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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之笔记
对于中国来说,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本土知识,在现代化充斥的当今世界里,越来越凸显出一种全球意义,在1998年,伊朗总统向哈塔米向联合国建议公元2001年为“世界文明对话年”,获得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专门组织由知名人士组成的小组来讨论文明对话的议题,他们之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纳第格德玛,神学家孔汉斯,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等等,在会议期间德国神学家孔汉斯就提出,要发展文明对话就应当把儒家的两个基本价值和理念作为起点,一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个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实孔汉斯这样说以我们中国人看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中国待人的“仁道”原则,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人道”原则,“人道”原则,和康德所认为的把人当人,视为目的而非手段的人道原则完全相合,当然在社会生活中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以及在具体交往中如何到达合情合理的中庸之道之取径是大不相同,由此可见中国儒家之传统之与世界文明之非同一般之意义,同时儒家文明作为中国的一种人文精神的宝贵财富,构建符合时代发展的新的儒家人文精髓,既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能够消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社会伦理问题,众所周知启蒙思想所带来的现代性,启蒙心态不能够在宗教方面展开,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的哈贝马斯的学说中都没有给予宗教一定位置,另外由于启蒙心态所提倡的个人权利的过度膨胀而导致的那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毒瘤导致启蒙心态不能够解释自然地掠夺和抗衡,而儒家人文精神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即自我、社群、自然、和天道,个人只有与社会之间健康互动,人类与自然地和谐相处,人心不违背天道并且和天道相辅相成,在这种人文视域下,对自然、对宗教的理解都有极大价值,这些就是总的看法与思想,下面是具体陈述。
随着世界科技的进步,地球也许真的应该称为“地球村”了,其实我认为单凭一个科技的进步并不能够成为名符其实的“地球村”,按常理来说地球作为一个单一的生态系统,地球应该会产生一种全球“凝聚感”,科技带给地球上人们的仅仅是一种虚拟的关联,要让全球呈现出一种全球认同,在精神文明、经济发展、政治形态、社会形态、思维意识上形成认同绝非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不可否认全球化在当今社会在发展着,由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在不断强化着认同、认可和代表的政治,作为一种结果,各自的文明对于原初的纽带、本土表达需要的关注,越来越成为一种声音。
2000年8月23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千禧年高峰会议上明确表示:
受到经济和政治危机压制的国际社群去倾听拥有宗教和灵性敏感的人们的声音,以便早就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史无前例的联盟,去促成一种和平的文化,这一点已经准备就绪。
不可否认,在世界的很多角落,仍然充斥着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间的严重冲突、性别与种族的歧视、严重的不平等、赤贫、家庭暴力等等不和谐现象。
世界上不论哪一种精神文明、哪一种宗教都应当给出人类走出的困境的方法而非仅仅只是关注自己内心心灵的神圣天职,宗教和精神领袖的天职应当是对于人类社会的繁荣所作出的独特贡献而非只是独守心灵柴扉,因此儒家精神尤其值得我们去研究。
1972年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环境会议,显示出人类对于全球环境问题的严重关切,不过由于当时中国处在一种政治大浩劫中,中国代表的发言的确另先在的我们有点羞愧。
地球是如此的可贵,它不单单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家园,在后现代话语中,许多宏大叙事都被自我结构,包括历史、国家、文化、社群等。
贝睿指出:
