许多人为―了拥有一件烧造工艺精细的官窑瓷器、一幅心仪已久的名人字画而一掷千金。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转移到其它杂项上来，人们的收藏热点逐渐趋于多元化。

这几年，在各类大大小小的文化艺术品拍卖会上，杂项器物占据了很大比例。

如家具、文房雅玩、古钱币、钟表、票证、相机、灯具、牙雕制品、佛教造像等都曾在拍卖会上亮相，其中有一些拍品的价势走高，一路攀升，直追瓷器书画的价格，如传统的硬木家具就已经成为杂项拍品中的一个热点，吸引了愈来愈多的收藏爱好者的目光。

　　然而，在我国乃至世界传统工艺美术宝库中占有极高地位的竹刻制品，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竹刻工艺品中的文竹器物，其价值更是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文竹技法属于竹刻工艺中的新起之秀，它的兴盛阶段是在清代中期乾隆朝。

文竹取材于成熟南竹，将竹劈开后翻转其里，再以竹之内膜贴于木或竹制的器物上，制作难度较大，耗工巨甚，工艺程序复杂。

由于文竹用材所用的竹之“内簧”大料难得，故在使用上也是惜料如金，文竹成器多为一些小件文玩，可以说“文竹无大器”，以上所介绍的这几件文竹器物，无论是用料还是作工均可称得上是“不计成本，工精料细”，充分体现了清宫文玩“标新立异，物尽精奢”的特点，在故宫现存的文竹器物中可以说是精巧之作，弥足珍贵。

　　文竹器物的制做成本较高，生产出来的作品个个灵秀精巧，悦人耳目，因而深受清代皇室的青睐。

当时的皇家内务府造办处以及民间都有制做，而内务府造办处所制的文竹器物达到了较高的成就，其特点是工不厌精，料不厌细；再有就是南方江浙等地生产的文竹器物，以制作手法细腻精湛而著称，这些地方的督抚疆吏也常常将本地所产的文竹器物作为贡品进献朝廷，说明当时文竹器物的制做已经具有了一定规模，又因清代距今并不十分遥远，故文竹器物的存世量当不在少数，且精品也应有一些。

但是，像这样一种制做精湛、玲珑剔透的竹刻艺术品却没能引起收藏大户的注意。

到目前为止，有关文竹器物的专著是少而又少。

时至今日，在所有的国内外各地艺术品拍卖会上，文竹器物的拍品也几乎是凤毛麟角，并不多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由于目前尚未有人涉足“文竹”这块领域，故它也极具收藏潜力和升值空间。

如果将来有一天能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一个以文竹器物为题材的专题展览，向世人展示故宫庋藏的文竹精品，效果肯定会不错，也许再过几年以后，这种工艺品的艺术价值和工艺价值就会引起举世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