地球含义正在发生变化,正转变成为一个审美、伦理、和宇宙论思维的共同基础。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格拉提出: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是启蒙思想的渊源,这也导致了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人类中心主义”,而不能更好的建立地球与人类的关系,不能够对当今环境问题给予解决方案。
虽说人类不可能完全放弃自己的视角,但是我们必须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范畴,以便更能公正的对待我们人性的全部标准,这种视域不会被“人类中心主义”所限制,不可否认,生态意识正在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女性主义的感受性问题,女性主义感受性的崛起不可否认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女性都处在相对低于男性的地位,她们在各种权利的享有方面远不及男性,甚至与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女性连最基本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1995年,联合国举办的以女性为焦点的会议在北京举行,其中提出,1.2亿赤贫人口中女性占绝大多数,这其实就是社会的潜在隐患。
女性运动的高涨必须要以平等为界限来划定,不能受到男性的主导,女性主义批判西方启蒙统治,注重自由、理性、权利等方面具有深远意义,其实,女性运动本身就具有启蒙运动的价值,但是女性运动中确实看到启蒙心态的负面后果,缺乏公正的过度自由,缺乏同情的工具理性,缺乏任何责任感的过分的权利诉求,,女性主义者们普遍要求启蒙心态中应该更多的包含一些普遍价值如,同情、关爱、忠恕等等价值观念,只有这样才能使启蒙心态更丰富、更能与时俱进。
宗教多元论,目前宗教在世界范围内主要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在传播福音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全球宗教的多元面貌是将会长期存在的,将会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一种宗教统领全球的可能性几乎不大。
不同的宗教之间虽有教义上的冲突,但都是为人类造福祉的一种精神层面的信仰。
宗教之间最可贵的是宽容,对于宽容而超越被动的抵触心理而言,接受他者的合法性完全是一个前提,最为21世纪精神性的定义性特征,信仰的多元性要求所有伦理宗教传统进入相互学习为目标的文明对话之中。
不同的地域生活着不同的人们信奉者不同的宗教,他们有着不同的心灵视角,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信仰特色,所以一种宗教也完全没有理由强加给其他宗教自己的思维意识形态。
而且宗教多元论不会转化为相对主义。
隐含在这种多元论视角之中的金率必须以否定的形式来回答,所谓否定的金率,即中国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的恕道,这是一种体谅的情怀,这种感觉使得我们把别人的福祉也看做我们自己福祉的源泉。
全球伦理,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者不同的社群,他们拥有不同的精神信仰,,他们都在探讨人性,正如苏菲派思想家和诗人所说的那样,我们越是挖掘我们的存在根基,我们就越是能够接近共同的人性源泉。
全球伦理没有脱离过宗教伦理,而是通过宗教来发挥作用。
自从1993年芝加哥宗教议会百年纪念以来,全球伦理一直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在西方社会宇宙论的非预期后果之下,我们当今世界需要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视界,,在个人层面上,笛卡尔主张身心二元的思维方式,必须为一种体知的方式所取代,在体知的思维方式中,自我的情感向度和认知向度是有机整合的,并且健康的身体构成心灵的源泉。
在地球层面上,我们对待自然态度上,必须有“客体的采集”转化为“主体的团聚”。
宇宙层面上,要恢复人类的重大精神智慧,建立人心与天道间的沟通理解。
我们的文明是由地球上每一个人建立起来的,在这个精神家园中,不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还是印度教,都必须面对生态意识、女性主义的感受性、宗教多元论及全球伦理的挑战,相信在消除世界的各种威胁中,他们一定会在各自的领域构筑起人类生存、安全和繁荣。
儒家精神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精神,所固化的民族精神是博大精深的,1999年10月7日到10日召开了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儒家的发展阶段中有的说是划分为三期,有的学者说是划分为四期,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在儒学的当代价值思想上,怎样了解儒家思想,必须从儒家的典籍上来了解儒学。
《论语》作为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就提出了两点基本价值,“仁”价值,一个是“为仁由己”,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阐发他内在的道德资源,都可以实现自己心灵人格的独立,另外《论语》也体现出一种美学、伦理学的价值、宗教学的价值,虽说在学术界将美学、伦理学、宗教学三者隔离开来,美学研究的是人的感性、觉情,伦理学讲的是道德的归约,而宗教讲究信仰,但是儒家的人文精神是体现在道德实体中的,这种儒家的人文精神,要求道德的外延,从个人推及到社会,要有人类全局观念,要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学说。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不过孟子丰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学说,孟子完善并发展了“仁”的学说,孟子就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话语,孟子反对极端的个人主义,即杨朱;另外反对极端的集体主义,孟子走的就是仁义所在之路,仁义的内在不是教条主义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资源都可以通过反省来发展我们的人格,,从我们最根本的价值感情来体现,例如有恻隐之情、羞恶之情、是非之情等,孟子其实就是要把“仁”的差等性和“仁”的普世性价值结合起来。
不过儒学在“五四”以后就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批判吃人的礼教、强制别人循规蹈矩的工作,给人一种霸权的压制感,其实这是对儒学的一种误解,儒学作为一种当时上层学术,是一种政治上的学术,人是政治动物,作为一个政治动物她要生活在政治生活中,庄子就曾经说过“无可逃于天地之间”,当然最好的政治就是人道的政治、清廉的政治,能让各种不同才智的人都能发挥,有很多文明历史上他们灿烂辉煌过,可是今日却销声匿迹,而唯独中华文明能够延续5000年而不倒,这其中就是儒家内在的“刚性”精神在支撑,我认为,这种“刚性”的精神,恰恰就是儒家的一种“软性”所在,儒家真的做到的那种“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境界,这种儒家的积极心态,在中华文明遇到灾难时总能被放大,总能够激起知识分子、有识之士的热情。
到了宋明理学,就提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进而将“仁”推及到天地万物。
儒家不用质疑的拥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可为当街世界的文明对话提供资源,开发儒家的精神资源的工作不是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就能够做到的,它需要很多的人去整合。
面对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念,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尊严,现代化是市场经济、民族政治、公民社会、个人权利充分发展的一个过程。
”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大批学者痛批儒家,提倡自由、理性,把儒家当做当时社会发展的毒瘤,一味的学习西方的精神观念,完全抛弃本土学说的行为,显然是不可取的。
目前在西方世界一些思想家开始对启蒙心态进行反思,超越狭隘的西方启蒙思想,怎样才能消除极端主义?
怎样才能解决西方社会的种种问题确实是一个大事情,西方社会深受启蒙心态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主义的倾向受到遏制,他们必须认识到其他存在的普世价值,包括公益、平等、同情、礼让、责任和群体。
世界上对儒学也是肯定的,1993的宗教学术会议就确定了两个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不同于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于人”的观念,中国的儒家学说是推己及人的学说,儒家学说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不是利他主义而是一种发展人格不可或缺的一种价值。
就是说,儒家学说更多的强调给予他人的人文关怀,就像张载所说的“为万世开太平”的话语。
开发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儒家资源,怎么样开发?
谁来开发?
儒家资源的主体是人,是知识分子,是广大的知识分子,他们或者是学术界的经营,或者是其他精英,或者是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的社会团体。
他们在搜集儒家精神、在体悟领会儒家思想方面是主体部分,他们是真正的儒家思想的贯彻者和执行者。
要用儒家的精神资源作为全人类共享的社会价值,要在儒家文明圈内进行发掘,必须减少内耗,把发扬儒家的积极因素在其他各个方面逐渐的显现出来,中华民族虽说经历了屈辱的近代历史,但是有着这种人文精神的支撑,中国才得以有腾飞的今天,当然中国的飞速发展不是一种精神在支撑而是多种精神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各种领域的价值来造就的。
人文精神的研究意义,对于促进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建设都有重要作用,人文精神就是人的灵魂,没有这种精神,过分的追求物质性的东西,就会必然造成社会的不和谐,那么如何发掘我们的人文精神呢?
就需要我们去开发我们现实社会中的精神资源。
面对21世界,精神资源比较薄弱,在众多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价值的领域很少,研究精神资源靠得就是知识分子。
目前世界上有两股大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一是:
全球化潮流,我们可以从众多的领域来看全球化,例如很多发达国家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中建立工厂,搞信息产业、旅游等等都是全球化的表现。
另一种趋势是地域化,就是本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对其他外来文化的潜在抵触心理。
如何处理好,全球化和地域化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大问题,解决的好的话,可以加速全球化的进程,解决的不好回阻碍社会的发展。
中国的精神资源的不丰富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西方启蒙心态的影响,,西方的启蒙心态,目前看来,启蒙心态的确带来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泛滥,再例如西方所强调的工具理性就是把理性和其工具性联系在一起,事情有没有价值,就看它有没有用,而有没有用也是往往要和富强联系在一起,如果不能使我们富强,那么就是没用,所以他们忽视了目的理性。
另外启蒙心态和西方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于启蒙心态的中国化,导致中国本土精神资源被边缘化,中国本土精神被边缘化最突出表现就是,“五四”期间对儒家思想的无情打击,当时社会并不能意识到启蒙心态的弊端所在,以人类为中心的意识其实早已经过实,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文化能力的发展,不能单靠工具理性,文化能力的培养是要通过“体知”的,文化只有你全身心的去投入体验、体察,才能“内化”为精神的东西。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要求这一点,例如“一体之仁”,也就是说“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证明,我们不能回到西方那种狭隘的启蒙思想的人文精神中,不能否定,西方的工具理性、社会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曾经给社会的发展带来过无限的生机,也促进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但是,如果要使人类的文明之路走的更远,这些东西是要慎用的。
中华民族的再生或者中国的崛起在文化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多学者都在考虑如何实现现代化,并且当时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讨论中国实现现代化是应该先实现农业现代化还是先实现工业现代化,还有就是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模式为主还是以资本主义模式为主。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借助了西方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民族政治、市民社会和个人尊严这些东西都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在美国社会中最重要的价值是自由,如果说没有自由就没有办法体现出现代性,尤其是工具理性,就是通过正常渠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还有法制和人权等等。
我个人认为西方社会中的洛克提出来的“经济人”的概念是非常好的,就是说我必须有一定的财产才能充分保障我的人格和尊严,否则就无法立足。
美国人眼中的现代性就是这个样子。
世界的发展过程中相互学习是一种动力。
为了提供另外的可供选择的全球范式,福山和亨廷顿分别提出了“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依稀记得段老师在后现代哲学思潮中讲到“历史的终结”其实就是人的终结,就是说根本性的意识形态的划分以不复存在,而“文明的冲突”就是警示性的指明,文化尤其是宗教的差异是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
对于人类的繁荣来说,世界范围内必须由一种“教导的文明”转化为“学习的文明”,尤其是某些超级大国,在承认社会全球化的同时,不可否认产生的地域化,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同质化,这就突出了“学习的文明”的重要性,不管美国式多么强大的国家,都必须重视“软性的力量”,即道德说服力,这就要培养社会的资本和经济资本还有文化资本。
只有“软性力量”足足够强大的国家才能更多的关注世界大范围的人类的福祉,在这种文化的学习中,再加上不同的文化群体的自我批判以及不断的和其他文化的发展合作的过程当中,就在逐渐的增加了不同文化群体的全球认同感以及实现全球范围内的领袖地位,同时像自由、权利意识、法律程序等这样一些启蒙价值,也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分享,当然世界各地仍然有很多不平等、聚讼、冲突和暴力等诸多现象,但不可否认这种文化的感染力是潜移默化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时,中国文化思想中的宽容、共存、对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这些思想不但在国内产生了很多大的影响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对于构建人类生存的新秩序、对于丰富人类的精神资源宝库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社会中的精神资源的存在,建立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全球社群有着重要作用。
人类的生存模式不能像社会达尔文主义那种强调个人利益和生存竞争,我们必须从现实世界的资源无限的视域中超脱出来。
“世俗人文主义”之所以具有破坏性,并非由于它是世俗的,而是因为它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它对物质主义的认可固然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然而它却把人看做万物的尺度,认为人对自然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这就降低了精神生活的领域,也把自然降低为人类的消耗品。
下面来主要谈论一下文明对话的脉络:
全球化和多样性。
全球化的进程中虽然产生了诸多不良因素,但是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同时世界上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也显示出了世界的活力和繁荣,不管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的文明与教派,这些都是地球的启示性资源。
全球化强化着包括旅游、贸易和移民等人类的互动进程,并传播着在过去数千年中造成世界进步的知识,全球化的进程更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运动与整合,也造成了诸多文明、思维方式间的碰撞、冲突,全球化的到来,使得原有的政治制度、经济生产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文明的冲突的解决绝对不能用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去解决,必须要有包容的心态去解决,不同的人类文明有着不同的本土意识、不同的传统纽带和思维认同,E.约翰逊.艾思本说过:
“全球化或许会消解国家的权威,或许会改变主权和民族性的含义,但他还强化着认同意识的重要性。
我们世界的全球化程度越高,对认同的向往就越强烈”,任何一个人都很难被抹去与传统的联系,这种传统的纽带不是对世界精神的败坏而是要承认不同社群间的差异性。
汇集观念的资源把握变动的世界,有很多环境主义者提出,人类存活的问题性,如今在于,当今演化的过程显示,人类正将自身演化为最具侵略性和毁灭性的动物。
人类迫切改变这一处境,我们急需一种新的理解方式、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甚至是中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的理解、思维和生活必须基于一种彻底转化了的人生态度和世界观。
在我们摆脱军事主义、物质主义、侵略、冲突以及破坏这种人类新观念、新理解,而且同时我们也像人类自古以来即存在的精神资源的回归,这种精神根源长期以来为人类提供生存和繁荣的基础。
我们现在继续找到一条出路,去面对未知的世界,不仅开始感受广义的精神根源的重要性,更要感受其必要性,人类精神的家园其实就是我们回归的精神家园。
这种精神家园是我们人类精神的出路,是我们灵魂的回归。
下面是迈向文明的对话: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宗教领袖,目前全球的生态危机需要我们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为了我们长远生存去发展一种星群意识,,我们的处境,在一种宏观的层面上,不论种族、国家都在发生在环境的急剧恶化,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宗教领域得到答案。
作为宗教领袖他们拥有特定社群的特定的语言,他们另外还拥有一种属于全球公民的语言,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文化之间的和平,所以对于全球伦理的普遍的探求,必须将宗教之间的对话作为出发点。
宗教之间达成共识后,才能说在建设地球以及人类社群的发展中,宗教才能够激发和增强人类创造性的潜力,无论我们是否相信分析性、批判性、以及个体性的轴心意识之间的整合或融合是否发生,作为一种思想探究和个人追求,从事包含着“地球上人类社群的所有历史经验”是意义深长的。
文明的对话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重大成果,就儒学来说,说一下波士顿儒学评价,南乐山《波士顿儒家的短暂美好生活》一文中提出,对于汉学家来说过于新颖和个性化,都有着深刻的印象,对于儒学的研究对于全球的福祉是一种睿智的精神,是一种伦理的睿智,同时宇宙的永久福祉也需要人类的关爱,这就是我们人类责任的重要和令人敬畏,不仅是对于我们自己更是对于天地万物,欣赏着南岳山启迪心灵和宏大序曲的过程中,我们才会怀着对话将会继续进行的期待。
我们对于传统儒学早已经耳熟能详,我们说一下新儒学论域的展开,在清朝末年为了挽救国家与死生存亡之中,一些有识之士如梁启超、张君厉因目睹西方现代文明出现的弊病提出国人自救的新途径,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就提出“西方的没落”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但是在“五四”运动那里,向西方学习成为追求富强的唯一途径,在他们的视野里,富强是现代性的唯一标准,使得极端而又肤浅的科学主义凌驾西方各种思潮之上,成为现代文明的象徵。
自五四运动以来,科学主义、物质主义、功力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中国思想界是蔚然成风,当然这当中的弊端也暴露无遗,所以新儒家们对中华民族精神确有体认、所以不愿意一味反传统,盲目的把儒家的身心性命之学贬低为不合时宜的封建糟粕。
不管是那一代的新儒家都是致力与为儒家传统创造再生条件的文化事业,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植根于大易本体,既是宇宙论又是本体论的诠释,并且对启蒙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
在不断完善的新儒学的研究理念和其他种种范畴内,新儒学在人类社群建构本体思维,回应深度生态学、女性主义、社群理论和宗教多元主义的纯粹哲学的工作上,儒学可以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复杂辩证关系中开辟出一条既能落实与具体,而且能偶通向永恒,面向更广阔的空间。
相信儒学在面对当今社会种种问题时,提供独特的解决问题的视角而且在反思今天问题的时候,以其独特的具体性、深刻性,成为世界文化的主力军,真正成为挽救未来世界的一剂精神良药。
学年:
2011—2012第二学期
课程名称:
现代新儒学
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学号:
201031102083
姓名:
高超
任课老师:
段吉福
交作业时间:
2012.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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